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旭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002

引言

民国时期，传统诗学虽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失去了原有的主导地位，但仍然保持着一种精神上和血统上的传承。由于新旧文学的交替，为顺应时代发展，我们常常觉得新诗的出现，让旧诗逐渐边缘化，但事实并非如此，民国诗坛是一番众花争艳的天地，甚至在民国初期，倡导传统诗学的一股力量曾抑制了新诗的发展。在民国巴蜀诗坛上，有一位传统诗学的坚守者，他的诗学思想在巴蜀诗学史上可以视为是传统诗学传承的一个缩影。这就是刘咸炘（1896-1932），字鉴泉，别号宥斋，成都双流人。幼承家学，博通经典，稍后细研《文史通议》，终身私淑章学诚。著书二百三十五部，四百七十五卷，总为《推十书》，取“推十合一”之意。这部书不仅在内容上涵覆经、史、子、集四部，而且在思想上融汇贯通中西之学，在方法和见解上都有独到之处。刘咸炘的诗学理论以及他对新诗的态度，体现了当时巴蜀诗坛旧诗人在新旧诗体交替的过程中，坚守传统诗学、努力为旧诗发展寻求新道路的追求。

1 民国初期巴蜀新旧诗坛之概况

巴蜀自古便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北走秦风，有铁山剑阁之塞；东下荆襄，有瞿塘滟滪之险；南通六诏，西拒吐蕃，山水环绕，自为藩篱，自古即是朝廷战乱时的后方根据地。正是巴蜀独特的地域特征，在西学东渐的近代，巴蜀学风与江浙、中原一带相比，自然更具有封闭性，接受西学思想也相对要慢半拍。据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记载，当时活跃于西蜀的旧诗人大致有：以富顺刘光第、成都顾印愚、荣县赵熙、中江王乃微为领袖，王秉恩、杨锐、宋腆羽翼之，另有王雪岑、蒲殿俊、庞俊、向楚，亦列于此派之中[1]。汪辟疆称：“西蜀泻青碧之灵芬，并能本其风土，播诸声诗，驰骋骚坛，允无愧作。”[2]这一评价较为真实地概括了民国初期巴蜀诗坛总体风貌。

汪辟疆所选诗人主要是以光宣诗坛为主，而五四时期的旧诗人自然不在他所选范围内。五四时期，即便像郭沫若这样的“新诗人”也有旧诗的创作，郭沫若诗《送吴碧柳赴长沙》曰：“洞庭古胜地，屈子诗中王。遗响久已绝，滔滔天下狂。愿君此远举，努力轶前骧。苍生莫辜负，也莫负衡湘。”[3]诗歌苍劲有力，既表达了郭沫若对吴芳吉的惜别之情，又体现出郭沫若旧诗创作之功底。吴芳吉是这一时期巴蜀诗坛上较为特殊的人物①吴芳吉（1896-1932），字碧柳，重庆江津人，世称白屋诗人；1910年考入清华留美预科学校，1912年秋因声援被美籍教师无理辱骂的同学而被迫辍学。1919年秋，经吴宓引荐，吴芳吉赴上海，任中国公学《新群》杂志诗歌编辑，由此大量接触新诗；1920年8月赴长沙任明德中学教师；1927年受聘为成都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后任四川大学教授、江津中学校长等职。1932年5月9日，吴芳吉因病辞世，时年36岁。吴芳吉凭长诗《婉容词》登上诗坛，另有诗歌佳作《两父女》《护国岩词》《巴人歌》等。吴芳吉自编《白屋吴生诗稿》上下两卷，1929年出版，辑诗510首；其友人于1934年编订的《吴白屋先生遗书》亦收有大量诗作。吴芳吉与刘咸炘同年生死，刘咸炘称之为亦兄亦师之友，二人惺惺相惜，友谊深厚。，他既是新体诗歌的开创者，又是传统诗歌的继承者。吴芳吉对新旧诗歌的态度是：既不满足于新诗及其理论的偏驳，又不满旧诗作茧自缚无助社会民心。于是，他创造了“白屋诗体”，在形式上以中化西，在内容上关注诗情与诗心。吴芳吉被刘咸炘称为“半友半私淑之弟”，他与刘咸炘同年生死。刘咸炘对吴芳吉的诗歌评价很高，在《追悼吴碧柳先生纪念册征文集》中说：“江津吴碧柳先生，拔俗人也。文章已传，咸称诗伯。位业所在，是日良师。若其经百苦而声闻朔南，无一官而感孚遐迩，节士之烈，文人所希，一旦殂谢，众流嗟惜。”[4]刘咸炘与吴芳吉看似巴蜀诗坛上新旧诗人的代表，但在诗歌发展与认识上二人思想是一致的。

