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申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050000）

史志于目录学、史学等相关研究尤为重要，其之于学者价值更是吉光片羽，价值千金。在最早史志《汉书·艺文志》成书之前，官府已经注意到了编撰藏书目录的重要性并付之于行动。汉成帝时，在大规模搜求书篇之后，刘向、任宏、尹咸和李柱国等受诏主持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方性质的图书整理工作，并在分类归纳之后， “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1]。

受古代书籍流通及流传所限，故向来编撰书目精善者多是据以当时朝廷秘阁、秘书典藏之书而从事于此，予以编登条目，稽寻便取，官府、私家世守和新收之书辄列其上，功效大利于后世。而历代藏书之目录，多为孤本单行，又因传抄者稀，倘遇战乱便致亡佚。开天辟地之作如《七录》与《别录》，虽极具价值却终不传于唐后，《群书四录》《崇文总目》等今人亦不能窥见其全豹。幸而历代史籍颇有采取其书目而入志者，以其内容繁富，可备为政为学之参考，故得以能流传千古。 后人欲考镜古代学术源流，书籍存佚，舍史籍中之艺文、经籍志，殆莫由焉。[2]今将《汉志》之杂家书与历代史志杂家文献目录相比较，并综合比对历代史志对杂家概念的廓清与界定，进而考究杂家之学术源流以及汉代以降的流变过程。

今以《汉志》所著录之杂家为基础，参列各史志之杂家进行比对考察。 历代史志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和《四库全书总目》为主要参照本，兼及正史艺文、经籍志考、补等。

现考诸家学派论著文献数量，《汉志》儒家类 53 家、836 篇，道家类 37 家、993 篇，阴阳类 21 家、369 篇，法家类 10 家、217 篇，名家类 7 家、36 篇，墨家类 6 家、86 篇，纵横类 12家、107 篇，杂家类 20 家、403 篇，农家类 9 家、114 篇，小说类 15 家、1380 篇。可见《汉志》之杂家学派文献总量，略居于诸子各学派中等水平。 《隋志》儒家类62 部、合530 卷，道家类78 部、合 525 卷，法家类 6 部、合 72 卷，名家类 4 部、合 7 卷，墨家类 3 部、合 17 卷，纵横类2 部、合 6 卷，杂家类 97 部、合 2720 卷，农家类 5 部，合 19 卷，小说类 25 部、合 155 卷。唐初时，除儒、道、杂三家文献数量呈总体增长态势外，其余诸家较《汉志》减少。《旧唐志》儒家类儒家 28 部、凡 776 卷，道家类 125 部、凡 960 卷（老子 61 家，庄子 17 家，道释诸说 47 家），法家类 15 部、凡 158 卷，名家类 12 部、凡 56 卷，墨家类 2 部、凡 16 卷，纵横家类 4 部、凡 18卷，杂家类 71 部、凡 982 卷，农家类 20 部、凡 192 卷，小说家 13 部、凡 90 卷；《新唐志》儒家类 69 家、92 部、791 卷，道家类 137 家、74 部、1240 卷，法家类 15 家、15 部、166 卷，名家类12 家、12 部、55 卷， 墨家类 3 家、3 部、17 卷， 纵横家类 4 家、4 部、15 卷， 杂家类 64 家、75部、1103 卷，农家类 19 家、26 部、235 卷，小说家类 39 家、41 部、308 卷；《宋志》儒家类 169部，1234 卷、篇，道家类凡 717 部、2524 卷（附释氏神仙类），法家类 10 部、99 卷，名家类 5部、8 卷，墨家类 1 部、15 卷，纵横家类 3 部、46 卷，农家类 107 部，423 卷、篇，杂家类 168部，1523 卷、篇；《明志》儒家类 140 部、1230 卷，杂家类 67 部、2284 卷，农家类 23 部、191卷，小说家类 127 部、3307 卷，道家类 56 部、267 卷。

从《汉志》到《四库》修成，历经1700 余年，书目分类方法从 “六分法” 逐渐定型成 “四分法” （其反复之变化前注已有简述），历代史志所著录的杂家书目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杂家文献数量激增。 《汉志》杂家仅有 20 部、20 家，共 403 篇。①《隋志》杂家录有97 部，合 2720 卷。 《旧唐书》杂家录 71 部，凡 982 卷。 《新唐书》杂家录有 64 家，75 部，1103卷。 《宋史·艺文志》杂家类 168 部，1523 卷、篇。 《明史·艺文志》著录杂家类 67 部，2284 卷。数据最为直观，用数据来说话也更为可信。从历代史志对杂家书籍著录的情况来看，汉代以降，历代史志杂家类书目的数量，整体上相较《汉志》有大幅度的增加，如明代《淡生堂余苑》一书，共有604 卷，其一书之卷数已经比《汉志》所有杂家书籍整体数量还要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隋志》开始多以卷数来标示书籍篇数的多寡，此种计数方式与《汉志》不同。先秦秦汉时期以竹简为主要书写载体，缣帛盛行成为记录知识的主要载体后，故有易篇为卷。有的可能篇章较长，故以一篇为一卷；也有些篇幅可能较短，则不能以一篇为一卷自成一轴，于是就合数篇为一卷。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卷大于篇的现象。所以总的来讲，卷大于篇。[3]基于这种情况，后世史志所著录杂家书数量，则是比以上所列数据所显现出来的更远远多于《汉志》。

