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强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四川 成都 610041

引言

1922年6月和10月，成都和重庆（以下简称成渝或成渝两地）先后创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王右木奉令对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改组，这标志着四川省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设纳入了全国的统一规划之中，同时也开启了成渝两地社会主义青年团从分治到统合的发展历程。对于成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分合原因，学术界的研究并不多见。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胡康明认为，成渝社会主义青年团间的争论，是王右木与童庸生间的“个性之争”“意气之争”，并导致了两地组织之争，但“并没有什么政治原则性的分歧”[1]88。此论具有一定道理，它初步回答了个人因素在成渝社会主义青年团走向对立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但是，对于成渝两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分合现象，学术界更深一步的研究目前尚未见到。鉴此，笔者基于个人与组织互动的考量，拟深入厘清成渝两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展历程及其分合原因，这不仅可以加深对我国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建设的认识与理解，而且对于推动新时代党团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1 成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立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20世纪20年代初，成都与重庆是四川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区域性城市，同时也是四川接受和传播新思想的桥头堡，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两地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创立。

1.1 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立

“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四川较早建立的青年团组织，关于该团的创立，比较权威的观点为“王右木指导创立说”。据《王右木生平活动大事年表》记载，“1922年5月底至6月初，王右木指导童庸生等人在马克思读书会的基础上根据团的临时章程自发组织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2]。苏树新则进一步主张，在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基础上，童庸生、李硕勋等10多人还根据《新青年》公开发表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大家推选童庸生作报告，建立了成都地委”[3]。同时，苏树新还认为，童庸生等创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受了王右木所创办《人声报》和马克思读书会的“感化”所致。此论与王右木所述情形较为吻合。

据王右木披露，童庸生感于“马克思影响时局者大，于我赴上海时，纠集旧马氏学会人成立分校”[4]106。所谓“分校”，是当时特殊环境下对“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称谓。就产生过程看，它是由受马克思及其主张影响的童庸生等所创；就存在时间看，前后共四个多月；就开展活动与范围看，目前仅发现宣言一篇，实际活动也仅限于成都；就指导思想看，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所秉持的马克思学说并不鲜明，属于“旧马氏学会”范畴。

《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宣言》认为，“由社会部分教育经费到社会总解决的运动”，是“解决四川人民压迫的机会”[5]59，其步骤为从“缓和的方法”到“激烈争斗的方法”，再到“平民压迫总解决”三步曲。姑且不论四川能否由“教育经费问题”引发“社会总解决的运动”，该组织试图通过“罢课”“罢市”和具有“平民思想”官兵倒戈就可将四川军阀打倒的设想即表明：该组织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条件的认知还十分肤浅，对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还不甚了了。这也是王右木将童庸生等归为“旧马氏学会人”的原因所在。可见，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虽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所创立，但其创立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不深入和准确。

1.2 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

与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相比，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立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它是在得到团中央的首肯后，由从法、俄、日等国返川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所创建。虽然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立者与党、团中枢负责人保持着私人沟通和联系，团中央也希望在川同志“共同协力进行”，以建立全川的统一团组织，但从王右木给团中央的报告来看，重庆方面拒绝了王右木建议他们一起去成都“担当全体事务”的邀请。虽然团中央认为，唐伯焜和周钦岳等不仅对C P和S Y的性质“没有认清”（注：C P当时是中国共产党的简称；S Y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简称），而且对于S Y与其他各团体如国民党的关系也不甚“明瞭”，但仍批准了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6]。

在与唐伯焜对话中，王右木得知唐伯焜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恢复前的“旧青年团分子”，周钦岳是经唐伯焜介绍加入“旧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从唐伯焜说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口号”，以及周钦岳等在报纸上大张旗鼓宣称要成立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等言行，王右木判断，唐伯焜等人的做法与团的纲要、章程、决议案等均不符合，因此，“颇暗自疑惑”，怀疑这些人“是否是有效S Y，抑或仅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组前的S Y分子”[7]17。事实证明，王右木的担心有一定的道理。