巴蜀诗坛相对封闭的状态并非一直持续到民国晚期，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巴蜀诗人同样沐浴西学之风，开始创作新诗。清末民初，梁启超、黄遵宪倡导“诗界革命”，时人称新文化运动中创作的白话诗为新诗，中国固有的古典诗即成为了“旧诗”。民国时期，读新诗、写新诗成为一种风尚，巴蜀早期新文学诗坛上，较著名的有叶伯和、周太玄、王光祈等人。叶伯和留学日本期间为了译读西洋诗，曾大胆提出不用文言文，用白话文拿来作诗，这比胡适对白话诗的探索早七八年，是我国白话诗的最早探索尝试者[5]。王光祈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发表多篇新诗，在巴蜀地域内宣扬“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四川成都还成立了浅草社、沉钟社，专门开展白话文学活动。但实际上，这一时期在巴蜀诗坛上，旧诗依然占着相当大的版图，发挥着继承传统诗学的作用。刘咸炘的诗学理论正是在这种新旧交替的过程中产生的，他继承传统诗学，但又不排斥西学，试图在西学东渐中寻求到中国传统诗学的发展道路。

2 刘咸炘的诗学理论

刘咸炘倡导诗言志的本教论。对“诗言志”的理解，刘咸炘在充分吸收古人言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刘咸炘曰：

《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慎子曰：诗，往志也。庄子曰：诗以道志。《春秋说题辞》曰：诗之为言志也。《说文》曰：诗，之也。《释名》曰：诗，之也，志之所之也。诗之古文作诗，从之。之、志，义同也。夫但言志，则何文非志乎？盖古之止言志者，对《书》之道事而言也。其所谓志者，情也，故《诗序》又申之以情动，言情则异于理矣。古固无说理之文也。《春秋说题辞》又曰：在事为诗，思虑为志。此亦非谓志为智也。在事，对在心为言，犹言发于文字而已。思虑，亦止谓存于心。古人用字本不严明，非如今之以志属意志，以思属智理也。或曰：情者，凡情文之所同，何独诗乎？曰：古之情文止诗，后之情文有非歌辞五七言者，亦皆诗之流也。

刘咸炘采众家之说，认为诗的作用即为“言志”。但关于“志”的所指，向来又有两种看法：一是指志向，二是指情感。刘咸炘引《释明》和《春秋说题辞》来阐释“志”的含义。刘咸炘主张将“志”理解为情感，在他看来，抒情是诗歌最重要的特征，是区别诗与文的关键所在。刘咸炘认为诗歌是抒发情感的主要表达形式，而后出现的非歌辞之文皆是诗的变体。将“志”定义为情感后，刘咸炘又指出情感的抒发应该有一个度，这就是“持”。刘咸炘曰：“《诗纬·含神雾》曰：诗者，持也。孔氏《诗正义》申之曰：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刘氏《文心雕龙·明诗篇》曰：诗者，持也，持人性情。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持之为义，兼发动与节制而言。诗乐同功，皆主于发，然发必有节，故《乐记》曰：乐主其盈，乐盈而反。反者，止于中和也。《荀子》曰：诗者，中声之所止也。杨倞注曰：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6]刘咸炘所倡导的正是“温柔敦厚”的诗教论，他认为诗歌在抒发感情时，并不是任情宣泄，而是有一个度，这个度正是诗之“持”的把握。刘咸炘称袁枚性灵说为邪说①刘咸炘：《诗系》，《推十书》戊辑，载：“诗之衰弊，始于晚唐，每况愈下，以至于今。顾宁人所谓人人皆为诗，而天下乃无诗，是切论也。不有顾、潘、张、陈、王氏出，本教何自而明哉。絮而论之，厥有三端。一曰无义。自唐多空言诗酒山水，宋更广作赠答题图。命题趁韵，如为试帖，一集之中，十九酬应，彼善于此，陆胜于苏。沈德潜皮傅韩、苏而但知局整，王士祯专拈神韵而惟喜词鲜，求其志事，了不可得。加以袁枚邪说，祸于人心，但有情趣，即是风雅，采兰赠芍，有何关系。此缘朱元晦误解溱洧桑中为自述，赖有章学诚特撰《妇学诗话》以申诛。”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73页。，指出性灵说所倡导的“情”已超越了度，与“温柔敦厚”的诗教背道而驰。

