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清川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名言。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思潮中,它已经被推崇到顶礼膜拜的程度。它原本的核心意义是政治学的，一切的制度与规范，都应当以人类的自由与福祉为核心。但在启蒙运动之后，它已经成为了覆盖所有领域的金科玉律。

当人成为衡量一切尺度的时候，自然就退居到了次要的地位。而在文艺复兴与大航海之前，所有的文明都强调同样的一件事情：人应当与自然之间保持平衡与协调，人不应当过度地侵入自然的领地。但是人类发展观超越了一切的界限，成为次要地位的自然，在人的侵蚀面前不堪一击。于是人类欢呼自己征服了自然。悲剧就此发生。自然对人类的反抗从来不以疾呼战斗的方式进行，而是无声无息地给人类反戈一击。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当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处于失衡的状态的时候，自然的反噬令人恐惧。

迄今为止人们所追踪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来自于菊头蝠，研究人员判定是从菊头蝠传到野生动物，再从野生动物传到人类身上。

于是菊头蝠便成了罪魁祸首了吗？

美国《纽约客》记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大灭绝时代》中描写过一个非常惨烈的物种灭绝案例。曾经遍布美国和加拿大的小棕蝠，在2013年之后，成为了濒危物种，原因是罹患了一种称之为“白鼻病”的绝症。这种病的起因是一种称之为地丝霉菌的病菌侵入了小棕蝠的身体，从而在物种之间传染。“白鼻病”杀死了超过600万只小棕蝠。

人类的活动把地丝霉菌带到了北美，而在进化过程中并没有接触过这种细菌的小棕蝠对其缺乏抵抗力，于是快速死亡。“这恰恰是人类在全世界所做的事情：以其他物种为代价，无节制地获取自身的成功。”科尔伯特叹息地说。

菊头蝠所携带的病菌大致也是如此的吧。发生的情形大概会有两种：其一，菊头蝠本身带有新型冠状病毒，但是在进化中它们已经有了免疫力；其二，它们本身不携带这种病毒，是由于人类的活动，把病毒带给了菊头蝠。无论是哪种情形，它们所携带的病毒最终成为“人类威胁”的原因是：人们兜售着菊头蝠，于是它把病毒传染给了其他野生动物，人们食用菊头蝠或被传染之后的野生动物，于是病毒入侵了人类。

“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狂妄之处在于，人类认为可以肆意地侵入自然的领地，并且将自然万物作为自身的资源而任意行动。人类以为已经掌握了关于自然的所有知识，以至可以滥用自然。新型冠状病毒的故事可以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地方，当人类无知和无节制地进入自然的领地的时候，便将自己暴露在全然不可预知的危险境地之中。

我不是一个反发展主义者。人类自身的福祉与进益是永无止境的，消除人类的贫困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然而，在今天，人类已经完全可以在不依靠无止境地攫取自然资源，不食用野生动物就能够获得生存的情况下，采用足够多的替代品来满足生存与发展的需求。直到如今，人类依然沉迷在攫取、破坏和滥用环境的恶性循环之中。拯救环境不过是人类的主观臆想：自然从来不需要被拯救，因为它们自身有足够的自净与自愈功能。若自然遭到破坏，不再适宜人类生存，人类又该向何处去？人类不是拯救环境，而是拯救自己。

在经过一场艰难困苦的危机之后，是时候反思“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样一种狂妄而危险的迷信了。人类要想永续地在与自然共享的地球上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会如何与自然平衡而和谐地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