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天弋

(四川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6)

成都作为中国西部的内陆城市，位于四川盆地的中心，群山环抱、交通不便，地处长江上游相对闭塞的地区。相对于沿海和较早开埠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汉口等，对于清末民初的西方游历者来说它是一个较晚能到达的目的地，也是一个神秘的未知地。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被迫与英、法、俄、美签订了《天津条约》，允许其国人进入内地游历、经商和传教。成都逐渐被更多的西方游历者所了解，并在他们的游记里被描述和想象。

一、比较视野下的成都形象

比较是人类的基本思维方式之一，人们对新事物的认识通常会建立在与旧事物的比较基础之上，目的是寻求事物的异同及本质特性。游历者不可避免地会把游历地与家乡比较。在跨国旅行中不仅涉及异国与本土的跨文化比较，也涉及异国不同区域文化的比较。成都所代表的蜀文化传统悠久、民俗独特，这些丰厚的人文积淀成为吸引西方人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西方人在抵达成都之前，通常都去过中国较早开放、交通方便的其他城市。城市的空间形象(包括空间布局和人文景观)往往给人最初、最直观的印象。成都给他们的整体印象是更加整洁、布局工整、令人愉悦。整个城市显示出美丽、富足、繁华的景象，生活闲适而安稳，如同一个“东方伊甸园”。库柏说成都是“中国的巴黎”[1]160；伯德说它是“第二个北京”[2]275；贝德禄说它是“一个富裕、高贵之城”[3]26； 谢立三说它“是一座辉煌的城市，北京和广东都无法相比”[4]223；罗斯说它是 “中国最富裕、建造得最完美的城市之一。……成都比沿海城市还发展得好”[5]182；庄士敦说成都“人口比广东少得多，但比广东更有吸引力，更使人印象深刻”[6]89；马尼爱说“广东、汉口、重庆、北京皆不能与之比较”[7]11；里沃说“游览过成都和北京的人都说成都比北京更漂亮”[8]146。在他们的笔下，成都的四道城门雄伟壮观、防卫严密，坚固的城墙环绕全城，长达十二英里，厚达二十四英尺。衙门、寺庙等公共建筑保存得极为完好，构造精良、装饰华丽。街道宽阔平整、铺有石板。街道两旁店铺林立、招牌闪亮。店铺里货物琳琅满目，有本地产的织锦、茶叶、鸦片、首饰和古董，还有西藏的药材和皮毛，空气里飘荡着麝香的味道。一条宽达三十英尺的河流从西到东穿城而过，河上有石拱桥，桥头有石狮，河面上船只运输繁忙。西门的满城尽管房屋破败，但绿荫环绕、花木繁茂，满族女人散漫地聊天。

西方人游记里还经常描绘成都的名胜古迹，如武侯祠、文殊院、青羊宫、都江堰、安顺廊桥等。伯德写道：“文殊院历史悠久，建筑雄伟辉煌，精致而整洁。在到达成都之前，我以为中国的庙宇都差不多，但是文殊院和二王庙远远超过其他庙宇，非常接近神性。文殊院不仅是寺庙，还是神学院，学生多达150人。……里面的石器、木器、镀金品、绘画和漆器保存良好。”[2]279-280立德说成都有古色古香的庙宇，青羊宫是一座古树参天的道教古刹，能与日本任何庙宇相比，它的宽敞与空旷能带来一种新鲜感，旅行者在这里也可以得到友好的接待。他还逛了正月的青羊宫庙会，被幽雅的环境、寺庙里的字画和铜羊雕塑吸引。他们还对马可波罗游记里提到的廊桥特别感兴趣。[9]56-58贝德禄说它是石头建造，宽七步，长达一英里，桥两旁有大理石柱支撑木质桥顶，桥上有木屋，早上搭起，晚上拆除，许多商贩在此做生意，海关官员在那里收税，每天的税金可达一千金币。他笔下的杜甫草堂树木葱茏、竹子清幽，清风拂面，池塘里鱼龟嬉戏，树上喜鹊欢鸣，人们惬意地野炊。[3]28与四川相关的历史传说也颇多提及，如李冰父子治水的事迹，三国刘备和诸葛亮的故事，明末清初三藩之乱、张献忠在四川的大屠杀，白莲教首领王三槐等，这给他们的游记增添了神秘的历史色彩。

