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中福

（聊城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广泛地发展形式多样的社会教育，是抗日战争时期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项重要文教政策。在抗战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教育不仅意在扫除文盲、提高民众文化知识水平，也明显地具有提高民众民族意识、开展政治动员的特殊功能。本文从冀鲁豫边区社会教育的动机、内容以及政治效果方面，剖析社会教育所蕴含的政治动员功能。

一、社会教育成为政治动员之载体

抗日战争开始后，以冬学为主的社会教育得到各个抗日根据地的高度重视，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文教工作的重点。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论新阶段》中提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其中措施之一就是：“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16页。冀鲁豫边区遂制定社会教育规章制度、计划等，具体领导和开展各种社会教育。在边区成立之前，鲁西行署在1940年9月就颁布《鲁西教育工作计划》，明确规定：“凡有民主团体，有识字人的村庄，均应设立冬学，凡办冬学的村庄均要建立识字班。”②山东省聊城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聊城地区志》，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720页。次年1月《鲁西文教工作草案》中再次强调：“应采用各种方式，如组织夜校、民众教育馆、阅报室、俱乐部、演剧、歌咏等，广泛地推行社会教育。”③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上），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06页。边区成立之后，1943年8月冀鲁豫行署制定《冬学运动计划》，成立边区冬学运动委员会，在各个村庄分别成立冬学运动委员会，加强对冬学工作的统一领导。次年10月，行署《关于冬学运动的指示信》中再次强调：“从今年的冬学开始，对群众教育来一个改革，在冬学的农闲季节，利用冬学的形式，广泛开展成人教育，打下今后成人教育的基础。”①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工作组编：《冀鲁豫边区革命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61页，第461页。冀鲁豫边区重视社会教育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边区建立之前的社会教育，主要采取因时因地召开群众大会、散发宣传品等形式；待到边区党政军机关建立后，有组织地开展了识字班、冬学、夜校、民众学校，以及俱乐部、大众黑板、读报小组等形式多样的社会教育，其中开展得最活跃、成绩最大的当属冬学、夜校，开展得如火如荼。如1939年鲁西区民众夜校的组织是相当普遍，有的在城里，有的在乡下，凡是有工人员工的地方，白天里除去一般的工作，夜校是应有尽有的。到1940年6月，鲁西区统计有：识字班有1606所，受学人员43460人；乡镇俱乐部1213所；城、县、区成立冬学109所，学生3589人。②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上），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57页，第588页。1941年鲁西行署成立后，“不到半年时间，全区建立起俱乐部846个，民众夜校946个，同时还利用小先生、识字牌开展广泛的识字教育。”③山东省聊城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聊城地区志》，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720页。湖西区在1942年参加冬学的农民有2万余人，仅在定陶县的一千王、马楼、桥楼、田楼4个区就办起冬学62个班，学员2000余名。④赵紫生：《冀鲁豫老区教育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38页，第137页。在鲁西北，1945年办的民校、冬学识字班，共有1852处，2105个教学班，在校学员有85580余人，民校教师2213人。⑤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工作组编：《冀鲁豫边区革命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61页，第461页。其中诞生了诸如莘县东仓上村的冬学小组、冠县田李村群校、冠县大花园头村群校、莘县中牟町民校等著名的典型学校。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开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与中共的抗日政策密不可分的。中共在洛川会议上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调动广大民众的抗战积极性成为中共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抗战社会动员成为中共能否取得抗战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毛泽东指出：“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3页。但是，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大部分根据地位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地区。作为中共创建的敌后根据地之一的冀鲁豫边区，在开辟抗日根据之初，民众的文化教育极端落后，“由于距离行政中心较远，行政力量薄弱，文化教育落后，故本区除少数县份还有一些教育设施外，大多数的县份教育工作薄弱。因此，人民知识水平低，文盲遍地。”⑦山东老解放区教育史编写组编：《山东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汇编》第5辑，内部资料，1985发行，第148页。典型者如曹县刘岗村1000多人口，读书识字的仅有3人。冠县大花园头村400多人，田李村的440多人中，竞找不到一个通文识墨的人，只有2人识字。莘县小刘庄有345人，识字的只有2人。在边区重要的高陵县，教育状况较好的村文盲还占81%，最差的文盲竟达到了96%。⑧赵紫生：《冀鲁豫老区教育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38页，第137页。

