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小壮

引 言

小商埠城市是清末民国时期在全国范围内“自开”或“约定自开”的一类不发达的对外开放城市(镇)，它们的显著特征是“开埠前经济基础薄弱，人口流动性大，消费市场狭小，未形成自身的经济体系，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口岸贸易。”安东(今丹东)即是该类城市的集中代表，自1906年开埠后，由边陲小镇快速成长为典型小商埠城市，对近代区域经济的勃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一直以来学界关注较少。(1)现有的成果主要是一些史话性质较强的著作：郑庆铎《鸭绿江畔的新星——丹东》(工人出版社，1984)，彭勃《丹东史话》(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姚斌《丹东历史钩沉》(中共丹东市委宣传部文史学会，2009)，分别从不同角度考察了丹东的发展历程，包括不同时期丹东地区的行政建制、经济建设、民族交往等多方面内容。本文通过梳理在开埠通商背景下安东小商埠城市工业的历史变迁，试图从微观角度透析全国小商埠城市工业早期现代化的历程及特征，进而揭示其发展“瓶颈”所在。

一、安东小商埠城市工业早期现代化的动因

开埠通商是商埠城市打开世界之门的钥匙，它不仅能把国内外的商埠城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往来日益频繁，也为它们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诸如人才、商品、信息、资金、生活方式及经营理念等社会文化领域开始互通有无。商埠城市的近代工业即是在这样外拉内驱的双重作用下加速产生的。1903年《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规定安东“由中国自行开埠通商”[1]，1906年正式开埠，以开埠通商为契机，安东小商埠城市的工业走上了早期现代化道路。

(一)繁盛港口贸易的拉动

从商品销售市场看，开埠前，安东的三大产业，诸如木业、缫丝业及榨油业所生产的商品只在本地及周边流通，传统手工作坊足以满足如此狭小的销售市场。开埠通商的实现，促进了安东与宁波、上海等东南沿海港口的贸易往来，使得其工业产品在其他通商口岸甚至是内地出现；加之安奉铁路的建成通车，安东被纳入东北铁路网之中，便利的交通使其开始与营口、大连等港口及内陆口岸形成埠际互动，扩大了东北区域的商品销售市场；同时，日本、朝鲜、英国、德国等20余国也成为安东的重要贸易伙伴，地域分布横跨亚、欧、美三大洲，[2]2随着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往来日益密切，安东的工业产品逐步被纳入世界市场体系之中。

从港口贸易额看，开埠通商后，安东港进出口贸易取得快速发展，根据《中国旧海关史料》及《通商各关华洋贸易全年清册》等相关原始史料可知，1907—1931年的25年间，安东港的贸易总额由1907年的4 763 238海关两，猛增至1931年的67 814 886海关两，期间虽有峰谷交替，但整体呈曲折上升趋势，年平均增长率为11.7%。其中，进口贸易额由1907年的2 577 783海关两，增长至1931年的24 214 070海关两，年平均增长率为9.8%；出口贸易额由1907年的2 185 455海关两，增长至1931年的43 600 816海关两，年平均增长率为13.3%。(2)根据《中华民国五年安东关贸易册(中英文对照)》(《通商各关华洋贸易全年清册》，1917年第1卷第128页)；《中华民国六年安东关贸易册(中英文对照)》(《通商各关华洋贸易全年清册》，1918年第1卷第134页)；《中华民国七年安东关贸易册(中英文对照)》(《通商各关华洋贸易全年清册》，1919年第1卷第120页)；《中华民国八年安东关贸易册(中英文对照)》(《通商各关华洋贸易全年清册》，1920年第1卷第112页)；《中国旧海关史料》第45册、第49册、第88-111册的安东关贸易相关数据统计得出。

如此广阔的国内外市场，持续增长的进出口贸易，对安东工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手工作坊已无法满足开埠通商带来的这一系列变化，必须走“以港促工”的早期现代化道路。

