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智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南京 210098)

当今一些国家和地区实行竞争式民主模式，此民主模式的核心在于“竞取人民的选票”。政党或候选人只有在议会选举、总统选举等各种竞争性选举中通过竞取到选民的选票支持，才能掌握国家或地区权力，进而左右政局的发展,维护和实现既定目标和承诺。而选民在选举中如何投票，既有可能是其道德判断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其特定情感的取舍，抑或是其现实的权衡，当然也有可能是选民基于以上因素所进行的综合评判。相应地，政党或候选人会选择性地提出某一重要问题并设置为议题，以塑造普通选民的想象，力图动员选民投票支持自己。

一、道德指责以激发价值评判

政治人物如具有良好的品行，在道德上洁白无瑕，自然会获得选民的肯定和支持；反之，政治人物道德败坏，则会遭到选民的唾弃。因此，政党或候选人在选举竞争中常攻击对手在道德上具有堕落性，以树立其令人厌恶的形象，从而唤起选民的道德共鸣并对其做出否定性的道德评价，以达到分流其支持力量的目的。如1896年美国大选中，共和党将民主党候选人布莱恩描绘为“神经病人、疯子、煽动暴力者、小偷、叛徒、谋杀者”[1]，对其人品进行全方位的道德指责。为更有效地对选民进行道德动员以激发其内心的道德感，政党或候选人主要将道德指责的火力集中在不诚信、性丑闻、不廉洁等方面。

诚信即真诚、实在、不欺。诚信是个人为人处世所应遵守的基本道德，也是维持社会正常秩序运转的基础。对于政治人物而言，诚信是其政治生命线。一般认为，诚实可信的政治人物，如担任公共职位后，也会真诚地对待选民要求，能够积极兑现各种承诺。而不诚信之人，因其品性不佳，则会受到选民广泛的否定与鄙视。诚信问题一直以来都是选举政治中攻击对手的重要议题。在美国大选中，两党都会努力搜集对手的不诚信言行，以引发选民对其的怨恨与不满。老布什在执政后增加税收的行为违反了其竞选时“绝不加税”的承诺。此言行不一的不诚信行为在1992年老布什寻求连任时遭到民主党的大量批评，引发许多选民的不满。而2004年美国大选中，共和党发布了一组题为“快艇老兵告诉你真相！”的政治广告，其内容主要是暗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在越战期间实际上并没有参加某次战斗，意指其越战经历造假，使其“越战英雄”形象大打折扣。奥巴马曾评论：“没有想到几则安排巧妙的广告和保守派媒体的几句中伤，就能让一位曾经的越战英雄在人们心目中的光辉形象，蜕变成一个软骨头的妥协者。”[2]而在2020年我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由于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在担任高雄市长仅数月后就竞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民进党将韩国瑜称为“落跑”市长，指责韩国瑜违背了对高雄人民所做的承诺，是一种不诚信行为。民进党的攻击使韩国瑜的选情受到巨大影响。

除诚信问题外，性丑闻也是道德指责的重要内容。对婚姻的忠贞被视为衡量人品的重要标准，如政治人物对伴侣不忠，其品行会受到严厉的质疑。而且，自律是对政治人物的基本要求，也是其责任感的体现，私生活不能自律的人，选民有理由怀疑其是否能够履行公务，兑现其对选民的承诺。因此，政党或候选人挖空心思在男女关系上做文章，以动员广大选民尤其是具有严格道德约束和家庭观念的人参加投票来惩罚“不忠者”。1884年美国大选中关于男女不正当关系的互相攻击非常具有典型性。民主党候选人克利夫兰年轻时曾与一名寡妇交往甚密，并生有一子。共和党人获得此信息后，运用各种激烈词语对克利夫兰进行道德指责，如“流氓”、“浪子”、“私生子之父”、“粗俗放荡的男人”、“臭名昭著的人”、“不值得尊敬和信赖的卑鄙小人”。[3]149而民主党也在男女关系上对共和党候选人布莱因进行反击。“詹姆斯·C·布莱因在背叛一个姑娘后，他如此怯懦，以致不敢拒绝给她以合法补偿。尽管后来承认了她的孩子的合法地位，但这是在一支上膛的枪口下才觉悟的。”[3]152-153当下，男女关系问题仍是选举竞争中惯常使用的议题。如2004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因被揭露与一女子有染被弄得灰头土脸。而在我国台湾地区，绿营就力图通过在男女关系方面做文章来攻击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绿营媒体《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在2019年5月30日爆料，高雄市长韩国瑜与一女子保持不正当关系长达10多年，并育有一女。此后，尽管韩国瑜对此努力澄清，但还是给选民留下“抱女人”的不良形象。