尽管如此，教育并没有得到边区民众的普通重视，他们认为：“‘受苦人’没有受教育的命，何况兵荒马乱又得养家糊口，纳粮出勤，难得有闲功夫……教育对老百姓没有什么好处。”⑨董纯才：《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2卷，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406页。作为边区的成年人，他们肩负着发展生产和参加抗战的双重重担，这种文化素质的极端低下状况成为边区发展及动员民众参与抗战的障碍。一方面他们的民族觉悟和民族思想受到极大地压抑，“群众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组织力量，甚至不相信自己有力量，不敢向农村统治者进行斗争。”⑩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上），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57页，第588页。另一方面也影响他们对中共和边区政权的认识，影响边区政策的贯彻和执行。由于没有受到文化教育，“群众对抗日民主政权与抗日军队没有明确的认识，时常被顽固势力所欺骗和蒙蔽，群众的视线被模糊了。”①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中），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88页，第592页，第592页。甚至许多村干部由于没有文化，上级发的文件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使各项工作无法开展，从而影响边区人民对边区的方针政策的正确理解和执行，调动他们的抗战积极性更无从谈起。

教育本身就具有知识传承和政治教化的双重作用，抗战时期的社会教育自始至终也被赋予着扫除文盲和政治动员的双重功能。诚如陕甘宁边区所提出的：社会教育“在实现扫盲教育的同时, 对民众灌输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中共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 激励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其终极目的是要民众对中共政权以及各项政策的最大限度的认可。”②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8页。在一定程度上说，社会教育的政治动员功能甚至远超于扫除文盲的功能。冀鲁豫边区特别指出：“群众教育的目的是在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使之在思想上巩固与我们的联系，以新的思想武装群众的头脑。”③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中），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88页，第592页，第592页。强调社会教育要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要服从于抗战，支援抗战，社会教育成为抗战政治动员的一种特殊武器。

二、社会教育的重心随政局发展而转变

战争动员自然是贯穿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抗战初期，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冀鲁豫边区尚未建立，社会教育因陋就简，形式也比较灵活，以揭露日本侵华，宣传和动员全民族抗战为主。例如，1937年10月，濮县县委书记孔子凌给群众进行宣传教育，“讲了抗日战争的性质和前途。说明抗日是正义的，日军虽暂时强大，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濮阳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濮阳文史资料》第12辑，内部资料，2002发行，第76页，第78页。广大学生的演讲动员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简单的社会教育，如濮阳学生在1939年到集镇演讲，自编通俗易懂的抗日快板，宣讲道：“小小日本鬼，残暴不讲理。占我东三省，侵略我华北。七七芦沟桥，北平起狼烟。到了八一三，又把上海占。38年春天，来到咱濮范。濮城百多人，火烧刺刀穿。万恶日本鬼，罪恶真滔天。杀害咱百姓，抢掠又强奸。放火烧村庄，鸡犬不得安。战士敢流血，农民要流汗。有粮要出粮，有钱要出钱。有枪拿起枪，参军到前线。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抗战。打跑日本鬼，好过太平年。”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濮阳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濮阳文史资料》第12辑，内部资料，2002发行，第76页，第78页。他们在集市上采用这种灵活、通俗易懂的方式，结合当地战争形势有针对性的宣传动员能起到良好效果。

当八路军进入冀鲁豫边区，抗日民主政权逐步建立之后，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则成为社会教育的另一重要内容。从冀鲁豫行署对文教工作的指示、工作总结中可以明显看出，边区将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放在社会教育极其突出的位置，甚至远超在扫除文盲，提高文化水平之上。1943年颁布的《冀鲁豫行署训令》中指出：“本区群众已初步发动起来，目前正处在民主运动的热潮中，为了推动这一运动顺利开展……提高广大群众一般的民主常识和抗日民主政策法令的认识，认真贯彻民主运动。”⑥山东老解放区教育史编写组编：《山东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汇编》第5辑，内部资料，1985年发行，第148-149页。同年又指出：“目前我们群众教育工作的最基本方针是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对广大农民及青年农民与农民妇女应加强阶级教育，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⑦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中），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88页，第592页，第592页。这里所说的“政治觉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宣传并落实中共的抗日民主政策，二是宣传中共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特别是进行群众的阶级意识教育。例如，冀鲁豫边区在社会教育中启发群众阶级意识的内容就非常具体而详细，包括：1.什么是阶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2.中国有些什么阶级，各阶级都是怎样生活着。3.农民的贫穷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要受冻受饿。4.农民们要想不挨冻受饿应该怎么办呢？5.中国农村中的阶级分化。6.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什么？7.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我们要跟着共产党走。①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中），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93页。阶级意识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从理论上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使广大群众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但是，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共工作重心的变化，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在抗战不同阶段也明显地发生着变化。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逐步开始消极抗战，国共摩擦不断，社会教育增加了揭露国民党及其军队消极抗战的内容。如1940年范县的冬学内容主要有：“首先是揭露日军侵华罪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其次是揭穿顽军不抗日专反共的阴谋和祸国殃民的事实，提高群众的认识。同时在冬学内向群众贯彻减租、减息和实行合理负担的政策。”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濮阳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濮阳文史资料》第12辑，内部资料，2002年发行，第78页，第77页。当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摩擦进一步加剧，“范县党政领导带领广大师生开展了宣传运动，通过冬学和群众会的形式，揭发了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打内战的罪行。范县抗日中小学普遍教唱了皖南事变小调，进行抗日反顽的爱国主义教育 。”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濮阳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濮阳文史资料》第12辑，内部资料，2002年发行，第78页，第77页。宣传爱国爱军，坚决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成为当时社会教育的主题。

