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楠

美国护照得用接小费的姿势捧着;波兰护照几乎等同于“地理新发现”，得像“山羊读广告”那样瞪着眼好好打量;苏联护照最烫手，宛如“两米长的响尾蛇，正吐出二十条舌头”……

没有人能想到，在2020年，由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描绘的这一“护照众生相”，将被新型冠状病毒彻底颠覆。

7月2日，因获知欧盟开放边境，具有美国、意大利双重国籍的37岁女企业家费德里卡·法纳里和家人乘坐一架私人飞机从美国科罗拉多州伊格尔市机场起飞，赴意大利度假，随后被撒丁岛卡利亚里埃尔马斯机场边检人员拒绝入境。由于美国疫情严峻，邻国墨西哥与加拿大均对其采取了严格的边境管制政策。

以这场传染病触发的跨境出行危机为起点回溯，一个世纪前的1920年，国联召开的一场会议建立了关于护照格式、申领与检查流程的标准，标志着现代护照的正式诞生。

从手写的、字迹潦草的纸质文件到内含生物特征资料的非接触晶片，护照的形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却一直裹挟在安全与自由、监管与流动、不平等与“世界大同”的激烈碰撞中。

宛若一面镜子，折射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十字路口

广义的“护照”其实有上千年的历史。无论是《圣经·旧约》中波斯国王亚达薛西一世签发给尼亚米，以协助其进入犹太王国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书信，还是《西游记》中唐三藏在西域各国一路倒换的“通关文牒”，在交通闭塞、旅行与流动并未成为风潮的前现代社会，不同地域与文明间的有限互动，都借由这些信用证明进行。

有关现代护照雏形的记载，被认为最早出现在1414年的《英国议会法案》中。到1540年，授予这种旅行证明成了英国枢密院的专属职能，“passport”一词也已被广泛使用。

在这126年中，从新航路中获益颇丰的西班牙与葡萄牙以“教皇子午线”为界，第一次划分欧洲之外的势力范围;以西北欧为中心的“世界性经济体”渐渐显现轮廓，缅甸与锡兰的宝石、中国与波斯的丝绸、美洲的烟草与白银、英国的呢绒、法国的葡萄酒，开始汇集到比利时安特卫普的市场上。曾经彼此隔绝的地理空间逐步发生联系。

护照宛若一面镜子，折射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十字路口。

出于对个人迁徙自由的保护，在大革命中诞生的新法兰西共和国一度取消了护照。但当大举入侵的普奥联军成为威胁，当大量技能熟练的农民、工匠和拥有一定资产的人士因为厌恶社会失序而选择出国流亡，甚至引发财政危机，公众对“人民公敌”的恐惧战胜了对迁徙自由的渴望，通行证制度恢复执行。

随着1848年欧洲革命、普奥战争、普法战争的到来，欧洲护照与签证制度逐渐收紧，但更重要的是，萌芽中的民族主义催生了与之相关的利益诉求，并最终为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伏笔。

当“祖国的强大”前置于欧洲认同，边境、领土随之变得神圣、敏感起来。在19世纪，人们不再被允许随意进入他国领土，只享有返回原籍国的自由，而护照的作用，正是证明他们来自何处。

被赋予越来越重的分量

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旅居英国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失去了他的护照，成了一名流亡者，被迫向英国当局申请一张白卡（无国籍者身份证）。不知不觉间，年轻时随心驰骋于柏林、巴黎、伦敦、印度、中南半岛乃至新大陆，却不怎么需要出示护照的记忆彻底成为历史。

他必须面对无休止的盘问、登记、编号、检查、盖章，为林林总总的“同意”“许可”心力憔悴。茨威格想到一个流亡俄国朋友的话：“早先，人只有一个躯体和一个灵魂，今天还得外加一个护照，不然，他就不能像人一样被对待。”

青年茨威格的经历显示了一种工业革命催生的相反趋势，在新交通技术的加持下，资本、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成为可能和必需的，主要商业中心也开始连结成超越国境线而存在的金融、贸易网络。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乘坐火车穿行欧洲越来越普遍，对于护照的检查也没有那么严格。1840年到1914年，约有3400万欧洲人定居美国，移民阿根廷、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的也以百万计。在纽约埃利斯岛，他们只需要接受粗略的健康检查和质询，便能畅行无阻，直至落地生根。

他们的护照照片可以是和家人的合影，也可以是戴着帽子、墨镜的全身肖像。

当一切社会性行为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都以标准化形式评估、记录，身份证明就由人的附属品升格为主宰者。

相应地，出国变成一件既简单又复杂的事情，跨境旅行的时间大大缩短，而一度形同虚设的护照却被赋予越来越重的分量，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甚至与一个人的“家底”联系在一起。

1984年，时任国家干部的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長兼主任王辉耀准备赴加拿大留学，为申请护照向单位递交的材料加起来有一本书厚，公安部门还核查了他的出身、家庭成分、海外关系、政治思想情况，总共耗时1个月。

国家通过护照与签证控制跨境迁徙，筛查流动人口，也几乎与现代社会相伴而生。

茨威格在异乡怀念昨日的世界的时候，正值希特勒政权开始排斥、屠杀犹太人。德国、奥地利籍犹太人的护照被印上鲜红色“J”字标识，因此出逃无门，命丧集中营。

疯狂膨胀的国家机器一旦与保护主义、民族主义结盟，初衷在于为公民出行提供方便的护照，反而有可能成为以“安全”之名戕害自由的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为犹太人签发的数千份中国签证，使他们得以从危机四伏的欧洲辗转至上海避难，成为黑暗时代一缕微弱而温暖的人性之光。

在过去100年中，护照是推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舞台，但依然未到对“世界公民”这一表达作太过乐观的想象的时候。

它指代的可能是一个习惯做“空中飞人”并可以随时从诸多护照中抽出一本来进行资产布局的精英;也可能是拼上性命在地中海浪涛中泅渡的叙利亚人、生于难民营的“撒哈拉威”，或者藏身香港重庆大厦的庇护寻求者。

即使实体护照可能会在未来消失，但它标榜的差异与界线，却永远不会消失。

摘编自《新周刊》第57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