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 静

(成都大学 师范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6)

雷金庆从男性气质角度发掘了老舍自己作为男性作家的理想和对中国男性的要求：文武双全。男子汉大丈夫就要顶天立地，堂堂正正，不论从文还是习武，都要做一个符合儒家文化理想建构的忠孝仁义之人。除了男性书写之外，老舍作品同样呈现出一个丰富的女性世界，以及男女交织的两性世界。老舍对两性关系的复杂性深有洞见，对其描绘也体现出独有的理解和风格。除雷金庆外，其他汉学家从老舍对婚恋生活的精描细写(尤其是其短篇小说对社会变迁过程中两性关系的冲突描绘与戏剧性表现)，开掘老舍女性书写的与众不同及其深层机制。他们认为一切书写表明老舍对当时女性处境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不容乐观。

一、老舍笔下女性的家族联系与二元划分

老舍笔下的女性形象各具情态，且比男性更突出其生存的家族环境。兰比尔·沃勒发现老舍笔下几乎所有重要男性角色都没有家庭维系，如《老张的哲学》中的李应和《骆驼祥子》中的祥子都是孤儿；《赵子曰》中的李景纯和《二马》中的马威都没有兄弟姐妹，父母亲只剩一位；《离婚》中的老李也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且已离开父母独立居住。老舍自己也是早年丧父，也许这是他的多数故事不以大家庭为背景的一个原因。[1]116除了《四世同堂》，老舍的确很少正面描写大家庭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大家族、大宅门的恩怨恐怕不是老舍熟悉和擅长的题材。老舍特殊的家庭背景(孤儿寡母)决定他写不出曹雪芹《红楼梦》和巴金《家》《春》《秋》那样反映封建大家族内部生活情状的小说。他塑造的男性形象因为带有太多理想色彩而更加形而上，其生活环境和两性关系相对简单，主要着墨于男性角色的类型、志趣和作为。女性就不同了，她们的形象像散布在无垠天际的点点星斗，看似微弱实则生动多变。老舍接触到的第一位女性是母亲，研究母亲对老舍影响的文献不在少数。马氏农家出身不识字，但研究者从老舍的文字中发现了这位伟大母亲对老舍性格气质和为人处世的深刻影响。正如老舍所说：“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之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2]这位母亲勤俭诚实，教老舍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爱花，爱清洁，守秩序。她热情待客、最会吃亏但并不软弱的性格烙印在老舍的生命中。老舍对母亲这种特殊女性群体的感情是相当亲厚的，母亲是心灵的根，是内心安定的来源。周水宁认为除了孝顺或恋母情结之外，老舍揭示了当时农村妇女地位低，里外活计都要做，而且以丈夫、儿子为天的社会状况。[3]将女性性别置于男女关系和家庭关系中去考察，这是对老舍流露出对母亲一生悲怆情感的社会学分析。在老舍眼中，母亲那样的传统女性是可爱、可敬、可悲、可叹的。她们劳作一生，被动等待一生，到头来就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同时她们身上凝聚着美好的儒家道德理想。母亲成为老舍偏爱传统女性的根源。老舍对传统、保守女性的热爱就像列夫·托尔斯泰一样。主动、性欲强的虎妞在柔弱被动的小福子面前被描绘成一个怪物也就不难被理解了。传统女性形象寄寓着老舍对传统道德文化中理想因素的追怀，而与之不和谐的开放文化下的女性则承载着老舍对西方文化异质性的疑虑。

研究者认为，老舍使用对照手法表现“新”“旧”女性，认同传统价值观和传统女性。传统女性被刻画为强壮、正派并忠实于丈夫和家庭；新式女性则被刻画为放纵、自负甚至背叛丈夫、家庭、国家。以《四世同堂》为例，传统女性以韵梅、钱太太、刘太太等为代表，新式女性则以瑞丰太太菊子、大赤包和招弟为代表。传统女性和传统婚姻被老舍赋予好的结局，新式女性则多自吞苦果。[4]140乔治·里昂多认为老舍小说中的女主角比男主角更纯洁和正直，是照着老舍小说一路沿袭下来的简单“二分”：圣女或妓女。[5]新旧女性是新旧市民的缩影，依照老舍的性子，对于新的人和事总要用打量、怀疑的眼光去审视。所以就出现了《阳光》《微神》《月牙儿》《猫城记》《离婚》里对新式女性的或悲剧或反讽的刻画。然而论者的观点也不全合理：老舍笔下的女性系列并不能够进行简单二分，其中有一些复杂的形象被忽视了；老舍对僵化保守的女性也有所批判，传统女性的结局也往往是悲剧性的。这反映出作者对当时女性乃至国人命运困境理解和忧虑的矛盾心理。

