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月琴

（山西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山西 大同037009）

民国时期，云冈石窟的相关文章见诸报刊杂志。这些文章有游记、日记、论文、电文、展览公告等，有的是记述云冈石窟游历的所见所闻，有的对云冈石窟的来龙去脉进行考证，有的介绍云冈石窟的艺术。大部分游记、日记中谈及云冈石窟佛头盗毁事件，并呼吁加强对石窟寺的保护。有鉴于此，笔者拟以《晨报》《申报》《国闻周报》《北洋画报》等报刊报道为视域，回溯云冈石窟盗毁事件，进而透过媒介考察民国时期国人对于云冈石窟形象认知的发展变化。

一、1929年前云冈石窟盗毁事件

云冈石窟“以如此伟大之古迹，而自北魏迁都以后，绝鲜好事之文人为之点染鼓吹，则以地处塞上游踪鲜至故也。”[1]1914 年京绥铁路通车之后，云冈石窟改变了“龙门造像，宇内知名；武周石窟，言者盖寡”[2]（P18）的状态，“京师去大同朝发夕至，游人渐众。”[1]事实上，京绥铁路大同段的开通，不仅使北平与大同之间的距离缩短，而且无形中也缩短了大同与其他城市之间的距离，各地来同人数增多。大同东通北平、天津，西达包头、银川，南经怀仁、代县、忻县直至太原，向北则可越过长城到达蒙古、俄国等地。“故民国以来，中外人士对于云冈之记载公布问世者接踵而兴。”[2](P18)不过，云冈石窟的艺术吸引了游客，也引发了一些人的非分之想，“云冈这个地方虽然渐次地为人所注目，但同时因为外国人爱云冈石佛的艺术想把带回去，不惜重价来收买，庙内不肖的和尚和本地人，偷偷地把佛头砍下来，卖给外国人，云冈的佛像，大半归于无头了。”[3](P28)

在1929 年《申报》对云冈石窟盗毁事件进行报道之前，云冈石窟的佛头就已经开始被零星盗卖。陈垣在《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中提到云冈石窟有新凿的斧痕。叶恭绰在其《大同云冈发现经过》中也提及“居沪时，阅报知云冈雕刻为人盗运出国不少。经与文化界同人向各方质问，也不过敷衍了事。但盗挖、盗卖之事，仍未中止。”[4]（P17）1918 年叶恭绰、陈垣、俞人凤、郑洪年诸先生一起参观云冈石窟。此文在收入《民国山西读本》中标记为1919 年。陈垣和叶恭绰先生的文字中关于云冈石窟佛像盗毁情形的描述是笔者所见较早论及云冈石窟佛像被盗卖的记载。不过，此时云冈石窟的盗毁情形并不严重。1920年袁希涛在《东方杂志》发表的《大同云冈石窟佛像记》中提到了龙门石窟被盗毁的情形，“我闻伊阙石窟佛像，土人多加削毁”[5]，对于云冈石窟的相关情节并没有提及，只是指出云冈石窟历经了千年的沧桑，其破坏、损坏较为严重，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重视并实施保护措施。

1923年，吴新吾到云冈石窟旅行，将云冈石窟自东至西作了分区和编号，在第四洞窟时看到了，“门口有一佛首，新被人盗去，殊为可恨。盗者若为外国人，则为不道德；若为本国人，则毁灭本国文明，实属罪大恶极。第十六洞是大洞，中实干草，失去佛像三尊，有新斧凿痕，确为近时被人盗去者。……第二十四洞亦有斧凿痕，被人盗去佛像两尊。”[6]但是，小规模的盗卖并没有引起世人的警觉，直至1929 年《申报》对云冈石窟盗毁事件进行了报道。1929年10月8日《申报》第17版《教育部保护云冈残余佛像》报道了云冈石窟佛头盗毁事件，10月25日第10版又以“云冈石佛失去九十六尊”为题，对云冈石窟佛头盗毁事件和各界相关电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报道，载“云冈造像石头入市北平古物店，见佛头陈列，询之，知为大同云冈造像之头。”[7]亦同时呼吁各界对云冈石窟进行保护。

