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稼雨

承蒙《关东学刊》谢小萌兄盛情美意，要我回顾一下自己的学术生涯。想想混入学界已经四十余年，论齿则古稀遥遥在望，无论是学术生命还是生物生命，都要开始进入尾声。这个时候做些回顾总结，也不是没有必要了。

一、十年学画

对，这个小标题不是“学术”，是“学画”。为啥？因为十年学画经历所培养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面对一件事情的态度和解決途径等等素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后来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过文化革命停课两年，1968年在校三届初中生全部同时毕业离校（大部分到农村插队），我们小学原四、五、六三个年级同时升人大连第十五中学。因为前两年的“革命”作为，校园一片狼藉，亟需相关美术人员按当时潮流进行“红色”美化。我因小学有过一点美术基础，被选送到学校那个负责全校美术宣传的“红画室”，一边学习，一边实践。主要工作就是大标语、大批判专栏，教室走廊的宣传画、语录等。这些工作内容本身不想说什么，但这个学习和工作方法过程却值得我永远珍惜铭记。

因当时这方面工作任务紧张，学校也没开始严格意义上的复课，所以学校把我们几个学生抽调出来，交给学校的美术老师，后来由大名鼎鼎的徐世政老师统一安排进行这项工作。

大连十五中的徐世政老师是一位出色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当时做那些红色宣传工作本身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但在跟他学习做这些工作的三年过程中，我却从他身上学到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勤奋工作的精神。他有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工作镜头，成为多年来让我不敢对包括学术在内的任何工作懈怠马虎的鞭策：有一次为学校走廊悬挂书写毛语录，纸张用广告色涂了底色，然后用红色广告色书写文字，不巧有一个字写错了。按一般的做法，这张纸作废，另外换一张就是了。但当时我们还没来得及反应，徐老师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低下头，张开嘴，用舌头把写错的红色字舔洗干净。只见舔洗过后的底色与没写状态无异，一张底色纸没有作废，可以继续使用了。

当时学校没有正式复课，班里的同学们每天上午象征性地上课，下午要么参加政治活动，要么就自由活动了。但我所在的“红画室”工作班子，每天的作息时间是早七点半到校，中午自己从家里带盒饭，晚上早则八点，晚则十点甚至更晚（没有人管晚饭，也不知道什么叫夜宵。什么时候回家，就什么时候在家吃晚饭）。而且是三年如一日，几乎没有节假日。后来很多朋友和学生很奇怪我为什么能有那么持久的工作韧性和毅力。现在我可以解开这个谜底，这完全是那三年给我养成的生物钟习惯。

因受徐老师言传身教的影响，我也慢慢学会像他那样对待工作、对待事业。当时按上面统一部署，学校派给我们一批任务：除了学校主体建筑外，每个连（当时班级为排，三个排为一个连）配一幅毛主席画像。当时没有那么大的防雨防晒的印刷品，完全需要手绘。当时徐世政老师是大连市绘制毛主席画像“四大金刚”之一，他本人有足够的专业能力。但当时全校有将近十多个连，他一个人画需要很长时间。从培养人的角度考虑，他向学校提出，从我们几个学生中选拔优秀者重点培养，与他一起完成这个任务。我有幸人选这个小组。我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因为这不仅是一项政治任务（当时因为这方面问题遭殃者不乏其人），同时也是我自己进入专业美术学习（油画人像绘制）的重要机会。为此，我在原来作息时间的基础上更加认真投入，几乎牺牲所有的课余时间。当时经常能看到的场景是，其他同学都回家了，只有我和徐老师两个人在画室里。尤其是当他本人有绘制伟人像工作的时候，我更不能放弃学习观摩的机会。因为当时没有这方面的学习参考材料，只能自己动手准备。我当时有个小本子，每次他拿起画笔，我就打开小本子，他每一笔落在何处，用什么颜料相互调制，笔触方向速度等，我都一一记在本子上。回去加以揣摩，自己绘制时拿出来学习模仿和参照。我这个行为感动了徐老师，他曾对其他同学说，如果你们当中将来有能够取得成功、干出成绩来的，那么第一个应该是他。后来有个单位请他去绘制两幅伟人像，他就把我带上，每人一幅。