二、老舍在文化错位中观照女性角色混乱

老舍考察儒家价值观崩塌如何影响女性地位和男女关系，同情女性命运。沃勒认为老舍1934年至1936年的短篇小说重点关注了这个命题，并重点剖析比较了《柳家大院》中的小媳妇，《月牙儿》中的“我”和《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形象。小媳妇是被传统习俗的合力毁灭的；《月牙儿》里的“我”是个女“祥子”，其优越于“祥子”之处是有点文化、机会好点；老舍通过《骆驼祥子》的小福子形象，扩大了在《柳家大院》发表的言论影响。老舍对中国女性处境的悲观态度不仅限于贫穷阶级，各个阶层女性都囊括在内，比如《离婚》中的中产阶级主妇们。[1]116-122旧式女性大多生活于农村，以老舍母亲、姐姐等为原型。她们除了照顾家庭，也常常要像男人一样下地干活。理想的传统女性身体健康，勤俭耐劳，富于牺牲精神，也正是这些素质导致了她们的悲剧。《柳家大院》里没有名字的小媳妇，被丈夫、小姑、公婆随意虐待而无还手之力。老舍在处理生活场景时采取辛辣的讽刺：“要不是他的爸爸‘文明’，我想他决不会常打她。可是，爸爸‘文明’，儿子也自然是要孝顺了，打吧！”[6]小媳妇最后走投无路，上吊自杀，王家竟又想在丧事上捞一笔。这使人联想到刘恒反映20世纪五六十年代婚姻生活的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以勤劳精明苦苦操持一家老小衣食的杨杏花竟因为丢掉一叠粮票而被丈夫毒打自尽，她死后人们也在没心没肺地狂欢。善良美好的小福子被亲生父亲卖了多次最后看不到希望而自杀。老舍紧紧抓住了旧女性的命运这个命题，为她们的朴实和低贱地位而忧心。以上所有女人皆以自杀的方式获得对现世苦命的解脱，这种形式的背后往往是无意识，而并非立意反抗，可悲的是这种家庭悲剧是女性们的亲人造成的。贫穷、饥饿会直接摧毁人的尊严及家庭的温情，摧残弱小的女性群体，这既是社会悲剧也是人性悲剧的话题，并一直持续着。老舍和刘恒简洁的新写实不同，他会渗透更多的感情在里面而不是遵从冷眼旁观的暴力美学。“不分善恶，老舍对小说中所有因无爱的婚姻而成为牺牲品的女性抱有深深的同情，她们的悲剧是传统‘礼教’的包办婚姻制度造成的。”[4]142比如与冠晓荷更像姐弟关系的大赤包在感情上终究输给年轻貌美的小妾尤桐芳；韵梅与瑞宣的感情也是以太多的牺牲换来的；在大家庭里，女性要扮演好儿媳、妻子和母亲多重角色。女性看似久居深闺，却以最深刻的角度介入了社会。旧女性的悲剧和封建家庭、封建礼教、封建思想的残余紧密联系。

