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晨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一、习近平时代观的理论依据

时代，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适用范围极为广泛的综合性概念。时代的划分标准可以反映出人们对时代认识的不同立场、不同视角和不同方法，因此，从历史继承性视角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划分标准，可以更加系统地分析习近平时代观的形成基础和理论依据。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时代观

时代观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一定历史阶段基本特征的总的看法。社会形态作为马克思划分时代的总体标准，是关于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进程的总体范畴，从社会形态出发可以更宏观和更科学地划分时代。社会形态作为一个总体范畴，其中必然包含着多样化的划分标准，这些具体的时代划分标准需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中寻找依据。

首先，将生产力作为划分标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形态发展的根本动力，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将生产力作为划分时代的首要标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标志着不同的社会时代，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会带动社会形态发生新变化，而社会形态的转变必将开启崭新的时代。生产力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三个最基本组成要素，其中在劳动资料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工具，以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生产工具的变革为主线，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经济时代。“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2]210马克思还对生产工具在时代变革中的重要性做了如下补充说明，史前时期就是“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2]211。其次，以生产关系作为划分标准。把生产关系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准，是因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生产力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当旧的生产关系不再符合新的生产力的要求时，“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3]。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即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过程的完成体现的就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而“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4]。马克思正是按照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将社会划分为原始公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和共产主义公有制社会的。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时代的思想观点，他在分析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基础上，依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产生的新变化，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帝国主义时代观。列宁首先从阶级关系的角度划分时代，“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者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5]143。处于某个历史时代的人们，只有明确哪个阶级是处于领导地位的统治阶级，才能清晰地看到这个时代的前进方向。当然，居于时代中心的阶级不是看它力量的大小，而是要看这个阶级是否代表着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因为“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型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5]143。必须透过这种曲折的历史表象看清居于时代中心的阶级，才能正确地认识时代。其次，对时代的划分要有世界视角。“时代之所以称为时代，就是因为它包括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和战争。”[6]时代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划分，是世界上发生的各种现象的总和，某个特定时代所发生的各种现象，都受到历史发展规律的支配，因而能呈现出这个特定时代所特有的特征。最后，要正确认识时代。列宁对时代划分的界线问题进行了论述，“这里的分界线也同自然界和社会中所有的分界线一样，是有条件的、可变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5]144。对于划分时代的界线不能绝对化，而是要以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我们只是大致地以那些特别突出和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作为重大的历史运动的里程碑。”[5]144要根据不同的时代明确无产阶级的具体任务，这个具体任务是不能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到答案的，而是必须在正确认识时代的前提下对时代进行具体分析得出的。

(二)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观

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着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优良品格，总是能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推陈出新，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科学内涵。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过程中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也融入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观。

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形势和国内无产阶级革命、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辩证分析了当时我国所处的时代状况。首先，要正确认识所处的时代。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励，是极其巨大的。”[7]303这是对当时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准确把握，是对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8]在帝国主义战争范围逐步扩大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的国际形势下，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不断壮大。其次，对时代的划分要立足于实践。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能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7]287。对于时代的划分不能脱离自己所处的实践环境，只有亲自参加到变革现实的实践中去，才能准确地把握所处时代的本质。最后，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的时代。饱受战争之苦的世界人民都渴望着能够获得和平，毛泽东提出：“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9]只要世界人民团结一致，实现和平的可能性是具备的。“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10]这一时代判断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邓小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时代观为指导，结合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对时代主题做出了新的判断。首先，把科学技术作为划分时代的一个标准。邓小平提出：“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11]242科学技术是划分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准，要赶上时代的步伐，就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研发，提升科技发展的速度。其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邓小平从世界大势出发提出：“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11]233这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初步提出，后来，邓小平明确提出：“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1]105这一具有世界眼光的时代判断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江泽民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时代观。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提出：“坚持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这是我们党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永不脱离群众和具有蓬勃活力的根本保证。”[12]要想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准确把握时代特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胡锦涛正确分析世界局势，提出当今时代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13]中国要抓住这一时代潮流，为世界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习近平时代观的现实依据

任何一个科学的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习近平时代观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时代观基础之上形成的。它是以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为现实依据的科学理论。