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宣言》和该团开展工作看，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认知都存在一定偏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宣言》宣称，重庆地方团“信仰唯一的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其“惟一的目的”是通过“唯一的手段”--“经济革命”--这种“绝不似暴烈”的行动，建立“无产者国家”和“‘全民政治的社会’——或即谓劳动生活的田园”[8]。从排除所谓暴烈的阶级斗争手段，以及宣称“全民政治”等主张可见，虽然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号称是“马克思主义”武装的青年团体，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处于一知半解的水平。“所谓S Y同志更只是彼等同事数人，彼等多似托庇于三民主义之下，以接近军阀为荣”，重庆地方团负责人“实不见与其他政客有何异点也”，唐伯焜“近荒唐而多虚荣心，闻其以S Y书记印名片上”，“周、董亦无系统见解”，“此地S Y最大缺点即是无办法，而且亦似不大想何办法，只是空有其名而已”[9]。此论说明，恽代英对重庆地方团负责人的思想政治素养和实际工作评价并不高，虽他未明确指出“××”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但从信函所透露的内涵可以看出，重庆地方团负责人的思想带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痕迹，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水平还有待提高。

成渝两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历程表明，它们或是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或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旗帜，但从它们各自公开发表的社会主张来看，此时无论是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立者还是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立者，他们在思想上还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按照团章对两地组建的青年团进行改组，并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促进他们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显得十分必要。

2 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改组与师生发生分歧

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召开后，团中央要求，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接到改组通告后，“限二星期内一律改组完成”，并将改组情况“呈报中央”[10]4。在此背景下，团中央指派王右木对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改组。1922年10月15日，王右木组织“旧日马克思学说信奉者”，召开“成都S Y成立会，由他们选出执行委员，组织执行委员会”[7]7，同时，还介绍他们加入了改组后的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组不久，不仅发生了童庸生带头退团的情况，而且童庸生与王右木开始交恶。童庸生曾视王右木为自己思想的引路人，尊称王右木为“先生”，但两人最终互不相容，形同陌路，个中原因值得探究和思考。

2.1 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差异是师生走向对立的思想根源

对照“成都马克思读书会会员录”可发现，包括童庸生在内，由王右木介绍加入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11名团员，无一人是“马克思读书会”会员。推其原因，在于“此地社会主义之趋向者”，思想上多属于无政府主义，“只以读日本森户辰男著《克鲁泡特金研究》为主”，“社会主义派别，全不明瞭”[11]。在王右木看来，即使是改组后的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虽然他们名义上是社会主义者，但其思想多属于无政府主义者，因此，王右木不将这些对“社会主义派别”不甚明了的人员列入“马克思读书会”会员也在情理之中。反之，在此之前，王右木则完成了向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在“观战”《新青年》与《改造》关于“社会主义讨论”的过程中，王右木感到自己找到了“新生命之所寄顿处”，树立了正确的“社会主义观”，他提出让世人去“看《新青年》杂志八卷以后及‘社会问题概观’‘共产党’等则自明”即是明证[12]。此论表明，受《共产党》月刊等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影响，通过旁观“社会主义讨论”，王右木在思想上自觉实现了向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只不过他将自己的这种转变形象比喻为获得了“今后的新生命”。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差异，势必会在工作中折射出来，并为王右木与童庸生的反目播下了思想的种子。

2.2 工作分歧缺乏有效沟通是师生产生芥蒂的发酵剂

按团章规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团实行委员会领导制，由于王右木年龄偏大，他只能以“指导者”的身份参与团务，但在实际运转过程中，“掌管地方团组织、财政、收集报告、发给通知等事”的书记——“教务长”——童庸生则总揽一切事务。最初，童庸生非常热心团务，1922年10月22日，在成都地方团成立纪念大会上，会议决定“另设一种学会，以便吸收团员”，并“与马克思学会结合，相谋进行”[13]。但是，建立与“马克思学会”并行的外围组织并未达到最初设想的目的，结果造成“马克思读书会，几乎全是团外人读书和讲演”的局面。于是，在王右木的推动下，1923年2月，成都地方团全体大会议决“恢复马克思读书会”；同时，王右木还提出要办“人民出版社读书与讲演会”，但“团内亦多是懈怠”[14]69，对王右木的提议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仅仅开展了一次读书会活动。在总结反思时，王右木认为，“此因全由我指导过切，中等材力，不能胜任之故，遂转而责我多端了”[14]69。虽然王右木将“马克思读书会”效果的不如意归结为是自身能力不足等主观方面的问题，但在回顾成都地方团的发展历程时，王右木却认为，成都团存在“软分子每带累硬分子不敢工作，”“若是做了，不是设法想转在自己手上，就是当众冷眼其事，不与相助；若是自己担当作事，又不走马氏途径，或者不依纲领及通告章程”[15]88。在王右木看来，成立另一种学会，就是童庸生想把发展团员等大权掌控在自己手里，并对工作中或者“不走马氏途径”，或者不遵守团章与纲领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王右木原本对定期读书寄予厚望，希望“每星期有进益”，童庸生却设立另一读书会，致使“马克思读书会”几乎陷入停顿，而且当时的“全校务会员”也颇感“自满”，“不担当自读与为人讲授事”[4]104。总之，由于工作中的一些主张与分歧没得到当事人的有效沟通与排解，师生间产生芥蒂也就在所难免。