第二，单本篇数更多。《汉志》杂家类著述篇数最多者为《推杂书》，凡87 篇，其他各书少者也不乏以一篇而行于世。纵观《汉志》中学术传承清晰、立言有论、立论有据且能成一家之言者，其著述篇数鲜有大几十篇者，且秦汉两部合作巨著《吕氏春秋》只26 篇，《淮南内》21篇，《外》33 篇。 况是时讲求 “微言大义” ，书籍字数之多寡代表不了是书之优劣，故从善服义之根本在书言本经道术，毕竟诸子十家九流所言本论不是义疏。 反之，一书字数、篇章越多就会难免于议论驳杂混乱，迷离于中心思想之外就会越远。 《隋志》时杂家书超过百卷者已有10 家，单本最多篇数者《华林遍略》已达620 卷之多；《新唐志》有熊执易500 卷之《化统》；《明志》单本过百卷者有5 家。与此同时，后世史志似乎还陷入了两极极端化的情况，如《隋志》中单本卷数为 10 卷以下者（含 10 卷）有 58 部，《旧唐志》有 44 部，《新唐志》有 76部，《宋志》有139 部，《明志》有35 部。 但是，后世史志所录之杂家类书目卷数越少、卷数越接近《汉志》杂家类书目的卷数，是否就代表了其所录杂家就越接近孟坚所定义的杂家？ 答案当然是不尽然也，这种说法虽有一定依据，也确有相似之处，但事有例外，后文于此情况当会详述，且先将此种可能置列于此作为杂家文献学术流变的一种规律作为参考。

第三，文献种类复杂化。汉代以后，儒、道、农、杂和小说家类书目呈增长态势，而名、法、阴阳、墨和纵横家类的书目在后世史志中的著录逐渐减少，并于《明志》中彻底取消了此数家学派之分类。 儒家和道家类书目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义疏” 类书籍的增加，是一家之学随着时间的累积导致的量变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农、小说家类书目增长的原因也与此相类。至于杂家，虽然后世亦有原《汉志》仪疏传注类书目的增加，但总体来说占比较小可为忽略，且其由来一直颇有争议。

班氏言杂家者出于议官，但考周秦汉则无此官职，章炳麟言杂家出于议官者，汉代职官有议郎，即班氏所谓议官也，但于古无征。[4]王献松认为议官一词是天子议臣以及诸侯门客并且能够参与决策的人的通指，是笼统的称谓，并非是专有职官名。秦汉时期的杂家类著作就是由这些议臣、门客们集体编纂的，并且他指出从这一学术发展的历程来看，班氏 “杂家出于议官” 说应该值得肯定。[5]龚延明则指出议官是汉郎、大夫等秦汉时期参掌论议、言事之官的统称。[6]刘光蕡则认为，杂家出于议官，官有议官，即有议官之署，则今西洋西国之议院、议会之属，中国古有其制矣。在古则为外朝，帝典之师锡，《洪笵》之谋及庶人，《周礼之》询众庶，白虎之议及博士议郎是也。 杂家类儒，墨家类道，杂家多及典制，墨家专言古道，故儒家之与道，犹杂家之与墨也。[7]又东晋亦有议郎，晋议郎张显撰有《析言论》20 卷，南宋建炎间有枢密议官，但后世职官当非为班氏所言王官之议官。

《汉书》中 “议官” 只出现一次，秦汉典籍也未有互见者，虽然现在我们无法确定议官究竟是出于何种王官，但其学派所本所宗、主要旨论之一家言应当是紧紧围绕 “王治” 和 “国体” 的。 汉以后，杂家类著作开始出现异于《汉志》杂家学派的著作，如《隋志》杂家类杨伟撰有《时务论》12 卷，《宋书·大且渠蒙逊传》载 “元嘉十四年，河西王茂虔奉表献方物，并献《时务论》十二卷”[8]，可知是书当与方物、祥瑞等相涉。 孔衍撰《孔氏说林》2 卷，曲阜孔继汾《阙里文献著述考》曰： “凡事不拘乎一类而言不衷于一途者，前史列之于杂家，二十二代孙广陵太守衍有《说林》五卷，梁録二卷。 ”[9]盟仪撰《子林》20 卷，案此为梁庾仲容《子钞》之先声，是以可知在《意林》之前先有《子钞》，而《子林》则更在《子钞》之前。 《四库提要》杂家别为一类名曰杂纂。 故杂纂之体例盖自此书而始，东晋之时也。[10]《旧唐志》有《瑞应图讃》3 卷，两部《张掖郡玄石图》，《翰墨林》10 卷等，此类书均不似班氏所言之诸子杂家。 至《新唐志》及其后此类书目更多于前世，凡治狱、乡仪和祖训等辄入其中，杂家类书目从收录先秦秦汉时期自成一家之言的分类逐渐成为了真正杂取古今、囊括百家、杂而无旨的学术大杂烩。正如余嘉锡所言，周秦百家诸子皆自成其一家之学术，后世之书，凡其不能归为经部、史部者多强附之于子部，虽名相似但实际上已经脱离杂家之实际。[11]

