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迎春

(辽宁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创新理论成果，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主题凝练成的完整理论架构，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作为逻辑前提。这一思想不仅产生于实践，而且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理论，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是实现经济强国目标的强大思想武器。

一、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逻辑基础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了鲜明的政治立场，说明习近平把政治制度作为经济思想的重要因素，从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出发论述政治对经济的作用。这种从政治高度研究经济的做法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标志，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部理论学说集中体现了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立场，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逻辑基础。

第一，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马克思从走上政治经济学研究之路开始，毕其一生探究“人的解放”。在其早期经典之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的解放”是贯穿异化劳动和共产主义的一个共同的主线和主题。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现实出发，深刻揭示了工人的悲惨命运，“工人生产的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2]49。这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因此，工人阶级要“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2]58。这是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的深刻分析得出的消除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解放的共产主义命题，引申出关乎人类最终命运的历史思考。以此出发，马克思将对人类的终极价值关怀贯穿其经济理论的全部，并得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是符合人类自身利益的发展，才是属于人民美好未来的理论结论。其研究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

第二，以人民性为基础的阶级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不仅在于是否从唯物史观出发，更在于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属性。马克思明确宣称，他的经济理论“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3]。《资本论》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为工人立言，为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呐喊，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提供理论指导成为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正是对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性质、目的和条件进行了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论证，才揭示了未来社会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这是马克思为无产阶级指明的奋斗目标和理想社会，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以人民性为基础的无产阶级立场。

马克思的论述中包含了正确处理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首先，任何生产关系归根结底是阶级关系，阶级关系必然表现为政治关系。“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5]阶级从产生到发展是同经济发展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切阶级冲突都是围绕经济利益展开的，阶级不仅是一个历史范畴，也是一个经济范畴。在生产资料中占有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除了对被剥削阶级实行压榨和掠夺外，为维护其统治地位，必然实行政治统治和思想控制。所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作为政治范畴，从产生到发展是以经济关系或者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其次，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经济制度的发展需要国家政权的保护。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关系、法律关系以及国家形式，它们通过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保护特定的经济关系、产权制度等，用来维持正常的经济秩序。所以，任何从根本上想要改变现存经济制度的意图都是以改变国家性质为前提的。

习近平高度评价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上的人民立场，称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是第一次站在人民立场、为人民实现自身解放而创立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6]这是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宝贵的理论来源和强大的信念根基，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继承于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和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同时，习近平深刻洞悉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和政治关系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内在规律和历史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保持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7]18“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我们党领导下的国家政府作为上层建筑从外部对经济生活产生间接影响；另一方面国家政府代表人民管理国有资产，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从内部直接影响经济生活，具体表现为经济生活中的党政关系、政企关系和政商关系等。这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政治现象，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是社会经济政治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毛泽东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8]这构成了习近平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的认识基础和基本遵循，突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生活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作用。

