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婷婷

摘要：董必武与李汉俊在思想转变中，经历了从儒家思想转向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最后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历程。在探索方式上，李汉俊侧重理论，董必武从教育切入，他们都为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做出了突出贡献。作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形成发展具有普遍性，是时代影响与个体实践交互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董必武;李汉俊;思想转变;探索方式

从一大到十九大的九十多年，既是中国共产党道路选择的历程，也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积极探索的历程。考察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显然对于实现“中国梦”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董必武与李汉俊是中国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在探索中成为了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典型代表。本文将分析二人在马克思主义探索中的异同，考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形成与发展。

一、思想转变：儒家思想——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马克思主义

从思想转变历程看，董必武与李汉俊都经历了从儒家思想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再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二者均出生于清朝末年，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正值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期，其思想转变符合新思想的传播逻辑。同时，这也是他们积极汲取新思想，探寻救国救民道路的结果。

董必武与李汉俊都出生于传统知识分子家庭，他们的父亲均为秀才出身的塾师，另外，在他们最初成长中起到同样重要影响的亲人也是秀才出身。李汉俊的兄长李书城16岁便中了秀才，董必武的四叔是才名远扬的廪膳生员（秀才中的最高名目），董必武5岁已入学塾读书，18岁时中了秀才。因此，传统的儒家思想必然在早期对二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董必武从革命探索中走向马克思主义

董必武早期追随康梁，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湖北组织同盟会支部。赴东京私立日本大学留学时，他与张国恩谒见了孙中山，得到孙中山的鼓励，在加人中华革命党后，积极参加孙中山在日本组织的革命活动。后来，董必武与张国恩受孙中山派遣返鄂策动李愈友起事反袁，两次被捕后依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17年，董必武再赴日本，期间开始接触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1918年春，董必武在成都“得知俄国十月革命消息后，写信给在日本的友人，探寻情况，索取资料。”后来，董必武应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之邀担任司令部秘书，“共谋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斗争。”口l不久蔡济民遭到另一将领方化南的杀害，董必武等来到上海向孙中山申述蔡案，然而此时已孑然无助的孙中山先生除了表示同情和惋惜外，无能为力。

在追随孙中山的革命过程中，董必武逐渐认识到“孙的路子不对头，总是靠军阀。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把握不住，結果叫别人搞去了。”迷惘与困惑中的董必武开始探寻新的救国道路，可是“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年五四运动时，董必武从鄂西到上海。此时，李汉俊从日本毕业回来，住在董必武对面，在经常的谈论中，董必武“从李汉俊那里知道许多俄国的消息”，开始“看《资本论入门》和考茨基的书。”此后，董必武“就想法了解俄国革命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并且“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

（二）李汉俊从理论探索中走向马克思主义

1904年，12岁的李汉俊在兄长李书城之友吴禄贞的资助下东渡扶桑，李书城当时在日本已经“拜访了孙中山，结交了黄兴，开始投身革命，他和友人组织湖北同乡会，创办了《湖北学生界》（后易名《汉声》），宣传反清、爱国的民族思想。”正处于少年时期的李汉俊与李书城同住一处，在耳濡目染中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熏陶。在与另外两位好友的交往中，李汉俊也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冲击，一位是深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并且后来成为孙中山追随者的戴季陶，另一位是与中国同盟会接触频繁的沈玄庐。

李汉俊在日本留学的后期正值日本社会激烈动荡的大正时期，随着社会主义风起云涌，社会主义在日本得到了迅速传播。当时，李汉俊结识了堺利彦、高滓正道和宫崎滔天等日本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的进步人士，尤其与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交往甚密，结下了师生之谊。最终，李汉俊放弃了挚爱的数学，转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并成为了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探索者。

从革命探索中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董必武与从理论探索中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李汉俊代表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两种典型形成路径，他们在时代背景的影响下，又显示出思想转变历程的同质性，即“儒家思想——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演变逻辑。

二、殊途同归：理论宣传与教育救国

经过曲折的探寻，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之路后，董必武与李汉俊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都清醒地认识到“新思想是经济变革底反照，而这经济的变革又是社会全体进步底表现的缘故。所以新思想是人类进步的重要要素，又是物质的生产力底变化所依以传到社会组织唯一媒介”。因此，当务之急是“把主张、思想告诉人家”，通过“能唤醒群众、接近群众的方法”传播马克思主义。

