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慧贤

（民族文化宫 展览馆，北京10003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央访问团赴民族地区宣讲党的民族政策，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对少数民族群众和民族地区的关心关怀，受到民族地区各族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为开辟中国民族工作的新局面、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打下了坚实基础。民族地区各族干部群众和代表人士纷纷向党中央、毛主席等敬献礼品，表达对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领袖的拥护和爱戴。这些礼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族群众拥护党的历史见证，是党的民族工作的生动写照，充分反映了民族地区干部群众政治意识特别是国家认同的增强。目前，这些礼品主要收藏在民族文化宫博物馆和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

近年来，学界对国家认同问题非常关注。沈桂萍认为，“民族问题的核心是国家认同问题。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任务是将国民对各自民族的忠诚转变为对国家的忠诚，在尊重多元的民族认同基础上建构国家认同”[1]。周平认为，中国的国家认同构建为“民族模式”，即先把国内多样化的族类群体构建成“民族”，再经由“民族”或“民族关系”的调整或协调来达成维护、巩固和提升国家认同的目标，在追求中国梦的过程中，要把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认同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2]。许宪隆、张龙建议，在政府主导下展开族际沟通与融合，重新建构一种基于共同信仰的国家公民认同[3]。此外，学界还从概念内涵、现实挑战、制约因素、实施路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有的还对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不同民族，特别是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进行了分析[4]。目前，学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族地区献礼的研究更多停留在介绍和宣传层面，对献礼反映的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国家认同、政治觉醒等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①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索文清、们发延的研究，他们按地区对献礼做了介绍，对献礼蕴含的政治内涵、历史意义、文物价值进行了初步分析。参见索文清，们发延.历史的见证——建国初期全国少数民族敬献党中央毛主席的礼品综述[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6）；们发延.从礼品到文物——建国初期少数民族敬献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礼品概述[J].中国民族，2001（5）。。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文化宫多次就献礼进行展览，对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深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例如，1993年，毛泽东同志100周年诞辰之际，民族文化宫举办了“全国少数民族敬献毛主席礼品展”[5]；2011年7月，为庆祝建党90周年，举办了“各族人民心向党——建国初期少数民族敬献礼品展”[6]；2017年9月，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举办了“各族人民心向党——建国初期全国少数民族敬献中央人民政府礼品展”[7]，并作为民族文化宫的基本陈列，免费向公众开放，在社会各界产生了热烈反响。此外，201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举办了“忆初心 担使命——馆藏中央访问团受赠锦旗展”，获得各界好评。笔者发现，在两单位所珍藏的献礼中，有相当一部分献礼注明了献礼的对象及献礼者的身份，这些情况实际上是特定历史时期民族地区各族干部群众政治意识和身份认知的直接反映。本文尝试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通过对献礼对象和落款的统计分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政治意识和身份认同做一探索和解读。

一、献礼的总体情况

目前，民族文化宫珍藏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族地区各族干部群众敬献的礼品4 000余件[8]，中央民族大学珍藏有敬献的锦旗628面。这些礼品有的是托中央访问团带回北京的，有的是民族参观团、民族观礼团亲自送到或委托他人带到北京的，大致可分为五类。

一是锦旗、贺幛、献词类。这类礼品数量众多，具有表达直接、制作简单、携带方便等特点。内容大致可分为四种：表达各民族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的赞美、歌颂，如：“民族的救星”“人民的救星”“民族的灯塔”“黑暗中的明灯”“大恩人”；表达对中国共产党、人民领袖的拥戴之情，如：“我们永远跟着您走”，“毛主席，全国各民族永远团结在您的周围”；表达坚决拥护、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如：“建设一个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愿在你的号召下，为贯彻民族政策而奋斗”，“在您的旗帜下，我们永远和兄弟民族团结在一起，建设巩固的国防”；表达对访问团的慰问、感谢之意，如：“拥护共产党，欢迎访问团”，“您们带来了毛主席的关怀，带去了兄弟民族的热爱”，“你们带着毛主席的光辉照耀着西南辽阔的土地，温暖了千百万人民的心”；等等。这类礼品充分表现了民族地区干部群众对党和国家、人民领袖真挚朴实的感情。

