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霞

（天津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387）

2020 年1 月19 日至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云南考察调研，在参观和顺古镇的艾思奇纪念馆时提出，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大批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好的人才，讲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1]。 艾思奇一生为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人民大众掌握并活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作出了杰出贡献。[2]以人民为中心是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他曾说： “一个理论工作者，如果脱离群众，就没有生命了。 哲学脱离了群众，就失去了自己的立足地；群众离开了哲学，就失去了自身解放的‘头脑’，只有把哲学同人民大众结合起来，为人民大众写哲学著作，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正确道路。”[3]198因此，他始终坚持以人民群众的问题为出发点，以人民群众的生活为落脚点，运用人民群众的语言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这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化、时代化是宝贵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人民群众的问题是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出发点

从1933 年到1936 年，从《申报》流通图书馆每日刊登的 “读书问答栏” ，到《读书生活》半月刊上的 “读书问答” 专栏，再到《生活学校》上的 “大众信箱” 专栏，艾思奇始终用 “通信” 的方式时刻关注着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面对的各种问题，并以 “答读者问” 的形式公开为他们作出解答。[4]据统计，艾思奇在《申报》工作时期，仅一年内就答复了读者来信1800 余件。 此后在延安工作时期，艾思奇仍然坚持自己直接处理《解放日报》副刊 “问答” 栏上的读者来信，以时刻关注人民群众提出的问题。同时，艾思奇还以这种 “答读者问” 的形式出版了《大众哲学》《民族解放与哲学》《哲学与生活》等多部著作，不断在解答人民群众的种种困惑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面对人民群众提出的具体个人问题，艾思奇认为 “哲学的主要任务是能够真正解决人类生活事实上的问题，要能够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才足以证明它是事实上的真理”[3]569。 因此对于人民群众提出的，如关于读书和写作、方法论、各科、教育、政治经济、人生、恋爱、宗教等等方面的具体问题，艾思奇都十分关心和关注，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一作出科学且通俗的回答，有力解决了人民群众在实践中遇到的各种困惑。 就读书和写作的问题，艾思奇撰写了《怎么养成判断力——答王锦心君》《读书和创造兴趣——答徐克林君》《怎样能把书本上的知识活用——答邱孝城君等》《为什么写作不能忽视技巧——答王作民、朱明礼等》等文章，指导他们应在读好书的基础上， “把读书与生活实践联系起来，才是读书的正道”[3]170，才能不断养成和运用判断力，创造出读书兴趣，继而自觉把书本上的知识活用于生活实践。 而 “认清了作品在生活实践中所发生的重大意义之后”[5]301，在写作中就会更加注意运用创作技巧，使文章更生动，更具真实感。 就方法论的问题，为回答读者许北辰和顾慧明提出的 “关于人的意志是否完全自由” 的问题，撰写了《意志自由问题——答许北辰君》和《客观主义的真面目——答顾慧明君》，揭示了 “自由只是一定的限度以内的自由”[5]239，但也不能迷信客观主义，客观主义实际上是对环境的完全屈服，是一种无抵抗主义， “它能使我们消沉，使我们忘了自己的力量”[5]287。 其他的还有如《形式与内容——答廖明君》《人类生活的努力是什么？ ——答徐为芳君》《抽象名词和事实——答朱学实君》 等文章。 就各科的问题，艾思奇撰写了《各科问题八则——答冯廉、乐华两君》《数学公理的来源——答文成宜君》等文章来解答。 就教育的问题，艾思奇撰写了《教育救国及生活读书化——答罗俊君》《教育的反作用在哪里？ ——答何守愚君》《 “到学校去” 和 “到民间去” ——答杨超贞、顾世红、明若水诸君》等文章，明确了 “教育对于救国是有用处，但这是有条件的”[5]241，指导他们除了学校教育，更需要关注的是在大众的生活中去建立活的民众教育，以使人民群众认清楚中国的社会和危机。就政治经济的问题，艾思奇撰写了《生产要素的问题——答蔡东园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交互作用——答胡青君》《 “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 的真相——答黎季人君》等文章来解答。就人生的问题，艾思奇撰写了《生死问题及返老还童术——答董君》《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人生观问题——答陈俊三同志》等文章，明确指出妨害人类生命的不只是自然原因，社会的原因才是更大的原因，并启发他们应多关注社会现实，积极参与到民族解放战争中。就恋爱的问题，艾思奇撰写了《 “恋爱会阻碍人们的前进吗” ？ ——答钟苑、黄仲良、王文启三君》《恋爱的本质是性行为吗？ ——答徐晓云君》等文章来解答。就宗教的问题，艾思奇撰写了《非常时对宗教的态度——答熊宝君》，对宗教的性质、各种作用以及在非常时对宗教应取的态度等各个方面，作了系统的解答。