老舍还将同情和忧虑的眼光投向所谓的“新”女性。她们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甚至女性意识开始觉醒，但老舍多数时候仍聚焦她们的命运悲剧(除了《女售货员》《红大院》等少数作品是正面关注新女性的新生活)。新女性的悲剧更多走出了封建家庭，而与生存、恋爱及新式家庭的领域结合起来。不论《月牙儿》《阳光》，还是《微神》的女主人公都是新社会孕育出来的女性，受教育程度不同，都对爱情和新生活带着或多或少的憧憬，最后都因为社会因素堕落甚至沦为妓女。这是鲁迅对“娜拉出走之后”命题的一个呼应，说明老舍也在深刻反思新女性在当时的尴尬处境，并委婉指出和鲁迅一样的女性解放之路：要经济权！对新女性来说致命的是社会往往没有能提供平等的就业和生存机会。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金锁记》《倾城之恋》等小说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类似问题。沃勒认为老舍对虎妞这位新女性刻画最成功，叙述者试图将虎妞的个人挣扎和失败升华到全人类生存的道德高度。它反映出老舍对待两性关系时深刻的洞察与关注，与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电影《婚姻生活》(Scenes from a Marriage)传达了相同的主旨。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老舍倾向于将最纯洁的灵魂灌注于最卑微的角色，刻画妓女中的天使形象。但小福子缺少同类形象应有的复杂性格而显得扁平和孱弱，似乎有生命力的性格描写都给了虎妞，小福子则成为一个传达高尚浪漫理想的与虎妞对立的影子人物。[1]173有不少学者注意到老舍塑造的一系列妓女形象，她们承载着作者的理解和同情，并被挖掘出良家妇女身上所没有的圣女或者天使特质。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少男作家拥有同样的视角，比如郁达夫和后来的川端康成、苏童等。老舍对虎妞这样的强势女性是又敬又怕，对小福子这样的柔弱女子则是又怜又恨。这些带有男权烙印的男性作家在审视女性时，经常还是觉得女性不能失掉男性赋予她们的一些美德：美丽、善良、天真、柔弱。有时妓女的艺术特质和思想火花则让男作家们欣赏。老舍写妓女主要是从同情的角度出发，揭示当时社会女性解放的局限和自由恋爱带来的社会乱象及人性堕落；反思这样才算是真正的女性解放。他像批判张天真们一样批判了只会做表面功夫的新女性。何官基认为老舍将小蝎周围的女性描绘得空洞和苍白，从而将小蝎置于聚光灯下。老舍对公使太太这种不吃迷叶的只想体面庸庸碌碌的老式妇女并不友善。如果将叙述者对女性的印象看作老舍自己的，那么可以看出他甚至对异性存有偏见。但老舍对于女性比芥川龙之介仍抱持着更多点的同情。[7]老舍在《猫城记》里讽刺解放了的新女性除了喜爱涂脂抹粉、爱慕虚荣并无特色，她们仍只是性工具，没有觉察被男性对待的不合理。公使的八个情妇为争宠害死孩子这类事实表明新女性在自私的人性方面一无改进，没能强大到使自己从前辈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不结婚、不做妾或是“自由联合”的结果仍是成为男人的性对象。老舍短篇小说《阳光》塑造了新知识女性的失败，根源是邪恶的社会：女性在婚姻中没有独立性，男性却有双重标准。金钱可以成就有尊严的美好生活，也可以毁灭它。《阳光》和《月牙儿》就是两个极端的范例。在20世纪之交的中国，女性不论以怎样的姿态活着似乎都不幸福；老舍批判性地关注那些思想超前而行动滞后的新女性形象，反思其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汉学家抓住了这个关键问题。

