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社科项目“迟子建与川端康成小说创作比较研究”（14C0736）。

摘  要：迟子建最为欣赏的东方作家就是川端康成，川端康成笔下的风景和诗意的生活让她看到了将故乡建构为空间乌托邦的可能。穿行于她的“北极村”天地中，会让人联想到川端康成的“雪国”世界。从理想空间的书写入手，对两位作家筑造的乌托邦世界进行比对、解析，可以见到迟子建对于川端康成文学的接受、吸收与转化。

关键词：川端康成;迟子建;乌托邦;空间

作者简介：龙咏熹（1980.2-），女，汉族，湖南常德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2-0-02

迟子建曾如食五谷杂粮一般博览群书，广泛的汲取古今中外文学经典的营养。其中，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无疑是她最为钟爱的一位。在谈及影响自己创作的作家时，迟子建从不吝啬对这位大家的称赞：“东方有了川端康成……足以使暗淡的天空为之一亮”、“他真正代表了东方精神”[1]。她仰视川端康成这颗东方文学天空中的恒星，并从他的作品中获得创作启示。迟子建从川端康成文学中看到了追忆和重新建构故土这一特殊空间的一种路径与可能，于是，她在中国极北的土地上构筑了一个名为“北极村”的乌托邦空间。中国的“北极村”与日本的“雪国”，可谓是相互辉映的两个理想空间，它们既有惊人的相似，亦有各自的文化标识。

一、迟子建接受川端康成的“契机”

迟子建对于川端康成的接受，既有时代语境的影响，又与文学自身发展的因素及作家的主动亲和有着密切的关联。

20世纪80年代，川端康成作品群开始在中国的大规模译介、传播，这为迟子建接受川端文学的影响提供了客观现实。迟子建与川端康成的初遇是在新时期的时代语境中发生的。早在1972年，中日邦交关系正常化，中日两国文学、文化交流的就开始缓慢回归正轨。但是，日本文学艺术的大批量的传入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发生的。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出版，呈现爆发式繁荣的态势。川端康成的作品在这一时期被大量引进。由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广泛影响，川端康成的作品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读者群和学界的关注焦点，川端康成的阅读热潮也是此时兴起的。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尚在大兴安岭师范学校就读的迟子建与这位日本大家发生了交集。

但是，如若把川端康成与迟子建之间的关系单纯视为单个作家之间的影响与接受关系，那视野未免狭隘。因为对于川端康成的接受与新时期文学自身发展的因素有直接的关联。一方面，川端康成作品特有的哀怨、感伤气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那一特殊历史时期留有“伤痕”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川端康成的出现，为新时期作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范式——哀伤诗学，使其抒情表意有了更多的选择。[2]另一方面，在审美意识复苏的年代，川端康成为作家们示范了一种纯文学的范本：基本不反映社会或阶级矛盾，不紧贴时政，不试图指导、教化读者，只是描写感官、感觉之美。众多作家们对川端康成的追随，其实是对以往单一化的社会学文学价值观及文学政治化倾向的一种反弹。

不容忽视的是，迟子建的个人气质、人生经历、文学兴趣决定了她对川端康成的汲取与作家自身的主动亲和分不开。川端康成是兼具浪漫与忧郁气质的作家，迟子建也同属此类。川端文学的悲哀美感染了她，使她与这位大家文心相通。迟子建初读川端康成的作品就十分喜爱，因为他“笔下的风景和人物”很容易与她“身处的极北环境达成和谐。”[3]显然川端康成书写的广袤自然、冰雪天地、诗意生活，让她获得了一种创作启示，看到了将故乡北极村的建构为理想空间的一种路径，这无疑为她最初的文学创作注入了一股写作动力。当然，客观地说，迟子建的创作绝非仅受单一作家的影响，她亦是在博取众家所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特色的。且随着阅历的增长，迟子建的文学喜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曾经钟情过的作家已不再喜欢。但经历时间洗练，川端康成仍是她心目中无可替代的存在。

二、契合：“怀旧”的空间乌托邦

“雪国”和“北极村”是两个典型乌托邦空间，它们都是在纯净的白雪基底上铺陈开来，都以村落形态出现，且都有地理原型。“雪国”的原型是越后汤沢，一个日本小山村。“北极村”的原型是中国最北的村庄：漠河北极村。它们被转换成乌托邦意象置于小说中，成为作家追忆和寄托乌托邦想象的独特天地。

空间不是消极被动的物质容器，而是一种社会建构，空间的生产过程就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探索过程。[4]空间一直是人类的乌托邦探寻中的一个重要向度。戴维·哈维认为，乌托邦话语具有两种阐释框架：“空间形态乌托邦”与“社会过程乌托邦”。它们分别关注于乌托邦的地理空间性与时间历史性。前者往往是将乌托邦建构为一个相对闭合与排异的空间形态，时间的流动性被排除，较于时间，空间拥有绝对的优越性。托马斯·莫尔书写的“乌托邦”就是此类典型。后者，是一种“时间乌托邦”，是将乌托邦幻想融于现实的历史进程，因而也被称为“社会过程的乌托邦”，即认为理想的人类社会并非某种完满社会状态的永久存续，而是一个开放且处于持续性建构中的動态历史过程。[5]“雪国”与“北极村”自然归于前者。但是必须注意到的是，“雪国”、“北极村”与莫尔的乌托邦岛或培根的新大西岛这样的空间乌托邦有一定差异，川端康成和迟子建并没有去构想完美的政治经济秩序，也就是说他们的空间构想并不涉及“政治—经济空间”，而是在“地理—物理空间”、“文化—心理空间”这两个层面展开的。