(二)蕴涵近代工业文明的商品刺激

开埠通商后，在安东农产品大量输出的同时，来自美国、日本、西欧等国家和地区的诸多蕴涵近代工业文明的商品，如钟表、火柴等也通过安东港输入商埠城市。这就大大改变了安东市民的消费习惯、消费模式以及生活方式。如开埠前，安东市民对钟表停留在感官认识层面，“多视为奢侈装饰之品”[3]1，而非时间管理之工具；开埠后，随着外国钟表的涌入，起初出现了代理销售的商铺，如南洋钟表眼镜公司、增发福，分别经销瑞士“奥兰马茨”牌怀表、德国“宝星”牌座钟，销售量大增，并在市民中得到实际应用，一改其“生活简单，时间问题未甚重视”[3]1的习惯，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上述状况直接促使安东钟表业快速兴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钟表行数量增加，至1912年已达36家；[4]二是业务范围逐步扩大，除销售进口钟表外，诸多表行如北洋表店等可自行生产座钟、闹钟，这就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海外钟表的依赖，1921—1923年钟表进口数量逐年减少可侧面反映出此种状况，1921年进口6 746块，1922年降为6 342块，1923年再次降至6 001块。[3]4

火柴进入消费市场也促使了安东火柴厂的兴起，其发展道路与钟表业极为相似。新商品的输入刺激了消费群体的扩大，这就要求该种新商品在安东本地生产，一方面可以降低成本，使商家获得更高的利润；另一方面便于消费者购买，以扩大消费群体。另外，在商埠城市的传统工业中，一些产品附属品并无多大用处，如在安东的榨油业中，豆饼作为豆油的副产品，开埠前“不过供牛豚之饲料而已”，但随着开埠通商的日益深入，由于其能够充任“日本及中国南部之重要肥料”而出口大增，成为“东三省输出品之大宗”。[6]这样，安东的油坊就从“专一取得豆油为主”[5]199的传统行业，逐步发展成为兼具豆油、豆饼的上下游榨油工业，深化了该行业的发展模式。

(三)多样资金来源渠道的支持

开埠通商能够为安东工业提供多样化的资金来源渠道，大体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

第一，开埠通商不仅使得安东商贸交流的场域扩大，也促其成为商贾云集之地，有利于外地商人在该地觅得商机，进而投资办厂。沈阳商人韩麟绫即是如此，经其仔细考察，发现安东烧锅业尚处于手工作坊阶段，随即投资40 000元兴办六合成烧锅，由伦敦购置机器进行生产。[6]其他投资也大都如此类，据统计，1910年总投资额为180 000元，1916年为425 000元，1926年更是上升至1 015 000元，[7]1-2逐年增加，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安东工业的早期现代化。

第二，开埠通商带动了安东传统金融业的转型，特别是近代银行的出现，有利于解除传统工业由于资金紧缺而停滞不前的困境， 进而促使其早期现代化。转型后的安东金融业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经营方式更加灵活、多样，多家银行为吸引商家贷款，采取不同层次的奖励措施，同时，由于外来资本的注入，资金雄厚，能满足商家大额资金的需求。安东金融业对工业的资金支持途径有二：一是提供贷款，如为支持安东市电灯厂建设，中国银行提供贷款6万两(镇平银)，东三省官银号提供12万元(大洋)，电灯厂则以其全部财产、房屋、机器作押；[7]30-32二是直接投资近代工业，如东三省官银号，除继续经营金融业务外，还在烧锅、火磨、贸易公司等领域进行投资。据统计，1929—1931年，安东埠内中国各银行平均每月向各工厂放款4 500 000元，[8]以解其“每届秋冬，需款急迫”[9]之窘状。

(四)外国在安工业所激起的“弹簧效应”

弹簧效应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受压程度与反弹效力成正比。随着开埠通商的深入，商埠城市都会时间不等地掀起外国人兴办近代工业的浪潮，由于它们资金雄厚、技术先进，中国的传统工业往往处于被排挤、打压的状态，甚至纷纷倒闭，这必然激起安东工商人士与外国工业抗衡的斗志。如在柞蚕缫丝行业，由于受到日本同行业工厂的排挤，安东缫丝工厂纷纷引进先进技术，更换先进设备，以期与外国工厂一决高下，虽最终有部分丝厂倒闭，但中国民族工业在该行业仍有一席之地。

