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共享作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归宿，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发展重在解决发展为了谁和发展成果怎样分配的问题，它强调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社会基本自由权利。基于唯物史观的理论视域，结合当代中国历史性变革深刻领会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的价值意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体制，对于实现分配正义、共享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共享发展 分配正义 路径

作者简介：卢丹阳，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现时代。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12.042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改善民生，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促进城乡教育、就业、医疗公共服务均等化，力争实现分配过程中的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但也应当看到，社会分配正义的实现是一个复杂、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要将其融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动力支撑。

一、共享发展与分配正义的内在统一

共享发展与分配正义具有内在一致性、贯通性。共享发展回应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新发展、新表达，蕴含分配正义的价值诉求、最终目标。分配正义则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共同追求，是共享发展的内在要求、逻辑初衷。

（一）共享发展是分配正义的价值目标、最终归宿

共享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新发展，包括全民共享发展成果、全面共享社会保障、共建共享和谐社会[1]。首先，共享发展蕴含着分配正义的价值目标。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但发展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性问题仍然突出。在此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实际情况，提出共享发展理念，正是为了解决好社会分配正义问题。一方面共享发展坚持社会经济利益的正义原则，主张物质资源应当为全体人民共同所有，在资源的使用和管理等方面可以采取多种有效方式，以发挥资源的最大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共享发展突出基本自由权利的正义原则，公民在就业、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上享有作为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其次，共享发展能够促进分配正义的实现。共享发展理念下，社会经济发展与分配正义呈正相关，贫富差距缩小，阶级矛盾较为缓和。共享发展统筹协调各方利益，关注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提高全体公民的满足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最后，共享发展拓宽了社会分配的范围和领域。就共享的主体而言，囊括所有民族、地区、家庭、个人;就共享的内容而言，不仅包括经济共享，还包括政治共享、文化共享、社会共享以及生态共享。

（二）分配正义是共享发展的内在要求、逻辑初衷

不论资产阶级的分配正义，还是无产阶级的分配正义，本质上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春秋时期孔子曾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2]”这表明他已经察觉到了分配正义、社会公正问题的重要性。分配正义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一个重要价值维度，寄托了数千年来人们对公平正义的美好向往。新时代，人们对分配正义的时代意蕴也有了新要求，但对权利平等、机会平等、福利平等的追求不曾改变。在经济分配领域，分配正义要求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公平，提高贫困人口和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缩小地区、行业、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在社会分配领域，分配正义意味着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建成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可见，分配正义本身就是共享发展的内在要求、逻辑初衷，二者致力于实现发展权利共享、发展条件共享和发展成果共享，承担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达成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

二、共享发展视域下社會分配正义存在的问题

在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导下，社会分配领域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但也应注意，社会分配正义面临的任务依旧繁重。总体来看，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扶持机制尚未健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未均衡发展，全民参保率不高等问题依旧突出。

（一）从全民共享的主体来看，分配正义面临贫困人口脱贫、阶层利益分化的挑战

建国之后，我们在一段时期内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分配上大搞平均主义，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我国社会发展蒙受经济损失。邓小平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3]”的战略举措。共同富裕要求人人共享发展成果，不允许一个人掉队。但共同富裕实质上不是一种平均主义，它默认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差距，并要求把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防止贫富差距悬殊。我国农村贫困人口逐年减少，但国际社会的扶贫标准也在提高，脱贫过程中的数字脱贫、贫困人口返贫现象依旧存在，所以农村地区实际贫困人口会高于这一数字。一些阶层的人员依靠自身户籍、出身、财富等优势享受更高的福利待遇，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利益分化[4]。如果不加控制任由其发展，则会导致社会财富的“马太效应”，致使富人愈富，穷人愈穷[5]。

（二）从全面共享的内容来看，分配正义面临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公共资源配置失衡的问题

实现分配正义，社会保障是起关键作用的一环。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与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同步，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其一，社会保障内容少、覆盖面窄。目前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主要针对城镇居民，农村人口享受的保障权益较少。其二，社会保障在城乡、地区、行业发展参差不齐，保障水平低。经济发达地区，人均收入较高，能够自行承担社会保障资金，而在偏远乡村、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都不具备优势，加之劳动就业率低，社会保障负担重。其三，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运用缺乏有效监管。由于部分公职人员的腐败、监管不力等多重因素，国家社保基金遭受损失和浪费，使得原本为消除地方发展失衡而设置的转移支付失去实际效用。其四，社会公共资源配置失衡。教育资源、医疗卫生、就业服务等社会保障未能实现均等化。