二是工艺美术品类。这类礼品都采用民族传统手工艺制作，设计精巧，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如蒙古族代表敬献的玛瑙鼻烟壶，壶体用黄褐色玛瑙制作，配以银饰红珊瑚壶盖，做工细腻，具有自然天成的妙韵。又如20世纪50年代海南人民敬献给毛泽东同志的一组由花瓶、烟具、茶壶、茶桶、碗等组成的锡质椰雕工艺品。椰雕是海南岛传统工艺品，有千余年的制作历史，以椰壳精工雕制而成，采用包锡、刻花等工艺，其制作要经过选料、造模、雕刻、通花、镶嵌、抛光、修饰等工序，有“天南贡品”之美誉。被称为“和田三宝”（和田玉、和田毯、和田丝绸）之一的和田毯[9]（74～76）是新疆和田地区传统的手工艺品，采用和田羊羊毛编织而成，用料考究，织工精细，具有弹性大、拉力强、光泽鲜亮、久磨耐用、防潮抗腐、色彩经久不褪等特点，地毯的花纹图案多选用花卉，植物的根、茎、叶、果实等创意构图，色彩多用矿物质颜料，达到色彩绚丽的效果。这些礼品既是各民族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

三是民族服饰类。民族服饰是一个民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审美价值等的独特表现，赠送民族服饰表达了少数民族的友好热情，对人民领袖和访问团的认同爱戴，更蕴含着视人民领袖和访问团为“一家人”之意。20世纪50年代，十世班禅大师敬献给毛泽东同志的藏族服饰有毡帽、长袍、高筒靴等，其中高筒靴也称氆氇①氆氇是藏族人民喜爱的羊毛织品，为手工织成的毛呢。靴子或松巴，厚底、方头、高靿，鞋底为多层，由麻绳纳实，靴底与靴靿之间用织锦缎修饰，靴靿为紫红色氆氇，做工考究，典雅华贵。民族文化宫收藏了33顶新疆各族人民敬献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小花帽[8]，其中，维吾尔族29顶、哈萨克族3顶、乌孜别克族1顶，仅敬献给毛泽东同志的就有15顶。作为新疆少数民族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花帽一直是新疆各族人民馈赠尊贵的亲人朋友的礼品，用以表达主人的美好心愿。

四是宗教器物类。宗教器物在敬献礼品中占有相当比重，其中以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大师敬献的礼品最引人瞩目，有佛像、铜号、幢幡、嘛呢轮、嘎布拉鼓、嘎布拉碗、法轮、转经筒、曼扎、嘎乌（佛盒）、佛灯、念珠等。1954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敬献给毛泽东同志一件千辐金轮。金轮是藏传佛教中重要的法器，轮体为金质，通体金光四射，高34.6厘米，宽17厘米，重830克，装饰蔓莲和“八宝”图案，中央部位镶嵌着大颗宝石，下为莲花相托，座为圆形，饰海水、莲花纹，底座镌刻藏汉对照铭文：“一九五四年我——达赖喇嘛担任代表出席我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谨依西藏政教礼俗向我国各民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恭献千辐金轮，籍表无上颂祷”。此外，还有一段颂词：“伟大毛主席，光明如红日，普照各民族，永世照不息，谁敢来侵略，消灭侵略者，确保和平福，十方得光泽”[9]（98）。千辐金轮及其颂词表明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政治态度和立场，是反映当时西藏地方政府、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关系的重要实物。

五是生产生活用品类。这类礼品大多是当时少数民族日常生产生活中使用的物品，表达了他们对政府和领袖真诚的爱戴之情。西北地区敬献的礼品有宁夏的“贺兰石砚”“镇纸”，新疆的和田地毯等。中南地区敬献的礼品有黎族银质椰雕工艺品、湘绣及芦笙等乐器。西南地区敬献的礼品有凉山彝族的漆器、佤族的“牛肚被”②“牛肚被”是佤族人民用棉线织的被单，上面有一道道突出的类似毛巾的线绒，貌似牛肚子上的肉刺，因此得名。、阿昌族的“阿昌刀”等。内蒙古地区敬献的礼品有马鞍、蒙古刀、马头琴。东北地区敬献的礼品有朝鲜族的铜碗、铜筷、铜盘，鄂伦春族的桦树皮制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鄂伦春族以游猎为生，世居于大、小兴安岭深山密林中，他们就地取材，用桦树皮制作盆、桶、箱、盒、篓、碗、碟等生活用品，器形大小各异，多在器身上半部或盖子上以骨针点刺等方法饰以各种花纹图案，着上各种颜色，既是生产生活用品，也是精美的艺术品。