从“地理—物理空间”的角度看，“雪国”、“北极村”的地理—物理基础极其优越。“人工自然”与“自在自然”呈现完美的契合状态，当地居民对自然地理的利用和塑造也都顺应着自然运转规律。[6]优美的风光与丰厚的资源，可兼顾居民的生存需要与审美需求。雪国、北极村空间呈半封闭状态，既隐蔽但又不完全闭塞，与外界有所联通。在迟子建小说中，乌托邦空间的外部形式始终是村落。她在无垠的北国土地上勾画了一个又一个与“北极村”高度相似的村镇：有的有名字（像布基兰、罗里奇、金井），有的是无名小村庄。川端康成描绘的乌托邦空间的外在形态与迟子建的有所不同，并没有定型为村落，在《雪国》之后的作品里理想空间的形态发生了缩小、变形。像《山音》《千只鹤》《睡美人》中的家、茶室、客栈等日式传统建筑，都可以视为一种类雪国空间。

从“文化—心理空间”角度看，“雪国”、“北极村”都是具有精神归属意义。它们都带有鲜明的“怀旧”色调，他们的乌托邦并不是一种对未来景象的诠释，而是在对现实的叙述中阐释传统。川端康成在乌托邦中演绎日本的物哀传统，迟子建则流露出对乡土文化的留恋。

三、转化：从虚无之境到童话之国

川端康成的乌托邦空间是联通现实与梦幻的场所，是虚幻美的世界。无论是《雪国》还是《山音》《千只鹤》《睡美人》中的空间，都可谓是虚无之境。像《睡美人》开篇不久，作家描绘了神秘客栈的深红的天鹅绒窗帘，由于房间昏暗，那深红显得愈发深：“窗帘前面仿佛有一层微微的亮光，令人感到恍若踏入梦幻之境。”这一空间实际上已经打破了时间、虚实的限界，这既是一个现实空间，也是作家借男性主人公的梦境、感觉甚至幻觉开辟的一个虚实相生、虚无悲凉的心灵天地。川端康成作品中流贯的深沉的悲哀、虚无与日本的物哀思想一脉相承。在日本，將“物哀”一词作为完整概念加以运用、论述的第一人是江户时期的学者本居宣长。他将“物哀”视为《源氏物语》乃至日本古典和歌的所要表现的唯一的宗旨和目的。“物哀”一词，找不到能完全对应的到汉语词汇，王向远曾给“物哀”作过概念界定：“人由外在环境触发而产生的一种凄楚、悲愁、低沉、伤感、缠绵悱恻的感情，有‘多愁善感和‘感物兴叹的意思。”[7]川端康成怀抱易感之心，将自己投射于无常自然、无常的恋情、无常的人生之中，体味到的就是这种虚无哀美。作品中，乌托邦中的一切梦幻泡影最终都消失在主人公主观悲痛的虚无感中。

迟子建吸收了川端康成作品中的忧郁、抒情气息，融合民族文化传统与个人生活体验，构筑了一个灵气肆意的童话王国。那里并没有川端康成式的颓伤、虚无，虽也有哀愁，但却是一种明媚的忧伤。她用想象力点化了一个泛神化艺术空间，将浓烈的主观情绪投射到大量的意象中：胖乎乎的土豆如稚儿依恋母亲般追随着女主人离去的脚步（《亲亲土豆》）;顺流而下的泪鱼要听到渔民们轻声的安慰才会停止呜呜哭泣（《逝川》），休憩的昆虫被滴落的泪水打湿，会想爬到哭泣的婆婆脸上，为她拭泪（《鸭如花》）……自然万物具有了人类的性格与智识，整个乌托邦世界超脱凡尘，散发出浓郁的童话气息。她笔下的小村镇充盈着着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最为向往的田园牧歌式的文化氛围，厚土依恋的情结深植于作家的灵魂里。故而，其作品中也流露出了对于乡土乌托邦日渐式微的种种忧虑。但是，她终究不会将一切逼入绝境。《鱼骨》中，漠那小镇的人们误以为久久没有渔汛的江终于“开了怀”，但漫长的守江后渔民们最终失望而归，但是作家仍将纯净美好的希望寄寓于“漂亮的鱼骨”之中，对未来抱有期待。

作家构想出何种理想空间，就代表着他们需要何种精神园地。战云密布的二战期间，渴求避世的川端康成为自己开辟了一方心灵的桃源，在日本传统文化中躲避苦难。青年时期定居城市的迟子建对城市文明难以生出认同之感，于是情不自禁地回望故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乌托邦空间是他们在内心建造的避世净土。

注释：

[1][3]迟子建：《晚风中眺望彼岸》，《花城》，1997年，第4期。

[2]王永兵：《从川端康成到卡夫卡——余华小说创作的转型与新时期小说审美范式的变化》，《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4][6]李春敏：《乌托邦与“希望的空间”——大卫·哈维的空间批判理论研究》，《教学与研究》， 2014年第1期。

[5]（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5页。

[7]王向远：《东方文学史通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