在木材行业，安东“系上江材木会集之区”，其木材一般由鸭绿江上游顺流而下至商埠内，或“以原料运输外埠”，或“以锯制零材贩卖”。[6]随着在东北势力的扩张，日本基本垄断了此种本属中国的“天然大利”。为打破此种局面，山东商人曲恩序筹资1万元设立双兴号大锯工场，[6]采用机器生产与日人抗衡。同时，开埠后安东的玻璃行业也被日本人垄断，市民所需玻璃及其制品不仅难买，而且价格昂贵。为了改变此种状况，双威福、恒德两商号合资开办双兴德玻璃工厂，专门从事玻璃及其制品的制造，“每日售货百元，尚称获利”[10]，日人之玻璃厂受到冲击。另外，此种弹簧效应也直接促使了以“挽回利权”为宗旨的新工厂或公司的建立，电业方面有安东电业公司，航运业方面有鸭浑两江飞船公司、荣成飞船股份有限公司。

二、开埠通商背景下安东小商埠城市的“以港促工”

开埠通商为安东港潜能的释放提供了可能，港口经济得以飞速发展，诸多外来因素也随之“入住”安东，无论是积极的拉动，还是被动的压迫，都直接或间接地冲击着安东小商埠城市的传统工业，使其不得不在多种力量交织下重新定位，走“以港促工”为主要途径的早期现代化道路，这集中表现为传统工业的近代化转型以及新兴工业的产生。

(一)传统工业的近代化转型

清中前期，安东县人以务农为主，不事制造业，日常用品“向多仰给于他境”[11]16。直至晚清，柞蚕缫丝、榨油、木材三大传统产业逐步形成，其中，木材业“为最发达”，但是“多系日本商人经营”。[12]1062其他两者都以传统家庭手工作坊为主，开埠通商后，它们在设备、动力、产量等诸多方面开始了近代化转型。

1.柞蚕缫丝业的近代化转型

其一，优胜劣汰下工厂数量的增加是安东柞蚕缫丝业近代化转型的直接体现。开埠通商的实现，使得安东柞蚕缫丝业被纳入国际市场的竞争之中，一方面是机遇，拥有广阔的海内外市场；另一方面是挑战，残酷的市场竞争激活了优胜劣汰的“执法”效力。这就要求传统的柞蚕缫丝工厂必须顺应时代需求进行近代化转型，否则难免被淘汰的命运。

清末安东的柞蚕缫丝工厂只有5家，[13]491916年发展到7家，略有增加，在所有工厂中，只有“远记丝厂”建立于清末，也就是说清末5家工厂中的4家已经倒闭或歇业。1926年工厂数量达27家，在10年的发展中增加了近3倍，其中1916年的7家工厂只有4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免于被淘汰。[7]2，10-11直至1929年，安东柞蚕缫丝工厂有51家，相较1926年，工厂数量增多24家，3年时间里有4家工厂被淘汰，新建工厂28家。[12]1063-1064

从上述工厂数量的变化可以看出，清末直至1929年，每一阶段都有不适应市场竞争的工厂被淘汰，这也是近代化转型的应有之“代价”，同时，工厂总数量的大幅度增加，也昭示了安东柞蚕缫丝业转型的成功。

其二，生产技术的革新是安东柞蚕缫丝业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安东传统的制丝方法简单，设备陈旧，仅是“皆用口碱，入笼蒸之”[11]17，成品皆为灰丝，质量低下，与海外进口之丝相比差距较大。随着开埠通商的日益深入，传统柞蚕缫丝业受到较大冲击。在生死存亡之际，唯有改进技术与方法，方能提高竞争力。基于此种认识，在总商会的支持下，选出优秀商户到欧美考察学习柞蚕缫丝技术，回国后进行宣讲普及。最后“改用新法者数家”[11]17，保住了其三大产业之地位。

