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莹

摘要：阿尔贝·加缪是集中讨论荒谬以及如何面对荒谬的第一人，他将自己的哲学思想完美的融合到了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中。本文将利用《鼠疫》这一文本，探讨瘟疫之下奥兰城内从神父到法官到普通民众，从“流动”到“流放”再到“聚合”的三重转变，从而发掘出加缪一直以来的希翼：人类要在荒谬世界中求索。通过“文本的历史——历史的文本”这一概念，展现出该文本对于现实的指导意义——呼吁唤醒个人及不同民族间的人类共同体意识——积极行动才能超越荒谬，摒弃个人主义才能免于流放。

关键词：《鼠疫》;荒谬;反抗;命运共同体;现实意义

《鼠疫》是阿尔贝·加缪继《局外人》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代表作品，该文本以北非城市奥兰爆发的鼠疫为故事背景，描述了封城视角下医生里厄、小公务员塔鲁、神父帕纳卢、记着朗贝尔等扮演不同社会角色的人物对瘟疫的不同理解以及做出的个人选择。先前评论家对此文本的研究多集中在作品的主题，或者与加缪的其他作品放在一起做比较阅读，少有探索这一文本现实意义的，而本文将基于“人类在荒谬世界中是如何求索的”这一问题，展现出灾难面前，人类从抛弃“个人主义”到加入“集体反抗”这一过程的流变，并结合当下，揭示出“文本即历史，历史即文本”这一概念，显示出文学对现实的批判和指导意义，而加缪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文主义者，这也是他的作品能够横亘百年、依然闪光的原因。

一、“鼠疫”的隐喻：世界的荒谬

在多数情况下，“疾病”不会体现在物理表征上，而是一种失常的状态，所以我们要通过隐喻来分析疾病。加缪笔下的“鼠疫”也绝非仅仅指的是瘟疫，他自己陈述创造这部作品的动机时，就说过：“我试图通过鼠疫来表达外面所遭受的窒息以及我们所经历的受威胁和流放的环境。同时我还把这种表达推广到总的生存概念上。《鼠疫》将描述那些在战争中经历思考、沉默和精神痛苦的人的形象”，这就给“鼠疫”这一隐喻的解读增加了多重空间。

正如苏珊·桑塔格曾在《疾病的隐喻》中提到的，“那些把政治混乱类比为疾病的古典表述方式——自柏拉图以来，一直到霍布斯——把关于均衡的古典医学（以及政治）观念作为自己的预设前提。疾病源于失衡”。即，所有疾病都意味着打破平衡，除了人的身心和心理上遭受的苦难之外，国家和社会似乎也在遭受着带有命运标签的恶疾困扰。结合《鼠疫》的创作年代和背景，多数读者都会将鼠疫视为法西斯势力的暗喻。1940年，法国被德国法西斯占领，在法西斯专制统治下，民众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1941年，加缪开始创作《鼠疫》这部小说来回应这一恐怖的时代，历时6年最终完成。将故事地点搬到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城，肆虐的鼠疫暗指战争的残酷和法西斯势力的侵略，抗疫行为则指人民群众对法西斯的抵抗。在這里，疾病并不仅仅关乎患者个人的身体，特定的疾病名称是被抽离出疾病本身的，就如里厄医生在《鼠疫》中提到的：鼠疫是个抽象的概念，只有降临在个体身上的时候，带来的痛苦、离别、死亡，才使它变得具体。然而，鼠疫的维度远非如此。

在《鼠疫》的卷首，加缪引用了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一句话，“用别样的监禁生活再现某种监禁生活，与用不存在的事表现真事同等合理”。这里所谓的“某种监禁生活”，类似于帕斯卡尔的关于“在终极意义上，人都是一个被流放的国王”的比喻，指示现代人荒诞的生存处境。柳鸣九先生在《论加缪的思想与创作》中对加缪所秉持的荒谬主义做出了解释：“荒诞是在人类的需求与世界的非理性的沉默这两者的对抗中产生的”。在这个骤然被剥夺了幻象光明的世界里。人感到自己就是一个局外人。这是一个得不到解救的流放，因为人被剥夺了对失去的故乡的记忆和对福地乐土的希望。这人与生活，演员与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的感觉。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对于荒谬（荒谬的即“absurds”来自于拉丁语，surds意为“聋的”，ab表强调，“absurds”为“不合乎曲调的、无意义的”）的理解，加缪认为荒谬不能简单地与非理性划上等号，荒谬是指出理性的局限的清醒的理性，理性的局限即“理性的僭妄”：世界是受永恒法则支配的有序系统，人类能够通过自身的理性能够来认识世界、支配世界。但对于鼠疫这种突发事件，一向目空一切的人类变得束手无策，无法用科学解决的时间使社会陷入无序和恐慌。现代以来，科学的发展使时代进入人类中心纪元，科学成了一种理念而不是理性。理念这一概念具有一元性，这就使我们的世界，无论置于何种境地，从不缺少振臂一呼：“相信科学！”的勇士。遇到流感就吃药、被狗咬了就打疫苗，但若科学无法解决，这事情就宛如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将人们从百无聊赖。匆匆忙忙的生活中复苏过来，他们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世界之间的联系。这早已被“征服”、“掌控”的世界开始变得陌生、异化，油然一种抽离感，人与万物、人与世间开始“断裂”。这种“断裂”即加缪想笔下的荒谬。所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鼠疫”象征着世界的荒谬。