第四，逐渐分流、散佚、失传。 首先，《汉志》中著录的杂家文献，到隋唐时期失传亡佚情况已经较为严重。到唐初《隋志》成书时，仅余《吕氏春秋》《淮南内》《淮南外》《尸子》和《尉缭子》5 部原《汉志》所著录杂家书，其他15 部杂家书并已失传，且《汉志》之篇数与《隋志》之卷数也很难考证是否为原书全本。 《尸子》一书《隋志》著录21 卷（其中目1 卷），旧、新《唐志》已失其半仅有10 卷，后其书已亡佚故《宋志》以后不录。此外，《隋志》以前杂家书，以《七録》所载录之杂家书为例，在唐初也多亡佚失传。宋王应麟以来，朱彝尊、钱大昕、章学诚、章宗源、黄侃、余嘉锡和姚名达等历代学者均认为《隋志》所言 “梁有” 某书，并非是指南梁人所著录者，其真正意义则是指 “《七録》有之也” ，近人任莉莉《七録辑证》书中定某书为《七録》所收的主要依据也是《隋志》注中的 “梁有” 二字。[12]如梁有应奉撰《洞序》9 卷，《隋志》注 “亡” ；梁有杜恕撰《笃论》4 卷，注 “亡” ；梁有诸葛恪撰《诸葛子》5 卷，注 “亡” 等等。 以此可见《汉志》杂家书之逐渐失传，至《宋志》止余有《吕览》《淮南》。

其次，《汉志》杂家书在后世的流传中逐渐散佚，直至亡失。汉《尸子》有20 篇，梁启超谓《隋》《唐志》皆 20 卷。②宋时既已残缺，后遂全佚。 王应麟谓李淑《书目》存 4 卷，《馆阁书目》仅存两篇，合为1 卷，但此二本今已不传。 清嘉庆间汪继培辑为2 卷，书上卷以《群书治要》所录为据，有篇名；下卷则为散见于各书章句辑本。裴骃集解引刘向曰 “尸子著书，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术”[13]。刘勰曰其 “兼总杂术，术通而文钝” 。李贤谓其《尸子》20 篇，19 篇陈道德仁义之纪，1 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出。 此皆唐以前人所见秦汉原书者所记述及批评。 今所存佚文，多中正平和，颇类似儒家言。 彦和所谓 “兼总杂术” 则有之，子政所谓 “不循孔氏” 则不见。使佼果为商鞅师，则今本所见其道术与商君大不类。《隋志》言 “其九篇亡，魏黄初中续” 。盖在东汉时已经亡佚大部分原书，而魏晋” 间人补撰依讬，刘勰所见《尸子》也未必是刘向所见原本，而且《治要》及其他书所征引则皆是黄初以后的本子。 但因其中存先秦佚说甚多，固自可实。[14]又如《淮南外》33 篇，今止存 21 卷，盖即《内篇》也。《外篇》久佚，《隋志》已不著录。 晁氏《读书志》云： “《崇文总目》云‘亡三篇’，李淑《邯郸图书志》云‘亡两篇’[14]，《东方朔》二十篇，残。 ”[15]

此外，汉志杂家有《尉缭》29 篇，兵形势别有《尉缭》31 篇。 《隋志》有杂家《尉缭子》5 卷，两《唐志》并作6 卷，并入杂家类；《宋志》以后咸作5 卷，归入兵家类，今本仍亦作5 卷，计有24 篇。 由此可见，汉以后《尉缭子》一书亦当有所散佚，旧、新《唐志》所载隋以前诸书，多为《隋志》所未著录或标注为残缺、亡佚者，则怀素所谓古书近出，阙而未编者也。 然而以正史言之，其为刘知几所评论书钞、类聚、《初学记》等书所徵引，而不见于志者，往往有之。 此皆唐人所亲见，竟不著于录，知马怀素之言，不吾欺也。[11]旧、新《唐志》较《隋志》为多1 卷，兼有唐代类书如《初学记》等所徵引 “尉缭子曰” 不见之于今本者，然未必不是《尉缭子》古书于唐代 “近出” 。需要注意的是，《尉缭子》也是《汉志》杂家书于后世史志分流的 “代表作” ，并且成为缭书三大 “千年争论” 之一，以致至今学界仍无定论。