面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时代问题，艾思奇认为 “哲学是有它的时代任务的。每一个时代的新哲学，都和行动的人们的步调配合着，成为他们解决问题的指针。 ”[5]63720 世纪30 年代，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思想困惑，提出 “中国向何处去” 的问题，迫切希望找到一条光明道路。[6]艾思奇在《大众哲学》《民族解放与哲学》《哲学与生活》《民族解放运动的镜子》《何必悲观——生活的哲学》《世道不同了——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哲学研究大纲》《抗战的前途》《沉闷时局中应有的态度——答 “一个小市民” 》等著作和文章中积极回应广大青年，通俗易懂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了运用辩证法唯物论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启蒙和武装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使他们毅然从国统区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事业，参加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 抗战结束后，广大人民群众面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提出 “胜利的果实，是否能落在广大抗日人民的手里”[7]525等问题，艾思奇先后发表了《一往无前》《东方强盗就缚以后》《反面文章》《一个声援》《谁是杀人的凶手》等文章，提醒人民群众要警惕日本帝国主义战后各种各样的脸谱和阴谋，明辨国民党对敌伪政策的 “忠奸不分” 和 “是非不明” ，提出要发扬一往无前的精神， “彻底消灭敌人，使其不至于留下一点足以死灰复燃的残遗”[7]516，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8]，这在当时起到了重要的革命实践指导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意识形态领域 “除旧布新” 的历史任务，为使人民群众明确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和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建设新社会” 的问题，艾思奇先后撰写和发表了《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学习社会发展史的方法》《学习社会发展史应明确掌握的五个基本观点》等著作和文章，联系中国的实际，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使人民群众认清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前途，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自觉按照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随着新中国建设的推进，20 世纪60 年代，面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大学生提出的 “如何正确分析国内外的形势，如何正确解决国内外所碰到的复杂矛盾” 的问题，艾思奇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本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在20 世纪60、70、80 年代的中国高等院校中普遍使用，帮助青年大学生正确全面地认识和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曾明确表明人民群众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因， “单靠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努力，是太迟缓，太困难，也许还有误入歧途的危险。 最进步的哲学系统是全人类历史的最优良的成果，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敏速、更正确地解决所要解决的问题”[5]445-446。因此，艾思奇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为出发点，对于人民群众提出的具体个人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重大时代问题，都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进行科学解答。 在不断解决人民群众种种困惑的努力中，马克思主义显示出其不可取代的威力。

二、人民群众的语言是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话语体系

艾思奇在其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代表作 《大众哲学》 的第四版代序中明确指出： “我只希望这本书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给那失学者们解一解智识的饥荒，却不敢妄想一定要到尊贵的大学生们的手里，因为它不是装潢美丽的西点，只是一块干烧的大饼。 ”[5]507在这里艾思奇把自己的书比作 “干烧的大饼” ，这 “干烧的大饼” 正代表了艾思奇鲜明的群众话语体系，即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简单形象、生动有趣、朴实无华的群众语言。 艾思奇也曾指出： “写通俗文章比专门学术文章更难。 ……通俗的文章却要求我们写得具体、轻松，要和现实生活打成一片。 ”[5]602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艾思奇正是运用人民群众简单形象、生动有趣、朴实无华的语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化、生动化和生活化，使基本原理通俗易懂，易于人民群众接受、吸收和运用。

用人民群众简单形象的语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这主要体现在艾思奇擅长使用比喻、类比和讲故事的方法，形象具体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在《大众哲学》中谈到世界观时，他说： “再举一个比喻，我们不是还记得有一句‘井底之蛙’的古话么？普通我们所看见的天空，是茫无极限非常广大的，但那在井底生活着的青蛙，只看见井口圆圆的一小块天空， 就以为天空只是那么一点儿， 这也是生活地位限制着， 使它不能放大了眼光看的缘故。 ”[5]453这就是用 “井底之蛙” 的比喻来说明普通人的世界观，是由他的生活地位和环境造成的。此外，他还用 “牛角尖旅行记” 的比喻来说明物质是永远会运动变化的；用 “照相机” 的比喻来说明唯物论的认识论是反映论，但认识的反映和照相的反映是不同的。 在谈到质与量相互转化的规律时，艾思奇则运用了 “雷峰塔倒塌” 的类比来阐述，在雷峰塔未倒之前，把砖偷走，砖的数目虽然减少，但塔未倒，这就是 “量变” 的过程，而当砖的数目减少太多，塔不能支持原状而倒下，这就是 “质变” 的过程。此外，他还用孙悟空 “七十二变” 的类比来阐明现象和本质的关系；用 “岳飞是怎样死的” 故事论述对立统一的规律；用 “在劫者难逃” 的故事来说明偶然、必然与自由的联系等等。 艾思奇对于比喻、类比和讲故事手法的娴熟运用，以 “说话不怕幼稚，只求明白具体”[4]604的阐释风格，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不仅在形式上别具一格，而且在内容上通俗易懂，大大加深了人民群众对基本原理的理解，还有增强记忆的奇效，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象化、具体化。