1919年8月，董必武与张国恩等在“商谈中得出一个结论，他们一致认为目前能够作的是办报纸和办学校两件事。”旧“董、张于秋末回武汉着手筹备报社”，拟定报名为《江汉日报》，后因筹款困难，这一计划最终搁浅。“报未办成，他们提议办学校的事却有人共鸣”。他们先后联络了几位响应者，学校的开办经费由创办人共同募集，无奈之下的董必武甚至将身上的皮袍当了才凑够了份额。在共同的努力下，他们逐步解决了经费、教员、立案等一系列问题。1920年3月，位于湖北省教育会旧址西北角几问房子里的私立武汉中学正式开学。开学后，为了更好地在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董必武和陈潭秋编写了《政治问答》，并组织了具有参与校务领导权利的学生会，指导学生会创办了《武汉中学周刊》，鼓励学生发表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另一方面，在他们的倡议下，武汉中学开设了宣传革命思想的社会主义课程，他们还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先进书刊，作为向师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教材。此外，董必武先后邀请李汉俊、恽代英、刘子通、黄复生等先进知识分子到武汉中学讲课。武汉中学不仅发展成为湖北教育改革的先驱，还逐步发展“成为武汉地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进行革命活动的基地之一”。

为了进一步推动教育救国，促进群众觉醒，董必武将教育对象扩展到工农，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到了工农中间。董必武与张国恩、陈潭秋等创办了新教育社，发起组织了湖北职业教育研究社和湖北平民教育促进会，并出版了具有新教育思想的刊物《新教育》。董必武一方面积极在《新教育》上发表具有影响力的文章，一方面利用那些组织推进平民教育，他积极发动武汉中学及其他学校具有先进思想的师生，创办了劳工学校、武昌女子学校补习学校、识字班、平民学校，同时还号召学生利用寒暑假返乡的机会，在家乡创办农民夜校或平民学校。这些教育活动深受工人与农民的欢迎，在提高无产阶级知识水平的同时，促进了无产阶级的思想解放，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四运动后，《新青年》、《星期评论》、《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建设》，以及后来的《劳动界》和《共产党》月刊等先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李汉俊或者是刊物的主编，或者是主要撰稿人，与这些先进报刊杂志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李立三后来曾指出，在五四时期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封建势力的刊物中间，“最占势力的是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星期评论》创刊时还是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随着李汉俊逐渐成为其“思想领导中心”，该刊物最终成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其销量从最初的1000多份一度上升到十几万份。《星期评论》团结了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其周围，并且推动了很多人的思想演变，像恽代英、俞秀松、施存统、杨之华等革命者在其文章、回忆录、书信中都忠实地记录着。1946年夏，周恩来在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的采访（见《嘹望》周刊，1984年第2期）时也曾谈到，《星期评论》、《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对他的思想都有深刻影响。此外，该社曾接待过诸多日本社会主义者以及朝鲜早期共产主义者，发展成为了国内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沟通的重要渠道。

《星期评论》从创刊到被迫停刊的短短一年时间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就有50多篇，而李汉俊发表的关于新思想的文章就有将近40篇。他在《新青年》、《共产党》等先进刊物上发表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章或译文也有60多篇。李汉俊通晓日、英、法、德四国语言，翻译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主要内容、第一国际宣言、第二国际布鲁塞尔大会决议、第三国际筹备宣言、萧伯纳赞美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与劳动党》的演讲等大量重要马克思主义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关键人物。

三、筹建组织：群英结党救中华

董必武与李汉俊在实践与理论的探索中，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增进了对工人阶级的了解，马克思主义通过先进知识分子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为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成立共产主义组织也成为救国救民道路的必然选择。

1919年5月，李汉俊翻译了日本著名社会主义研究者山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他在后记中写到“我们中国怎么样？——中国决不在世界外，也不能在世界外。”还谈到，“人家叫我做民党叫革命党，我应该在这一点有切实的打算”。可见，李汉俊在那时已经有了筹建无产阶级政党的想法。

