王一鸣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政策研究室，北京 100728）

2020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国际原油供给市场结构性裂变双重影响，国际油价经历了极为罕见的大起大落巨幅震荡。3月初，疫情重创全球能源需求，“OPEC＋”联合减产协议续约失败，美俄沙3个主要原油供给国启动价格冷战，国际油价一路放量下跌，直至出现历史性负值。4月中旬，以“OPEC＋”多边会议、G20能源部长会议为转机，“OPEC＋”成员国签订新版联合减产协议，沙特等核心成员国不断自我加压，带动国际油价出现史上最快反弹。截至6月8日，Brent和WTI油价已经双双站稳40美元/桶，暂时补上了3月6日油价因疫情恐慌跳空下跌时留下的缺口。同时，联合减产协议成功顺延，体现了主要原油供给国合力维稳国际油价的态度和决心。

从历史经验看，国际原油市场在供给端出现这样剧烈的结构性裂变并不多见，只要一经发生，酝酿的往往是打破旧时代市场秩序的革命性事件，带来的往往是长达十年之久的长周期调整。比如过往十年，国际原油市场的供给秩序就经历了“裂变—竞争—妥协”三个时段。2010-2014年，美国页岩油气开采取得革命性成就，全球经济从金融危机中触底回升，国际原油市场在供给端和需求端双双出现结构性裂变，油价大幅上涨；2014-2016年，美俄沙大打市场争夺战，三方权势博弈进入白热化，国际原油供大于求矛盾突出，油价应声暴跌；2016-2020年，“OPEC＋”确立联合减产契约，权势竞争转为相互妥协，国际原油市场在供给端实现秩序重塑，国际油价最终在中低位企稳收官。

从地缘政治看，国际原油市场在供给端产生巨大矛盾冲突，往往是更深层次大国政治博弈的自然映射。关于上一个十年，约瑟夫·奈曾经作出深刻而精准的论断：“页岩油气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地缘政治革命”[1]。正是出于供给端的这场革命，美国一跃成为全球唯一的油权强国[2]，迫使OPEC和俄罗斯在市场价格战中被迫妥协，拱手将原本属于自身的市场份额白白让渡给美国，使得美国页岩油气产业可以在2016年以来的四年里坐享其成、量价双飞。新的十年刚刚到来，伴随2020年开年联合减产协议续约失败，也正式迎来了一个新的裂变周期，同样是政治博弈促成了本轮供给端的结构重塑。俄罗斯和沙特借助疫情主动发难，美国以撤军和NOPEC法案威胁沙特，美俄出人意料发表联合声明，本质上都是三方面对供给端结构性裂变实施的政治博弈，匆匆达成的联合减产协议不过是博弈重压之下的应激性成果，在根本上并未解决主要原油供给国之间的利益矛盾，注定将成为一个妥协性、缓冲性的短命协议。值得注意的是，面对权势博弈和结构调整压力，近期各国内部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策分歧，产业部门、利益集团等对于全球能源秩序均体现出较强的参与意识和重塑动力。目前来看，旧有秩序已经无法再为美俄沙带来权势均衡，未来一两年大概率将成为下一个十年国际原油市场秩序的结构塑造期，内政因素是观察这一过程的有力视角之一。

1 美国的秩序重塑动机：页岩油气产业重组

油价暴跌对美国页岩油气产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然而不同规模企业对于这一冲击的敏感度显然不同。对于中小型石油公司来讲，低油价意味着公司短期内面临破产窘境、别无他路；然而大型石油公司普遍拥有较好的现金状况和风险抵御能力，低油价意味着公司短期利益受损，但也带来了兼并中小企业、扩张资产版图的战略机遇。在不同利益考量下，大型石油公司与中小型石油公司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政策立场，也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力量。

2020年4月1日，美国的中小型石油公司在德州铁路委员会的带领下对白宫进行了游说。游说的牵头方是俄克拉何马州最大的两家独立油气公司先锋石油公司和帕斯勒石油公司，游说的诉求主要有三项：一是要求阻止沙特阿美公司在德州开设的Motiva炼厂进口沙特原油；二是要求对全部进口原油征收高额关税；三是暂缓琼斯法案的执行，该法案保护了外国储运商在美国的利益，使得本土储运商成本劣势凸显[3]。这次游说得到了内政部长佩里的支持，取得了预期效果，特朗普第二天就与沙特和俄罗斯进行通话，打破僵局推动联合减产谈判。德州铁路委员会委员瑞恩·斯科特也积极发声，表示将代表美国石油产业参与减产斡旋。然而，斯科特只能成为中小型石油公司的利益代表，并无法代表整体美国油气产业。斯科特作出表态后，大型石油公司利益集团随即有所行动，美孚和雪佛龙第一时间明确表态反对政府参与联合减产谈判，美国多个能源州的铁路委员会也纷纷表示与德州委员会观点并不一致。作为大型石油公司最为重要的利益代表，美国石油学会与美国炼油厂商协会公开呼吁政府保护自由市场秩序，拒绝抬升原油进口关税，这一建议得到了各能源州共和党籍议员的普遍支持。

