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泽江 张焰翔 潘昌健

摘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推進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突破口。本研究运用DEA绩效评价方法，分析宜都市等7个试点市（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投入产出效率。结果表明，加快推进培育扶持力度，完善资源结构配置，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等，已成为当前中国农民培育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新型职业农民;农民培育;DEA绩效评价

中图分类号：G725;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20）19-0174-04

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is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 of promoting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small farm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In this study， DEA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put-output efficiency of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cultivation in seven pilot cities （counties） such as Yidu city. It has become the main direction of the policy reform and improvement of farmer cultivation policy in China to accelerate the cultivation support， improve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 structure， and enhance the abilit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farmer cultivation; DEA performance evaluation

近年来，中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然而，培育成效却不理想，总体呈现高投入低效率、政府顶层设计与农民实际需求不匹配[1]、有效供需双重不足的态势[2]。科学评价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效率，是有效整合资源、破解培育难题的必然选择。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评价模型，即数据包络分析法，主要用于评价多项相同投入和产出指标下的决策单元（DMU）是否达到相对有效的一种数量分析方法。对于相对无效的决策单元，DEA模型能够结合具体数据给出非有效的原因及改进建议，适用于社会、经济和管理各领域的绩效评价。本研究以湖北省宜都市、山西省永和县、青海省大通县、重庆市武隆县、海南省定安县、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及浙江省宁海县7个试点市（县）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为研究对象，运用DEA评价方法，探讨不同培育模式下的产出效率，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一揽子针对性、操作性强的培育优化方案，以期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参考。

1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绩效评价

1.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指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工作是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构建一套完善的教育培训、认定管理、政策扶持和农业保障在内的培育制度体系，是提升农民培育效率、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驱动力。因而，本研究在实地调研、文献梳理、满足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内在逻辑的基础上，选取教育培训综合指标、跟踪认定综合指标、政策扶持综合指标及农业保障综合指标作为投入指标，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作为产出指标，具体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1.2 评价模型的构建及求解

设有[n]个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市（县）（j=1，2，3，…，n），每个试点市（县）有m种相同类型的投入及s种相同类型的产出。具体模型如下：

模型（1）为每个试点市（县）的效率评价指数，模型（2）为第[j0]个试点市（县）的绩效评价模型，模型（3）是模型（2）的对偶模型。

1.3 实证分析

1.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选取湖北省宜都市、山西省永和县、青海省大通县、重庆市武隆县、海南省定安县、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和浙江省宁海县7个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市（县）作为研究样本展开实地调研，与当地农业农村局、政府相关涉农机构、培训组织机构等相关负责人进行深度访谈，对7个市（县）参加过培训的新型职业农民发放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758份。

1.3.2 指标值计算及模型求解

1）量化各投入、产出综合指标。投入指标用新型职业农民对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师资力量、认定标准、跟踪服务、动态管理、土地流转、生产扶持、金融信贷、农业保险和社会保障11个因素的满意度衡量;产出指标采用2018年较上一年的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及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衡量。

2）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11个量化投入指标和2个产出指标进行相关系数检验，Pearson系数值为正，则表明各变量相关程度较大。

3）确定指标权重。对各投入量化指标赋予权重，如表2所示，不同量化指标对综合指标值的影响有所差异。其中，师资力量（0.556 93）、跟踪服务（0.571 43）、土地流转（0.542 86）、农业保险（0.417 82）分别对教育培训综合指标、跟踪认定综合指标、政策扶持综合指标及农业保障综合指标的影响最大。

4）计算综合指標值。根据各指标所占权重，计算7个市（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综合指标值（表3）。由表3可知，7个市（县）的各项综合指标值差异不大，其中，宜都市和宁海县的政策扶持综合指标值较大，分别为2.10和1.89;永和县的跟踪认定综合指标值最大，为1.83;大通县、定安县和桂平市的教育培训综合指标值较大，分别为1.99、2.03、1.90;武隆县的农业保障综合指标值最大，为2.04。