白话文运动兴起以后，新诗的创作出现了肆意抒情，不加节制的任情感泛滥等现象，以胡怀琛、吴宓、吴芳吉等为代表的民国学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批判。胡怀琛指出：“新诗是受了欧洲的感化，有了热烈的感情，而用质实的方法表现出来。对于两性间有热烈的感情，能将隐秘的事，赤裸裸的描写出来而不讳，对于国家社会的感情，也非常热烈，动不动就摩拳擦掌地去和环境奋斗。”[7]吴芳吉在写给吴宓的书信中也提到：“近观国中少年男女，盖无不轻理智而重感情，弃中庸而尚诡辩也。”[8]刘咸炘在这一时期，提出“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亦是倡导传统诗学观不应该因为现代社会的到来而被抛弃。在新旧文化交替过程中，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应该被继承和发展的。

在回归于诗以言情的传统理论之后，刘咸炘又提出诗歌风格应学习汉魏之诗。刘咸炘以钟嵘《诗品》作为方法论基础，旁参王闿运《八代诗选评》《论唐诗诸家源流》、宋育仁《三唐诗品》等诗论著作，“发明三系之说，立以为统，和合三家，穷源竟委”[9]。以时代为序，将汉代到清末的诗人，以小雅、国风、楚辞三系加以系统梳理，构建了以《诗系》《诗系后记》《诗系媵记》为主的中国诗歌数千年的发展流变谱系。刘咸炘认，为六代以前，基本依体论诗，钟嵘《诗品》以论五言诗为主，随着时代的发展，诗歌句型、样式出现了变化，四言、五言、歌行、律诗虽有章句之异，其义则同，因此，魏晋以后的诗同样可以用以体分系的方法来追述其风格源流，如杜甫的五、七言皆源于《小雅》，李白的律诗、绝句皆出于《国风》，汉代苏武、李陵则继承《楚辞》怨丽之风。

刘咸炘如此推崇汉魏诗歌，他自己解释是为了拯救日益衰败的诗风。刘咸炘曰：“诗之衰弊，始于晚唐，每况愈下，以至于今，而天下乃无诗，是切论也。絮而论之，厥有三端。一曰无义；二曰直情；三曰词卑。”[10]实际上，刘咸炘对汉魏诗风的推崇是继承了清末民初巴蜀诗坛的诗学传统。1874年，张之洞出任四川分试副考官一年之后，兴办学院，按照“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的儒家传统，新建尊经书院，以通经学古培养蜀士，一改当时蜀中书院沦为科举附庸的弊端。如果说张之洞是近代蜀学崛起的助产士，那么王闿运则是近代蜀学变迁的主导者。而王闿运诗学主张则是心摹手追于汉魏六朝，王闿运言：“唐无五言，学五言者汉魏晋宋尽之。”又云：“宋齐游晏，藻会山川，齐梁巧思，寓言闺闼，皆言情之作，情不可放，言不可肆，婉而多思，寓情于文，虽理不充，犹可讽诵。近代儒生，深讳绮靡，故风雅之道息焉。”[11]王氏论诗宗趣，不难窥见。王闿运著《八代诗选评》以授蜀中学士。当时，在尊经书院受学者，大都受到王闿运影响，在诗学方面推崇汉魏之诗，如吴之英①吴之英（1857-1918），字伯朅，四川名山县人，清末民初四川著名学者、经学家、文学家。在尊经书院学习时，受到王闿运培养，学问日进。组织蜀学会，创办《蜀学报》，有《寿栎庐丛书》行世。，尊经书院四杰之一，其经史之学及诗词文章都继承了王闿运衣钵。因此，在尊经书院成立之后，蜀中诗坛很长一段时间都宗汉魏之诗，刘咸炘亦是受此影响，推崇汉魏诗。