二、礼品所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族群众的政治意识和身份认同

在民族文化宫和中央民族大学收藏的礼品中，民族地区各族干部群众为了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拥护和爱戴，主要向毛泽东同志、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访问团献礼。

一是向毛泽东同志的献礼。民族文化宫有143件③本部分所用礼品数量是对已公开展览过的礼品的统计数字。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民族文化宫博物馆公开展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族地区敬献的各类礼品有303件，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公开展览的锦旗有239面。，占礼品总数的47.2%；中央民族大学有82件，占34.3%。除了向毛泽东同志献礼外，还有一部分礼品是敬献给其他领导人的，如献给朱德同志的，民族文化宫有13件，占4.3%，中央民族大学有3件，占1.3%；献给周恩来、刘少奇同志的，民族文化宫各有6件，分别占2.0%；同时敬献给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民族文化宫有2件，占0.7%，中央民族大学有4件，占1.7%；同时敬献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志的，民族文化宫有1件，占0.3%。比如，民族文化宫收藏有一幅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敬献给毛泽东同志的锦旗，上面写道：“敬献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才真正获得了解放！伟大的毛泽东万岁！”又如，中央民族大学收藏着一幅“云南维西藏族、西番、纳西、傈僳族、马里马沙五族代表”敬献毛泽东同志的锦旗，上书：“亲爱的毛主席：你的光芒，温暖了我们边疆同胞”。这些礼品充分表达了各族人民对毛泽东同志的爱戴之情。

二是向党中央的献礼。向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献礼，中央民族大学各有1件，占礼品总数的0.4%；民族文化宫收藏有向中央领导人的献礼66件，占21.8%。民族文化宫收藏有一件20世纪50年代蒙古族代表敬献给中央领导人的马头琴，其特别之处在于，琴杆上雕刻着藏族吉祥八宝的纹样，有祝福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音箱发音体四周是四只蝙蝠图案，中间是“寿”字。这件马头琴不仅是蒙古族、汉族、藏族文化交融的体现，也是当时各民族平等相处、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写照。

三是向中央人民政府的献礼。民族文化宫有48件，占礼品总数的15.8%。如宁夏敬献的贺兰石镇纸、贺兰石砚等礼品，都是由贺兰石制成的。贺兰石产于宁夏海拔2 600米左右的贺兰山，其质地细密，古雅莹润，紫绿相间，叩之有声，石料结构均匀，呈天然深紫和豆绿亮色，被誉为宁夏的“蓝宝”，用贺兰石制成的砚台、印章、镇尺等均为文房珍品[9]（69）。中央民族大学收藏有1面云南省公安部队第二团全体指战员敬献的锦旗，蓝色绸面，红色布边，机缝金粉字：“献给中央人民政府：各族人民永远团结”，表达了拥护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坚决态度。

四是向中央访问团或中央访问分团的献礼。民族文化宫有17件，占礼品总数的5.6%。如一面署名“东乡自治区全体人民”敬献“中央人民政府西北各民族访问团”的锦旗，上书：“热烈的感谢中央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怀”。中央民族大学有146件，占礼品总数的61.1%。如一面凉山彝族苗族人民敬献的锦旗，蓝色绸面，绿色绸边，下垂橘色线穗，上贴白布字，用彝、汉两种文字写成，汉文为：“中央访问团：不辞千辛万苦，惠我少数民族”，表达了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对访问团的感激之情。

五是向民族工作部门的献礼。向中央（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献礼，中央民族大学有2件，占礼品总数的0.8%。一面为“云南省保山区岱族（傣族）代表”敬献的锦旗，为丝织傣锦里，红黄色缎镶边，黄色缎字，上题汉、傣两种文字，汉文为“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存念：全国民族大团结发出了新中国万丈光芒”；一面为“阿拉善霍硕特自治区全体人民”敬献的锦旗，上有蒙、汉两种文字，汉文为“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领导各族人民走向光明道路”。向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献礼，民族文化宫有1件，占0.3%。少数民族对党的民族政策的拥护之情展示无遗。