用人民群众生动有趣的语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动化，这主要体现在艾思奇擅长运用群众的俗语、口语、成语和谚语，像拉家常一样来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 如在《大众哲学》中谈到认识论时，他说： “正戏纵然唱得怎么好，如果开锣开得不对，还是很煞风景的。 我们不能不想一个很好的方法，使听众们一来就觉得很入耳。 想来，我们大家都是俗人，耳朵最听得顺的是日常的俗话。所以最妙无过于用一句俗话来开始。这一次的标题‘天晓得’，不就是一句很熟的俗话吗？ 由这样平常的一句俗话谈起来，大概总不至于像大学教室里的哲学讲义那样令人想睡觉了吧。 ”[5]593此外，他还用 “无风不起浪” 的成语来论述事物普遍联系的规律；用 “没有了” 的口语来说明否定之否定规律；用 “笑里藏刀” 的俗语来说明现象和本质的统一；用 “谈虎色变” 的成语和 “纸老虎吓人” 的俗语来说明形式和内容的区别。 其他的还有如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 “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 “碰钉子” 、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 “听天由命” 、 “一山不容二虎” 、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 “不塞不流， 不止不行” 、 “兼听则明， 偏听则暗” 、 “做事要分轻重缓急” 、 “假面具” 、 “狐狸尾巴” 、 “守株待兔” 、 “饱汉不知饿汉饥” 等等生动有趣的人民群众语言。 艾思奇对于群众俗语、口语、成语和谚语的自然运用，充分发挥了群众语言的艺术魅力，词汇丰富多彩、表现力强、生动活泼、诙谐风趣，不仅提升了理论的趣味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生动化，更重要的是拉近了和人民群众的距离[9]，使人民群众产生情感共鸣，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学习的兴趣，从而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

用人民群众朴实无华的语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这主要体现在艾思奇擅长从现实生活实际出发举例，并反复使用，使抽象的理论逻辑转化为人民群众的生活逻辑。在写作《大众哲学》时，艾思奇就表明： “我尽可能用大家日常都知道的事例来说明这些问题，以便大家能把日常思想中正确有益的思想抓紧，而把错误有毒的思想清除，以便系统地、明确地掌握符合人民大众利益的哲学思想， 使我们有可能较正确地认识周围事变的发展情况，更有勇气和信心为广大人民的斗争贡献自己的力量。”[10]569“我常常把同一个例子，反复地用在几个问题里。对于初读者，每一个问题用一个新的例子，实在不如同一个例子用在几个问题里好；这样可以不分散他们的注意，给他们一个连贯的认识。”[5]595-596例如在阐述辩证唯物论时，艾思奇说：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碰到许多不如意的事情，举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天气冷了，如果我们衣服准备得少，那么即使心里想不受冻，也不可能。 ”[10]609这就是用生活中的实例来说明，世界的事物是在我们主观心意之外独立存在着的。 这个例子在后文中又重复出现，如 “北风吹在皮肤上所给予的感觉一定是冷，而不是热”[10]610-611。这里是用来说明，事物依照它本身的规律而发展变化并互相发生作用。 “我们要减少它的妨害，空空的用希望去希望它，是不行的，只有设法用物质的力量和它抗争。 要阻止北风的淫威，就得加添点衣服或是烧起火炉来，或是多多的运动运动，借此增加身体内部的热力。 ”[7]469这里是用来说明，认识了事物的规律，人就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改变世界。 此外，他还把人民群众都熟悉的卓别林和希特勒的例子，分别用在说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矛盾、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上。其他的如 “生活困难” 的例子、 “三座大山” 的例子、 “新中国与帝国主义列强” 的例子、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的革命与反革命” 的例子等等也被反复使用。 艾思奇从现实生活出发举例并反复论述，不仅照顾到了人民群众的接受力，而且消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神秘感，潜移默化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入到了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中，成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逻辑。

毛泽东曾反复强调，大众化 “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11]851。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艾思奇正是做到了向人民群众学习，运用简单形象、生动有趣、朴实无华的群众话语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化、生动化和生活化，和人民群众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了一片，以一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和普及了马克思主义。

三、人民群众的生活是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落脚点

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不单是要软化文体，而是要软化理论。 软化理论的方法，是应用理论，把理论活用到大众的生活事实中去”[5]364。 因此，艾思奇十分强调哲学理论要回归和活用到人民群众的实践生活中去。 在文章《吃了亏的人的哲学》中，艾思奇还特别指出： “我说的是关于生活的哲学，你听了我的话，得要随时随地拿到你的生活中应用。……从实践中来证实我的话，来补足我的话。 这样你才配得上说是真正能够认识了你的生活。 ”[12]为此，艾思奇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始终以贴近群众生活为中心，以任教、作报告、任职等多种方式自觉深入到人民群众的实践生活中，帮助和引导人民群众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变革和掌握他们自己的生活。