现代政治道德要求政治人物清正廉洁、一心为公、不以权谋私，而腐败行为则打破了此政治道德要求。“腐败是由于与私人(家庭、关系密切的私人集团)有关金钱或地位的收益，或违反针对行使某些种类的与私人有关的影响的规则，而偏离一个公共角色的标准职责的行为。它包括诸如贿赂(使用报酬来扭曲一个负有责任的人的判断)、裙带关系(因特殊的关系而不是品德而给予庇护)、侵吞公共财产(用于个人目的而非法侵占公共资源)。”[4]如政治人物存在贿赂、裙带关系及侵吞公共财产等腐败问题，其政治品行会被认为存在重大缺陷，自然不应该担任公共职位，掌握公共权力。而选举政治又是一种金钱政治，会涉及大量金钱，一些政党或候选人有可能会利用监管漏洞攫取非法政治献金，选举中非法政治交易、贿选等行为也有发生的可能性。因此，不管是否真的存在腐败问题，在选举中指责对手存在腐败问题是非常有效的道德议题。如在我国台湾地区，腐败问题一直是政党相互攻击的重要议题。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因为蔡英文选举阵营包含原陈水扁团队，国民党马英九团队在报纸上发布“他们同在一起，你安心吗？”等政治广告来挑起选民对于陈水扁腐败的记忆，并强化蔡英文与陈水扁的紧密联系，以唤起选民的讨厌之情。而以清廉形象示人的马英九在2012年获胜后也免不了被绿营指控存在腐败情况。从2014“九合一选举”之后，马英九接连遭遇“腐败指控”，从收受巨额政治献金、竞选补贴款风波到被指逃税等，不一而足。2015年5月，马英九甚至遭到台北市政府廉政委员会指控并建议移送法办。这一系列的腐败指控被认为是绿营通过抹黑马英九以力图影响2016年国民党选情。在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腐败问题继续是互相攻击的重要议题。在2019年12月25日第二场政见发表会上，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批评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纵容派系大捞特捞、大贪特贪，蔡英文则细数台行政机构前秘书长林益世、南投县前县长李朝卿等国民党腐败名单。

二、利益聚集以引诱现实权衡

在选举竞争中，各政党或候选人都会提出涉及方方面面的政策清单。然而，许多大政方针与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并无直接关系，民众既不了解，也不太感兴趣。因此，政党或候选人一般选择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政策作为主要动员议题。为更有效地进行利益动员以引诱选民进行现实权衡，政党或候选人通常避免纯粹宏观层面上的政策讨论和指责，而是运用形象生动的语言，以讲故事、摆数字的方式使得政策易被理解与接受。

首先，就业政策自然是选民首要关心的问题。对于普通选民而言，是否有工作，收入是否能增长，关系到其能否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因此，政党或候选人常常通过描绘物质收入的变化来直触选民神经，从而让选民进行现实权衡。如1896年美国共和党麦金利与民主党布莱恩激烈角逐总统宝座时，共和党让支持者们用直白语言宣扬布莱恩获胜后的恶果，从而让选民有更加切身的感受和恐惧。一些雇主在工资单上印出“假如布赖恩当选为总统，不要回来上班。本厂将关闭”，而银行家则宣扬会取消抵押贷款和收回借款。[5]51事实证明，这类话语对于麦金利的最后当选起了帮助作用。为使恐吓更加具有冲击力，动员内容还会诉诸具体的数字变化。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就曾使用具体数字来恐吓法国民众。其主席勒庞在1985年就写道“250万的失业者，就是由于多余的250万移民”[6]，将法国普通人的失业归结为外来移民的原因。勒庞还将矛头指向特定政党，其曾在演讲中提到：密特朗担任总统期间，每年有12万以上的外来移民进入法国。如密特朗继续担任总统，未来的7年，那将继续有100万以上的外来移民进入法国！勒庞进而要求选民在“复兴”与“抛弃”、“法国人的法国”与“被入侵的法国”之间做出选择。

其次，社会福利政策也是选民日常关心的重要议题。随着普通民众应享有社会福利保障的理念在各国和地区成为政治共识后，政党或候选人在选举竞争中都会努力向选民表明：自己是其福利的最好照顾者，而对手则是漠不关心者。如在英国20世纪初时，民众福利问题是自由党与保守党相互攻击的重要内容。自由党认为当时英国的福利改革成果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竞争对手保守党在民众福利问题上则一无是处，“1895—1905保守党执政的10年中，除了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和三个委员去调查该问题外，其余什么也没有做”[7]。保守党对此进行激烈反击，认为保守党才是英国社会福利实践的开创者，自由党只不过是跟随者而已。随着福利政策的逐步推进，政党或候选人进而运用具体数字变化方式，让选民的想象更加具体翔实，以增强其对本党的好感。如我国台湾地区，发放给年满65岁以上(曾加入过农保满6个月以上)农民的老农津贴，就成为各政党讨好选民的重要手段。每逢选举，各政党就对津贴金额层层加码，并掀起政治恶斗。如在2011年，国民党马英九担任地区领导人时，想通过修法，将老农津贴数额每人每月增加361元(新台币)，而台湾地区立法机构民进党团则竞标加码，要求每人每月增加1000元(新台币)。蓝绿双方为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而相互角力。