汉以后历代史志只见有一部《尉缭子》，《隋志》将缭书列入杂家，两《唐志》因之，《宋志》及以后归入兵家。 刘向《别录》曰： “缭为商君学” ，又一引将商君学作南君学，即 “缭为南君学” 。《汉书艺文志考证》王氏谓 “杂家《尉缭》二十九篇，兵形势又有《尉缭》三十一篇。《隋志》《尉缭子》有五卷，今本首章《天官》称梁惠王问，意其者魏人欤？《秦始皇本纪》曰始皇十年有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事” 。《四库》兵家提要曰： “尉缭其人当六国时，不知其本末。或曰魏人，以《天官篇》有梁惠王问曰而知之。或又曰齐人，鬼谷子之弟子也。刘向《别录》又云缭为南君学，未详孰是也。 ” 又兵形势家别有31 篇《尉缭》，今杂家亡失而兵家独传。 清钱塘人梁玉绳《瞥记》曰： “诸子中有尉缭子，疑即尸子所谓料子，贵别者也。 《汉志》杂家《尉缭》二十九篇，先《尸子》。兵家《尉缭》三十一篇，先《魏公子》，盖两人皆尸佼所称，非为始皇国尉者。《史记》秦始皇十年所见秦国尉尉缭，在六国之末，梁氏以《汉志》兵家、杂家所载之叙此皆并在其前，以为别是一人。 ”[10]1203明尉氏人阮汉闻则以其时尉氏县城尚存有尉缭子台和尉缭子宅，更以尉氏县古近属大梁，以为此相符于《秦始皇本纪》 “大梁人尉缭” 之说，故以为传本兵书《尉缭子》乃秦国尉缭所著。 而今该问题虽尚存争议，但绝大多数学者均认为今本为《汉志》兵形势之《尉缭》，且行于唐宋之世本主体亦与今本大体略同，但其既于唐宋时分属杂家，还是给《尉缭》其书的学派归属问题释放了较为惑人的迷雾，由此也能推出并窥见《汉志》杂家古籍在后世分流之一斑。

第五，多家著述与兵家书重名或近似。 《汉志》杂家书书名多与《兵书略》中兵书书名重复。 杂家有《五子胥》8 篇。 班氏自注 “名员，春秋时为吴将，忠直遇谗死”[14]。 周寿昌曰 “兵技巧又有《五子胥》十篇。今存六篇，审其文字，当即杂家之《五子胥》书，而余为后汉袁康作也。清姚际恒《伪书考》引胡元瑞说亦以如此。 ”[15]139《史记》有本传，《汉书》《人表》列伍子胥于第四等中上。清梁玉绳曰子胥始见《左·昭三十一》，名员，号为伍奢子、伍尚弟。适吴，吴与之申地，故曰申胥，亦曰伍胥，亦曰申子，又曰申氏，亦又曰伍子。元成宗大德三年，封为忠孝威惠显圣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曰伍氏出自春秋时楚庄王嬖人伍参，以贤智升为大夫。生举，食邑曰椒，谓之椒举。其子曰椒鸣，得父邑。而奢以连尹为太子建太傅。因费无极之谮而太子见逐于楚王，并煞伍奢及其子棠君尚。 尚弟员，字子胥，奔于吴，事阖闾为卿。 吴王夫差时因忠谏不见听而属子于齐，号为王孙氏。 按《左传》《国语》《吕氏春秋》《吴越春秋》《越绝书》及《吴》《越世家》、本传所载子胥言行，容有见于是书。[16]兵技巧有《五子胥》10 篇，注有 “图一卷” 。 《旧唐志》有伍子胥《兵法》1 卷，《新唐志》有伍子胥《兵法》一卷。 《文选注》引《越绝书》 “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 。 《武经总要》云 “伍子胥对阖闾，以船军之教，比陆军之法” 。[17]《旧唐志》：《伍子胥兵法》一卷。 《御览》三百十五《越绝书》： “伍子胥水战法，大翼一艘，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櫂五十人，舳艦三人，操长鉤矛斧者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当用长鉤矛长斧各四，弩各三十四，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 ” 《北堂书钞》亦有引此，今本《越绝书》失之。 又《隋志》有伍子胥撰之《遯甲决》《遯甲文》各1卷。[18]姚氏按伍子胥有杂家书8 篇。 《吕氏春秋·首时篇》：王子光代吴王僚为王，任子胥，子胥乃修法制，下贤良，选练士，习战斗。 《武帝本纪》注：臣瓒曰：《伍子胥书》有戈船，以载干戈，因谓之戈船也。 又曰《伍子胥书》有下濑船，濑者湍也，吴越谓之濑，中国谓之碛。 《隋志》五行家载《遯甲決》1 卷，吴相伍子胥撰；《遯甲文》1 卷，伍子胥撰；《遯甲孤虚记》1 卷，伍子胥撰。 旧、新《唐志》并有伍子胥《兵法》1 卷，又五行家有伍子胥《遯甲文》1 卷。 严可均《三代文编》曰 “伍子胥有兵技巧十篇，图一篇。” 《文选注》及《御览》引伍子胥《水战法》，又有引《越绝书》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凡三条。[18]366