新法对设备、技术及制作环境的要求较高，制作步骤也相对复杂，主要表现为：一是设备，安设锅炉蒸汽的同时，“于别室广置木筒，通以暖气水管，置茧筒巾”[11]16；二是制作技术，“先用适量弗尔马林及蓚酸放入热水泡之，将茧面灰尘涤尽，再用苛性曹达及过酸化曹达放入冷水泡之”[11]16；三是制作环境，“室内温度须华氏表一百二十度，约五小时半取出轧干即可上纩。”[11]17新生产技术的应用使得所制之茧“柔韧而洁白”，所缫之丝“优良而价增”，可谓“工业进步之证也”。[11]17

其三，工厂资本额的增加是安东柞蚕缫丝业近代化转型的物质保障。1916年，工厂总资本额为160 000两，[7]2至1926年，上升到365 000两，其中，资本额在3万两以上者3家，2万至3万两者5家，1万至2万两者14家，1万两以下者5家，可知资本额在1万至2万两的工厂最多，占总工厂数的51.9%，是该时期安东柞蚕缫丝工厂的主体。同时，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大中工厂有22家之多，所占比例高达81.5%，[7]10-11足见该时期安东柞蚕缫丝业的繁盛，处于“黄金发展时期”。

1929年安东柞蚕缫丝业继续发展，总资本额为镇平银377 430两，相较1926年的365 000两增长3.4%，略有增加，其中，资本额在3万两以上者3家，2万至3万两者3家，1万至2万两者14家，1万两以下者31家，可见，资本额在1万两以下的工厂最多，占总工厂数的60.8%，[12]1063-1064居于主体地位。但这并不能说明资本额在1万两以上的工厂数量相较1926年减少了，原因是新建的28家工厂中，资本额在1万两以下的就有26家，拉低了整体水平。这并不能掩盖安东柞蚕缫丝业资本总额增加，具备良好发展势头的事实。

2.榨油业的持续快速发展

其一，设备及动力的近代化是安东榨油业转型的关键。开埠初期，安东的榨油业整体处于手工作坊阶段，以传统动力为主，但具备了近代工业的特征，如1910年的10家油坊中，3家采用石油发动器，其余7家仍用木机。[14]370-371而到1916年，虽有进步，但整体状况并未真正改观，榨油机使用蒸汽椿者4家，而使用木椿及螺丝椿竟多达21家，[7]8-9反映了该行业近代化不充分的事实。随着开埠通商的逐步深入，安东的榨油业在设备及动力方面有了大幅度的提高，1931年，其油坊“皆用汽机，昼夜分现制造。”[11]16

设备及动力的近代化必然带来产量的增加，这既是榨油业近代化的表现，又是结果。1910年，豆饼年产量为509 750片，豆油为3 011 250斤，[14]370-371而到了1916年豆饼年产量增加至1 606 261片，豆油8 183 950斤，相较1910年豆饼、豆油产量分别提高了215.1%、171.8%。1926年年产量继续增加，豆饼为5 381 881片，豆油为27 096 370斤，[7]2，8-9分别是1916年的3.4倍、3.3倍。1927年年产量仍持续增加，豆饼为6 018 935片，豆油为29 592 873斤。[15]81以1910年为基准，在油坊数量只增加1.5倍的情况下，制品产量则有数十倍的增加，足见生产效率的提高，反映了安东榨油业的近代化倾向。

其二，油坊数量及资本总额的增加是安东榨油业近代化转型的保障。1910年，安东有油坊10家，总资本额为115 000两。[14]370-3711916年，在清末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发展，油坊达13家，总资本额约为181 800两，相较1910年，油坊数量略有增加，1910年10家油坊中的8家免于淘汰，新建油坊5家。1926年安东油坊有25家，相较1916年增长近1倍，其中，在长达10多年的运营中，1916年的13家油坊只有1家被淘汰，并新建油坊13家。[7]2，8-9

1926年安东油坊总资本额约为562 652两，是1916年的3.1倍，资本额的增加显示了安东油坊业实力的上升，其中，资本额5万两以上者2家，4万至5万两者2家，3万至4万两者4家，2万至3万两者5家，1万至2万两者11家，1万两以下者1家。可见，资本额在1万至2万两的油坊数量最多，占总工厂数的44.0%，是该时期油坊的主体，而且资本额在1万两以上者有24家，所占比例高达96.0%，[7]8-9显示出了该时期油坊业的发达程度。