三、对老舍不擅长刻画女性“偏见”的反思

包括何官基在内的一些学者从老舍自称不擅长刻画女性出发，认为老舍对女性的刻画暴露出某种程度的偏见甚至厌女情绪，至少没有达到同类男性角色的道德高度和复杂程度。这个问题有价值，结论则未免草率。其中涉及老舍对社会工作及婚恋中两性关系的理解，它可以由散布于字里行间的叙述聚焦、语气及方式推测出来，但要做到客观并不容易。老舍对于女性，对于恋爱和婚姻究竟是什么态度呢？可以确定的是，老舍的理解的确有与众不同之处。从讽刺为爱狂热而置国家命运于不顾的青年可以看出，老舍对自由恋爱持保留态度，这使得老舍与徐志摩这样的言情言志相融派和梁实秋那样的闲适派隔开了距离。沃勒指出，老舍质疑“自由恋爱”，认为爱情不是空中楼阁，要有物质基础，青年应以报效祖国为要事。《赵子曰》关于妇女问题的探讨在《老张的哲学》基础上更进一步，有些妇女有解放的自觉却没有能力。[1]37妇女问题，如同当时“为人生”派的问题小说提出的劳工问题、教育问题、儿童问题、家庭问题等诸多问题一样，不是写写文章、喊喊口号就可以解决的。老舍因为看见中国人缺乏民族自豪感，军阀混战、政府腐败、国难当头想要变革，也认识到变革的重任理应交给新青年。青年最重要和最神圣的使命，是学好知识，办好实业，理智地去为建立新国家开疆拓土做点实事。尽管革命时期的爱情需要向理想事业妥协，出发点没有错；这么提自有其时代针对性，比如针对盲目冲动的同居现象和学生暴力运动；老舍小说对青年的期待中女性是缺席的，这种使命由男性承担。可以发现这种理想男性的代表李子荣对家庭婚姻的展望仍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而且老舍对这段独白的描写显得守旧和苍白，原因是作者性格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老舍头脑里“大男人”的思想根深蒂固，而且新女性也几乎没能做出独特且有效的实践，这都使老舍对解放产生了狐疑。经济尚不能独立，思想也新旧交战，混乱不已。正如鲁迅在唯一婚恋小说《伤逝》中所表现的爱情悲剧那样，很多青年对男女关系和认知处在一种暂时的真空状态里而遭受挫折。由于老舍可能具备如其他作家(如曹雪芹、巴金、苏童等)般对女性心理世界及情感特质贴切细腻的描摹禀赋或观察倾向，他并不擅长以内视角来关注女性自身，许多观察和推演就是通过外部关系进行。这种能力甚至比一般老练的作家还要弱一些，即使女性的细节描写，仍多从人性的角度来挖掘。从老舍相关随笔和传记看来，他的婚恋不算顺利、圆满。居家不是老舍活动的重心，为国为民的事业才是，这使他在抗战爆发初期抛弃妻子奔赴前线。婚恋问题和女性问题多是作为一种社会问题被老舍关注，其刻画的细腻程度和深度可能不及苏童等少数具有先天资质的作家。因为传统，老舍的男女偏见显而易见。至于厌女这种潜意识的东西该如何考证？一些学者运用同性恋学说的厌女及同性恋者对女性的两极划分——圣女和妓女——来说明老舍对女性的态度，看似能扯上些关系，实则是双向阐释中一方牵强附会的过度阐释。拿这新潮的理论来解释老舍对女性书写的不能得心应手，实在有些荒唐。

其实，老舍擅长捕捉和表现看似简单的男女关系中最微妙之处，以探讨灰暗的人生和人性。王德威挖掘老舍对灰色社会知识分子灰色人生的表达，析出“爱情、婚姻与性欲”“对于恶的界定”两个子题。[8]陈慧敏认为，《热包子》严肃探讨夫妻关系问题，它是老舍所有小说里篇幅最短但最微妙、传神的故事之一，孩童视角和语调使叙述内容被陌生化而显着有趣。老舍独特之处在于没有将爱情理想化，除《微神》几乎没有专门描绘罗曼蒂克的爱情，而是从性、经济现实、两性战争角度表现，且多采用男性人物或男性叙述者视角。老舍刻画女性的弱点是黑白简单二分，或牺牲者或欺压者。其实不少男性人物也是如此，成为代表某个问题的符号。[9]《爱的小鬼》《同盟》揶揄永远无法理解喜欢的女性、成为失败情人的男性。性与经济是《生灭》中小夫妻问题的根源，文因经济拮据使梅打掉二胎而产生负罪感。《一封家信》讽刺模范丈夫老范在抗战前线也省钱、寄钱给爱享受、爱抱怨的太太，最后因收读家信被炸死；《一筒炮台烟》讲述某位“好”男人于战时生活用度无法与太太沟通而经常争吵的故事。这两个故事也可解读为两性战争，好意但缺乏经验的男人无法赢得女人的理解。老舍对现代女性的书写仍不够乐观：女性解放是20世纪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变革之一，女人宣称和男人一样有受教育权、就业权、继承权、离婚权等，实际却无法实现。《老张的哲学》中的李静与王德相爱，却被逼着做老张的小妾，李静的姑母也劝她嫁给老张。老舍嘲讽道：“有我们孔夫子活着，对于赵姑母也要说：‘贤哉妇人！’”[10]151李静接受了新思想，但发现在旧体系外无立锥之地，因此悲观地对王德说：“妇女是给男人作玩物的！”[10]139《赵子曰》中老舍对“解放”了的女性进行了更犀利的描绘。王灵石和谭玉娥都为爱私奔，虽然独立了却没有经济保障。当爱情失意，她们发现自己已经无路可退。在《猫城记》中老舍刻画了一类受过教育的女性：肤浅，爱打扮，模仿外国潮流，丢失了持家能力也并未获得新的美德。《离婚》展现了新旧冲突、城乡冲突如何对中产阶级家庭及家庭主妇造成扭曲。离婚权是女性独立平等的标志，但闹“离婚”的结果却是几乎没人真正实行。现代教育使女性获得现代思想但并不意味着能付诸实践。老舍认为真正幸福的婚姻生活不能仅靠着吻和一些温柔的言语实现。女性必须在经济上独立并有健康的文化观念。变革中的她们许多都是一脚迈入新时代，另一脚仍陷在旧时代；另有一些像老张那样的恶棍趁混乱之际威逼利诱、逼良为娼。梳理老舍所有小说的女性应该就会知道，老舍对男女关系的态度是“现实主义”的，并常进行非判断式的复杂描绘。所以尽管有二分的现象，但老舍塑造了许多“中间人物”，比如《离婚》中的李太太、《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四世同堂》中的祁老太太等。老舍的女性书写指向新旧女性的形象塑造，思考社会转型期女性解放的可能性和必要途径，以短篇小说中形形色色的女性刻画和男女关系描绘最为出色。