二、1929年云冈石窟盗毁事件

能够引起当时国内最为著名的报纸的报道，说明1929年的云冈石窟盗毁事件最为猖狂。5月1日，张家口某军副官和古董商在兵士的保护之下利诱当地穷人斫凿佛头。寺僧报案后，警察捕获嫌犯刘某和邢润喜，盗毁事件的缘由也逐渐清晰。贩卖珍贵的造像艺术带来的巨大利益，驱使军官、古董商、无业游民等一起参与盗毁。被盗毁的佛头流向各处，被外国人和一些学术团体购得。

有识之士了解到云冈石窟佛像被盗毁、售卖之后，纷纷强调云冈石窟的艺术价值，呼吁加强对石窟艺术的保护和研究。在强烈的呼声之下，各方开始积极采取行动。1929年《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1卷第4期登载了“关于保护山西大同云冈石像事来往电文”，10月15日蔡元培先生发电文给阎锡山，陈述云冈石窟在中外美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山西大同云冈石像，工程伟大，雕刻瑰奇，出龙门造像之前，集北朝美术之粹，久为世界有识者所称美。近闻被匪偷割，售诸市肆，名迹因以毁损，国宝日就销亡”，蔡元培先生请阎锡山，“电令地方文武长官，先行负责防护，并妥商永久保护之法”。同时，蔡元培先生还发电文给北平古物保存委员会张溥泉先生对云冈石窟立刻采取措施亦并寻求永久保护之策。阎锡山在电文中对山西采取的措施进行了回复，“云冈石佛，弥足珍贵，承示被人割售，如果属实，深为可惜，已转饬地方官吏将保管经费，列入预算，设法保护矣。”[8]张浦泉先生对云冈石窟盗毁事件也给予关注。“我们正在那里徘徊，就有一位八爷来干涉我们，才知道前几天张溥泉先生来逛云冈，看见庙破了，石佛头也没了，才通知当局驻兵来保护，把偷卖佛头的大法师也捉将官里去了。”[3]（p28）云冈石窟被盗佛像也引起了相关人士的重视，“彦由所派往云冈调查，并与大同县政府接洽保护石窟造像之事”[9]。

1929年《申报》报道了云冈石窟盗毁事件之后，关于云冈石窟佛像被盗毁的言论也频现于其他报刊。兑之在《大同云冈石窟志略》中提及：“近报载该处奸人有盗窃佛像之事。若不早为之所，则千五百年之遗迹，不毁于天然而毁于人力。举世界可痛惜之事，无过于此矣。”[1]据张焯先生编纂的《云冈石窟编年史》记载丰子恺在《云冈石窟》一文中对各报刊报道云冈石窟佛像盗毁事件作了记述，“去年（1929年）十月间上海各报上载有‘云冈石窟失去佛头九十余颗’的消息。略云：大同云冈石佛为我国古代文化美术之胜迹，今年四月至八月间，被无知流氓私将佛头凿下九十余个，零售于外人。”[10]中央及省政府不断命令保护石窟寺，但是，佛像盗毁之事频频发生。

在1929 年之后的文献中，国人对云冈石窟盗毁事件也有记述。1933 年闻国新在云冈石窟时，对露天大佛侍佛缺失情况作了描述：“两边原各有侍佛一座，现在东面的尚存在，西面的则已连根刨去，只余个身影儿平贴在岩壁上，痕迹尚新，似遭难并不很久。据说又是某某人干的好事。此佛失踪后，晋省当局才加注意。”[11]《北洋画报》1933 年9月28 日有文称：“去岁又有某国人来同收买‘五头佛’，曾出价数万，幸经地方人士反对，始未沦入外人之手。”[12]谢国桢参观云冈石窟时，发现“在云冈的石窟大小不下于二三十处，现在有缺坏的，有已经湮没了，被盖成民房的，然而现存的也不下廿多处，因为有许多佛头被人盗卖，现在已经封锁。”[3](P33)陈赓雅先生考察西北，途经大同参观了云冈石窟，“最可憾者，多数小佛头已为无知乡愚，盗卖于某国人。”[13]（P209）1935 年，陈兴亚参观云冈石窟认为云冈石窟“历百余年始成，艺术之精，为中外人称赞。惜今寺仅存一二，窟亦多湮没，石像或为风雨剥蚀，或为古玩商盗卖，四肢不全者，比比皆是。”[14]（P295）