在民族文化宫和中央民族大学收藏的礼品中，有相当比例的献礼署有献礼者的姓名和身份，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是以地区或地区代表名义敬献礼品。民族文化宫有18件，占5.9%；中央民族大学有20件，占8.4%。如民族文化宫收藏有一件以“中共和阗（今和田）地委会和阗区专员公署暨七十万人民”献给“人民的英明领袖毛主席”的彩花大地毯[9]（76），长598厘米，宽277厘米，用羊毛编织而成，文字用汉文、维吾尔文书写，图案精美，色彩绚丽，既可做铺毯，也可做观赏用的挂毯，非常珍贵。

二是以单位或机构名义敬献礼品。有以地方政权机关名义敬献的，民族文化宫有19件，占6.3%；中央民族大学有28件，占11.7%。有以农协、妇女会等民众自治组织名义敬献的，民族文化宫有6件，占2.0%；中央民族大学有32件，占13.4%。有以各级各类学校名义敬献的，民族文化宫有3件，占1.0%，如其中一面由乐山民族干部学校全体师生敬献的锦旗，“献给中央慰问团 我们一心向着毛主席向着美好的社会主义”；中央民族大学有8件，占3.3%。有以地方军区和解放军部队官兵名义敬献的，民族文化宫有2件，占0.7%；中央民族大学有7件，占2.9%，如1951年由云南军分区楚雄分区敬献的一面锦旗，上题傣、汉两种文字，汉文为“献给中央兄弟民族访问团：建设一个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三是以会议或会议代表名义敬献礼品。有以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名义敬献的，民族文化宫有1件，占0.3%；中央民族大学有2件，占0.8%，如有一面由贵州施秉县各界人民代表敬献给毛泽东同志的锦旗“敬祝毛主席健康”。有以妇女会议、政法会议等各类专门会议代表名义敬献的礼品，中央民族大学有5件，占2.1%；民族文化宫有1件，占0.3%，是一顶由墨玉县参加共青团中央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维吾尔族代表敬献给毛泽东同志的花帽，做工精细，小巧玲珑，表达了新疆人民的美好心愿。

四是以行业或界别代表名义敬献礼品。民族文化宫有7件，占2.3%，如一件广西三江八江乡八平村妇女会敬献给中央人民政府的花带白鸡毛裙，鸡毛裙为侗族女子盛装，其裙片由若干织锦花带组成，每条花带下缀羽毛装饰，是极具特色的民族服饰。中央民族大学有18件，占7.5%，如其中一面以绥远省归绥市全体工商业名义敬献给毛泽东同志的锦旗：“英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您是人民的救星，照耀着工商业发展繁荣”，还有一面云南普洱专区各族妇女敬献的锦旗：“献给中央访问团：你们团结了普洱区各民族，跟着毛主席向胜利的方向前进”。

五是以民族或民族代表名义敬献礼品。其中大部分是以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代表名义敬献的，民族文化宫有89件，占29.4%；中央民族大学有90件，占37.7%。也有以各民族或各民族代表名义敬献的礼品，民族文化宫有14件，占4.6%；中央民族大学有29件，占12.1%。还有少数以汉族或汉族代表名义敬献的礼品，中央民族大学有1件，占0.4%，系以甘孜县汉族民众名义敬献中央访问团的锦旗，粉色绸面，绿色绸边，用黑色毛笔字书写：“献给辛劳为国的中央访问团：边民福音”。