2.3 社会传闻与舆论恶化了童庸生对王右木的良好印象

1922年12月27日，《向导》发表《“今日”派所谓马克思主义》一文，批评自诩“站在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地位”的胡鄂公等，实际是患了“左派幼稚病”，他们“不过是光怪陆离东方式的投机政客罢了”[16]，因此，该文将胡鄂公等与主张复辟的“筹安会”之流等同视之。恰好此时，四川国民党乘机攻击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王右木为“筹安会者”。留学日本时，王右木被留日学生总会指责为“筹安会会员”，并由此落得“筹安会”的“污名”。《向导》的批评文章和国民党的诬蔑，使不知底细的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对王右木产生了误会，王右木在成都地方团内的形象不仅跌入低谷，团的负责人也不将团中央文件、通告等给王右木阅读，并在交接过程中出现各种资料完全遗失的重大失误。王右木认为，这都是“受筹安影响，他们热心暗地监督之故”所致[15]88。进而，王右木将这种情况归结为童庸生所为，其所谓“对于童之谣言，好似大受感动”即是明证[15]83。虽然不知童庸生是否在成都地方团团员间散布了关于王右木是“筹安会者”的言论，但“筹安会”污名事件却进一步扩大了童庸生与王右木之间原本存在的裂痕。童庸生曾自称受王右木先生“感化”，称王右木为“先生”，后却认为王右木“本帝制余孽”。由此，童庸生对王右木的感情，经历了从崇拜到感激，再到蔑视的转变。

2.4 针锋相对的个性最终促使师生分道扬镳

在成都地方团的改组与规制过程中，王右木与童庸生针锋相对的个性也是造成两人最终反目的重要因素。恽代英认为，王右木虽“确为狂热而忠于中央者”，但“惟支配欲强而偏狭急躁，每与其他分子多意见耳”[17]125。恽代英的论述表明，虽然王右木优点突出，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敢于坚持真理，但也存在心胸不够开阔、性情急躁、难以与同志相处等缺点。对自己的不足，王右木也有清醒认识，称自己“性情急躁，不易得人信赖”[18]。由此可见，“性情急躁”确为王右木的一大缺点。当然，王右木又认为，童庸生“性情乖谬”。此论是否属实，从重庆党团执行委员会对童庸生所提批评意见，我们可略知一二。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生活会上，程秉渊、李嘉仲、张昔仇、喻凌翔、冉钧等一致认为，虽然童庸生工作努力，但他也存在个性强、急躁等缺点，称其“自信力太强，冲动性大，个性也强，加以感情变换太大，作事要求很强，均易出现操切的毛病，很容易使人起反感”[19]。这是童庸生个性存在的主要不足。由此可见，即使时隔数年，童庸生还存在“冲动”“个性强”“操切”等刚烈的性情。因此，王右木认为童庸生“性情乖谬”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王右木与童庸生彼此性情急躁，针尖对麦芒，最终分道扬镳在所难免。

3 个人矛盾的激化与成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分合

童庸生与王右木关系的恶化，对成渝两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1923年初，童庸生毕业后回到重庆，加入了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王右木与童庸生先后分别成为成都和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后，两人在团内公开指责对方的不是，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不仅影响了团中央对重庆地方团的态度，而且使得原本互不统属的两地团组织关系渐行渐远。在团中央的领导下，特派员肖楚女对四川团务进行了整顿，而四川党组织的建立，最终促进了全省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统一。