成都平原自秦汉以来以富庶闻名，享有天府的美誉。成都自开明王朝起便是蜀国都城，是古蜀文化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都城在清初遭到毁坏后重建，经历六七十年的发展，到了康熙后期“人民廛市殊倍与昔”[10]，到了乾嘉年间更是“商贾辐轴，阛阓喧闹，称极盛焉”[11]。城市文化也随之快速发展，最具代表性特征的是：城市结构和布局的古典定型化，以蜀锦、漆器为代表的手工艺品闻名海内外，蜀人安于闲适享乐的生活方式以及游乐之风兴盛。[12]清末的成都没有经历太平天国战争的破坏，而曾经物阜民丰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则由于连年战火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成都远离沿海，受西方殖民势力的渗透较晚，受西方物质文明的影响较小，变化相对缓慢，保存了更多的传统文化。所以，那爱德“坐着轿子，闯进了这座古都的城墙，进入高大的城门，似乎是再生”：成都的古老让他觉得穿梭在历史隧道里。成都人的“生活故事就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 围绕着他们的时间沙漏似乎已转动了千万次”[13]35。伯德也觉得“这个城市完全没有受到欧洲的影响，除了抱怨被迫支付因为暴乱造成的巨额赔款”[2]277。

然而，在同一本游记中，北京、上海等城市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已经一落千丈。立德夫人说义和团运动之前的北京留给她深深的遗憾：“构思完美、规模宏大的北京城竟然如此破旧。……大街凌乱不堪，到处是垃圾，路面印满了杂乱的车辙。”[14]5吉尔对马可波罗笔下的北京已不复存在深感失望：“它的荣华已经逝去。如果这位年老的威尼斯人现在回来，他在游记中仍然不变的部分恐怕只有‘怎么也描述不出它本来的样子’。街上到处是污水沟里排出的废物，什么季节都臭气熏天，黑色的烟尘笼罩上空，甚至比伦敦的烟雾还要肮脏。”[16]130丁韪良所见的汉阳就是一个小型的上海，生产铁轨和军需品的钢铁工厂、长长的围墙和高高的烟囱构成了城市风景线。[15]74弗兰克说，汉口租界的建筑和城市布局完全是西式的，电影院里放的只有美国电影，有美国人开的汽车修理厂，以及供西方人休闲的乡村俱乐部。而武昌的城墙长满杂草灌木，无法通行。[17]79-81

晚清的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在西方人心目中已经祛魅。当外国人在义和团运动中受到惊吓、围攻之后，北京的形象更加负面化。而上海租界逐渐成为西方物质文化色彩最浓重的中国城市，旧县城则呈现出贫穷、衰败的迹象。19世纪后半叶随着广州的解禁，西方人得以进入广州内城近距离接触这座城市，广州呈现出脏乱、贫穷、野蛮的市井形象。[18]汉阳作为张之洞推行洋务运动的桥头堡，引进了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变成了钢铁工厂扎堆的城镇。汉口成为第二个上海，武昌是一派颓败之象。相反，这时期的成都在西方人眼中却呈现出繁荣、闲适、雅致的景象。马尼爱说：“其殆十八省中，只此一处，露出中国自新之象也。”[7]11弗兰克说，成都的茶馆比其他城市门脸更大，也更靠近街道。其他地区的茶馆不过是各种小道消息、流言蜚语的交流中心，而成都的茶馆却完全不同，客人们靠在竹躺椅上愉悦地享受阴凉，让人想起巴黎路边的咖啡馆。[17]534库柏说，“城里定居着许多高级官员，使成都呈现出一种中国其他地方没有的高贵气质。到处是绸缎店、裁缝铺、书店；许多衣着考究、戴眼镜的顾客从书店里进进出出，可见人们对文化的推崇。”[1]160

因此，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的几大中心城市都没有满足游记作者们对中国的集体想象，即18世纪中期以前西方人倾慕的美丽富庶的文明古国。相形之下，这一时期的成都形象却更正面、更能表征富有东方情调、丰饶神奇的华夏，而蜀文化的地方特色也增加了成都的独特魅力。事实上，西方人眼中的完美成都是他们过滤、重塑的产物，和其他中国城市一样，成都大多数底层民众的生活异常艰辛。文学赋予城市一种想象性的现实。 成都形象在与其他中国城市形象的比较中也在与西方本国城市形象的间接比较中被建构起来。中国作为他者使西方完成自我认同，而其他中国城市作为他者确立了成都的存在。

二、成都形象的悖论

除了自然风光、名胜古迹、公共设施等自然人文环境呈现的城市物质空间，城市人格作为“市民自身特点的普遍存在和行动方式”[19]也是城市居民精神空间的体现，属于形象场域的重要构成。成都人形象在西方人注视下呈现出高度的异质性。