3 刘咸炘对待新诗的态度

作为传统诗学的捍卫者，刘咸炘并没有表示出对新文化运动，抑或说对新诗创作的反对。他总是诚心诚意，以客观的态度就事论事。具体而言，刘咸炘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是“视西如中，视新如旧”[12]240。刘咸炘在《看云》中说：“不曾看通，自然忘不了新旧中西的界限。但我并不是要像严几道他们沟通中西新旧，也不是要像孙仲容、王捍郑他们以中附西，以旧合新。老实说，我是视西如中，视新如旧。”[12]240《看云》一文充分体现了刘咸炘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看云》一文题目来自明人诗：“寄将一幅刻溪藤，江面青山画几层。笔到半崖泉落处，石边添个看云僧。”[12]240“看云”二字在这里大有意味，刘咸炘将新文化运动比作是世间万变的云，“苍苍之，恒古不变，气象万千，多半是云的作为”。刘咸炘说的云就是流风的风，也就是今世所谓潮流，而这一潮流就是指新文化运动。刘咸炘将自己比作是诗中的“看云僧”，面对新文化运动的到来，刘咸炘只是隔岸观火，这样更能看清新文化运动的本质。

刘咸炘认为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还是在于“通”。刘咸炘说：“大凡粘着一个新字或西字，旧派听了就觉得像豺狼虎豹一般，避之一刻大吉，就是义理深沉、器量宽大的也不免；新派听了就觉得像烂货一般，有种特别气味，就是很有功力自命有世界眼光的也不免。其实中西是地方，新旧是时代，都不是是非的标准。我自有我的眼光，看中这样，看西也这样，看古这样，看今也这样。”[12]241刘咸炘一直倡导要继承传统文化，但对于西学他从来不排斥，甚至主动学习和教授西学。刘咸炘对西学的观点，从来都是批判性接受，他说：“我怀疑德漠克拉西，但我不妨谈政治学。我绝反对行为派的心理学，但我不妨承认实验的成绩。我极不主张物质文明，但也不反对赛因斯。我虽俭朴，家里也不免有西洋工业品呢。我不主张提倡机械化，但我却主张用机械开西北的水利。所以我不信科学方法能包办人生，我却又采用科学方法来教导学生。本来机械不过是龙骨车的高级而已，科学方法也不过是考据辨证的高级而已。就拿主义来说，我不赞成科学家非毁宗教，但我又何曾推尊耶苏比于佛老呢？我深信新理想主义胜于实用主义，但我又何曾全废詹姆斯、杜威的说法呢？”[12]241总之，刘咸炘对新文化运动中大家所热衷的问题，不是避而不谈，而是保持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去认识和理解它。