3.1 个人矛盾的激化与成渝团组织的进一步对立

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很快就得到了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认可，但团中央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将此决议告知重庆团地委。团中央对重庆地方团的态度相当微妙，即使重庆地方团一直向团中央报告工作，但很长一段时间都得不到团中央的直接回应。胡康明认为，这是因为王右木“与团中央有密切联系，受到信任与器重”，且“王右木确实也向团中央反映过重庆地方团的问题”[1]94-95。笔者认为，虽王右木曾向团中央反映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前夕的情形和自己存在的疑虑，但此种理由还缺乏更有力的证据。因为唐伯焜、周钦岳在建立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前，就与陈独秀等保持了联系和沟通，也得到了团中央的认可和工作指导。根据现有资料看，恽代英关于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报告，不仅影响了团中央对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公开认可的态度，而且团中央也倾向由王右木来统领四川全省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在恽代英看来，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缺乏深入了解，加之很少开展工作，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自成立以来，形同虚设，成效也不明显。同时，恽代英还特地建议：“望中央能为川中慎于发令，使王得恰当指导，则川中前途尚可为也。”[17]125在恽代英看来，四川省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的希望在成都的王右木身上。受恽代英报告影响，团中央对王右木给予厚望，“希望设法尚要使重庆成为本学社忠实基础”[4]106。团中央的这一指示，对四川团的建设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但此时王右木与童庸生不仅相互指责，而且矛盾更加激烈，整合成渝两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很不现实。

在给团中央的信中，王右木认为，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经受曲折发展的历程，除了自身原因外，主要还是受第一届“教务长”童庸生影响所致。在他看来，童庸生是以“诈术”取得成都地方团书记一职，童庸生不仅人品有问题，而且思想动机不纯洁。客观而言，无论是从资历还是从理论修养来看，王右木担任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都是当之无愧的。但按照当时《团章》的规定，王右木因超龄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而童庸生是按照团章规定程序选举出来的。可见，王右木对童庸生的这种指责系不实之词，明显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不仅如此，王右木还上升到思想路线的高度，认为童庸生是“甘受安派利用”，是无政府主义的一颗棋子[4]102。

与此同时，逐渐取得重庆地方团实际领导权的童庸生，在为自己退出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辩解的同时，也公然指责王右木。童庸生认为：一方面，因为与军阀同流，所以“王右木已失青年信任，稍有血气者纷纷退出该团，耻与为伍”[20]143；另一方面，王右木“偏信”不知“马克思学说为何物”的刘度，因而认为“王、刘二人卑污下贱，投机于社会主义”，所以包括自己在内的“纯洁分子”才先后退团。童庸生对王右木的指责不仅言辞激烈，而且也上升到了是否忠于“主义”的高度。童庸生关于王右木利用统一战线加入国民党是“迫不得已”、是王右木与军阀合流表现的观点难以站得住脚。借助国共合作发展趋势的机遇，为创造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良好的外部环境，团成都地委不仅开会“讨论如何设施方不负此机会”[21]，而且还向团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因此，即使与所谓军阀“合作”，也并非王右木个人行为，团中央也是知晓的。童庸生由此指责王右木与“军阀合流”，不仅反映了童庸生等对当时统一战线政策理解和把握的水准，更主要是以此作为攻击王右木的口实。而以“帝制余孽”、王右木人品及动机不纯等作为“纯洁分子”退团的理由，除了表明一些道听途说的传闻对童庸生产生了负面影响外，从中还可以看出童庸生的一些主观臆测成分所在。随着杨森表面公开表示接受三民主义思想并掌控四川政局，为促进国共合作在四川的开展，王右木公开出任杨森机关报——《甲子日刊》的总编辑，童庸生对王右木的攻击则更加激烈。

不仅如此，童庸生还请求团中央调查王右木，并“以免成都恶政治臭味参入”为由，向团中央提出“可否商请中央将重庆指定为区团地点”的建议[20]143。根据第一号通告，团中央明确了建立区一级地方团组织的原则，即“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以一省为一区；但因交通上的关系，中央执行委员会得斟酌情形而改变各区界限”[10]4。团中央虽未明确四川区级团组织是否不以省区为界，但以组织名义提出以重庆为四川区团组织所在地的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童、王个人矛盾已经波及到了两地团组织谁能代表四川的问题，成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关系向更加复杂化的方向发展。