二、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逻辑架构

“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在其国度性范围内，都是由四个要件，即主体、主义、主题、主张构建的。”[9]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体、主义、主题、主张的高度统一，从而形成了严密的理论逻辑架构。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主体明确，立场鲜明。这里的主体有两层内涵：一是阶级主体。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视人民立场为根本政治立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明确为奋斗目标，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中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价值取向。习近平强调，任何重大改革的推进都必须站在人民立场谋划改革思路和改革举措，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无疑是代表人民在政治经济学上提出的观念和主张。二是研究主体。习近平高度重视思想理论的学理性，强调要坚持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在他的一系列经济思想重要论述中，既有紧贴时代的理论创新，也有透彻的学理分析，逻辑严密，深入浅出，说明习近平不仅对《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熟练掌握和运用，而且研读过大量西方经济学著作。这些为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学理支撑，也体现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创新上阶级主体和研究主体的高度统一。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贯穿始终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义”是人民主体利益和意识的集中概括，是从中国百余年社会大变革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基本理念。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0]22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一般性原则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好回答。一方面，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最大国情和最大实际，必须准确把握不断变化的特点。当前我国全面推进市场经济发展是生产力的内在要求，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广泛存在，商品的二因素和体现在商品生产中的劳动二重性的关系没有变，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还是需要通过市场交换得以实现，每个人都以劳动创造自己的价值，并取得属于个人的那部分价值。这客观上决定了价值规律依然起调节作用，同时也意味着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还要通过价值关系表现出来。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事实和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作为概括了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基本理念，从根本上保证了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归劳动者所有，这是劳动者作为人的本质的体现，从而摈弃了将劳动者视为“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异化观念。社会主义理念的全面贯彻保证了劳动者的主体性和社会主体地位，并由此建立起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根本制度和各种基本经济制度，以制度约束的形式确保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和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是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11]，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观，是从“当前的国民经济事实”出发的深刻实践总结，是继承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代劳动价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原则和方法论都具体化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点。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题是揭示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及其规律，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论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展开和具体化，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统一，是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重要范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矛盾是现实存在的，选择何种层次展开研究直接关系到研究目的的实现。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把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阶段性表现——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为经济矛盾系统的总纲，把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首要环节，这是规定中国经济矛盾系统的基本观点。在总纲确定的基础上，以现代劳动价值论为理论依据，围绕主要矛盾，重点揭示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经济矛盾的内在规定，提高对系统性矛盾运动的认识，探究解决矛盾的方法途径。另外，主要矛盾对其他经济矛盾的制约和影响会投射到经济制度上，表现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构成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由此规定的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基本内容。现阶段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其制度层次的矛盾规定具体化为经济体制、经济结构、运行机制和经营管理等的矛盾运动。各种经济矛盾在不同的阶段会呈现不同的特点，要了解和掌控重点难点问题，否则，“如果利益关系协调不好，各种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导致问题激化，严重的就会影响发展进程”[7]82。所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抓住了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明确了经济矛盾的系统构成，从而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纲，纲举目张，为矛盾的解决提供依据。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张是解决经济矛盾的思路和举措。政治经济学的主张是对主体经济意愿的学理性概括，是实现主体意愿的路径选择。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主张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揭示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体系。习近平指出：“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7]197习近平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纲领性、战略性的指引，集中体现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发展的着力点，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中的动力源、均衡性、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国内外联动和社会公平正义等各种矛盾的特点和规律。二是依据新常态对经济发展趋势的新判断。习近平指出我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转向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向量优并举做深度调整，这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是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也是开展实践和理论研究必须遵循的大逻辑。三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经济发展思路。习近平深入分析了供给和需求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西方的供给学派的翻版，不能以西方供给学派为圭臬。我国是依据新阶段宏观经济形势的特点做出的抉择，是准确定位矛盾的主要方面做出的调整。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生产结构，激发经济增长的动力，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四是以科学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推进市场经济全面改革。习近平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实践命题。”[10]116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是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关系，辩证对待“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实现有机统一，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认识上的一个新突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成果。

总之，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解决主要矛盾为总纲，把主要矛盾的规定和解决主要经济矛盾统一起来，探寻系统解决各层次经济矛盾的依据和途径，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体、主义、主题和主张的统一，从而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经济思想理论体系，成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三、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实现的逻辑前提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秉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精髓，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基本目标，以推进新时代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根本任务，既强调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更力推社会生产力的转型创新发展。实现这一目标的逻辑前提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首先，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实现的物质基础。任何一位经济学家的思想或学说，都是依据所处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和时代课题而提出的分析和出路。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以斯密为代表，在封建行会解体、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得到广泛发展并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的前提下，以分工协作促进劳动生产力大幅提高为研究起点，为适应产业资产阶级的需要而创立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产生于“物质的经济的事实”基础上。马克思针对19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创立了无产阶级解放的经济思想理论体系。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出来的。经过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又到了新的转折点和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12]。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社会经济活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有机整体，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现代化的基本标志。习近平指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主要包括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高质量供求均衡体系、以创新型国家建设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以乡村振兴战略建立现代农业体系、以区域协调发展完善城乡联动体系、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建立高标准的市场体系、以效率与公平并举建立收入分配体系等。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贯彻落实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物质前提和保障。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力高水平发展的结果，是新的经济思想产生的物质的经济事实。只有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全面推进，才能对实践经验有深刻认识，并从中揭示各种经济规律，提炼和创新社会化大生产的新范畴和新理念。因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处于特定阶段的生产关系。只有现代化经济体系最终建成，才能将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真正落在实处，实现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

其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实现的制度保障。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同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基本形式。这些基本经济制度确保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目标和方向，也决定和彰显了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巨大优越性。习近平指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11]，这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只有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才能有效激发和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让各种所有制经济相互促进、竞相发展，在各领域各环节共同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充分释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制度优势，充分保护各类所有制主体的平等地位。我国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保证了公平和效率的辩证统一。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现代化的劳动关系，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只有劳动者利益受到充分保护，劳动关系和谐一致，才能保障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正常发展。这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表现，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优越性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既保证了市场在配置资源上起决定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而实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相互统一。这一制度架构不仅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和保障，也能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综上，习近平构建的理论逻辑为我们提供了从理论基础、理论架构到实现条件的视角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方法，是顺应时代要求、破解经济发展变革重大难题的创新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新时代催生新理论、新理论引领新实践的良性互动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