关于新诗、关于新文化，刘咸炘的态度与吴芳吉如出一辙。吴芳吉是受过西学教育、懂得西方语言、也接受西学观念的。在新旧文化交替之际，他深刻地感知中国诗歌要发展必须要“变”，“变之道奈何？有欲迁地另植之者，有欲修剪枝叶使勿为恶败累者。修剪之说当矣。然修剪之功，止于去秽，不足于敷荣。止于矫枉，不足于新生”[13]。吴芳吉拿植物的移栽和枝叶的修剪来比中国诗歌的变化，在他看来，中国诗歌之变应如植物枝叶的修剪，不能连根拔起，也就是说民国新诗不应抛弃中国传统诗歌之精华，而应该是在去其封建糟粕之后的继承性发展。刘咸炘接受传统儒学教育，秉承家学，但他认识到时代之变将引起学术之变，只是这种“变”不是人云亦云的跟风，在学术面前应该有严肃的、独立的治学态度。刘咸炘说：“今之学者以变相夸，异乎吾所闻，先士于此论之详矣，聊粗述之，以告吾党。章实斋曰：学业者，所以辟风气也。风气既弊，学业有以挽之。好名之士方且趋风气而为学业，是以火救火也。又曰：风尚岂尽无所取，其开之者常有所为，而趋之者但袭其伪。又曰：风会所趋，庸人亦能勉赴；风会所去，豪杰有所不能振也。汉廷重经术，卒史亦能通六书。后世文学之士，不习六书之义者多矣，岂后世文学之士聪明智力不如汉廷卒史哉？风会使然也。”[14]刘咸炘清楚地意识到新文化运动的到来是顺应历史潮流，但在新文化运动中“中体西用”是不可取的，在学术上，没有主心骨的凑热闹是“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状况。

从治学经历来讲，吴芳吉与刘咸炘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吴芳吉接受西学，通英语、日语，在北京清华园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学习。刘咸炘足不出川，传承家学，博通儒家经典。但二人在巴蜀新旧诗坛上所持诗学观点相似，主张将中国古典诗学融入到近代诗歌创作中。吴芳吉说过：“无邪之教，逆志之说，辞达之诫，行远之篇，千古所共由者，不当以一时新解而违弃之。诗中艺术，如遣韵必谐，设辞必丽，起调必工，结意必远，各家所并用者，不得以一人癖嗜而破坏之。”“诗无邪”“以意逆志”的诗教观是二人诗歌创作的核心思想。

4 刘咸炘古体诗的创作

刘咸炘善于创作古体诗，他的诗歌内容和风格学习顾炎武、潘德舆。刘咸炘曰：“能古体，自能近体也。于是纵而作长歌行，自喜以为豪，且往往投赠人，不知有格调，不自觉其丑也。出而见人之为诗者，无不为近体，偶为之，则声不偕，自谓过纵，将不复能为近体矣。于是久不作。甲乙以来，于学略有所窥，读顾亭林、潘四农诗而服膺之，遂喜谈诗。”[15]617他将自己创作的诗歌称为老实诗，在他看来老则可入古，实则免于浮。刘咸炘作诗守顾、潘之戒，他说：“于是愈益发舒其谈说，低世之轻为诗者，而自顾所作则拙甚，然亦不自以为非也。亦不敢多作，守顾、潘两先生之戒焉。戊午四月，手自都录所作，佳纸庄书。之后有所作，则续录焉。......读者能以潘、顾之绳墨绳墨我，则所望也。”[15]617由此可见，他对自己的诗作既是谦虚、又是自负，刘咸炘认为他的诗是值得并且希望别人“绳墨”的。

刘咸炘认为无论是旧诗的创作，还是新诗的革新，诗歌都必须反映时代特征。在当时，新诗的内涵对“时代性”已经有了完整的阐释，而旧诗往往被认为无法表现时代特征。刘咸炘不仅不赞成这样的说法，而且身体力行地创作出大量反映时代特征的古体诗。如诗歌《苦热》：

祁寒易取暖，酷热难致凉。我宁过三冬，不爱夏日长。有客愤然起，此言殊不公。富家厌骄阳，贫子愁烈风。春至身费减，秋来身费加。披裘享羊酒，不在蓬门家。冻死与渴死，其数相悬绝。但闻说饥寒，不闻说饥热。相彼禽与兽，吐舌向炎天。岂不苦多毛，赖以延其年。乌云忽当头，惟恐雨短小。雨久岂不好?穷巷有饿莩。

又如《打狗行》：

街头狗奔人汹汹，黄衣警士一何勇。一狗突出棒飞来，再敲三敲已不动。官厅示语重且详，除疫清道心何长。荒年那容食人食，剥肉尚可充贫粮。我惜狗命心为惊，有狗人梦鸣不平。人降百兽狗最顺，岂知功狗终遭烹。磋尔何贫亦何疏，不见荷戈盈里间。狗工已有人力代，无用寄生当汰除。唁，偷儿尽变为流寇，狗与人俱不烦嫉。[16]662

