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坦

1998年，在海底沉寂了千年之久的沉船“黑石号”被发现，打捞上来的器物数量众多、种类丰富，是目前为止海外发现的最大一批唐代文物。

1998年4月，一部名为《泰坦尼克号》的电影上映。该影片中那段刻骨铭心的凄美爱情，几乎感动了全世界。随着电影的风靡，“泰坦尼克号”这艘沉没了近百年的豪华邮轮，再次成为舆论

热点。

就在电影上映的几个月之后，另一艘千年沉船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与“泰坦尼克号”不同的是，这艘古船最吸引人的是它滿载的数万件精美文物。被发现时它已经在海底沉睡了1200年，它就是“黑石号”。

这艘大船当年究竟装载了什么样的珍贵宝物？它从哪里起航，又要驶向何方？船只是哪里建造、如何航行的？1000多年前的中外贸易又是怎样一番盛景呢？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

1200年前，一艘由阿拉伯地区制造的商船由西亚的波斯湾沿岸出发，穿越阿拉伯海，途经印度，驶经孟加拉湾，路过东南亚，最终进入南海，再一路北上，沿着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航线，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这艘传奇商船的航线串联起了西亚、南亚、东南亚与东亚，证实了当时的亚洲各地广泛存在的繁荣的国际贸易。

这艘古沉船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这还要从一个略显血腥的传说故事讲起。

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岛之间，有一个美丽的海岛，名叫勿里洞岛。在印尼语中“勿里洞”有海螺的意思，所以这个岛也叫海螺之岛。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岛上有个渔夫出海打鱼，结果鱼没打到，却带回了满满一船奇珍异宝。一个古董贩子闻讯而来，爽快地买下了全部宝贝，他承诺给渔夫一大笔钱，希望渔夫能带他去发现宝物的地方。

渔夫带着古董贩子找到了满载瓷器和宝物的古代沉船之后，古董贩子见财起意想要把这块宝地据为己有，便将渔夫残忍地杀害。不久之后，古董贩子找到宝藏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伙强盗便在一天夜里找上门来，古董贩子一家就这样死于非命。有人说这是报应，也有人说这是古沉船的诅咒，发现了宝藏的人都会死于非命。

古董贩子死后，宝藏的所在也再也无人知晓，但是关于勿里洞岛沉船的传说却越来越神秘、越来越离奇。很快，一股“探宝热”迅速兴起，小小的海岛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探险家。

1996年，一个名叫沃特法的德国水泥厂老板知道了这个传说。他趁着休假的工夫，带着工人和各种专业的设备，全副武装地向勿里洞岛进发了。没想到一年后，沃特法真的在爪哇海岸旁有了第一批收获——他打捞起了一艘10世纪的中国沉船，捞获了一大批北宋时期的中国瓷器和印尼黄金。紧接着，在1998年上半年，他又在这一海域打捞起另一艘15世纪中国沉船，收获了大批明代瓷器。

接二连三的收获，大大刺激了沃特法，他不仅对探宝更加痴迷，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继续加紧探索，几个月后，也就是1998年9月，有渔民在勿里洞岛西面的海域发现了瓷器，这一消息让沃特法的精神为之一振，他立刻驾船来到了勿里洞岛外海。果然，就在渔民们所指示的地带，沃特法在17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一艘古沉船的残骸。

这艘船的发现与出水文物，正是上海博物馆“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的主题内容。岁月仿佛在这艘沉船上凝固了，丰富的大唐珍宝向世人全方位展现了9世纪的唐代社会与手工业发展情况——货物的产地遍布了中国南北，有河北产的邢窑瓷器、河南产的巩义窑瓷、湖南产的长沙窑瓷器、江苏产的扬州铜镜和金银器、浙江产的越窑瓷器、广东产的瓷器和八角香

料等。

在新世纪里，这艘船再一次将东亚、东南亚和西亚连接了起来。从1998年沉船在印尼海域被发现，到2005年沉船出水文物入藏新加坡;从2010年阿曼模仿“黑石号”制造的“马斯喀特之珠号”驶抵并正式赠送给新加坡，再到2020年“黑石号”出水的168件/组文物现身上海博物馆，历史仿佛从未走远。

盛唐余音仍在

2020年9月15日，上海博物馆与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免费对外开放，展览将持续至2021年1月10日。展览名称中的“宝历”，取自“黑石号”沉船出水的一件长沙窑青釉褐彩纪年碗外壁的一行阴刻文字“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宝历，是唐敬宗李湛的年号。宝历二年，即公元826年。由于外销瓷一般会在制作出来后尽快出售，因而船上货物的制作大致就在宝历前后。