（三）从共建共享的基础来看，分配正义存在劳动收益与资本收益差距悬殊、收入分配不公现象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在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里，应当实行‘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的原则。[6]”我国现行分配政策是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但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易造成劳动收益与资本收益差距悬殊。一方面，在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企业所有者通过资本投入获得到资本收益，而其雇佣的劳动者通过‘活劳动获得劳动收益。[7]”另一方面，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企业管理人员凭借其拥有的管理、资金、技术等要素在收入分配中处于优势地位，工资收入占比小。若继续让非劳动要素所得过高，势必会造成收入两极分化。此外，一些影视行业从业人员一直享受与其自身贡献不匹配的超高收入，已经成为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

（四）从渐进共享的过程来看，分配正义存在公平与效率的发展对立、权力寻租行为仍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公平与效率的博弈从未间断，且在不同发展阶段各有侧重。在实际分配过程中，初次分配涵盖的数量多、范围广，因行业差异、个体差异、反市场因素、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初次分配已经出现不同程度上的分配不公。而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并驾齐驱，离不开初次分配注重公平。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主要依靠第一次分配中的市场作用，市场本身会造成分配不均，又因其他不可控因素造成了分配不公;二次分配借助政府的宏观调控，但此时企业之间、内部员工之间、社会不同群体之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已经形成，政府调节对实现分配正义的实际效用很小。此外，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迅速，但与之配套的市场规则和法律制度尚未健全完善。一些行业、部门和群体利用规则漏洞、行政权力，化公為私，侵吞国有资产，获得大量不合理收入，导致我国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拉大。

三、共享发展视域下实现分配正义的路径选择

共享发展是实现分配正义的重要举措，分配正义是实现共享发展的战略要求。当前，中国社会分配正义面临收入差距拉大、社会保障不健全、分配结构失衡等诸多问题，我们需要从改革实践中汲取经验，通过顶层设计、战略谋划、制度建设，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

（一）释放社会经济活力，奠定分配正义的物质基础

1.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大力发展各类市场经济

只有先做大蛋糕，才能分好蛋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集体经济，凸显社会主义本质，确保全体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平等占有。国有企业要坚持高质量发展，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以创新驱动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挑战。另一方面，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8]。市场经济内含公平正义的价值维度。就市场经济的开放性而言，不同经济主体可以自主进行生产经营，承担市场风险，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民营企业在承担劳动力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要积极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撑和金融支持。

2.发展农村经济，推动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民增收

发展新型农业，建设美丽乡村，促进农民增收，一直以来都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一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加强农田水利、农村交通、农产品市场、农村物流建设，为农村产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9]。二要实施科教兴农战略，提高农民科技创新能力。各级政府、大学科研院所要结对帮扶，大力支持农业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对农民进行科技培训，使农民能够成为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具备经营管理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三要发展“互联网+农业”，以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产。农产品的生产要多样化，与市场接轨，满足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可发展特色农业、特色小镇、生态旅游，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对于农业经营，依托互联网推行电子商务。

（二）强化分配领域体制改革，巩固分配正义的政治基石

1.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健全收入分配调节体系

首先，初次分配的格局一旦形成，二次分配很难发挥作用。因此，要将分配调节的重点放在初次分配上。一方面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根据经济发展、物价走向及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实现同步增长。另一方面健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有效机制，激发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其次，强化公平理念，发挥政府在收入再分配领域中的调控作用。一要继续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加大个人收入调节力度，设计更为合理科学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办法，避免收入分配过程中出现的“逆向调节”[10]。二要扩大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通过完善包括资源税、遗产税、消费税、房产税、土地税在内的税收体系，进一步扩大社会公平正义。最后，发挥道德引领作用，构建三次分配体系。

2.保障公民权益，完善权利运行和监督机制

第一，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政府各个部门的权责要明晰，通过完善法律法规约束权力主体，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牢笼里。第二，规范各类收入，缩小不同群体、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一方面，打破诸如钢铁、通信、石油等垄断行业的垄断地位，引入市场机制，让各类经济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建立收入监督机制，积极推进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工资体制改革，加强对领导干部、国企高管的收入管理。第三，要完善共享发展的管理体制，强化收入分配领域的立法和执法力度。共享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必须建立灵活多变、科学规范的监管方式，使党内监管与党外监管、社会监管与媒体监管、直接监管与间接监管相结合。

（三）凝聚群众力量，培育社会分配正义的价值共识

1.强化共享发展意识，弘扬分配正义的文化理念

其一，党和政府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观。共享发展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回应，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理念的创新发展，蕴含着分配正义的价值尺度。实践过程中，我们要注重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的理论解读及理论宣传。其二，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民主、平等、公正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符合时代进步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盼。我们要加强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民群众的思想引领作用，并使之成为人民大众的实践准则、价值认同、情感共鸣。公民要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升自我软实力，强化思想理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