中学三年期间，我每天晚上（大约八点到十点）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要穿过美丽的大连市劳动公园。月光下荷花池中微微泛起的涟漪和荷叶垂柳的倒影，会洗去我一天的劳累和疲倦，把我轻松地送回家，吃饭入睡。

因为这些缘故，本来徐世政老师希望把我留在大连十五中工作，做他的助手;但1971年毕业的时候我们被全部送到当时的旅大师范学校（后来升格为大连师范学院），我被送人美术班学习。在这里我因为有在大连十五中徐世政老师培养的基础，很快在专业学习上显出优势，被推选为班级学习委员和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素描课课代表。这一年多的学习使我在专业方面也有很大提升，系统接触了石膏写生和人像写生，以及色彩学习等等。因为当时市里亟需师资的缘故，原来计划两年的学习被缩减了10个月，于1973年初提前毕业。我被分配到大连三十八中学独立担任美术教师。从1973年2月到1978年10月将近六年的教学生涯中，我依然保留当年徐世政老师给我培养形成的作息时间，早上七点半到校，中午带饭或吃食堂，晚上早则八点，晚则十点回家。独自一人遨游在事业的天地中，是我一生最大的精神享乐和幸福。

十年如一日的作息时间让我的家人开始很不理解。每当夜深人静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把家当旅馆了！”但是，大约在七十年代中期，我父亲终于改变态度，开始对别人说：学习伟人就要从这开始。他终于明白我是做大事情的人。

这十年的经历告诉我，做任何事情，不认真、不踏实、不坐冷板凳，必将一事无成。

1978年我上大学之前，见过我的中学班主任老师周家昌（后任大连市教育局局长），向他汇报我的变动情况，并表示对未来的中文专业学习有些担心。周老师对我说：只要你继续保持大连十五中时期徐世政老师给你培养的优秀素质和习惯不变，做任何事情都会成功！

若干年后，我回大连探亲，与徐世政、周家昌等中学老师聚会时，我对老师们说，虽然我要向徐老师说一声抱歉，没有在美术专业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但大连十五中给我的素质培养，是我终生受用的精神食粮，也是我今天取得所有成绩的决定性基础。没有当年的十五中经历，就没有我的今天！

二、七年求学

上大学一直是我童年以来的梦想，但从1966年开始停止了高考。我成为中学教师后，又没有资格成为七十年代初开始的工农兵学员。所以这个梦想一直被埋藏在心里。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我立刻振作起来，积极投身备考中，并参加了1977年鲁迅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因当年没有被录取，准备次年继续报考美术学院。1978年6月我接到鲁迅美术学院通知：国家最新政策规定，国家公办学校正式编制教师，只能报考师范院校（1977年没有被录取也是这个原因）。而当时我所在的辽宁大连，就没有有师范院校美术专业的院校招生。所以，我就面临选择：要么放弃上大学的梦，要么就改行报考其他专业。

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放弃浸染十年的美术专业，改行报考大学文科。

1978年高考报名时间是6月上旬，考试时间是7月7、8、9三天。这就意味着，我只有一个月左右的复习时间。但我心里有底的是，尽管我没有系统学过汉语语法知识（主谓宾定状补之类），但我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应该不输给我的同龄人，尤其是当时的应届毕业生。我改行文科也有有利条件：一是我从小学三年级就是班里唯一一张大连市儿童图书馆阅览证的获得者，从三年级（1964）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我几乎读遍了大连市儿童图书馆小学部的文学读物，文革期间因为学校停课，又有大量时间阅读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尽管书源有限，但还是看了不少;二是我在大連三十八中学任教期间，被安排担任学校的图书管理员，而且因为师资匮乏，学校又安排我教授了学校文科课程中除语文和外语之外几乎所有的课程（政治、历史、地理）。而我又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应付一门课的人，所以，中学政治、历史、地理方面的课本和参考材料，我着实看了不少。这些都成为我只有一个月复习时间参加高考却能成功的关键所在。

因为我高考成绩中历史一门分数最高（总分100，成绩93），所以最初打算报考历史专业。但因政审出了问题，等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被录取时，已经错过理想学校、理想专业，只能就读于大连本地的辽宁师范学院（后来的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了，于是，我是被迫选择并从事了中文专业的学习和后来的研究之路。