最终，这一决策被摆在了白宫办公桌前，是明确支持中小型石油企业参与联合减产，还是暗地支持大型石油公司实施产业重组，成为特朗普的一项重要抉择，这一抉择将决定美国的能源产业政策走向，更将决定美国在未来十年如何参与国际原油供给市场的秩序重塑。4月3日，白宫专门举办特朗普与能源企业代表座谈会，从参会名单看，全部为大型石油公司及代表其利益的产业协会。整个会议过程中，特朗普从未提及参与联合减产的字眼，仅是象征性地表示将对石油公司提供救助基金[4]。白宫的政治立场不言自明，拒绝以官方姿态参与联合减产行动，对大型石油公司渡过难关提供政策支持，同时对可能导致的产业重组保持缄默。事实上，在整个国际油价大起大落的三个月时间里，白宫以无法干预企业经营决策为由，对参与联合减产只字未提，为石油产业界提供的救助政策非常有限，几乎等同于完全放任中小石油公司的生死。按照财政部制定的救助基金使用规定：一是只能提供直接贷款，并要求此类贷款不可以用来进行债务置换；二是考虑购买公司股权，但要求公司评级必须达到特定要求。面对经营压力，中小生产商最为亟需的财政支持就是债务置换；面对评级快速下调，大部分资金短缺企业根本无法满足救助要求。与农业、金融业等重要产业相比，白宫对石油产业的救助力度非常有限、救助政策非常苛刻。未来一两年内，美国页岩油气产业大概率会面临一场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其根本原因是产业界内部的利益分歧，基本模式是大型石油公司蚕食中小型石油公司，最终结果是美国页岩油气产业会出现一个为期1～3年的集中洗牌期。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能源产业政策将继续为大型石油公司所绑架，参与联合减产违背这些公司的商业利益、违背共和党籍议员的政治立场、违背国会制定的反托拉斯法案。面对国际原油市场的秩序重塑，只要国内页岩油气产业界尚能勉力惨淡经营，只要油价尚保持在大型石油公司能够承受的盈亏平衡点之上，白宫大概率会选择作壁上观、虚与委蛇，任由价格在中低位运行，默默等待页岩油气产业完成内部重组，而后再去认真参与下一轮全球秩序重塑。

2 俄罗斯的秩序重塑动机：避免单边利益受损

俄罗斯是2020年3月联合减产协议续约失败的肇事方，其战略动机在于避免单边利益受损。2016年联合减产协议执行以来，俄罗斯坐视美国原油产量从600万桶/日跃升至1 200万桶/日以上，让渡了大量的市场份额，在与美国的战略角力中处于不利位置。普京对于这一问题忌惮已久，始终在等待机会扭转被动局面，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得这一等待变成现实。

在这一问题的抉择上，与普京持同一立场的是其重要政治盟友俄罗斯石油公司董事长谢钦。按照谢钦的说法，“只要页岩油气从国际能源市场消失，乌拉尔油价可以迅速涨至60美元/桶”。面对低油价，谢钦不曾畏惧，多次表态认为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开采成本全球最低。分析数据显示，油价暴跌前，俄石油的开采成本约为3.1美元/桶，略高于沙特阿美公司的2.8美元/桶。油价暴跌后，特别是在卢布贬值后，俄石油的开采成本已经低至2.5美元/桶，低于采用美元计价的阿美公司，具备相对更强的风险抵御能力[5]。