杂家有《吴子》1 篇，按此吴子列在公孙尼之前，则颇类似吴起，同为七十子之弟子[18]290；兵权谋有《吴起》48 篇，《隋志》有《吴起兵法》1 卷，今本 3 卷 6 篇，所阙亡多矣。 唐氏云 “司马法在六艺，兵法始③孙吴，皆后世变诈之兵，非古之兵书也。 虽阴阳神农、黄帝之号，皆讬也”[19]163-164。 《隋志》有贾诩注《吴起兵法》1 卷，而今存者《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变化》《励士》6 篇而已。《文选注》两引其说，俱作 38 篇而已。[20]125本书《刑法志》言 “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 ……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 ” 是书列吴起于《人表》第六等中下。 梁玉绳曰吴起始见《秦》《魏策》《荀子·尧问》，中矢而死，或云枝解，或云车裂。 宋宣和五年，封广宗伯。 《隋志》有《吴起兵法》1 卷，魏贾诩注。 《新唐志》：贾诩注《吴子兵法》一卷。《宋志》：吴起《吴子》三卷，又云朱服校定《吴子》二卷。 晁氏《读书志》曰《吴子》三卷，魏吴起撰，言兵家机权法制之说，唐陆希声类次为之，凡《说图国》等六篇。《四库提要》引高似孙《子略》谓其尚礼义，明教训，或有得于《司马法》者，斯言允矣。 严可均《三代文编》曰吴起卫人也，师事曾子。 仕于鲁后去之魏事魏文侯。 武侯为西河守，公叔害之而去之楚。 楚悼王以为相，著有《兵法》一卷。 《韩非子·内储说》引吴起《南门令》《西门令》《攻秦亭令》，又《吕氏春秋·慎小篇》亦引《南门令》。[16]334

杂家有《由余》3 篇，《韩非·十过》篇④有秦穆公文由余事，比《吕氏春秋》为详，太史公采入《秦本纪》，又《新书·礼篇》引有由余语。[20]106《史·秦本纪》载缪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之秦事，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 后由余去戎降秦，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汉书》列之于《古今人表》第四等中上。 清梁玉绳曰由余始见《韩子·十过》《吕氏春秋·不苟》《韩诗外传》《史·秦纪》和《李斯传》，姓由，繇与由读同。 马国翰辑本序曰《汉志》杂家《由余》三篇，《隋》《唐志》皆不著录，考《史记》载其与缪公问对，《韩非子》《说苑》并引之以俭说道，贾谊《新书》引其待下有礼之说，略存佚篇，并据以辑录[18]283；兵形势有《繇叙》二篇，《古今人表》 “繇余” 即由余，疑 “叙” 当作 “余” 。李荃《太白阴经》云 “秦由余有阵图”[19]165。 《太白阴经》言 “秦由余、蜀诸葛亮并有阵图。 ”[20]128姚氏以《太平御览·兵部》引李荃《太白阴经》云黄帝设八阵之形，风后演握奇图，力牧亦创营图，其后秦由余、蜀诸葛亮并有阵图以教人战。 姚氏按由余别有三篇，见杂家。 《白帖》五十五引《七略》亦作由余。此繇叙或是繇余之后，追述其先世为是书，故次于孙軫之后。傥孙軫审为陈軫，则于时代先后尤合，然皆无确证。[18]352

杂家有《尉缭子》29 篇⑤，《隋志》杂家《尉缭子》5 卷，梁并录 6 卷，梁惠王时人。 按梁惠王问者，当在兵形势家，疑此别也。《始皇本纪》： “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其计以散财务，赂诸侯豪臣，不过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 《秦策》有顿弱说秦王 “资万金，使东游韩、魏，入其将相；北游燕、赵，而杀李牧” 。 正与尉缭谋同。 顿弱与尉缭乃一人，记异耳，是此之尉缭也。 《初学记》引尉缭子曰 “天子宅千亩，诸侯百亩，大夫以下里舍九亩” 。 《御览》卷六百八十四引尉缭子曰 “天子玄冠玄缨，诸侯素冠素缨，大夫以下练冠” 。 此皆并类杂家说。[20]106姚振宗引章学诚《校雠通义》曰，书有同名而异实者，必著其同异之故，而辨别其疑似焉。 兵形势家与杂家之《尉缭》同名，著录之家当别白而条著者也，姚氏按《始皇纪》载十年入秦之尉缭，已在六国之末，而杂家之尉缭书序次在由余之后，尸子、吕不韦之上，则必定远在其前，可知杂家书非为大梁人尉缭[18]283；兵形势复有《尉缭》三十一篇，《隋志》杂家有五卷《尉缭子》，复又云兵家梁有《尉缭子兵书》一卷。 按其书自《天官》至《兵令》二十四篇，并言兵形势，不当入杂家，此盖误承《汉志》两见，不知杂家者先亡耳。 其末篇所言杀士之教，李靖兵法取之，亦异乎《六韬》所称 “杀一人而三军震” 之旨。[20]128梁玉绳《瞥记》谓与杂家之尉缭是两人，故作此书者不知即此尉缭否也。[18]354