从我上大学本科那天开始，就已经决定把大学的专业方向作为自己未来的工作事业方向。所以，从大二开始，我就开始考虑选择报考研究生专业方向问题了。从大学本科选择专业方向和报考研究生开始，到考入南开大学就读共七年时间里，有两位先生对我专业指导和学术引领起到重要作用，一位是前大连图书馆研究员王多闻先生，一位是我的硕士授业导师刘叶秋先生。

王多闻先生为前大连图书馆古籍善本参考部研究员，《中国善本古籍总目》史部主编。经我在大连三十八中学的老同事、老兄长祝恩堂老师结识了王多闻先生。八十年代初考研如同现在考博一样，都是直接报考专业导师名下的。我选择报考古代小说方向完全是王多闻先生的主意。他不但深谙史部古籍，对中国古代小说和古代笔记也烂熟于心。本来最初我本人的专业选择意向是偏向西方文学和文化，希望能够在学习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基础上，结合以前的学画背景，将来往西方美术史的方向发展。但这个想法被王多闻先生否定掉了。他的理由是，中国人搞外国的东西很难超过外国人，还是立足本土为好。他特别建议我把专业方向定为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理由就是大连图书馆在中国古代小说版本收藏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因为抗战时期日本著名收藏家大谷光瑞在中国收集了大量中国古代小说版本，寄藏在当时的大连满铁株式会社图书馆（今大连图书馆），准备运回日本。后因日本战败，大谷没有财力赎回这些藏品而归属大连图书馆。王多闻先生非常熟悉了解这个情况，告诉我这批以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为主的小说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珍稀程度上看都非常重要，为研究空白盲点。可以把研究生专业报考和将来的学术研究方向结合起来考虑。我完全接受了王先生的建议，并按照他的具体指导，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纲，参考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史》，开始系统学习中国小说史。

或许是冥冥之中上苍的安排，我还需要特别感谢王多闻先生的是，他在指导我系统学习中国小说史的同时，还特地交代我，治中国小说史，不可不了解中国古代笔记。在当时还没有关于笔记的系统著作、论文和大量排印整理本作品的情况下，他分期分批地给我开笔记方面的书单，没有普通排印本的，他就给我开提书单，要我到大连图书馆阅览室阅览线装本。这个工作持续了不久，1980年，我后来的硕士导师刘叶秋先生的《历代笔记概述》出版，如同及时春雨。我立刻买来，在原来王多闻先生开列书单的基础上，用《历代笔记概述》加以全面地毯式覆盖学习。这本来是王多闻先生为让我学好中国小说史的辅助性学习，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它竟然成就了我后来的硕士专业学习方向。

1982我大学毕业前夕，面临研究生入学报名专业遴选。我从大二开始做了三年准备，要考明清小说专业。在查阅招生目录时，初步选择南开大学朱一玄先生和河北师范大学朱泽吉先生为报考导师。但在南开大学的招生目录中我突然发现上面“笔记小说研究”（导师刘叶秋、宁宗一）赫然在列。我顿时感觉喜从天降，因为这个方向的考试科目上三门专业课考试为：文艺理论、中国文学史、笔记小说研究。除“笔记小说”这门课外，其他科目与“明清小说”专业方向完全一样。而我在三年备考过程中曾按照刘叶秋先生《历代笔记概述》提供的线索，翻阅了不少笔记作品，对笔记发展的基本线索和类型特征也都比较清楚。可以说，我对“笔记小说”这个科目的底气程度并不比明清小说差。但按常理分析，“笔记小说”这个专业方向从未招过生（以后也再也没有过），专门为此做准备的人应该少而又少。所以，我当机立断，把报考的第一志愿改为“笔记小说”方向，并如愿考中。

1982年9月，我负笈入关，来到我仰慕已久的南开大学，在刘叶秋、宁宗一两位先生门下攻读“笔记小说”方向硕士学位。

刘叶秋先生跟我的第一次谈话和指示，与我在中学时期受到的素质训练完全一致。他要求我：做古代文史研究，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第一个学年内，放下一切杂念，专心把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工具书使用等基本文献学知识能力掌握好，然后再来谈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