(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

将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作为习近平时代观的现实依据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划分时代有不同的方法和标准。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以社会形态作为划分时代的总体标准，在每一社会形态中，社会主要矛盾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二是对社会所处时代的正确划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方法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而外部矛盾只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外在条件，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社会主要矛盾就是推动中国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4]11这一新变化有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是物质文化需要被美好生活需要所代替，并不意味着物质文化需要已经得到了满足，而是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有了更高层次的需求，同时人民的需要已经拓展到民主、公平和环境等层面，不再仅仅局限于物质和文化层面。二是落后的生产力被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所代替，这意味着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虽然在某些领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但也要看到在一些领域我们距离国际先进水平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此外，地区之间的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也是困扰社会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的主要因素，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着重解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概而述之，只有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分析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才能正确划分时代，建立科学的时代观。

(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时代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因此对时代的划分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就不能正确把握所处时代的发展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正是从人民立场出发，在十九大报告中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实现了从新中国成立时的站起来，到改革开放的富起来，再到新时代的强起来。首先，人民群众生活不断改善。一是贫困发生率明显降低，“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14]5。二是人民的收入水平取得了显著增长，收入增长的速度已经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中等收入的群体比例继续增加，橄榄型分配格局逐步形成。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国有企业员工持股计划的推广，使得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也在稳步提升。其次，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得到有效保障。一是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全面取消以药养医，减轻了人民看病负担。取消养老保险双轨制，加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有效发挥了养老金的互助共济功能。在此基础上政府还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二是就业政策更加完善，通过统筹人力资源市场，打破城乡和地区之间的保护主义，维护了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权利。完善了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为失业劳动者提供了再次就业的机会。教育上也更加注重城乡均衡发展，城乡办学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共同享有国家提供的教育资源。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坚持人民立场是习近平时代观的应有之意。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社会发展的现实成就是划分时代的一个标准，新时代正是依据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对目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做出的科学判断。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破解了一系列社会发展难题，在各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成就。在经济方面，发展的稳定性增强，在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中保持了中高速的稳定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稳定位于世界第二；在政治方面，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参与民主的方式更加科学合理；在思想文化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深入人心，文艺创作更加符合人民的真实需要，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更加健康，人民的文化创造思维更加活跃；在社会层面，更加重视民生建设，脱贫攻坚取得了巨大成效，社会收入分配更加合理；在生态层面，将绿色发展理念落到了实处，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倡导绿色生活方式，节能减排成果显著；在国家治理方面，改革进入深水区，党和政府坚持顶层设计和重点推进相结合，治理体系更加完善。除此之外，发展理念也更加科学合理，在生产力方面，由投资驱动到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创新型国家体系更加完善。在生产关系方面，由“先富带后富”到提倡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在社会发展层面，由重点突破的非均衡发展到全面协调发展。在对外关系上，从“被动回应”到“主动走出去”，提倡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历史性成就的获得和发展理念的转变，一方面增强了党和人民的信心，更加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另一方面，让世界人民更多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并且更加期待与中国在更多领域进行全面合作。正是这些历史性成就，为中国进入新时代奠定了物质基础。只有正确分析进入新时代的现实依据，才能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发展策略。

三、习近平时代观的理论特质

正确的科学观点都是从一定的社会发展实践中得出的，习近平时代观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致力于破解社会发展难题，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质，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发展性特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性特征和引领世界的国际性特征。

(一)继承与创新的发展性特征

习近平时代观是在继承马克思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观基础上，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现状进行理论创新所产生的，是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具有继承与创新的发展性特征。习近平提出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14]10-11。一方面，正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才使得中华民族实现了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正是在这些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集中力量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却没有办成的大事，破解了许多过去想要解决却没有解决的社会性发展难题。在不断推动国内健康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还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积极带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中国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进入新时代的物质基础，可以说没有这些成就的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能进入新时代。另一方面，国内各项事业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向我们党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指导下，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的正确引领下，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创新必将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发展。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性特征