六是以个人名义敬献礼品。这部分主要是民族地区有名望的代表人士敬献的礼品，包括宗教界人士、各地土司等，民族文化宫有144件，占47.5%，中央民族大学有15件，占6.3%。民族文化宫收藏有大量20世纪50年代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大师敬献给毛泽东同志的珍贵礼品，如1954年十世班禅大师敬献的一幅“达赖和班禅握手言欢图”唐卡[9]（106～107），采用堆绣工艺制作而成，画面中央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大师亲切握手的场景，上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右上方用藏汉两种文字绣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纪念 达赖班禅我俩亲密的团结起来了”。这件礼品是达赖和班禅在党中央领导下，解决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矛盾，重归于好的重要见证。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献礼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就其属性而言，献礼属于“礼物”的范畴，但又具有比传统民族学意义上的“礼物”更丰富的内涵，远远超越了莫斯所说的礼物回报的“义务性”[10]（4），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族地区各族人民和各界人士的自愿行为和朴素情感的自发表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民族地区的复杂形势，党中央通过“上来下去”[11]向民族地区派出中央访问团，组织少数民族上层和代表人士组成民族参观团到北京和内地参观，集中组织了一系列民族交流活动[12]，很快消除了民族隔阂，加强了民族团结，同时根据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稳步推进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各民族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13]，我们党和新生的人民政权也赢得了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真心拥护和爱戴。

从献礼对象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虽然有的地方刚刚解放，有的地方甚至还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的袭扰和反扑，但是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在中央访问团的宣传、教育、帮助下，对新中国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初步形成了对人民领袖、对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图景，并且通过献礼表达了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人民领袖的衷心爱戴，对党的领导、党的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的衷心拥护，对中央人民政府的由衷敬意，对中央访问团的由衷感激，为在民族地区不断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改善民族关系和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打下了扎实的群众基础、政治基础。

从献礼者身份来看，几乎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族地区各族各界人士和代表，突出体现了民族地区各族干部群众翻身得解放的政治觉悟。一是礼品具有强烈的阶级色彩。有相当比例的献礼者是以某地区、某单位、某民族人民或民众的名义向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献礼，充分反映了当时民族地区各族干部群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性质有准确的认识和理解。这与古代地方敬献给封建帝王的贡品、贡物主要由地方官吏、土司、宗教领袖等地方统领敬献有着本质的区别。二是礼品具有浓厚的主人翁意识。有相当比例的献礼者是以某地区、某单位、某组织、各级各类会议代表名义向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献礼，充分反映了在人民政权不断巩固发展的背景之下，各族干部群众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的自豪感和喜悦之情，这与古代百姓敬献给封建帝王的贡品、贡物有着本质的区别。三是礼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有相当比例的献礼者是以民族或民族代表名义向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献礼，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多个民族或民族代表联名共同献礼，充分反映了民族地区各族干部群众自发状态下的民族认同，以及民族地区干部群众对党的民族政策、对民族团结的衷心拥护，这与古代贡品反映的中原王朝与边疆各民族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14]有着根本的区别。

三、思考与结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中华民族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这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开国之作，成为各民族共同的宝贵历史记忆，这一时期也被誉为我国民族工作的黄金时代[15]，这在各族人民的献礼中得到生动体现和充分反映。献礼作为礼品的一种，是个人或集体的自愿行为[16]（4），反映了特定社会关系中物品交换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7]（15），是“一种依靠关系这一社会基础传达人情的工具”[18]（219）。就其性质而言，献礼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特殊历史现象，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民族地区与党中央、中央政府、人民领袖的关系，是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各界人士心理和情感的自发表达。从历史上看，献礼现象不可避免地受长期存在的统治与被统治民族之间形成的贡纳关系[19]（4）影响，但献礼与古代的贡品、贡物在政治内涵、阶级属性、民族特征等方面都有着本质的区别。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有相当比例的献礼者并没有表明或突出强调他们的民族身份、彰显他们的民族意识，而是以某阶级、某行业、某单位、某地区的身份和名义进行献礼，充分说明了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以政治认同为前提和基础的。无论是以某阶级、某行业、某单位、某地区、某会议，还是以某个民族的身份向中央献礼，实际上都代表着民族地区干部群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这对新时代增强各民族国家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这也启发我们，除了以往按地区、民族对献礼进行研究外，还可以尝试根据礼品类型、献礼对象、献礼者身份等进行更细致的分类研究。

此外，在礼品的敬献者中，有相当比例的民族称谓与现行法定的56个民族族称不同。这些礼品无疑是我国开展民族识别工作之前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真实状态的历史标本和历史见证。在学界存在所谓反思、质疑甚至试图否定中国民族识别工作的学术背景下，这一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相关的研究结论对于深化我们对民族识别工作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