三、报刊报道与云冈石窟的形象传播

《申报》由外国人创办，覆盖区域广泛，分销处遍布各省会城市，在中国极具影响力。云冈石窟佛像盗毁事件被报道后，国人纷纷关注事件的调查者、石窟的参观者纷纷而至。笔者通过对目前收集到的民国时期关于云冈石窟的报道、日记、游记、图片等资料作了初步统计分析，可以看出《申报》报道云冈石窟盗毁事件前后，云冈石窟受关注的程度呈现明显不同。

在云冈石窟盗毁事件广为传播的1929 年之前，叶恭绰、陈垣、陈宝琛、袁希涛、吴新吾曾经到云冈石窟参观游览并留有文章。其中目前学术界公认陈垣先生对云冈石窟的贡献最为重要。陈垣先生的《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和《云冈石窟译经与刘孝标》可以说是开启了近代中国研究云冈石窟的先河。叶恭绰跻身政界热心于文物保护、陈宝琛晚年投身教育事业、袁希涛为教育家、吴新吾在油画方面颇有建树。他们在《东方杂志》《晨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的与云冈石窟相关的文章亦可以反映民国时期人们对云冈石窟的认识，不过此时人们对于云冈石窟的认知还较为粗浅，停留在一般性的介绍上。婴行在《云冈石窟》一文中指出，云冈石窟的形象被日本、法国学者传播至国外之后，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但中国听凭外国人去发现、研究、宣传，一向漠然视之，绝不谈起。”[10]

1929年云冈石窟盗毁事件被《申报》报道之后，与云冈石窟相关的报道和文章开始增多，其形式突破了一般的记述，游记、日记、图片、专题研究等文章也频频出现。同年《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国闻周报》《燕京学报》《北洋画报》对云冈石窟具有不同程度的介绍。《北洋画报》在1929 年12 月12 日、1932 年10 月20 日、1933 年9 月28 日均有云冈石窟相关文章刊登。《三六九画报》1941 年第9 卷第7、8、9、10、12、13、15、16、17 期，第10 卷第2、3、4、5期，侧重于登载云冈石窟的图片，夹杂些许文字介绍。其余，如《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新中华》《文学》《南大半月刊》《飞鹰》《文华》《快乐家庭》等报刊登载的多为游记、日记等。除了游记、日记、图片之外，还出现了较为系统地研究性的文章。正如婴行的《云冈石窟》一文中所指他的研究是云冈石窟佛头盗毁之后的“亡羊补牢”之举。陈垣的《云冈石窟之译经与刘孝标》、婴行的《云冈石窟》、梁思成的《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和戴蕃豫的《云冈石窟与域外艺术》等，这些文章考察了云冈石窟的开凿年代，主持开凿的僧人，对石窟进行了编号、分期，剖析了其艺术形成的源流。特别是梁思成和戴蕃豫的文章对云冈石窟的艺术形态作了深刻的剖析，探讨了云冈石窟在中外艺术史上的地位。戴蕃豫认为，近世学者综览佛教艺术发展途径之后得出了云冈石窟受到了西域艺术的影响，可以称得上石窟开凿的原因之一。北魏时期，“西域文华，骈集代京，佛教艺术，蒙其影响，故意中事矣。”[15]但是，“外寇亟行，燕云之割将重现于今世，正恐云冈之沦丧在旦夕间矣。”[16]20 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受到战争的影响，到云冈石窟考察和研究的中国人少之又少，见诸报刊的文章也寥寥无几。

结语

自云冈石窟被重新发现和认知之后，云冈石窟佛头盗毁事件时有发生，1929 年的佛头盗毁事件虽然发生于地方一隅，在《申报》上报道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分析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申报》为当时国内影响力颇大的报纸，其发行范围之广可以将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二是事件之恶劣引起了各方的重视。通过对1929 年前后十年的与云冈石窟相关的文献记载来看，1929 年之后，对于云冈石窟的相关报道和研究逐步增多，除了游记、日记、图片之外，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也开始出现。这一现象表明，随着云冈石窟形象的传播，人们对它的认知也逐渐深入，其在中国佛教史、艺术史上的地位开始逐步通过媒体展现在国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