(二)新兴工业的产生

开埠通商使得安东小商埠城市诸多因素发生了巨大变化，市民对与其关系紧密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需求也日益提高。在传统三大产业日益近代化的同时，新兴工业诸如盐业、火柴业等也“应社会之需求，开始竞争作业”[11]16，成为近代工业的重要代表。

1.“挽回利权”驱使下盐业的应运而生

开埠后，日本居民涌入安东，常抱怨滩晒而成的生活食盐“品质污秽，有碍卫生”[16]，而安东由于受到资金短缺、技术水平低下的限制，本地并无制造精盐的工厂。因此日本以“恐该国居留民食料缺乏”[16]为借口，不顾当地官民反对，广设盐厂，逐步垄断了安东食盐业。即使可以从临港营口引进精盐，但由于运费等外加因素，售价较高，“不足与日盐相竞争”[16]。交涉署为了挽回利权，曾严正声明：作为国家管制的重要行业，日本对安东食盐业的垄断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践踏，必须取缔日本人所设的制盐工厂，但日本领事根本不予理睬，“延不撤销其盐锅”[16]。

面对上述境况，安东商人以“已税官盐熬制精盐，抵制私盐”[17]为宗旨，筹资设立大顺精盐工厂和中兴精盐公司，运用近代企业的生产与管理模式。就生产模式而言，采用最新式盐锅设备专门制炼精盐，学习最先进的制作技术和贮藏方法，以保证精盐质量。就管理模式而言，设立股东大会作为管理机构，每年召开股东常会一次，处理分红等相关事宜，并且不定期召开临时大会若干次，处理临时重要事宜。可见，两盐厂的近代企业特征明显。

“挽回利权”驱使下，安东商人迈出了创办制盐工业的第一步，揭开了安东盐业自主的序幕。同时，也应该看到，作为新兴工业的代表，安东制盐业不仅要面临外来资本的排挤与压榨，还要克服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窘境，这就加大了发展的难度，致使安东此类新兴工业发展缓慢。

2.肩负民族工业振兴重任的火柴业兴起

火柴作为 “日用必需之物品”，在外国人设立火柴厂之前，居民所需全赖进口，据统计，每年“计逾一万余箱，约值银三十万元左右”。[18]开埠后，外国资本开始进驻火柴行业，致使安东的该行业“向为外人所操，纵国人原无单独首创之者。”[19]事实上，安东发展火柴业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所谓优势之大“莫有得于此者”[18]。具体而言，一是森林面积较大，且木材“颇宜制造火柴杆及火柴盒”[15]81；二是海陆交通便利，有利于对外输出。

自1916年始，安东工业“大有江河日下之势”，在振兴民族工业历史使命的感召下，工商群体承担起了挽救危局之责任，纷纷尝试“改良营业之方法，搜求新闻之利源，以挽经济之危局，并拯一方之民生”[18]，开始合股投资火柴业，先后组建三合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和丹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以“制造各种火柴，以便供给当地之需要”[20]为宗旨。两公司的近代企业特征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产品生产全部使用机器，至1923年，该厂拥有旋梗机11台，切梗机7台，盒料机5台；[7]7二是具备现代公司的因素，如设立股东会，发行股票，按股本分红等。

火柴业由于受外资压迫较少而发展速度较快，成为安东新兴工业的集中代表。据1927—1928年的统计数据即可看出这一点，1927年安东火柴生产能力为8 000包、价值10 000元，至1928年末生产能力为38 000大包、价值280 000元，[15]81以1大包约等于6包计，生产能力与价值都是1927年的20余倍，增长速度之快显而易见。

三、由安东透视小商埠城市工业早期现代化的特征

1906—1931年的26年间，在开埠通商的促使下，安东的传统工业开始近代化转型，新兴工业也相继产生，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作为小商埠城市的典型代表，安东近代工业的发展与变迁是全国小商埠城市工业早期现代化总体特征的集中反映。