二、荒谬中的求索：个人主义VS个体反抗

世界的荒谬在奥兰城中集中体现为市民的流放感与孤独感。当鼠疫爆发，这座现代化、没有蓝天、树木和花园的城市奥兰城，被死亡的阴影和恐惧接管了，小城被迫与世隔绝变成一座“围城”，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也出不去，在这种极端孤单的情况下，终于没有人再指望邻居来帮助自己，各人都是心事重重地独处一隅。奥兰城中的每个人都成为被疾病扼住命运的孤岛，飘零无助。所有人都失去了自己所依赖、所生长的家园。城内的异乡人迫切地想重回家园与亲人团聚却不得，城内的奥兰人虽身处故乡却没了那份依赖感，取而代之的是扑面而来令人窒息的恐惧，而返城的奥兰人被拦在了城外，体会着物理和心理上的双重隔离。这就造成了故土与人分离的流放感，这种流放感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在文学渊源上，加缪受到过卡夫卡的直接影响。卡夫卡是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曾对其作品有专门研究，即附于《西西弗神话》之后的《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诞》，流放、孤独、负罪与死亡成为他们作品的共同主题。

在《鼠疫》中除了空间上的离异，还有时间上的离异。随着故事的推进，人们丧失了对时间的物理感知和掌控。就如书中所说“时刻压在我们心头的这种空虚、真真切切的这种冲动，即非理性地渴望回到过去，或者相反，加快时间的步伐，还有记忆的这些火辣辣的利剑，这些正是流放感”，人们无法活在现在的这个瞬间，人与当下产生了不可消除的隔阂，成了漂浮在时间轴上的能指，没有了未来也回不到过去。对于时间的不可把控可以从加缪的叙述上感知，在鼠疫开始爆发前，叙述者按照客观时间的顺序，如日记般真实地记录了事态的发展。“四月十六号的早晨，贝尔纳·里厄医生从他的诊所走出来时，在楼梯口中问踢着一只死老鼠……四月十七日，看门人有些不舒服……四月二十日，老鼠成批死去……四月二十九日，看门人发病……四月三十日，看门人死亡……五月一日，里厄打电话给里夏尔医生要求隔离病人，但里夏尔拒绝，称没有权办这事，得先汇报……一直到五月二日，里厄认为整个城市在发烧。”但事情到了五月二日，所有的市民包括叙述者本人似乎全都被卷人了瘟疫之中忘了客观时间，只能本能地以瘟疫的势态为参照来记录时间的流失，于是，具体的日期变成了模糊的时间段或是时间截点。“第二天，高烧症又有了些发展，甚至见了报，……，报道的方式轻描淡写，对此事只作了些暗示……三天内，两所病房就住满了……在死亡纪录重新达到三十人左右的那天，官方拍来电报：‘正式宣布发生鼠疫。封闭城市。……在封城后的两天……鼠疫发生后的一个月”，直到瘟疫进人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叙述者似乎才陡然醒悟，时间已是八月底了。正如潘华琴在论文中说指出的：

客观时间在此停顿了。瘟疫控制了时间，割断了人们与过去的联系，打破了人们对将来的计划与希望，将人们隔离在瘟疫时间的孤岛上，态意地蹂厢他们的身体和精神。人们丧失了对客观时间的控制，孤立的情绪产生了，奥兰似乎被抛弃在人类社会的运行轨道之外，与它遥遥相对。与此同时，通过这种不确定的计时方式，鼠疫期间的这段时间被从时间的长河中筛选出来，被强化，被凝固，鼠疫这个人类生活中的偶然事件逐渐带上了普遍的意义，成为人类生存的荒诞性的代名词呼。

