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堂

（山西大同大学美术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王世贞的书画交游资料丰赡，有确切文献可考且与王氏频繁交游的对象首推吴门书画家文徵明；再推文徵明的高足周天球、钱榖、王穉登、黄姬水、王禄之、陆子传、彭孔嘉、陈子兼等人；又推吴门地区的其他书画家如俞允文、张凤翼、张献翼、王元驭、王辰玉等人；此外，王世贞与华庭书画名家交往密切，如莫如忠、莫廷韩、陈眉公等。笔者以点带面，重点探讨王世贞和文徵明、俞允文、项元汴三人的书画交游活动，以期对王世贞的交游活动有所管窥和发明。

一、忘年之交——王世贞与文徵明

文徵明（1470-1559），苏州人，书画皆善。他中年之后执掌吴门书坛画坛长达几十年，成为对吴门艺术影响最深最广的艺术家，进而成为明代极为重要的书画大家。而年轻的王世贞竟然和年迈的文徵明多次交游且交游甚善。不仅如此，王世贞和文徵明的儿子文彭、文嘉，文徵明侄子文伯仁，文徵明孙子文元发亦有交游，可谓整个文氏家族的益友。王世贞在《续稿卷九赠休承八十》中提到其在苏州故城居住时，竟然被文徵明（时文徵明年已八十余）父子三人昵称为小友！这足以说明王世贞和文氏家族非同一般的关系。文徵明殁后，王世贞应其孙子文元发等人的托请特作《文先生传》以志记念。

据文徵明年谱，嘉靖二十三年(1544)春日，七十五岁的文徵明偶到十九岁的王世贞家中观赏唐人书法真迹，并应王世贞之索请，作楷书巨制《前后出师表》。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二人不是一般关系。《前后出师表》是长文，艺坛耆宿文徵明在耄耋之年为一少年书写，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可想而知，二人关系不言自明。同时少小年纪就能耳闻艺坛大家的鉴赏心得并目睹名家泼墨挥毫，类似的阅历初步培养了王世贞的艺术鉴赏能力。

据王世贞《文先生传》记载，嘉靖三十二年(1553)，二十八岁的王世贞和八十四岁的文徵明至少有过三次书画赏鉴方面的交游活动。《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八《衡翁诗画卷》载录了其中的一次交游：“癸丑，余避地吴中。一日，以间谒文太史……”[1](P308)说明王世贞在苏州拜谒文徵明并索题，故有幸亲睹八十老翁文徵明现场画兰石和作书的过程，此时的文徵明可谓人书画皆老，绘画秀雅而书法苍劲老辣，所以是其平生的得意之作。可以说，此次交游拓宽了青年王世贞的艺术鉴赏视野。还是嘉靖三十二年，《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二《文太史三诗》载录了又一次雅集交游，是日文徵明为王世贞行书三首诗作。透过字里行间，不难发现二人的交谊。使用的是非常珍贵的古笺纸；内容或为自作诗三首，诗歌水准很高，浓丽婉约不在花间派鼻祖温庭筠之下；书法水准很高，融苍劲老辣与秀雅润泽为一体，结体周密而不空疏：真可谓诗书俱精的佳作。可见二人关系确实非同一般。是年，《弇州续稿》卷一百六十四《有明三吴楷法二十四册·第八册》载录了另一次交游：“文待诏徵仲书皆小楷。其一为余录《早朝》近体十四章……”[2](P302)这一次交游，文徵明为王世贞所写书体不是易于挥洒的行书，而是颇费眼神和精力的小楷，而且数量有十四章之多，使用的纸又是颇为罕见的古高丽茧纸，二人深交又见一斑。此年秋，王世贞从苏州返京，众多好友长亭相送，年已84 岁的文徵明不仅亲自送王世贞北上，而且画扇面、书蝇头小楷、题七言诗相赠，二人情谊自是不浅。