(一)传统工业开始转型，但并不彻底

在开埠通商实现后，港口贸易额大幅度增加，对商品的“质”和“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工业的固有生产模式根本无法满足，必须进行转型，否则难以逃脱被淘汰的命运。在榨油行业，至1930年，凡是免于淘汰的油坊，设备“均安锅炉”，动力“用汽力，无复用木椿笨力者”[21]；在柞蚕缫丝行业，弃用传统工艺，设备上“安设锅炉，用药水制丝，用汽机纩丝”，技艺上“实行花交改良接头”。[10]转型后，安东所产丝织品精美优良，远销欧美，甚至受到美国驻安领事的赞许。

与此同时，诸多行业并未完成转型，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部分行业，如烧锅业等仍墨守旧法，一旦有外国资本注入，此类民族工业即有被排挤到行业边缘，甚至被淘汰的风险。二是部分行业，如织布业、织袜业等转型并不彻底，在织袜业中只有极少数工厂用电机织袜，大部分仍用手摇；在织布业中更是出现“大工厂用电力，小工厂纯用人力”[21]的现象。上述两种状况都昭示了工业转型不彻底的事实。

(二)新兴工业应运而生，但力量十分弱小

对小商埠城市而言，开埠通商除带来利好的机遇外，往往也很可能造成外国资本的行业垄断，特别是在城市新兴工业领域。这就对民族新兴工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承担着打破垄断、“挽回利权”的责任，另一方面在生产设备、生产技术、管理理念及设置等方面都必须向外国工业看齐。安东在开埠通商后，为了“挽回利权”，先后出现了制盐业、火柴业等新兴工业，它们采用机器生产，运用最先进的技术，并设置蕴含现代管理理念的股东大会，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的垄断与渗透。

民族新兴工业在小商埠城市兴起后，往往发展缓慢，甚至举步维艰，致使工业力量十分弱小。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资金短缺，常受到实力雄厚的外国工业的排挤与摧残；二是“企业思想未甚发达，往往艰于图始”，某一行业没有人兴办，大家都彼此观望，一旦有人兴办并盈利，其他人则会蜂拥而投，形成“自相竞争、自相蹂躏”的局面，此可谓“遗害实业莫此为甚”。[18]

(三)工业门类逐渐增多，但发展极不平衡

开埠通商后港口贸易的繁盛，促进了中外商品及生产理念的沟通，这必然会加速新兴工业门类的产生，如在安东，至1931年，在三大传统产业持续发展的同时，新兴产业诸如盐业、火柴业等也相继产生，“他若洋烛、胰皂、玻璃、制纸、制碱、制粉、制桐油及电汽碾磨各工厂，皆陆续添设”[11]21，工业门类缺失的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同时，由于经济等诸多条件的限制，小商埠城市的工业门类虽逐渐增多，但并不齐全，整体力量也较为弱小，如安东的工业类型基本全部集中于轻工业部门，而重工业则几为空白。究其原因，在民族资本短缺、技术水平较低的境况下，轻工业投资少、见效快的特性更符合工业发展实际，而重工业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在刚刚起步的小商埠城市难有作为。

各工业门类之间发展的极不平衡性，也是小商埠城市工业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显著特征，安东开埠后，三大传统产业无论是在民族资本的集中程度方面，还是在发展速度方面，都遥遥领先；而其他工业类型则“资本单薄，规模极小”，致使时人认为“实无记载之价值”。[7]13

结 语

在开埠通商的大背景下，安东小商埠城市的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早期现代化趋势明显，与此同时，也呈现出了工业化程度低的时代特征。从本质上讲，上述状况的产生主要是由其“后发外生”的工业发展模式决定的。小商埠城市的工业发展，甚至是城市整体经济发展基本上是靠港口贸易的拉动实现的，对港口贸易的依赖程度较高，两者是一种正相关的逻辑关系，集中体现为一旦港口贸易低迷，则城市工业就几乎进入“休眠期”，反之亦然。若从小商埠城市自身特点加以考虑，也不难理解，消费人口不稳定，且总量较少，加上腹地经济的落后，直接造成了区域消费市场的狭小，如此这般没有自身经济体系的情况下，对工业产品、土特产等商品的自身消费能力十分有限，只能依靠港口贸易的拉动，这也是阻碍以安东为代表的小商埠城市工业早期现代化的“瓶颈”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