尽管仰慕、追寻传统的中国，游记作者们仍不免用西方工业文明的标准和基督教的价值体系来衡量成都和成都人。一方面，成都受到西方物质文明的冲击，如店铺出售外国商品，设立了铸币厂、军工厂等，开办了教会学校、教会医院，成都就被冠以“进步、先进”等标签。库柏说“所有的街道和建筑都有一种现代气象，同我去过的其他大城市形成鲜明对比”[1]160。立德的口吻里露出兴奋：成都要建印刷厂，印刷基督教小册子并出版传播西方知识的书籍。[9]157罗斯说：“西方影响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 ……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石板路、城市卫生和治安管理能比得上成都。成都还会马上引入供水系统和电力系统。……成都可以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思想和理念。”[5]182庄士敦说：“成都的官员是中国最进步、最开明的，特别是在教育问题上。成都有一所省级大学，约300名年轻男子同时接受中式和西式教育。有外籍教师，中国教师也会欧洲语言。外国机器和工艺被逐渐引进和采纳。”[6]90盖洛甚至认为道教和佛教对中国民众没有吸引力了，而基督教正相反。[20]在他们眼里成都的正面形象源于成都引进了西方现代的科技、卫生、教育和管理理念，支持了西方的传教事业。

而更多时候成都人的形象又呈现出官僚、愚昧、保守的一面。中国人认为富人、官员绝不能步行，八抬大轿才能显得尊贵，否则就是掉身价，“而对西方人来说那并没有什么尊贵可言”[21]。这被明恩傅总结为中国人有墨守旧习、尊古卑今的保守主义。[22]

他们笔下的成都官员体态肥胖、懒散、贪婪。里沃说成都是一座典型的官城，有钱人不惜代价买官谋位以跻身社会特权阶层。[8]84一旦做官就变本加厉地敲诈、勒索。谢立三说：“我们刚刚在一个肮脏不适的客栈安顿下来，各类官员的手下就来勒索我们了。”[4]431库柏讲他受到当地官员的刁难，不给办去西藏的通行证。古伯察提到一位名叫宝囊的成都官员通过办案搜刮起诉人的钱财，为了从传教士身上榨取更多的补贴而把水掺到上等米酒里。沿途陪同的地方官会把配给他们的大部分川资克扣下来，装进自己的腰包。[23]官员对待老百姓颐指气使、傲慢粗暴，他们坐轿过街，民众必须恭顺地靠边礼让。衙门气氛森严、装腔作势，与官员的交往充满了令人厌烦的繁文缛节。就连厨子也是“贪得无厌的蚂蟥，……是我在中国遇到的最大的害虫”[1]162。那爱德说中国裁缝和厨师都是一些油嘴滑舌的骗子，经常偷偷克扣布料和食物。学校领导用非法手段从教师身上“挤”钱。

他们笔下的成都民众表现出对外国人的好奇围观。库珀说，他很害怕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他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容易兴奋、引起暴动；他也害怕苦力和好奇打探的人群，他们口里喊着洋鬼子。因此他不得不戴上一副大眼镜伪装自己才敢上街。里沃也有类似经历：被民众捅破旅店的窗户纸偷窥，被嘲笑长相奇异，被起哄、辱骂和围攻。[1]156-158伯德也曾遭遇当地民众的围观、偷窥、谩骂甚至攻击,因此她认为中国人需要文明和拯救的福音。

这些形象能让我们反思晚清社会制度的腐败，然而也折射出西方人的盲目自大和文化偏见。比如，某个制台抽雪茄的闲适姿态让他看起来不像中国人，反而像英国人。[16]32满城的男男女女都带有一种英国妇女似的闲散和自由。这意味着闲适自在只属于英国人，而懒散、麻木则是许多中国人的特性。[2]275吉尔讲述成都官员用一顿盛宴款待了他，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中国餐桌礼仪的繁琐和饮食习惯异于西方的困惑。他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和揶揄的口吻描写文殊院的和尚与景观。“寺庙里有许多巨大而令人厌恶的塑像，和尚们试图进入一种宗教迷狂状态。他们大多数虽然假装没看见我们，却忍不住时而斜睨几眼。这让我觉得他们的修行很痛苦。门口也有巨大、可怕的人像露出狰狞的笑容。”[16]147伯德说，成都的店铺家家都供奉财神菩萨，“中国是一个偶像崇拜的阵地”[2]280，她暗示这与基督教的反偶像崇拜背道而驰。库柏认为，尽管他请的乐师有着成都的一流表演水准，但中国人完全依靠耳朵演奏，根本不懂音乐。[1]162这类似于花之安的观点：中国音乐在种类和完整性方面无法与古希腊音乐相比。 里沃甚至觉得：中国人的一出戏剧就是乱吼、尖叫，夹杂着鬼脸和小丑动作；男子扮演旦角、轻移莲步十分滑稽可笑；笛子、锣鼓、锵钹的伴奏如同江湖游医击鼓吆喝。[8]164这些看法如同欧洲人觉得中国画的缺陷是忽视了对透视法和比例原则的运用，以及没有末尾词缀的汉语是有缺陷的原始语言。[24]