针对当时抗战中存在的实际问题，1941年晋冀鲁豫边区还编印《冬学政治教材》并在边区冬学学校普遍采用。主要内容包括国民誓约、锄奸和爱护八路三个方面，其中国民誓约共有10条：第1条，不做汉奸顺民。领用敌人的钱，给敌人办事情……这就叫顺民，我们都是有血性有骨气的中国人，我们只有反抗，只有斗争，绝不当可怜的顺民。第2条，不当敌伪官兵。第3条，不参加伪组织维持会。第4条，不替敌人汉奸做事。第5条，不给敌人汉奸粮食。第6条，不买敌人货物。第7条，不用汉奸票子。第8条，爱护抗日军队。第9条，保守军事资财秘密。第10条，服从抗日民主政府与法令。在冬学中通过这种誓约的方式来激起民众的抗战情绪，对他们的爱国爱军的行为做了规定。另一方面，社会教育也加强了对中共抗日政策的学习。著名的莘县大张乡东仓上村冬学小组的课程便是学习中共的政治宣传材料，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等，同时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讨论抗战形势和国家大事，如怎样才能救中国，谁是真正的抗日军队等问题。④赵紫生：《冀鲁豫老区教育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42页。使中共抗日政策走进每人心中。在莘县，社会教育学习的内容“有抗日形势教育、抗日法令教育及初步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教育”，还通过顺口溜的形式给群众讲授“减租减息增资增佃，人人都能吃饭，朱毛两家忠心耿耿誓为民族求解放，何汪二贼忍辱吞声投靠日寇卖中华等”⑤中共莘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燕塔风云：莘县民主革命时期党史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7年发行，第 553页。这类时事政治教育。

这种以抗战动员和思想政治教育为主体的社会教育，将群众急需的生产和生活知识教育放在从属地位，呈现出浓厚的军事化、政治化色彩，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有其必要性。但是，它也明显存在着脱离群众急需的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教育的群众积极参与性。因此，在1943年边区逐渐处于稳定的情况下，边区社会教育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开始重视和加强生产生活知识方面的教育。1943年民众学校课程分为政治、常识、识字和算术四个部分，其中政治与识字配合上课，共占75%，常识占15%，算术占15%。⑥山东老解放区教育史编写组编：《山东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汇编》第5辑，内部资料，1985年发行，第27页，第27页。明显增加了生产生活知识教育的比重。边区试图将文化知识教育与政治思想教育有机结合的做法，绝非意味着放松对学员思想政治学习的要求，如“识字满一千字之男女必须动员上政治课”⑦山东老解放区教育史编写组编：《山东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汇编》第5辑，内部资料，1985年发行，第27页，第27页。这类的规定就是很好的例证。到1944年抗战即将取得胜利，边区进一步扩大和稳定之时，社会教育明显向文化知识教育偏重，甚至规定“冬学与民校主要对象为成年男女，其课程以识字为主，政治教育为辅，认一千字为毕业。在今年冬学运动开始后，明年可在冬学基础之上设民校，以三千字为毕业标准。”①山东老解放区教育史编写组编：《山东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汇编》第5辑，内部资料，1985年发行，第64页。这种将民校扫盲教育优先于政治教育的做法，与前期社会教育偏重政治教育的做法有着明显不同。

三、社会教育、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

政治动员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成功实现，是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方式完成的，社会教育是其中十分有效的途径之一。冀鲁豫边区将社会教育与政治动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了社会教育中所蕴含的政治动员功能，这不仅在于边区将政治教育置于社会教育的核心，而且社会教育的形式也有利于中共政治动员的实现。