早在艾思奇读初中的时候，他就在中共党员李国柱同志的带领下加入了昆明一中的学生自治会，办起义务夜校，深入工人的实践生活，以帮助工人觉醒，自己动手改善生活环境，改变自己的命运。 1934 年，艾思奇来到《申报》创办的 “量才业余学校” 担任哲学教员，为来自上海印刷厂、商店、机关、银行、报馆的青年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时期的讲稿同时发表在《哲学讲话》专栏，后以《哲学讲话》为名结集出版，也就是后来更名的《大众哲学》，当时就有《大众哲学》 “动员了十万青年参加革命的说法”[13]。 1935 年，艾思奇还多次到陶行知组织的由工人、失学青年等组成的 “山海工学团” 讲课。此后，艾思奇还持续关注着青年的实践生活，相继发表和出版了《青年与战争》《怎样解决事业和职业的矛盾》《正确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就是辩证法》《哲学与生活》等文章和著作，从青年的生活感受出发，引导和启发他们活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在自己的实践生活中观察形势、分析现状、做出选择。 1937 年，艾思奇来到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任教，为红军干部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 在授课过程中，他从学生们共同的抗日救亡愿望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帮助学生们把革命理论活用到每个人的斗争实践中。

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来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任教，在1949—1950 年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多次走进机关、军队和高校，为干部、军队官兵、教师和青年学生讲授社会发展史。 影响最为广泛的是1950 年艾思奇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 在社会科学讲座节目中讲授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据统计，从4 月初到10 月11 日为止，各地机关、团体、学校等组织收听并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接联系的单位就有529 个，分布在23 个省、内蒙古自治区、京津和各大行政区直辖市。其中还有些是以一县或一市为单位的，里面还包括很多机关和团体。 而仅从其中373 个单位的统计数据来看，收听人数就达到了93000 多人。 还有30 多个地方人民广播电台也转播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讲座。 这次讲座盛况空前，是当时一个全国最大的课堂。 在这场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运动中，艾思奇从社会发展史入手，使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受到了一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蒙教育，从社会发展规律和革命发展规律上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实践生活，完成了思想上的改造。

1958 年全国迎来工农学习哲学的群众运动，7 月艾思奇来到天津，向天津仁立、东亚毛织厂、轧钢一厂的数万工人作报告，以帮助工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活用到生产实践中，报告最后整理成《工人和哲学》出版。 10 月到次年6 月，艾思奇来到河南担任开封地委副书记兼登封县委第二书记，参加地、县的领导工作。登封县的三官庙是当时全国农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进典型，被称为 “哲学之乡” 。 艾思奇亲自抓了这个典型，多次到三官庙作指导，以帮助农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活用到生产实践中。《学哲学的群众运动》就是这一时期的经验总结，艾思奇在文章中指出： “工人们学习了关于主要矛盾的原理之后，就开始在生产劳动中自觉地去寻找主要矛盾和主要的关键问题，并主动地加以解决，结果就推动了技术改革，大大提高了生产力。 ”[14]182“三官庙乡群众听了无神论课后，就自觉掀起了全乡大捣神像，平整坟墓，破除迷信的运动。”[14]182“学和用的一致，是工人、农民学习哲学群众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 ”[14]1811959 年，针对 “大跃进” 中存在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 “共产风” 等错误，面对增产了但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反而困难的生活实际，艾思奇先后发表了《认识客观规律，鼓足革命干劲》《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等文章，并在登封县举办短期培训班，分批培养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和队长，同时还为郑州、开封两地的干部、教师和学生作了多次报告，结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文件讲授哲学理论，以引导他们认识和纠正 “大跃进” 中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改进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来更好地巩固人民公社。在 “大跃进” 的形势下，艾思奇还能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为中心，辩证全面地分析人民群众的力量，实属难能可贵。

毛泽东曾指出： “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 ”[11]858这 “活的马克思主义” 就是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里，在他们具体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艾思奇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正是自觉做到了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围绕人民群众的生活，帮助和引导人民群众将理论活用到日常生活中，把 “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 。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艾思奇之所以能够成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中国第一人” ，就在于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理念， 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走进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的问题、语言和生活紧密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持续焕发出生命力。在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中，我们应该深入学习和把握艾思奇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理念，做到从社会深层入手对人民群众真正关心的切身问题，如教育、住房、医疗、养老、就业、生态、重大突发事件等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不断地学习和运用人民群众的语言，做到简单形象、生动有趣、朴实无华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表达出来；在回归人民群众的实践生活中，帮助人民群众活用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化、时代化，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精神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