要解释这些形象悖论，必须上升到元语言的层次：西方社会这个想象共同体长久以来对于中国集体想象的“评价旋涡”:仰慕与贬抑共存。成都的正负形象是以东方主义的话语体系来评判的一体两面，目的是树立一个被动、低劣、怪异的文化他者来加强中西野蛮与文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成都形象与其同时代及前时代西方人著作中的中国形象没有本质不同：一个政治专制、精神愚昧、发展停滞的蛮荒异域，等待西方文明的拯救与开化。城市形象作为集体想象物是“被解读的文本或符号系统，具有修辞意义的鲜明性与丰富性，在大众想象中作为套话，影响广泛，提供给人们思考东方城市的框架模式，生产出大量相关的文本，相互参照，共同传播”[25]。似曾相识的成都形象是整个中国形象的缩影，在这些类似文本间相互指涉，形成了一套固化的表述模式。

三、作为符号镜像的成都形象

拉康将一切混淆了现实与想象的情景都称为镜像体验。作为“不完全在场”的镜像，成都形象是混杂了现实与想象的产物，更是西方社会这个主体的映像。根据符号学原理，“不完全在场也应当视为一种不在场，因为解释者需要解释的是全部情况 …… 解释意义不在场才需要符号。意义一旦已经被解释出来，符号的必要性就被取消。”[26]63西方人塑造的成都形象是他们作为符号接收者对符号指代对象——成都的解释，也是用另一种符号，即语言文字来表达解释的过程。意义已经被解释出，成都作为符号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所以它在西方人游记里是缺席的，而以英国为首的西方社会才是在场的主体。“一个作家笔下的形象，主要不是对异国社会(缺席的客体)的表现，而是对本国社会(在场的主体生活于其中)的表现。”[27]他们所描述的成都与其说是被注视客体的客观写照，不如说是游记作者个人体验和以英国为首的西方社会这个注视主体创造和再造的想象。

维多利亚晚期的英国实力继续壮大：1870年代初期成为世界工厂，伦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它的海外殖民地范围扩大，成了“日不落帝国”。然而，除了遭受经济危机的袭击，英国也面临新兴对手如美国、日本和俄国的竞争。处于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伴随工业化的进程，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城市贫民生活凄惨。受到机器大生产的污染，工业城镇黑烟弥漫，伦敦变成了有名的雾都，烧煤的蒸汽船使得泰晤士河道上空浓烟滚滚。除了火车、工厂和居民烟囱制造的维多利亚城市的污秽和喧闹，随着19世纪五六十年代维多利亚全盛时期平静、自满和乐观情绪的消退，许多作家开始揭露维多利亚时代繁荣背后的虚伪与功利。19世纪末期的英国被一种末世情结笼罩，忧郁、幻灭成了时代的精神特征。

英国殖民者为了转嫁国内矛盾，把“偏远国家变成了工业英国的乡村地区，……向殖民地移民被当作救命稻草——人们试图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城市的贫穷和拥挤问题。 ……帝国的这些土地是一个富有田园风光的避世之地，是逃离债务和耻辱的地方，或是发家致富的机会。……新的乡村社会进入了英国人的想象当中……从1880年开始，地理和社会关系的这种戏剧性扩展就开始了”[28]383-384。尽管中国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但是西方国家一直没有停止这种野心。早期的一些内地探险者带有很强的商业目的，企图打开中国内地的交通脉络，变其为原料生产地和产品倾销市场，扩展帝国殖民网络。库柏的游记《一个留辫子穿马褂的商业先锋的旅行记》，书如其名，充满了资产阶级的开拓冒险精神。19世纪晚期，英、法、德、美等西方国家在中国激烈争夺殖民利益。作为商人，他探险是为了维护英帝国的利益和殖民优势，在中国西部开辟一条新的通商道路。他认为，通商和传播基督教一样会为中国带来先进的西方文明，使其摆脱封闭落后的状态，促进中英交流，话语间充满了救世主的神圣使命感和帝国主义优越感。他两次提到在合适的时候英国战舰可以摆平争端，殖民者的侵略野心和霸权意识昭然若揭。为了英国的在华利益，寻找发展中国西部贸易的途径，扩大中国内地出口的规模，开采西部的矿产，立德积极主张在扬子江上游通航，并亲自付诸实践。此后又到四川边境、云南等地进行商业探险。谢立三作为英国驻华领事官，把英国的商业和战略利益摆在华西考察的首位，他宣称：“希望那一天不会遥远:英国的旗帜飘扬在横贯华西的英国制造商的商品中转站。”[4]431