在书法鉴赏方面，王世贞对先辈文徵明的作品既能中肯褒扬，又能坦诚指出其不足，折射了二人不俗的交谊。在《文徵明集》附录中，王世贞认为文徵明书法能取法多家，尤得欧阳询、苏轼、黄庭坚、米芾诸人精髓，小楷更能取法王羲之父子，得其精绝，八分亦能取法钟繇，窥其堂奥。谈到文氏的不足，王世贞直言其失之尖佻。在书法观念方面，二人多有共鸣唱和之处，比如二人都标举笔墨劲润，“古雅”[3](P110)有格，大致都以崇法、模古为导向。另外在法度与意趣、格调与神采的调和折衷方面，二人也都有较为接近的看法，可以相信，青年王世贞在其探求书学真谛的关键时段得到了这位艺界前辈的悉心培植。在绘画方面，王世贞绘画史论的一部分知识，甚至直接源于文徵明。《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八《陈道复书画》载录了王世贞对陈淳书画的一段扼要品评，其思路和《文徵明集》中《跋陈道复墨笔花卉卷》的述评文字若出一轨，有些措辞竟然一字不差，足见文徵明对王世贞的直接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隆庆二年(1568)，王世贞受托为逝去近十年的文徵明精心撰写了《文先生传》，此举更彰显了二人的特殊关系。文徵明虽为吴门书画的执牛耳者，但是诗文成就并不突出，这在重文尚学的明代显然是致命的缺陷，另外文徵明并没有大的政治功名，其交游多拘于市井书画圈，但是极重视官场交游的王世贞并没有因此而疏离文徵明，在《文先生传》中，王世贞甚至不惜违背历史真实，不惜史家廉正的名声，不惜使用曲笔，故意修改了文徵明父亲文林死亡的时间，故意把其死亡时间提前了14年，从而把文徵明“塑造”成一个16 岁失去父亲而独立有为的坚强少年。文章卒章显志，认为吴中士人诗、书、画只能分而治之，而文徵明却能兼而综之。从某种程度上说，在这篇文章中，文徵明获得了与官方史书比肩颉颃的“史学地位”，[4](P61)可以说，王世贞的《文先生传》对于文徵明殁后在明代艺术史上的较高定位不无鼓吹推动之功。

二、布衣之交——王世贞与俞允文

俞允文（1513-1579），字仲蔚，江苏昆山人。《明史·文苑四》载录其与王世贞交善，而王世贞在《俞仲蔚先生集序》中也曾说所与布衣游者仅三人，而俞允文位列其一，可见二人有着良好的交游关系。

俞允文与王世贞交游时间较长。嘉靖三十二年（1553），王世贞避乱昆山因得访俞允文，共同的复古志趣使28 岁的王世贞和40 岁的俞允文相见恨晚，故定交。万历七年，俞允文病卒，王世贞七日后即为之赶制墓志铭、像赞和祭文以致哀，如此看来，二人交游长达26年之久。俞允文逝去两年后，王世贞又亲为《仲蔚先生集》作序，对二人的交谊历程作了较为详细的回顾，字里行间洋溢着真挚的感情。据相关史料，嘉靖三十五年，俞允文就递送了自己的部分诗文，请31 岁的好友王世贞审订，而相隔25年之后，《仲蔚先生集》堂庑终大，已增至二十四卷，这些篇章中就散存着很多二人交游的原始文献，特别是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七、卷九收录了不少和王世贞酬唱的篇什。

俞允文喜好诗文，尤其喜欢模拟古人而为古文辞。他曾对王世贞说：“而来前，而为黄初之际乎哉？”[5](P14)黄初是曹丕的年号，俞允文仰慕的是雅好慷慨、刚健有为的文风。所以从文学观上看，俞允文崇尚复古，仰慕西汉鸿文、建安文学，此观念深得王世贞赏识，所以二人经常诗文唱和，仅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中就留存了不少和俞允文诗文往还的文献，特别是卷十一、卷十二、卷十三、卷十九、卷二十、卷二十五、卷二十七、卷二十九、卷三十七、卷四十八、卷一百三十二等，这些文献资料直接印证了王世贞和俞允文日渐深厚的诗文交谊。