那么，这样来看，研究《鼠疫》中不同的人物在荒谬中是如何求索的，才更具有意义。在整个战疫初期，人们展示出固有的个人主义思想和行为。门房只在乎自己的房子是否看上去干净而那几只死老鼠影响了整洁：政府公报很乐观地轻描淡写地报道着老鼠事件，为了不引起“神圣的”公众舆论，对那些因为老鼠而死去的病人避而不谈：省长以还不够严重为借口，拒绝上报拒绝承认这是一场瘟疫：记者去里厄医生那里探口风，单纯地是想为自己的报导找些耸人听闻的素材;街市门店依旧喧闹，人满为患的咖啡馆、烤肉的香味、吵吵嚷嚷的青年。随着鼠疫的扩大爆发，政府宣布全城封闭，虽然在空间上奥兰人达到了一致，但每个人对于这场疾病仍“各怀鬼胎”，把个人的忧虑放在首位。那些母亲和子女、夫妻和情人迫切地想见到对方，省政府的电话就没有停过，电话中大抵上都是“通融”、“照顾”、“破例”等等这些词语;咖啡店、电影院当然不能错过这一全民放假的赚钱好时机，咖啡店甚至大言不惭地打出“葡萄美酒能灭菌”的广告;封闭城门、物资短缺，也让那些走私者“大显身手”，从运食物到运人，赚得盆满钵满。但对这些个人主义行为的描述却非加缪的本意，那我们到底要如何去面对呢？在这种没有爱、没有明天的惶恐中，加缪提出了三种求索的方式：一种是生理上的自杀：一种是心理上的自杀即逃匿到不存在的上帝那里;第三种是积极反抗，超越荒谬。在加缪笔下，西西弗就是典型的反抗者，由于惹恼众神，被罚要把一块巨石推向山顶，每当石头要达到山顶时总要落下来，而西西弗却坚持不懈、永不停歇，他的举动看似无意义，实则表现出对众神权威的反抗。

那么，《鼠疫》中最符合这一形象的莫过于里厄医生了。在平日里，里厄医生总是不辞辛劳地诊治病人，尤其对于贫苦的病人，他甚至不收他们的诊费。在疫情来临之时，整座城市都陷入恐惧并为个人的悲喜而担忧时，他默默地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面对医学会主席里夏尔在纠结这场瘟疫该不该称为鼠疫，他回答说“怎么个说法无所谓，我们就这样说吧：我们绝不能就当全城半数居民不会死于非命，因为这样无作为，那些人就可能遭殃”。他正视现实、积极行动，并呼吁“让我们尽快地医治病人吧！这是当务之急”！尽管最终的自然规律是死亡，里厄医生仍不放弃反抗，他能无隗于心地说出：“我尽我的所能保护他们了，再没有别的了”就像西西弗一样，明知无能为力却依旧坚持抵抗。当奥东先生的孩子被死神无情地带走时，他意识到了生命的不合理和悲剧性，但他没有因为悲伤而停下反抗的步伐，因此有人抱怨他的冷漠，其实他不是冷漠而是冷静且坚韧，平静的外表下蕴藏着一颗医者的仁心，他知道唯有坚持不懈地行动才能战胜鼠疫、荒谬。整天面对无数病人和死亡。他却谁也没有告诉，自己的妻子也在远方的疗养院中治病。他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大无畏精神告诉我们在荒谬的世界中，我們应该抛弃个人主义，同时，也传达了另一种希望，一种不是来自圣灵，而是来自你我内心的希望来抗拒历史的疯狂与虚无。

三、从个体反抗到集体反抗：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分裂性是人类，尤其是现代人的显著特征，但加缪短暂的一生却执着地坚持“在场”，将焦点聚集于“正在进行的自我”，于是摒弃了向过去和未来的伸展。也就是说，人是分裂的、流动的，但更要坚持自我的聚合，乃至延伸至空间维度，要与他人进行聚合、沉淀。正如黄唏耘在他的论文《加缪叙事的另一种阅读》中提到的，除了“荒谬”和“反抗”，“孤独”加缪作品中的一大母题，而与孤独相对应的同样重要的内容是对”soli-darite”（团结互助）的希翼和呼唤。就如《生长的石头》中达拉斯对厨子的帮助、《沉默的人们》中工人们与拉萨尔的和解，鼠疫正是所有人都牵涉其中的共同冒险经历，使奥兰城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家园，人们由流浪变得聚集。

里厄医生的反抗即是个体的反抗，又是团结集体的反抗。他的人格力量与实际行动带动了一大批民众。越拉越多的人紧随着里厄医生参与到这场战役中去，这实现了由个体反抗到集体反抗的转变。