1.3.3 有效性分析 将决策单元各项综合指标值数据带入DEA模型计算，利用数据包络分析软件求解，得到各试点市（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相对绩效排名，具体结果见表4。其中，相对效率值等于1时，为DEA有效，反之，为非DEA有效。

1）总体有效性分析。由表4可见，永和县是达到DEA有效的决策单元，既满足产出的最大效益又实现规模生产，完成投入与产出的最佳配比，表明永和县努力关注投入的落实效率及各投入之间的协调整合。其他6个地区的投入产出未实现DEA有效，表明这6个试点市（县）在培育过程中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水平落后、资源配置能力较弱及资源利用不充分等问题。

2）规模收益分析。永和县的规模收益不变，产量增加率与投入要素增加比率相同，实现了投入与产出的最佳配比;宜都市、武隆县、定安县、桂平市和宁海县处于规模收益递增状态;大通县是处于规模收益递减状态的试点县，产量增加率小于其投入要素增加率。

1.4 绩效评价

1）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结构配置不合理。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践中，存在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及资源浪费的现象，各地区不能合理利用内部资源，资源结构配置相对较差。大部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市（县）没有完成投入与产出效率的最佳配比，无法实现固定规模收益。

2）技术水平相对落后。部分市（县）在技术培训、掌握与运用上均存在问题，导致农民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产出效率低下。

3）政策体系不完善。一是政府扶持及补助政策落实不到位，农民资金筹集渠道少而窄，无法解决农业发展的资金短缺问题;二是培育后续跟踪服务欠缺实效性，跟踪管理存在滞后性、针对性较弱等问题，参培农民满意度低;三是金融保险门槛过高、制度体系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民培育的长远发展[3]。

2 对策建议

2.1 优化培育结构，实现规模经济

一是各培育市（县）应结合本地区实际发展状况，去除冗杂资源投入，增加必要生产要素，从整体上把握培育效率;二是合理优化投资结构，对有投资小、规模不足等问题的培育市（县），应把握时机，借助政府的扶持政策，着眼于长期发展，实现农业产业化升级;对处于规模递减阶段的培育市（县），应紧随现代农业发展步伐，有效整合投资项目，优化投资结构，减少对高投入、低回报项目的扶持，充分实现规模收益。

2.2 注重技术培养，提升创新意识

在培育过程中，各级政府应重视科学技术的投入，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水平，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同时，政府应注重“谁能成为新型职业农民”这个问题，寻找合适的现代农业接班人，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加入现代农业建设，大幅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及收益[4];此外，加强新型职业农民的创新意识，注重提升农民的创新能力，确保农民培育的实际效率，更好地统筹协调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发展。

2.3 完善政策制度，增强农民信心

各级政府应有针对性地扩大农民培训投入及补贴力度，特别是在技术开发方面，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完善培育动态管理机制，实现认定标准等级化管理。明确界定、区分“新农”与“普农”，根据实际需要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专门的福利待遇[5]。建立专门的跟踪服务系统，定期对学员进行“线上+线下”回访调查，针对调查所呈现的实际问题尽快给予解决;鼓励多元化社会力量加入，针对不同区域农业生产要素禀赋及农业发展状况，开发多元化农业风险补贴，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强化农村保险制度创新，提升保险赔偿标准，降低新型职业农民的生产经营风险。

参考文献：

[1] 张雪梅.浅析农民培训中的“需求”与“错位”[J].农村经济，2008（3）：109-112.

[2] 陈定洋.新型农民培训中“供需双重不足”现象分析[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7）：694-699.

[3] 潘泽江，黄 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选择与培育——以湖南永州市为例[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9（4）：132-137.

[4] 徐 辉，许 泱，李 红，等.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影响因素及其精准培育研究——基于7省21县（市、区）63乡（镇）的调研数据[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8（3）：86-94.

[5] 辜胜阻，吴华君，曹冬梅.新人口红利与职业教育转型[J].财政研究，2017（9）：4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