以上历代学者诸疏解，大多为考证拾遗补缀之说，虽对于杂家和各兵家之篇目鲜有明确意见者，但也有二三家明抒己见。 如有学者即认为杂家《由余》与兵形势《繇叙》为同一人所作。陈朝爵谓《史记》在秦缪公与由余之问对，由余所言皆为黄老淳朴清净之旨。是黄老之治，即戎夷之道，而杂家以道德为归，亦自由余启之。[15]140后其引王应麟与李荃说，案襍家之《由余》与此《繇叙》为同一人。[15]172也有学者认为杂、兵两家书名近似或相同之书是完全没有联系的，仅仅是书名相类似而已，此说代表人物为顾实。 对于杂家三篇《由余》书，他案是书今亡，与兵形势二篇《繇叙》盖非同书。由繇、余叙为通叚字，引史迁说而观之，以为其不独见黄老之治即戎夷之道，复更见杂家之以道德为归，认为此自由余启之。[19]并言兵形势《繇叙》二篇与杂家书盖非同书，今亦亡矣，自注《人表》又作繇余。[21]154杂家《尉缭》二十九篇，顾实认为今亡，与兵形势三十一篇《尉缭》盖非同书。 他指出《始皇本纪》之尉缭当为杂家《尉缭》，非为魏惠王时之兵家《尉缭》。兵家书究极兵形势之变化而言之，今有残本。[15]124此外兵家之《吴起》四十八篇与《五子胥》十篇，顾氏以为与杂家书《吴子》一篇和《伍子胥》八篇亦非同书。

因《汉志》兵、杂家书今已大多亡佚，而《隋志》以后以其书亡失故不予著录或只存见一书者，兼以此两家书目多有与以上所列书目相同、类似等情况，即使偶有传世残本但其原属家派已无确证及可考者。 是故历代学者有如姚明煇者以为《汉志》存在 “互见” 例者，如《尉缭》一书，他指出《汉志》本有互见例，进而怀疑此杂家《尉缭》与形势家《尉缭》是一书也。[20]陈朝爵亦以为然，他认为盖《隋志》误承《汉志》 “两见” 目录分类法，故不知襍家者先亡耳。并且他还指出襍家尉缭当为《始皇本纪》所称于始皇十年入秦的大梁人尉缭。[15]172“互见例” 又有学者称为 “互著法” ，即一书两著，在目录分类中将一本书分别归类在两种及以上不同的家派。 简本《尉缭子》出土后此说亦曾盛极一时，认同该观点的学者以何法周、徐召勋为代表。 何法周的观点是两种篇数、篇名稍有不同，文字风格与内容小有差异(先秦著作最先都是长期在师徒之间口头传授，由于其传授的派系以及各派系受时代影响的程度以及写定的时间、分篇的方法等等不可能完全相同，自然就会出现不同的文字记录、不同的版本)，但全书内容基本相同的《尉缭子》一书，却被《汉书·艺文志》的作者班固分在了两类中，当成了两部书。[21]徐召勋基本同意何法周的观点，他指出何法周对杂、兵两家两种《尉缭》篇数不同问题的解释是有道理的，错误的是对班固的批评。 他认为班固并不是把同一部相同的《尉缭》当成了不同的两部书，而是在《汉志》中运用了互著法，因为《汉志》以后成书的很多书目也都不自觉或自觉地运用了互著法。[3]157

对于何、徐二人的观点，已有学者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钟兆华认为班固在《汉志》中给群书分类之时，皆有其一定之规和严格的标准，各分类书目之间，是 “内容迥异” 的，并且是 “不能混同” 的。因此班固不可能将《尉缭》这样的一部军事著作和兼儒墨合名法的杂家的两种不同本子，分列在 “杂家” 与 “兵家” 两类之中。他还指出现存各种本子的《尉缭子》一书，都是原《汉志》中的《尉缭》，并且在汉代还有一种不言兵的 “杂家” 《尉缭》存在。[22]李桂生在考察《汉志》的著录体例后发现，没有任何一部著作存在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学派分类中重复著录的情况，他指出凡是一部著作在《别录》《七略》中重复了的，班固在《汉志》中均只著录一次，并注出详细说明，对刘歆《七略》所有之著录凡有改易，均注以 “入” “出” 和 “省” 来说明，这是班固《汉志》著录所遵循的重要原则。[23]笔者也曾撰文在钟、李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上继续进行讨论，认为今本《尉缭子》当为原《汉志》兵形势《尉缭》。[24]