帕纳卢神父在鼠疫刚开始时，一直处在上位者的姿态，把自己当成上帝的代言人，宣扬鼠疫是上帝降罪于人间，人们只能逆来顺受。在一次布道时，教堂里挤满了善男信女，神父坚定地告诉他们：“我的弟兄们，你们在受苦，我的弟兄们，你们是罪有应得”并追根溯源从《出埃及记》中引出鼠疫发生的原因——“这种灾难在历史上头一次出现，就是要打击上帝的敌人。法老违抗天意，于是鼠疫就迫使他屈膝。有史以来，上帝降以灾难，让那些狂妄者和盲目者都匍匐在他的脚下”。与里厄医生不同，帕纳卢拒绝反抗，呼吁信徒们接受上帝的“礼物”，余下的事，上帝自有安排。但随着疫情的扩大，他答应了塔鲁加入抗疫的队伍，在第二次布道时，他不再讲“你们”，而是说“我们”如何如何。神父走下了神坛，和众生一起，投入到朴实的行动中去，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所呼：“如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获得拯救，一个人获得拯救又有什么益处呢？”这种对人类同一性的解释，才符合宗教的博爱思想——“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谊，同时，也是集体反抗的意义所在。

塔鲁积极组建防疫队，将自己的生命完全投身于这场瘟疫中，他很早就意识到这个世界的荒谬和堕落。“投身于奥兰城的斗争是其挽救自我、摆脱荒诞的方式。而这个方式唯一的名称就是行动”，他不在乎也不惧怕到这行动最终使他搭上性命。有天夜晚，他和里厄袒露心迹，自年少目睹父亲的审判而觉醒后开始参加革命，并坚持斗争。他直言：“人人身上都有鼠疫”，这鼠疫是人性的阴影，无法摆脱，而他“知道必须做该做的事，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再成为鼠疫患者……只有这样做才能减轻人们的痛苦，即使不能拯救他们，起码可以使他们尽量少受折磨，有时甚至会带给他们些许快乐”。他如西西弗一般，生命不息、斗争不止，也恰巧符合了加缪笔下的反抗者形象。

在文本中，叙述者指出，比起里厄或塔鲁，小公务员格朗更具有代表性，他就是个被妻子抛弃了的、每天像蝼蚁一般在政府大楼里、做着最底层工作的普通人，但他“真正代表了推动卫生防疫工作的这种笃定的美德”。因为上了年纪，只能在防疫组织的秘书处工作，对于这个机会，他向里厄医生表示出感谢，并表明既然闹了鼠疫就必须自卫。格朗身上流露出的平凡的闪光，“无论在本城还是其他地方，像他这样总有勇气保持美好情感的人，真可谓凤毛麟角。他流露出来的额少许内在的东西，就的确表明如今大家不敢承认的善意和忠诚”。

作为外乡人的记者朗贝尔是真正在鼠疫中从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得到精神上升华的人。由于采访来到奥兰城，面对鼠疫的突然爆发，朗贝尔一心只想回去与未婚妻团聚。因为作为异乡人。这座小城并未与他有过同呼吸共命运的交集和重叠，他不过是打别出来的一个过客，所谓的“命运共同体”于他来说只是个抽象的概念，当然不可能为之牺牲个人幸福。他先是找正规渠道希望可以获得通融，发现行不通后，联系上走私犯科塔尔，妄图非法出城。可是，当他临走前一天，得知里厄醫生默默忍受着与妻子离别的痛楚，却仍在坚持治病救人时，他顿悟了。他决定不走了，他说如果他走掉，他会感到羞耻，这会影响他对留在外边的那个人儿的爱情。在面临生死的时刻中，或许任何人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深刻的归属感，如朗贝尔一样。虽然萍水相逢但朗贝尔确信自己和奥兰城人之间有着无法割弃的紧密关联，

因为他就生存在他们之间，他意识到鼠疫跟城里的每个人都有关系，也只有大家的共同努力，才会战胜瘟疫。

加缪在《反抗者》中提到：即使“当我们看到自己视为对手的人们遭受到不公平时，也会产生反抗的情绪。这仅仅是由于有共同的命运。个人所捍卫的价值因而不仅属于他个人。这种价值是由所有的人所形成的。人在时由于想到了他人而超越了自己”。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和差异被共同的命运和价值所抹灭，剩下的只是由个人带动的整个集体的反抗、以及陀氏对于灵魂深处地质问“如果只是一个人得就有什么用呢！”，这深刻地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