然而，俄石油的经营状况无法推及整个俄罗斯能源产业。在普京和谢钦的对面，始终存在着不同的政策声音。4月2日，乌拉尔油价已经低至11美元/桶，这一价格是普京执政近20年以来的最低点。次日，普京与能源产业界代表举行座谈会，包括俄罗斯第二大石油公司卢克石油在内的多家油气公司汇报了严峻的经营压力，并呼吁维持联合减产协议。普京最为信任的政治盟友之一、前财政部长库德林提出警告，认为2020年俄罗斯经济会下降3～5个百分点；如果情况恶化，可能会超过2009年金融危机，达到8%的降幅[6]。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也支持联合减产协议，在特朗普呼吁重启谈判后，诺瓦克第一时间表态俄罗斯4月不会主动增产。与美国不同，俄罗斯的内政分歧并不发生在产业部门或是利益集团，而是集中于少数参与政治决策的关键人物，普京的个人决策自然是关键之中的关键。此后，由于疫情冲击和油价暴跌带来的经济压力远超克里姆林宫预期，俄罗斯在率先打破旧有秩序之后不久，又率先选择了暂时性归位，美俄能源高官会谈、美俄防疫物资互助、直至最终美俄发表联合声明都表明了俄罗斯主动缓和权势博弈的积极态度。然而，俄罗斯并未在重塑新秩序的努力上退缩，明确要求美国必须参与联合减产谈判、或是以取消对俄制裁作为利益交换。一旦俄罗斯渡过了国内防疫和经济恢复的艰难时期，而美国又未按照期望作出相应的政策回馈，联合减产协议随时可能戛然中止。本次国际原油市场秩序重塑的原动力是俄罗斯的利益分配不均问题，这一问题一日不解决，这一结构性裂变就不会结束。

3 沙特的秩序重塑动机：本·萨勒曼的改革

作为联合减产协议的牵头方，沙特历来是国际原油供给秩序的确立者和护卫者。2016年以来，正是沙特自我约束、自我加压，国际原油供大于求的结构性矛盾才能始终得到较好控制。迈入新的十年，沙特的国家战略正在出现革命性变化，这一变化并非源于外部因素，而是源于内部的王权争斗。当下，沙特正面临王权从第二代向第三代过渡的关键时期，王储本·萨勒曼怀有伟大的改革理想，早在2016年便提出“沙特2030愿景”，主张破除国家经济结构单一、严重依赖石油经济的现状，开放国家、吸引外资，促进国家经济多元化。与老国王不同，萨勒曼深刻意识到，页岩油气革命以后的美国，能源自给自足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沙特在美国权势版图中的地位正在快速衰减。萨勒曼决意带领沙特走出美国庇护，上任以来在暗杀记者、也门冲突等事件中明显违背美国意愿，引发两国关系进一步走低。

本次联合减产续约失败后，沙特第一时间大幅调低原油出口贴水，与俄罗斯抢夺欧洲市场，自始至终未与美国方面进行通气，引发美沙、俄沙关系高度紧张。美国国会保守派参议员认为沙特正在发动经济战争，赤裸裸地向美国进行挑衅[7]。整个油价波动期间，美国国会接连提出涉沙议案以实施威胁，甚至表示考虑重启NOPEC法案以推动OPEC解体，特朗普在5月初公开声明考虑撤回美国驻中东军队，对沙特酝酿已久的价格战进行直接压迫。面对美国的高强度压力，沙特被迫与各方协调签订新版联合减产协议，然而美沙俄三方合作已经不具有2016-2019年的信任和默契，美俄两国对于沙特的自主意识已经高度警惕，沙特对于美国动用安全筹码实施威胁怀恨在心，美国施加的压力只会进一步敦促萨勒曼独立革命的信心和决心。OPEC集团越是存在解体风险[8]，国际原油市场供给端的秩序重塑越是会更加剧烈。

4 结论

历经了三个月的油价动荡，俄罗斯和沙特的主动出击和美国的强力干预，国际原油供给秩序最终得以暂时企稳，回到了最初暴跌时的原点位置。然而协议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主要原油供给国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均问题，在三个月的明争暗斗中，三方之间的战略互信严重受损，战略博弈愈演愈烈，战略分歧更加难以填补，各方面迹象显示，本轮联合减产协议的签署并非美俄沙维护旧有格局的成功实践，反而恰恰是新一轮结构性关系重组的开始。在新周期的裂变阶段，俄罗斯对于公平的强调、沙特对于自主的追求均将成为结构调整的重要推动力。美国在上一个十年坐享其成，成为权势博弈的最大赢家，短期内必然会拒绝履行新结构关系的对应义务。当下，三方都存在内部分歧与压力，尚未明确各自的产业政策方向，只有彻底解决内部矛盾，形成集中统一的对外政策诉求，国际原油供给秩序的重塑才能真正开启。从2008年、2014年两次油价巨变的历史经验来看，新秩序的确立至少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当下仅仅经过1个月就临时拼凑的新协议注定是一个妥协性、缓冲性的短命协议，无法带来各方的权势均衡。当下疫情蔓延仍在持续冲击全球经济、扰乱金融稳定，短暂出现的油价企稳带有极大的敏感性，一旦经济基本面再度出现异动，或是三方中有任何一方选择退缩，这一脆弱的平衡会随即中止，伴随而来的是国际油价新一轮的倾泻而下。对于未来十年国际原油市场的格局重塑进程而言，当下我们所正在历经的波折很可能只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