第一首诗歌写贫富人家生活的差异，诗句“披裘享羊酒，不在蓬门家。冻死与渴死，其数相悬绝。”直追杜甫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真实意境。第二首诗描写街头警士打狗场景，诗人怜惜狗是人类最好朋友，而现实社会的人连狗都不放过，人吃狗的社会终将会变成人吃人的社会，表达了诗人对社会黑暗的控诉，对无辜生命的同情。这类诗歌刘咸炘采用写实的手法，反对刻意雕琢、无病呻吟的诗风，描写了清末民初四川社会现状，诗歌创作继承了自《诗经》、杜甫、白居易一直到清代顾炎武、潘德舆、龚自珍的现实主义传统。

刘咸炘创作的古体诗除了在内容上反映时代特征，在语言形式上更是融入了通俗语。刘咸炘说：“至于诗词，则本不避俗，其助词本与他文殊，非独尚质者。浅近易晓，即齐梁温、李诸家，好僻积典故，傅陈彩色者，其词亦多俗语，与文不同。是知诗词通俗，乃是共相，浓淡华朴，其小别耳，不应又于其间分别文言俗语也。观诸编国语文学史者之所牵引，其滥固易见矣。汉诗独取《上山采蘼芜》《十五从军征》；乐府独取《孤儿行》《陌上桑》《焦仲卿妻诗》。岂其他诸诗皆文言耶？”[17]在刘咸炘看来，旧诗并不是一定要有典故，一定要写得辞藻华丽，用通俗之语同样可以言志与抒情。所谓新旧诗，只是指涉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而不能作为文学价值批判之依据。刘咸炘从来没有反对过白话运动，但他又从来不写现代白话诗，因为他善用通俗的语言来写古体诗，而这些通俗的古体诗歌基本与白话诗歌相差无几。“天可度，地可量，唯有人心不可防。本欲与君同散步，君翻诱我捉迷藏。捉迷藏，我不愿，即算全输亦无怨。”[16]669这种平白如话的诗歌在《推十书》中所占比例很高。刘咸炘诗歌创作复古，但又不盲目泥古，亦不一味排新，他强调当时诗歌创作应以中国传统诗学为本，并具时代特征。这正反映出刘咸炘在民国时期巴蜀诗坛上摸索出了传统诗学嬗变发展的一条道路。

5 结语

总观刘咸炘的诗学思想，他传承中国本土诗教观，以传统的诗学范畴、方法和精神来对待新旧诗学的嬗变。他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论，指出在新旧诗歌交替过程中，“诗以言情”的主题永恒不变，但诗歌情感的把握应回归于传统的诗教论。关于诗歌风格，刘咸炘提出风骨论，认为时风会影响诗风的变化，就其“风骨”这一诗风在各个朝代变化不同，但“兴象”与“气骨”是风骨论核心不变的命题。在民国初期，他提倡学习汉魏诗歌，其目的是拯救日益衰败的传统诗风。刘咸炘对新文化运动、对新诗的态度并非一味地排斥，而是以“视西如中，视新如旧”的思想贯通中西之学。他指出新旧诗歌都应反映时代特征，在旧体诗中融入通俗之语，正是新旧文化融合的体现。刘咸炘一方面继承传统精神，另一方面在传统中探寻新变，努力探索中国诗歌的出路。吴芳吉为刘咸炘的画扇之“观潮图”题诗云：“海底龙鱼莫浪惊，扶摇万里未为名。蓬山上有真人在，坐看天清地太平。”[12]242他把刘咸炘形容为扶摇万里而又不为名利的海底龙鱼，坐看天清地平的蓬山真人。刘咸炘诗学之于巴蜀诗学，是清末民初巴蜀诗学极具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在新旧诗学和中西诗学交汇、碰撞中，刘咸炘既坚守传统又推陈出新，对巴蜀诗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由此而论，刘咸炘的诗学是民国巴蜀诗学史上关于传统诗学回归和旧诗嬗变发展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