四、历史的文本，文本的历史：《鼠疫》的现实意义

自瓦尔特·本雅明提出Flaneur（闲逛者，a male strollerof urban street-ODE Dictionary）以来，现代性即与流动性划上了等号，随着科技发展和消费文化的进一步渗透，更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孤独和流放感，铺天盖地的信息一股脑地袭来更让人迷茫地不知所措。加缪的《鼠疫》正是描绘出了这种流放与迷茫，也相应地给出了身处荒谬之中人们的应对方式，正验证了新历史主义的那句著名论断“历史的文本，文本的历史”。米兰·昆德拉将历史分为两类——人类的历史与小说的历史，他说：“如果前者不属于人，如果说它作为人在其中无任何把握的外来力量而君临于人，小说的历史则产生于人的自由，产生于他的完全个人的创造和他的选择。一种艺术的历史之意义与历史的意义是对立的”。作为现代小说家的加缪以其创作实践了这一判断，其作品展示出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反思与探询，具有莫大的现实意义——“奥兰城的‘病可以是地球的通病，今天也在时时上演”。

特别是在当下，类似于鼠疫的瘟疫在二十一世纪刚进入二十年代的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重演了。只不过这次发生的不是鼠疫，而是一种新发现的呼吸道传染病——新型冠状肺炎，简称“新冠”。它爆发于武汉，和鼠疫一样，爆发源头无法确认。在爆发初期，世界各国乃至中国武汉以外的其他地区都抱着“看客”心态各扫门前雪，直到病毒开始在别的省市扩散，人们开始意识到全世界人类是一个生死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在灾难和瘟疫面前，没有人能够幸免，只有团结一致、积极抗争才能战胜瘟疫。于是，各地运来的口罩、蔬菜开始驰援武汉、各省市派去自己的医疗专家和医护人员：日本寄来上面中文写着“山川异域、日月同天”的防护物资、法国寄来写着“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物资。不禁想起塔鲁的话“人人身上都潜伏者鼠疫”，正如约翰·多恩所言：“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不要问丧钟为谁而呜，丧钟是为你而鸣的”。

同时，对于英雄义举，加缪在文本中提到“过分抬高义举，最终会间接地大力颂扬罪恶。因为，这会让人猜想，义举十分罕见，才显得如此可贵，而邪恶与冷漠则是人的行为更常见的动力”。在这次抗击“新冠”的战疫中，涌现出许许多多西西弗式的反抗者，八十岁高龄的终南山院士、“吹哨人”李文亮和肖俊等等，众路媒体纷纷讴歌他们为英雄，其实他们不过是忠于岗位、诚实善良的普通人，我们需要记得他们，但不必神化他们，善良与正直不是稀缺品而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即蒙田说过：“我们踩在高跷上，那又有什么用呢？就是在高跷上，那还得用自己的双腿才能走路啊！即使是世界最高的宝座，那还得靠臀部去坐的。我以为，最美满的生活，就是符合一般常人范例的生活，井然有序，但不含奇迹，也不超越常规”。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英雄，更不是在大灾大难前把普通人变英雄的神话，而是需要每一个普通人的行动与努力，整个地球村的万物生灵是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是个共同体。

即使瘟疫通过抗争过去了，人类也不能放松警惕、放弃对生命的继续探索，因为“翻阅医书便可知道，鼠疫杆菌不会灭绝，也永远不会消亡，这种杆菌能在家具和内衣被褥中休眠几十年，在房间、地窖、箱子、手帕或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会等到那么一天，鼠疫再次唤醒鼠群，大批派往一座幸福的城市里死去，给人带去灾难和教训”。或许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需要将其他物种纳入进去，实现整个生态圈的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尽可能地避免瘟疫的再次爆发。

人类是地球上唯一能够创造文学的动物，如果创造文学是人类的一个重要特征，那么就应该仔细而又诚实地审视文学，发现它对人类行为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如果有的话，确定它对人类的福祉和生存起到何种作用。在荒诞的现实里，人人恐慌时刻担心着病毒对于自己生命的侵入。有些人在绝望中企求“末日狂欢”，有些人在闭锁在自己家中终日郁郁惶恐，有些人则投向了上帝，寄希望于上帝的拯救，也不乏认为鼠疫是上帝带给人类的礼物的人。而在加缪的文学世界中，奥兰人完成了由“个人主义”到“个人抗争”再到“集体抗争”的转变，人人投入到防疫工作中，最终鼠疫被战胜，小城重回往昔和谐的景象。加缪效力于为自己把世界塑造成一个和谐的形象，一种道德即生活的法则由此产生。那么他并不是为了自得其乐，而是为了寻找出路，为反抗、为爱。他呼吁只有积极反抗才能超越荒诞，摒弃个人主义才能免于流放，因为所有的河流终将相汇，人类处于命运的共同体中，若问丧钟为谁而鸣？为你、也为我而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