《汉志》杂家书下班固多有自注，如若再兼考其自注与书名，则可以发现班氏《汉书》所收录杂家书之撰者，多有军事经历和背景，而书中内容亦当多涉有兵事。杂家书《五子胥》八篇，班氏自注 “名员，春秋时为吴将，忠直遇谗死” 。 《史记》有本传，《伍子胥列传》曰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员。 伍胥亡奔宋，奔郑，至晋，复还郑，入吴。 吴王阖闾召为行人，而与谋国事。阖庐三年，兴师与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吴反二将军。欲至郢，因将军孙武之劝乃归。阖闾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将兵伐吴。吴使伍员迎击，大破楚军於豫章，取楚之居巢。阖闾九年，与孙武伐楚，乘胜而前，五战，遂至郢。 《吴世家》亦有其载，不再赘述。

《子晚子》35 篇，班氏自注 “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 。 姚振宗云 “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曰《英贤传》载子俛子，齐人也，著书五篇，⑥其论兵法与穰苴同” 。

《由余》3 篇，班氏自注 “戎人，秦穆公聘以为大夫” 。 《秦本纪》载缪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出使之秦。 后缪公问由余戎国地形与其兵势尽詧。 由余降秦后，缪公礼之以客礼，并询伐戎之形。 三十七年，秦因用由余之谋伐戎王，果开地千里，益国十二，遂霸西戎。

《尉缭》29 篇，班固自注 “六国时” 。 《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十年，有魏人尉缭西向秦入咸阳，献并灭六国之策，始皇大喜，礼遇甚隆行其策，并以之为国尉。 刘向《别录》云 “缭为商君学” 。此与《尸子》20 篇共同之处则在于均与 “商君” 有所联系。班氏注 “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 鞅死，佼逃入蜀” 。 卫鞅画计谋事，理民立法，未尝不与尸佼相规也，以此可见佼、鞅牵连影响之深。 商鞅被刑之后，佼恐被诛乃逃亡至蜀，自为撰此20 篇。 商鞅既是法家，以刑名名于后世，与韩相申不害并称 “申商” ，董仲舒曰 “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 及晁错 “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 ；鞅又是兵家，即今俗称之军事家，他在军事领域取得的成功在当时并不亚于政治和刑名的成就，至晚在西汉时已与兵家名将孙武、吴起和白起等并称， “争城杀人盈城，争地杀人满野，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国灭亡于后” 。由此方面观之，尉缭、尸佼当亦通于兵政战攻之事。

《吴子》1 篇，无注。 姚振宗按此吴子列在公孙尼之前，以为颇似吴起，认为该吴子同为七十子之弟子。[18]290《史记》有其传，卫人，好用兵。 尝学于曾子，为鲁将时，将兵攻齐大破之。为魏将击秦拔城守西河，故秦不能东进。 为楚相，则南平百越、北并陈蔡、伐秦却三晋。 与孙武并称 “孙吴” ，韩子云 “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 。

《东方朔》20 篇，无注。 《汉书》有东方朔传，其自言 19 岁学孙武、吴起之《兵法》，习战阵之具，通钲鼓之教，凡兵家言能诵二十二万言。[1]史迁亦有其载， “武帝时，齐人有东方生名朔，以好古传书，爱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25]。如此博学饱读材力之士，又常上书陈 “农战强国之计” ，可晓知其所学至少一半均为兵家之书言，亦可见其于兵事之通晓。 《黄氏日钞》曰东方朔固然为滑稽之士，但其未尝有一言一语导人主于非。 至其却董偃、谏起上林及化民有道三事，忠言谠论，如矢斯直，一时文墨议论之士，孰有髣髴其万一者乎！ 姚振宗按《汉书》本传 “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 者言，意以为即此杂家二十篇之书，其 “辞数万言” 亦有对应。 褚少孙所称 “上书用三千奏牍” ，亦意指即是此书，姚氏以为特褚谓其初到时所上书，传则列在再为中郎时，此稍稍不同耳。其本传言之刘向所録东方朔书有《客难》。 《非有先生论》《封泰山》《责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风》《殿上柏柱》《平乐馆赋猎》，皆为八言、七言上下，《从公孙弘借车》诸篇，皆其杂诗文，则本志所不载者也，即不著于杂家二十篇之中也。[18]289