社会教育在形式上将原来呈分散式的广大农民集中起来，通过冬学、夜校等多种有组织的形式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成人教育。冀鲁豫边区的夜校，多设在人口比较集中的村庄、市镇小学或机关团体里，招收白天忙碌而晚上有的空暇的失学群众进行教学。这种集体式生活有利于学员逐步养成集体意识、民主精神和行动纪律化，夜校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重要舞台。冀鲁豫边区开展最为活跃的冬学形式也有特色。在冬学运动中，边区一方面采取自卫军形式的军事化管理方式，养成学生集体意识和行动纪律化习惯；另一方面组织俱乐部，通过俱乐部的组织和活动，培养边区民众的民主精神。通过冬学运动，边区在进行文化教育的同时，把教育与抗战动员、政治动员结合起来，使“冬学运动与抗战动员工作取得了密切的联系，教育与政治完全打成一片。这样不但帮助了动员工作，且帮助了教育工作，许多学员都参加实际的动员工作，学员在工作中学习，教员在工作中指导，真正的实行了国防教育。”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下），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5页。社会教育与政治动员融为一体。

以社会教育为载体所引发的政治动员，首要任务是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壮大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其中最为突出的效果是边区的参军潮、拥军潮的出现。广大青年参与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民族意识和政治觉悟提高之后，参军热情十分高涨，成为参军主力。以鲁西区冠县为例，1938年至1941年参军5950人，1942年至1945年增加为12140人。这样一个总人口18万的县，平均每10个人就有1人参军。③谢忠厚编：《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4页，第978页。1944年春天边区掀起了参军的高潮，仅春节之后参加主力军和地方武装的就达6540人，出现了许多母亲让儿参军抗日，妻子送郎上战场的生动感人场面。④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6页。除主力军外，他们还积极参加各种民兵组织、自卫队及抗日联防组织等地方武装组织，配合主力部队的战斗，其中最为普遍的是民兵组织。据不完全统计，1944年全区有民兵103304人，民兵和自卫队配合主力作战的大约4.5万人以上。到1945年民兵发展到153076人，民兵和自卫队有60余万人。⑤谢忠厚编：《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4页，第978页。这些农村武装组织，担负着袭扰敌伪、配合作战、破坏交通、掩护群众转移、侦察除奸和封锁据点的重任，成为抗战时期的一股重要力量。不仅如此，中共的积极抗战政策逐步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并得到支持。社会教育让边区民众明白了为什么要识字学习，为什么要发展生产的道理，在行动上农民积极地参与征兵、征粮、大生产运动等各项活动。1943年边区遭受到严重自然灾害，群众在边区党政机关的号召之下，实行变工自助，生产自救。冀鲁豫边区“据7个专区的不完全统计，参加变工队的有10540人，参加互助组的有90658人。”①谢忠厚编：《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页，第23页。由于民众积极参与，边区的农业生产和财经状况逐渐好转。以上事实，反映出中共的积极抗日政策得到冀鲁豫边区的广泛拥护和支持，社会教育以及由其引发的政治动员在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不容小觑。

其次，冀鲁豫边区的社会教育，激发了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壮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权基础。社会教育使中共的各项政策在边区乡村和广大群众中生根发芽，正如有学者在研究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时所指出的：“民众接受社会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中共在乡村政权的认同过程。”②黄正林：《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几个问题》，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冀鲁豫边区的社会教育也收到到同样的积极效果。民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的认同和政治参与，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了中共的政权建设。首先，广大群众积极入党。在社会教育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加入了党组织，党员数量不断增多，党员在民众中的比例不断提高。以边区二地委为例，1940年12月有党员3103人，1941年12月为3431人，1942增为5325人。③张玉鹏、张文杰：《中共冀鲁豫边区党的建设》，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6页、第240页；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62页。党员在群众中的比例不断提高。农民作为根据地党组织的最主要的来源，加入到中共之后，主动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作为革命的最主要的力量加入到中共，也使中共在群众中的领导能力进一步增强。其次，参加中共领导下的各种群众团体。社会教育动员群众参加各种社会团体，在边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之下，建立了工、农、青、妇、儿童团、自卫队、模范班、青年抗日先锋队等各种群众团体。“1944年仅运西数县，参加各种抗日团体的群众发展到12万人以上，灾民合作社社员达3万人，民兵增加到1.2万人以上。滑县黄庄205户92人参加农救会，9人参加工救会，22人参加青救会，137人参加妇救会，65人参加儿童团，67人参加姊妹团，267人参加合作社，13人参加民兵。”④谢忠厚编：《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页，第23页。这些群众团体成为党组织之外发动政治动员的重要组织。

冀鲁豫边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积极参军拥军、参加党组织及各种社会团体活动，反映出边区政治动员的广度和深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程度，也是广大民众认同并积极参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的表现。其中，社会教育作为中共实现政治动员的多种途径之一，对于提高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凝聚力，以及对中共农村政权的认同和参与意义重大。因此，社会教育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次成功的政治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