3.2 四川党组织的建立与四川省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统一

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成渝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期分离的负面影响很快显现了出来，两地团组织均感到有必要建立区团组织，统一全川团务成了成渝两地地方团的共同心声。就全国而言，当时面临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论战；就四川而言，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处于分裂状态。因此，童庸生在向团中央报告重庆地方团宣传工作情形的同时，提出了“川中S Y如何能一致统合马说者不致分裂”的建议，并请团中央“留意”[22]。此意见表明，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四川省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了重庆地方团的迫切愿望。对此，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深有同感，希望团中央考虑派人入川整顿和统一四川团务，并阐述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各自为政所带来的恶性循环后果，即“川中努力同志极多，均以组织不良和不能团结，又以消息不通与中央隔绝之故，一切活动无所瞻依，遂人自为战，而一切不依规律之浪漫行为遂于此产生；再则地方与地方或生某种隔阂，不惟无一较高机关评断是非，且无一仲裁机关居间调解，此又各地方彼此分立之原因”[23]。该报告指出，由于四川地处偏远，与团中央难以及时沟通和得到工作指导，加之川内社会主义青年团缺乏统一组织，于是造成“人自为战”的工作局面。反过来，地方团间产生隔阂得不到权威机构评判与调解，结果又加剧了彼此分立。因此，成都地方团提出了两条建议：第一，统一全川团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团中央设立以机关或派人驻重庆，不仅可以“一面将中央命令传达各内地”，而且还可以“一面调和各方面使联络一致，一面督促各方面组织完善”[15]181。第二，提名肖楚女为整顿四川团务的合适人选。团中央采纳了任命肖楚女为重庆特派员的建议。与此同时，刚改选后的重庆地方团负责人罗世文却认为：“川省正因交通不便，且以特殊情形，应早成省。”[24]201同时，罗世文还表示，重庆地方团成员与肖楚女已消除误会，“以后自能共同努力工作”[24]202。这说明，重庆地方团不仅能自觉与特派员肖楚女融洽相处，而且还主动接受团中央的直接领导开展工作。在肖楚女的领导下，重庆地方团的整顿工作逐渐完成，统一四川省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条件逐渐成熟。

1926年2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建立，杨闇公任书记，“从此全川各地团组织逐渐纳入党组织的领导”[25]。虽然，在此之前，党中央正式任命王右木为成都的党支部书记，成都地方团已在成都党支部领导下开展工作，但由于此时党团工作没有严格区分，王右木仍兼任成都地方团书记。随着王右木离川意外遇害，成都党团工作也受到很大影响，成都地方团也“暂告停顿”。在四川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团章，对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行了改组，并明确成都团组织“隶属渝校”，即归团重庆地委领导，被称作“团成都特支”，而与綦江、宜宾等特支并列。至此，四川省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进入了统一的管理和发展的历史时期。

4 余 论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这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四川的建立提供了条件。在王右木和唐伯焜等的影响和推动下，成渝两地社会主义青年团创立。受王右木及其所宣传的马克思学说的影响，个别四川青年选择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所谓“一般学生脑中，颇将马克思三字印入，成都旧日安派空气，已不为青年所重”的论述即是明证[7]8，受此影响，他们在成都创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而唐伯焜等返川的留学生，为“谋宣传及贯彻其主义起见”[5]63，根据当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公开创立了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可见，成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既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产物，又是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先驱者推动的结果。

由于王右木和唐伯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宗旨、活动方式等的理解存在明显差异，所以，成渝地方团自成立之初就处于一种“分治”状态。尤其是随着与王右木交恶的童庸生掌管重庆地方团后，两地团组织负责人的矛盾更加激化，由此进一步加剧了成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隔阂。随着四川党组织的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才最终得以统一。因此，坚持党建带团建，是促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

王右木和童庸生是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立者，虽然两人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事业都无限忠诚，但是彼此“操切”的性格缺陷无疑使得工作中两人都难以包容对方，从而导致原本关系和谐的师生互不相容。即使如此，两人都还是在不同地方坚持开创和推进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事业，这不能不说是两人的一种历史宿命和悲剧。本着“闻道有先后”和历史评价人物的原则，笔者无意去苛求这两位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先辈的不是，但如果当初他们多一点大局意识，结果又何至于如此？这或许是两人悲剧性结局留给后人的思考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