最后，安全政策也是选民现实权衡的重要议题。毋庸置疑，人们都希望生活在安全、宁静的生活环境中。反之，人们对于破坏安全的生活环境、给人身安全带来威胁的力量则有着怨恨情绪。政党或候选人在人身安全方面对选民进行恐吓，激发选民内心的恐惧感，以让选民进行现实权衡。如在冷战时期，苏联就常常被美国政党描绘成邪恶外部势力来恐吓美国选民。1964年林登·约翰逊阵营推出著名的“雏菊”广告。此广告时长仅1分钟，一个小女孩在田野中边摘花瓣边从1到10数数，数到9的时候，一个男性声音从10往0倒数。当数到0的时候，发生了原子弹爆炸。此时，旁白中出现林登·约翰逊的声音，“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选择，为上帝的孩子缔造美好的世界，还是陷入永久的黑暗。我们或者彼此相爱，或者共同死亡。”另一个旁白则说道：“在11月3日投约翰逊总统一票，这赌注高到让你不能留在家中。”[8]此广告暗示如果共和党的巴里·戈德华(Barry Goldwater)成功当选，可能会导致与苏联爆发核战争，以制造民众恐惧感，从而引导公众放弃对戈德华的信任与支持。而在我国台湾地区，民进党常将中国大陆描绘为对台湾进行军事威胁的邪恶力量，渲染大陆“军事威胁论”。这种建构源于民进党历史上一直钟爱的“两岸悲情牌”，即“动辄以大陆打压台湾进行煽动骗取民众同情心”。[9]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为动员选民投票，陈水扁恐吓民众：“大陆以496颗导弹对准台湾，每6天还增加一颗！我们能麻木不仁吗？”[10]而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继续使用此悲情牌，力图让台湾民众对“解放军犯台”一事心生恐惧，以博取民众的同情心。2019年2月，蔡英文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时，就将台湾树立为对抗大陆霸权的具有悲情色彩的民主斗士。蔡英文声称，中国大陆想要获得世界霸权，对台湾的威胁也越来越大，台湾将面临“独立生存”、“经济繁荣”、“民主延续”等挑战。[11]

三、政治象征以强化情感勾连

查尔斯·弗兰克认为，象征有两个典型特征。首先，象征概念指代能够产生和强化诸如爱与恨、尊崇与轻蔑、热望与冷漠等情感的任何客体和事件；其次，象征的终极指向是某事物所代表的那些情感而不是事物本身。[12]在政治领域，当特定的人、物、事件成为某些政治情感的寄托时，其所包含的意义便不单单是其自身所固有的意义，而转变为一种新生事物，包含着强烈的政治意味，成为政治象征的化身。在选举政治过程中，政党或候选人常选择富含特定情感和意义的政治象征物来对选民进行情感动员，以强化其对自身的热爱及对竞争对手的憎恨。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定地点不是简单的地理标志物，而是聚集爱或恨、尊崇或轻蔑、热望或冷漠等特定情感的象征物，能够触动民众内心。如在美国，“华尔街”作为政治象征物，等同于“富豪、特权”，在选举中被政党或候选人用来激发选民对权贵的愤怒情感，以达到催票的目的。如19世纪末美国人民党在参与竞选时就利用“华尔街”进行政治动员。人民党宣称“华尔街拥有美国”，“美国不再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是华尔街有、华尔街治、华尔街享的政府”，[3]161要求将政府还给美国普通人民。尤其是当美国经济状况不佳时，等同于“富豪、特权”的“华尔街”更是在选举竞争中频频出场。2007年，美国因次贷危机而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民众对华尔街的金融大亨们怨声载道。为迎合民众，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在竞选中顺势提出了“不能富了华尔街，穷了商业街”的口号。而在2016年总统大选时，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同样也对“华尔街”开火，特朗普表示华尔街那些公司高管的天价薪酬是个“笑话”。他承诺，若当选，将对华尔街基金经理们开征高额税。