《兵书略》有兵权谋者 13 家，凡有 259 篇。 班固言 “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259 种。 出《司马法》入礼也”[1]1757。 杂家有《淮南内》《淮南外》，历代学者多认为其《内篇》论道，《外篇》主杂说。 而今存者为《内篇》也，《四库简明目录》亦云 “安书原分内、外篇，此21 卷是其《内篇》。 其大旨则原本道德，而纵横曼衍，多所旁涉，是故班固列之于杂家”[26]。 《内篇》虽多论道，但依然有训兵略之遗存，《外篇》则旁涉曼衍，故论兵之说当为更多。且任宏论次兵书以为四种，其中兵权谋家曾有《淮南王》兵书，班固以为重复而出之，盖当附入于杂家《淮南》之中。 项永琴认为《汉志》杂家所载20 条书为一杂家，《淮南王内》《淮南外》 当合并成为一家， 但杂家所著录总篇数较班氏所言多溢有10 篇，以兵权谋家注释考杂家 “入兵法” 之注，其杂家书可入于兵书兵法者则指《淮南》书也。[18]291

案杂家他书尚有《吕氏春秋》及《杂家言》。 四库馆臣云《吕氏春秋》 “秋令多言兵” ，可见是书亦涉有兵事。《杂家言1 篇，班氏自注 “王伯，不知作者” 。颜氏《集注》曰 “言伯王之道。伯读曰霸” 。按此书无书名撰人，犹《儒家言》《道家言》《杂阴阳》和《法家言》之类，或有数十篇，或只一两篇。 《解子薄书》以下三家，皆无时代及撰人者，按例当置之于简末焉。[16]先秦主要诸子学派或多或少均在不同程度参与、践行了 “王霸之辨” ，商鞅更曾以王道、霸道说秦孝公。以 “霸道” 而言，与其最紧密的两家则是法家和兵家，堪称为 “霸道” 之左、右手。持霸道行霸术者，多以法家治内而以兵家御外，故先秦兵家亦多言王、霸。尉子亦曾以王道、霸道说梁惠王，问对、阐释王国、霸国之义理，如 “王国富民，霸国富士” 等。由是可知，言王伯者必不能脱离兵事而独言之。

《隋志》是现存第二部史志目录著作，六朝以前之目录书俱皆亡矣，以此书《经籍志》能仅见其崖略，是故读古书者必为取之而资焉。[16]193以《汉志》杂家书多涉兵政事这一角度而言，纵观历代史志，《隋志》在目录分类上是对班固目录学思想继承最好的。

《隋志》杂家类有《仲长子昌言》12 卷，自注 “汉尚书郎仲长统撰” 。 其本传云因尚书令荀彧举而为尚书郎，后参丞相曹操军事。 其每论述叙说时俗及古今之行事，恒常发奋叹息，因论著名曰《昌言》。又有蒋济撰《蒋子万机论》八卷，《魏志》本传云建安十三年（208）蒋济为密白刺史，以伪书退孙权得全合肥城，文帝时出为东中郎将，明帝即位后迁为中护军。 《钟会传》云 “中护军蒋济著论，谓观其眸子，足以知人” 。 梁有钟会《刍荛论》五卷，毋丘俭叛，会从大将军司马景王东征并典知密事。 后文王总统六军，会谋谟帷幄。 后会以军功迁黄门侍郎，封东武亭候，邑三百户。 梁有诸葛恪撰《诸葛子》5 卷，本传云以弱冠拜骑都尉，后从中庶子转左辅都尉，试守节度，因拜抚越将军。迁大将军，代陆逊领荆州事。 “东兴之捷” 后加荆扬州牧，都督中外诸军事。 梁有《桑丘先生书》2 卷今亡，晋征南军师杨伟撰，又有《时务论》12 卷存。 严氏《全晋文编》云杨伟字世英，冯翊人。 仕魏文帝、明帝为尚书郎，后参大将军曹爽军事，入晋为征南军师。[10]1229《魏志·曹爽传》载 “正始五年，爽伐蜀不得进。 爽参军杨伟为爽陈形势” 。 梁有《刘子》10 卷，孙氏《平津馆鉴藏记》云 “《刘子》十卷，目录前题《刘子新论》，南梁通事舍人刘勰撰，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注。 ”[10]1231

如上所次列诸书，能见《汉志》所著录之杂家类书，其中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较多地涉及兵政军事，具体表现为撰者大多具有军事经历或书中内容多谈兵言兵。 汉以后至于隋唐，其间所著录之杂家类书目，亦多为有军事经历者所撰，且时代越前表现得越为明显。 唐以后，这个特点逐渐消失，《汉志》兼合诸子、知国体和贯王治的这类周秦汉杂家书亦随之消亡。

注释：

①需要注意的是，班固似将《淮南内》《淮南外》分列，各算作一家。 此外，将《汉志》杂家所有20 家著述之篇数相加仅得393 篇，较孟坚所言403 篇少10 篇。

②注：两《唐志》皆作十卷。 《隋志》作二十一卷，其中目一卷。

③ “始” 字各本皆同。 至正本《玉海》卷一百四十 “吴起兵法” 条引作 “如” 。

④ “十过” 原误作 “一纪” ，据《补注》引沈说改。 《韩非子》无 “一纪” 篇。

⑤ “子” 字原脱，据殿本《汉书·艺文志》补正。

⑥案此为五篇，或敚脱 “三十” 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