就书法而言，二人更多切磋对话。俞允文书法诸体皆通，格调奇逸，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即认为俞允文临摹基础扎实，得欧阳询、米芾精髓，没有俗笔。王世贞在《俞仲蔚书》中赞誉其楷书“：正书别有一种风骨，绝遒劲，古意郁浡不可言。”[2](P305)在《俞仲蔚行草后》中又赞誉其行草书：“俞仲蔚行草结法全出米元章，然元章以态胜，仲蔚以骨胜。”[2](P305)褒美之词，溢于言表。王世贞对于俞允文书法多样化的审美趣味也作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俞允文“此书殊秀劲，有风骨。”[2](P30“5)古近体凡十四章，尤精谨可爱。”[2](P302)“书极有小法，得柳诚悬度人经意，虽小伤挑剔，无妨大雅”。[2](P302)基于对俞允文书法的认可，王世贞常延请他作诗书题跋，“仲蔚前后寄余诗不下数百纸，不能尽尔也”。[1](P283)对于书法的交流沟通，他们二人更多是借助尺牍往还的形式。《仲蔚先生集》卷二十三中共载录了俞氏致王世贞的六件信札，其中第二件信札较为集中地展示了二人就古代书法经典展开的品评对话过程。《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七中共载录了王氏致俞允文的十三件信札，其中关涉书法的有十件信札，两件是专门讨论书法鉴赏批评的，字里行间折射出二人鉴赏书法的高涨热情。其中一件信札以俞氏书《陶隐居传》、《哀册跋》为品评发端，王世贞认为其书颇有格调，可谓小字有大法，转而和俞允文就张旭、怀素、黄庭坚、郭林宗等人的书法趣味进行了较为深入持久的反复讨论，期间甚至援引宋人言论特别是米芾的经典论述作为立论根据。类似的讨论探究，见诸二人文集者颇多。二人论书，重法度，崇魏晋风致。这些切磋琢磨使王世贞夯实了书法根基，磨砺了书法识见，提升了书法境界，塑造了专精的艺术观念。

三、鉴藏之交——王世贞与项元汴

明代中后期，特别是嘉靖万历时期崇尚奢侈和清玩之物，私人艺术品收藏成为一时风气，各阶层人员广泛参与，并借此标榜清雅、彰显身份。江苏太仓的王世贞和浙江嘉兴的项元汴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二人分别代表了当时江南地区官僚文人型与土豪富商型两种主要的鉴藏类型。二人在诸多方面有着相同的因子：生卒年月几乎相同，生长地域都为江南地区，家族都为当地的名门显贵。所以通过王世贞和项元汴两个典型的个体几乎可以洞察整个明代书画鉴藏的全貌。

项元汴 (1525-1590)，是明代最为显赫的鉴藏家，其书画收藏的数量，大约在1400～2000 件。王世贞亦好鉴藏，曾建弇山园藏名家书画，仅其题跋过的可考书画藏品就有500 件左右，其实际藏品应不小于这个规模。明人姜绍书在《韵石斋笔谈》中亦认为三吴法书名画多归项元汴，而王世贞的名品鉴藏则远逊项元汴。

二人作为苏州地区和嘉兴地区的知名藏家，鉴藏交游都十分广泛，而且书画交游者多有交集，比如文氏父子、何良俊、詹景凤等人，但是二人之间直接交游的文献记载却非常少，在《弇州续稿》中，王世贞谈及项元汴书画鉴藏方面的资料只有四则，透过这些史料，我们发现二人关系呈现一种非常特殊的疏阔状态，但与此同时，王世贞却同项元汴的哥哥项元淇及其父亲项铨交游良好。据相关史料，王世贞曾特别为项元淇的诗集捧场作序，行间字里洋溢着对其人的称扬之情。在《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二《俞仲蔚书金刚经》中，王世贞载录了他在项铨（项吏部）处有幸见到了柳公权的小楷真迹，故得以领略其瘦劲坚挺的风姿。