除了库柏、立德和谢立三等抱有实用目的的商人和官员，肯达尔、丁乐梅和那爱德这样的文化人更关注中国内地旅行带给他们的慰藉与启示。大学教授肯达尔说：“我期待的是古老的中国，不是沿海的中国，因为西方已经留下了它的印迹。因此我转向内地，云南、四川这样的西部省份，那里有美丽的自然风景，还有重要的商业、政治意义，而且是一块未被玷污之地，在那里我能找到自己向往的东西。”[20]2记者丁乐梅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中国的美丽在于西方人能在内地找到自然的快乐，可以忘记时间和自己的小天地，来拥抱未受亵渎的寂静和延绵的广阔。我们不留恋渺小的、人造的舒适生活，而热衷上帝创造的世界里那些原始角落的迷人神迹。我开心地摒弃了西方人生活中的尘土与喧嚣、不自然的装扮，以及西方文明中无数徒劳的矫揉造作，到达了僻静的山巅去呼吸自由清新的空气。感谢上帝还保留了这些未被侵犯的角落。”[21]66对美国教师那爱德而言，中国西部未受污染的自然风光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我经过的荒野，很少有白人到过那里……我喜欢野外，喜欢倾听那超越山谷和山峰的‘野外的呼唤’，打猎就像回到原始状态一样”[13]35。西方人渴望摆脱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中国就成为他们想象的避难所。而成都恰好可以作为西方文明的对立面，在他们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中缓解焦虑、寻找救赎。

18世纪后期以降，随着英国势力的增长、国内工业革命的发展和海外领土扩张而产生的优越感，以及对中国真实了解的不断增长，“中国在西方的知识地图上的轮廓渐渐清晰了，开始驱赶想象。当知识地图上的中国大部已容不下乐园想象时，想象地图上的香格里拉只好‘迁址’西藏。”[29]而西藏那时还不易到达，成都就成了西方旅行者想象地图上香格里拉的临时替代品。因为英国本土乡村和城市间的冲突一直扩展到其殖民地和整个国际体系当中，成都就因其传统和富足成了逃避尘世喧嚣的隐退之地，成了乡土中国、甚至乡村英格兰的美好化身。作为“不同于北京、上海、汉口或广州的‘另一个中国’”[30]的成都较符合西方人对18世纪中叶以前古典中国的集体想象，成为安放他们自身欲望与恐惧的异托邦。

在形象主体与客体、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中，他者形象是“对‘我’及其空间的补充和延长”[31]。西方的成都形象是对西方空间的补充和延伸，是在时空交汇中使空间时段化：异托邦(heterotopia)这个空间维度的迁移(从西方来到东方、从中国沿海深入内地)代替了异时间(heterochrony)这个时间维度的变化，即从西方现代城市重返中世纪的封建庄园，从晚清的穿越回马可波罗时代的东方世外桃源。

结语

成都形象并非匀质的整体，对不同身份的作者，从不同的视角，在不同的游历年代和接触范围，折射出不同的映像，代表了不同的恐惧与欲望。一方面，在中国其他主要城市受西方影响而传统淡化与衰败的旧城区两极分化的背景下，成都形象呈现出与众不同的一抹亮色。另一方面，成都形象脱离不了当时西方的整体中国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形象的缩影。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强制打开中国的门户，耶稣会传教士著述中和启蒙时代思想家心中曾经美好的中国形象已经今非昔比。因此，成都的形象悖论形成了一个同与异、正与反冲突共存的“评价旋涡”[28]236。

无论被仰慕还是被贬低，无论进步、开明还是落后、保守，清末民初西方人游记中的成都形象悖论都是交织着想象与真实的异托邦，是一个与西方相对立的文化他者，是表征殖民帝国权力的场域，“作为现实的图像，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同构关系类似于地图与城市的关系。”[32]成都形象是西方人想象地图上的城市符号，也是西方进行自我反思、批判和超越的参照物，投影出西方社会的现实处境。这扭曲的镜像也能照见城市自身的兴衰，反观民族缺憾，进而重塑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