习近平时代观是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指出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14]11。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根本立场，新时代的目标仍然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人民群众谋福利，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就是为了使全体人民能够在社会主义共建共享发展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并在党的带领下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继续稳步前进。“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15]要想提交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就要把人民满不满意、高不高兴、答不答应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标准答案。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者，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产生了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就需要提高社会发展的质量，创造出更多的社会产品，有效缓解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二是发展依靠人民，这是共产党人必须始终坚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把握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制定出正确的发展策略。只有反映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凝聚并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才能有更多的理论创新，才能更好地去指导社会实践。在新时代，更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并为人民群众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营造更加有利的环境。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就是要明确人民是社会发展的建设者，同时也是发展成果的享有者。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性特征可以说是习近平时代观最核心的特征，只有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无穷智慧，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引领世界的国际性特征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现在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14]11。究其根本就在于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积极在世界上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国际影响力和认可程度得到了显著提升。“习近平准确洞察世界形势走向，坚持为世界发展谋和平和为全人类谋福祉的价值指引，提出新时代要实现更加美好的人类社会的宏大愿景。”[16]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新范式，“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4]10。这也宣告了“中国崩溃论”的破产，并向世界展示了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所拥有的强大生命力。同时也说明制度虽有不同，但是正确的发展理念和科学的谋篇布局是可以借鉴的。中国模式无论是发展道路，还是发展理念，本身所体现的就是中国智慧和中国声音。这不但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拓宽了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国际合作，提出了许多具有创建性的方案和理念。例如，推动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同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密切，在带动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深了政治、文化层面的交流，消除了国际上一些误解的声音。需要明确的是，“一带一路”倡议并不仅仅局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而是敞开怀抱欢迎世界各国的积极加入，中国秉持的是共商、共享和共建的原则，从来不会损害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此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一经提出就获得了国际社会上一些国家的认同，并载入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议。这表明以实现合作共赢为价值目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中国的发展是欢迎大家搭便车的发展，中国从来不走国强必霸之路，而是致力于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的发展不断提供中国方案。

四、习近平时代观的价值意蕴

(一)为制定正确的国家发展策略提供科学指南

时代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能否科学准确地把握时代的根本性质及其阶段性特征，是处理国际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制定正确的国家发展策略的立足点。正如列宁所说，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5]143。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人民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就在于能够在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指导下，始终明确自己所处的时代历史方位，正确把握时代发展规律。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明确了我国国内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新变化和国际发展环境的新格局，是对目前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坐标的精准定位。这一方面有利于党和政府准确把握时代性质，在大变革大调整的历史时期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从而增强新时代发展动力，取得新时代发展先机；另一方面有利于提出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反映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国际战略，从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二)对人民关心的社会发展问题做出正面解答

新时代的中国虽然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就，但是仍然面临着诸如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高质量经济发展不充分、脱贫攻坚任务艰巨、民生领域存在短板、创新能力不足等亟须解决的社会发展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跟时代步伐，坚持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针对这些社会发展难题分别提出了“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精准脱贫、“五位一体”、发展创新型国家等发展策略，给出了一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时代答卷。每一个理论的产生和策略的调整都是与时代紧密相连的，不理解时代的发展，就无法正确把握党所制定的政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只有在习近平时代观的指导下，站在国家全局的高度，才能认清当前时代形势的新变化，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增强基层干部在执行党的政策过程中的自觉性。在新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党员干部要深入基层，主动解决人民群众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保证党的改革措施的顺利推行。

(三)为中国现代化强国建设进行整体规划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新时代要实现的第一个战略目标，也是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前提条件。必须要在习近平时代观的指导下，以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为依据，下大气力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蓝天保卫战，主动防范和化解社会重大风险，建成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小康社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打下坚实基础。新的时代开启新的征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党既从宏观层面进行了谋篇布局，又从微观层面制定了战略措施。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新两步走”战略，即2020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经过第一个阶段十五年的奋斗，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经过第二阶段十五年的奋斗，在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了实现这一总体规划，我们党提出了“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对我国社会各领域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使每个领域都有了详细的部署和任务。这些措施是在对当前时代性质进行准确分析的基础上制定的，是习近平新时代观对社会发展目标的新规划。

(四)为解决全球时代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当今时代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人类发展的问题，各国人民都希望能在和平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为了回应世界各国人民的发展愿望，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各国积极开展相互交流，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7]209。世界各国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都要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在共建共享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并不仅仅只是从理论层面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通过实际行动和具体方案向世界展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大的生命力。首先，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积极促进全球共同繁荣、不断改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在带动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政策协调方面发挥出巨大作用，为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其中。其次，推动建设新型国家关系，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路径，即“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原则，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17]215。中国一直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提倡以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积极营造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最后，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目标。全球治理体系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就必须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发展意愿，不断完善区域合作机制，从而提升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总之，面对时代发展，聚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能够顺应人类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能够增进全人类的幸福安康。”[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