那么，王世贞和项元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有一则史料颇能间接说明问题。王世贞非常喜欢项元汴收藏的顾恺之《女史箴图》，但是基于某种隐情，王世贞并没有直接向项元汴开口，而是托请别人从中斡旋此事，《弇州续稿》卷一百六十八《摹古画后》就对这件事的原委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由于藏品较多，且经常以鉴藏会友，所以二人逐渐成为明中后期领袖一方的书画鉴赏名家，但是二人对于彼此的鉴赏眼力多有嘲讽诋毁之词。王世贞在《弇州续稿》卷一百六十一《徐骑省篆书千文后》题跋中记载，吴中某人终将徐铉的伪作以百金售卖项元汴，王世贞听闻之后欣然曰：“谚云，若无此辈，饿杀此辈。然哉！”[2](P287)言辞之间，充满了对项元汴不识赝品、鉴赏眼力低下的嘲讽。而当项元汴得到真品名作，王世贞更是嘲讽有加。据《弇州续稿》卷一百六十一《山谷伏波神祠诗临本》，王世贞偶见黄庭坚以萦回见长的书法佳作，因为一时经济拮据，王世贞只能短时间内请人双钩廓填其面貌，眼巴巴地看着黄庭坚这件法书名作重金落入项元汴之手。王世贞化用典故，把黄庭坚的法书比作佳人美女，把强行霸占别人妻妾的粗鄙蕃族武将沙叱利比作强购佳品的土豪项元汴，题跋中王世贞连呼两个“可怜”！鄙夷、痛惜、揶揄、无奈之情溢于言表。比之王世贞对于项氏的讥刺哂笑，项元汴对王氏的批评指责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安徽休宁书画家詹景凤曾经记述了项元汴和他的一次倾心交谈，言谈之中，项元汴认为“王氏二美(王世贞、王世懋)则瞎汉”，[6](P54)在项元汴眼中，苏州王世贞的鉴赏力还不是“眇视”（一只眼瞎），而是双眼“瞎汉”，完全没有鉴赏能力！如此极端的不近实情的评价几近人身攻击。

王世贞和项元汴的特殊关系其实在中国鉴藏史上有其一般意义和价值，二人的交游情状其实正是嘉靖万历年间鉴藏家之间的较为普遍的状态。明代中期，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原为苏州地区，但是随着经济文化的进一步繁荣，明代中后期江南各地区出现了地区之争——竞争文化大佬的现象，而书画鉴藏领域尤为突出。除了苏州王世贞，松江有顾氏兄弟，休宁有詹景凤，嘉兴有项元汴，各地区都力图提升并扩展自己的文化影响力进而争夺艺术话语权。他们或夸饰自身特色，或讥评他人不足，或巧取豪夺书画藏品，或鼓噪舆论借以造势，可谓新的“百家争鸣”。王世贞和项元汴交游的疏阔状态或者竞争对抗关系，实际上折射出的是明代中后期书画鉴藏界精英文人团体和土豪富商团体在“地方文化资源与文化权力上的竞争与较量”。[7](P76)对二人关系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而全面地洞察明代中后期在新的社会思潮与审美风尚影响下的书画鉴藏领域的真实面貌。

结语

综合众多相关史料，我们认为王世贞交游者众，其朋友遍及政治、文学、史学、艺术、市井诸多圈子，可谓上至内阁首辅、艺界前辈，下至布衣蓬蒿，王氏无不交结。复杂多元的交游酬唱，特别是宽博的书画交游活动，是王世贞书画艺术思想形成的重要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