与研究男性气质时雷金庆以“文武”二分展开论述类似，汉学家倾向以“新旧”将老舍笔下的女性粗略分为两个阵营，并分别对其进行归纳和阐释。避繁就简的处理有方法论上的好处，但不够严谨。同男性书写一样，老舍尽可能将社会各阶层的女性形象收入囊中并加以客观表现。其实老舍对女性建构自我的历史与现实尝试一样进行过深入系统的反思。其中既有一些典型的“扁平人物”，也有一些灰色的“圆形人物”，还有一些影影绰绰的背景人物。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地位不能依据笔墨多少判定，闲来一笔也可能是画龙点睛。其主题与鲁迅“要经济权”的议题既有重叠又有相异之处。他笔下的女性比之鲁迅有更丰富的情态。“受侮辱的”系列表现出老舍的哀叹和喜欢，妓女的堕落和天使气质是对世界文学“妓女”系列的呼应，娇憨的女学生自有其可爱可笑之处，老鸨式的泼辣女性也总有可怜的一面。与茅盾、沈从文不同，老舍的中庸气质使他不可能在人物塑造方面走浪漫的激进道路，而是以灰色系的中间人物为主。他始终对接触到的事物存有质疑之心，对这件事物的发展和前景采取看看再说的超然态度。老舍既同情和悲哀旧女性，既赞赏“新”女性又不屑她们某时某地的孟浪，还常常理解那些在时代旋涡中失去立场和方向的尴尬女性。不似对同为男儿的男性角色那般苛责，他深深体会到那个时代女性生存及生活的困境，并曾真诚地尝试为她们寻找出路。至于理想的女性人格，他希望以传统为底色，再加一点新时代的变通；希望女性能早日在现代国家中实现从经济到精神的独立，但骨子里还是含蓄端庄的贤妻良母(以母亲为原型)。老舍女性书写中的偏见是由男性作家的文化身份及个人气质决定的，作为有趣的个性标志不需要被过分质疑。比起真正意义的女性书写，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多少有些粗糙，会打上男权文化的烙印。老舍不喜欢直接剖析某个人物，而擅长在行动和关系中激活这个人物的反应；何况那时女性的处境同她的家庭关系密不可分。通过巧妙刻画两性关系、婚恋关系和悲喜剧情节的叙述，他用幽默的方式揭示：两性关系的本质首先是一种社会关系而非乌托邦想象，必定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任何自说自话的女性解放形式都显得滑稽可笑。从汉学家对老舍女性书写的研究框架和细节来看，这部分的研究深广度尚且不够，很可能是因为其假定老舍的女性书写质量远不及男性书写。这个假定太武断了。女性书写是探索社会转型期人性混乱现状及民族性格重塑的一个方面。貌似不在意两性书写的老舍，很可能将两性关系置于传统的儒家家庭关系演变中进行观照；它可能是个超越琐碎习俗描写的整体性命题，是探索新儒家理想的重要一环。在这个命题内部，男性和女性不是两个割裂的要素，不是外部现象中的重此轻彼，他们互相冲突并互相成就着其历史文化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