1920年2月，陈独秀来到上海，在多次与李汉俊等人的交谈中，“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上海，与李汉俊、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多次商谈，“一些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在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5月，李汉俊作为主要发起人，参与发起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积极分子会议。这次会议为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李汉俊在会议上表示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成立。上海早期党组织逐渐发展成为推动全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中心，当时，李汉俊“在党内地位仅次于陈独秀”，主要负责湖北早期党组织的筹建。同年8月，董必武接到李汉俊的来信，“信中告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情况，并约董必武和张国恩在武汉成立共产主义组织。”董必武复信表示赞同，并应约建党。“后来，李汉俊又亲自来到武汉，找董必武谈，要建立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随即秘密联络陈潭秋商谈建党的问题。这时，刘伯垂受到陈独秀的委派来到武汉协助董必武筹建党的组织。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同刘伯垂就建党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后，又发展了包惠僧、赵子健、郑凯卿。1920年8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张国恩寓所正式宣告成立。

为了团结教育进步青年，李汉俊参与发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第一个青年团建于上海，其原则是准备社会革命。不久，董必武与陈潭秋率先在武汉中学建立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作为党组织的预备学校。1920年9月，李汉俊又参与创办了党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并担任法语教员。与此同时，李汉俊为了协助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开展工作，介绍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助手马迈耶夫夫妇两次来到武汉，他们住在董必武、张国恩寓所，与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等进行广泛交谈，了解武汉党组织的筹建情况，并介绍俄国革命的情况和经验。1920年11月，董必武“和张国恩、李书渠等研究，正式成立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确定‘团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一。在成立会议上，董必武发表了长篇讲话，激励青年“不要把我们看得分文不值”，“要投身到正在酝酿之中的新的运动中去”。1920年冬，董必武“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方面作为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的公开活动阵地，另一方面吸收先进的知识分子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发展党的成员准备后备军。”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孙中山之邀，去广东担任教育厅长，由李汉俊代理书记，并主编《新青年》”。不久，为了推动工人运動的发展、培训和选派人员赴俄留学，李汉俊所主持的上海早期党组织便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1921年1月，董必武与李书渠等创立《武汉星期评论》，李汉俊是主要作者之一，董必武也发表了多篇短评。《武汉星期评论》逐渐发展成为武汉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之一。1921年初，在维经斯基返俄后，上海早期党组织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随即因经费短缺而陷入困境。李汉俊经常熬夜撰稿以卖稿筹款，甚至为了筹集经费当掉亡妻首饰。1921年3月，李汉俊所主持的党组织在困境中仍推动了上海法商电车工人大罢工，他一方面派党员团员前去主持工作，一方面撰文支持并称赞工人的“齐心的团结力”。

1921年6月3日，国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抵沪，与李汉俊和李达取得联系，经过深入考察与了解，马林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提出尽快召开中共“一大”的建议。李汉俊与李达商议后又致信陈独秀与李大钊，最终确定了关于召开中共一大的各项事务。随后，李汉俊与李达便发函通知各共产主义小组分别派两名代表抵沪参加党的成立大会。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李汉俊的寓所召开。董必武与陈潭秋作为武汉代表，李汉俊与李达作为上海代表参加。会上，董必武与李汉俊受大会委托，共同向共产国际起草了一个“中国情形的报告”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把这种状况的调查研究结果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所阐发的理论基础上，极力主张进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后一部分列举了北方政府和南方政府的罪恶”。会议中途遭到巡捕搜查，李汉俊为了掩护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留下周旋，董必武与其他代表则乘船前往嘉兴，继续开会。

董必武在“一大”结束后返鄂，与陈潭秋一起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并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与探索。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后，由于与中央意见产生分歧，李汉俊于1924年脱离党组织，但他依然坚信马克思主义，“以社会主义者自居”，致力于工农和民族解放，“他常对人说：我不能做一个共产党员，能做一个共产主义者，亦属心安理得”。

综上所述，以董必武与李汉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早期探索者在思想转变过程中体现出同质性，在实践探索中也体现出目标的一致性与方式的多样性，这是历史条件影响与个人实践交互作用的结果，他们都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探索做出了突出贡献，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发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革命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