与特定地点相比，政治人物身上所寄托的情感更具有鲜活性。因此，政党或候选人利用特定政治人物来进行情感动员。如在我国台湾地区，蒋介石作为台湾威权时代的典型人物，常被民进党当作政治符号来凝集选民、争夺选票。2007年期间，在台湾地区执政近8年的民进党政绩不彰，民众满意度持续走低。为刺激来年的选情，民进党祭出了“去蒋化”手段。台北中正广场牌坊上的“大中至正”四字被“自由广场”所取代，“中正纪念堂”也被改为“台湾民主纪念馆”。此外，民进党还宣称，蒋介石陵寝是“完全不符合民主时代潮流的封建产物”，驻守两蒋慈湖陵寝的卫兵应撤离。民进党想利用蒋介石这一政治象征物来刺激选情，希望激发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怨恨，并对民进党作为民主斗士予以肯定。而在2016年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中，由于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人气低落，各县市长国民党候选人都纷纷与其撇清关系，马英九甚至被称为“国民党的票房毒药”。各地民进党候选人则纷纷打出“票投某某某，就是支持马英九”的类似口号。如民进党在新北市召开记者会，主题即为“票投朱立伦，就是支持马英九”，呼吁选民拒绝为国民党候选人投票，“避免台湾未来再被‘第二个马英九’掌控”。在云林，民进党四处张挂“票投张丽善，就是支持马英九”的布条，还因此引起国民党籍县长候选人张丽善差点以“意图使人不当选的奥步”为由对民进党提出控告。

除特定人与物外，特定历史事件也常被各政党及候选人利用，“以史观今”，过往与当下紧密勾连，从而唤醒选民的历史记忆，并进而有效地操控选民的情感想象。如美国内战后数十年间的每次总统大选，共和党总是抓住民主党在内战中作为“叛逆党”的身份，以挑起选民的怨恨之情。如在1876年美国大选中，共和党在选举中宣扬“虽然并非所有的民主党人都是叛逆者，但所有的叛逆者都是民主党人”[5]146。与此相似，在我国台湾地区，“2·28事件”也成为重要的政治象征。“2·28事件”是1947年发生在我国台湾地区的血案，它是国民党政权对台湾广大民众的迫害、屠杀，造成数千人死亡。然而，“2·28事件”经过民进党等政治力量的扭曲塑造后，已建构为外来政权对台湾民众的屠杀、外省人对本省人的迫害。在各种选举中，民进党等政治力量常常利用“2·28事件”进行催票，让选民不要忘记国民党所犯下的罪行，不要再投票给国民党。如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泛绿阵营借“2·28事件”纪念日发起了由基隆至屏东的“百万人牵手护台湾”大游行，凝聚本土选民，动员本土选票支持陈水扁。据报道，本次活动参与人数多达120万人，动员催票效果明显。活动过后所做的民调显示，原先绿营一直落后蓝营5～7个百分点，但在大游行后，绿营只差蓝营3个百分点。[13]同样在2014年台北市市长选举中，由于柯文哲祖父曾受难于“2·28事件”，柯文哲在选前造势活动中，常通过引述“2·28事件”来争取认同。其对手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则被认为未对“2·28事件”予以正视而被猛烈批判。

四、余 论

众所周知，选民的“同意”之声即民众的参与对于竞争式民主起着关键性的基础作用。尽管政党或候选人的动员议题设置一定程度上能提高特定群体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但却对公民参与起着日益增多的负面作用。在竞争性选举中，政党或候选人为在选举中赢得相对多数或绝对多数的选票，“感情牌”、“道德牌”、“恐吓牌”等轮番上场，抹黑、谩骂、诬陷、打斗等手段交互使用。在激烈选战的影响下，选民的怨恨情绪被有效激发，选民用投票对自己怨恨的对象表达“不同意之声”，让其在选举中落败，从而让怨恨得到宣泄，选民投票日益非理性化。与此同时，由于选举竞争的动员议题设置日益负面化，越来越多的选民尤其是没有明显政党倾向的中立选民及政治参与度较低的选民对选举政治乃至对民主政治日益感到幻灭。许多选民不愿意参与到这种被人操控的政治游戏中，用弃权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如美国2008年之前的26届美国总统选举的选民投票率平均仅为48%，参与其他公职选举的投票率更低。[14]而据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在法国2012年的议会选举中，选民投票率下降至55.40%；芬兰在2006年的总统选举中，投票率为74.05%，到了2012年，这一数值下降到68.86%；2009年，冰岛的议会选举投票率为85.12%，2013年投票率下降了3.68个百分比。就连实施强制性投票措施的希腊，其投票率也在走低，在2009年的议会选举中，投票率为70.92%，而到2012年下降至62.47%。[15]可以说，在实行竞争式民主的国家和地区，选民普遍出现政治不热心乃至政治冷漠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