宝历年间，距离那场让大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已经过去了整整70年，大唐也在这段时间里经过了7代帝王的先后统治。唐敬宗在位前后，更曾涌现出过3位历史上的著名帝王，大唐往日的荣光仿佛依稀重现——李湛的爷爷唐宪宗李纯，缔造了“元和中兴”，被时人盛誉为“古中兴之君，莫有及者”;李湛的弟弟唐武宗李炎，网罗贤士、善于纳谏，开创了“会昌中兴”的局面;李湛的叔叔唐宣宗李忱，更是人称“小太宗”，他统治时期呈现出的“大中之治”，直至唐亡仍被百姓念念不忘。

宝历年间，还活跃着不少震烁古今的风流人物：政坛上有一代名相裴度等人;文坛上有正值壮年的白居易、元稹、刘禹锡、贾岛、李绅、张籍等文学巨擘，以及年轻有为的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文人骚客;书坛上则有与颜真卿并称“颜筋柳骨”的书法大家柳公权。

唐代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不仅是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昌明、繁荣与强盛，更是它在文化上的自信与多元。而大唐这种对待外来文明的开放与包容，在“宝历风物”展览的文物中也可略见一斑。

“宝历风物”展览的第一部分“黑石号出水的陶瓷器”，虽然列举了众多窑口的出土瓷器，但其装饰风格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代表了中国传统的单色釉审美的瓷器，包括了邢窑、越窑、广东窑和部分巩义窑瓷器。这些窑口生产的瓷器不加彩绘、偶见刻划装饰、往往仅凭釉色取胜，其中最著名、生产器物品质最高的无疑是陆羽在《茶经》中曾专程提到的“类冰类玉”的越窑、与“类银类雪”的邢窑，这两个窑口共同塑造了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在“宝历风物”展览中，同属青瓷的越窑、广东窑“比肩而立”，同属白瓷的邢窑、巩义窑也是“比邻而居”，让人能够轻易发现不同窑口产品在釉色和器型上的差异。

展览中的另一类瓷器则是充满异域风格的外销瓷器，包括了长沙窑、巩义窑青花和白釉绿彩器。无论是长沙窑碗内壁的摩羯、胡人等彩绘纹样，还是长沙窑执壶外壁的联珠纹彩绘及狮子、椰枣、胡人伎乐等模印贴花纹样，亦或是巩义窑青花和白釉绿彩器上的菱形花叶纹样，都具有浓厚的西亚、中亚地区风格。而鲜艳夺目的长沙窑红绿褐色彩绘、青花的蓝白配色、白釉绿彩器的白绿配色，更是中东地区所喜闻乐见的。在“宝历风物”展览中，这3个窑口的瓷器恰在第一部分的首尾两端集体陈列，让人能够瞬间感知到外销瓷在装饰风格上的奔放与中国传统瓷器的内敛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情趣却同属一个时代，无疑是大唐对不同文化兼收并蓄的最好注解。

由于“黑石号”上的货物几乎都是中国出产的，因此上海博物馆为它的第一次“故乡之旅”找来了不少“兄弟姐妹”。上海博物馆结合自身馆藏，同时向国内9家博物馆或机构借展，几乎为每一件“黑石号”出水的文物都找到了同类对比物，大大丰富了人们对9世纪唐代社会生活与海上贸易的全面认识。

“宝历风物”展览不仅荟萃了巩义窑唐青花、长沙窑外销瓷等瓷器，还云集了何家村窖藏、扬州和青龙镇等地考古出土的器物。在展览的第二部分“黑石号出水的其它器物”中，不能错过的便是“黑石号”沉船、陕西何家村窖藏、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出土的3件人物纹八棱金杯的“世纪会首”。

带有环形把的八棱杯的独特造型、八面上装饰的伎乐胡人乃至金杯通体装点的联珠纹，都是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的典型做法。这一器物在沉船上的出现颇为

意外。

中國早期金银器主要以饰品形式呈现，少见器皿。出土的金银器皿在制作工艺上与铜器同用铸造法，比如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盏，并未凸显其材质特性与艺术特征。考古发现，汉代时期已经有西方金银器输入中国，但仅是作为皇室奢侈品，未对本土技术发展及审美产生影响。直到唐以前，中国金银器皿工艺虽有进步，但与同时期的中亚、西亚比较仍逊色很多。

北朝至唐初以来，国风开放，东西互通愈加深入频繁，无论使节前来还是商贸交易，都将大量的外来物品以及技术带入中国。金银器皿除实用、审美外还能作为通货物，于是在此时突然大为兴盛。在唐初出现的一批金银器皿具有浓厚的外来文化色彩，不得不让人把目光转向域外。唐代诗人皮日休曾赋诗曰：“邢人与越人，皆能制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可见唐代本土瓷器的器型是以造型圆润丰腴、胎体轻薄为特色的，而从出土品来看，这些带有异域风格的瓷器造型也深受唐人喜爱，足见当时风气之开放。

另外，在“宝历风物”展览的“绿釉和白釉绿彩器”单元中，还可以在几件碗内底与罐外壁看到不同于后世的、唐代特有的团龙与走龙造型。这些龙的形象威武雄壮、雍容华贵，其张开的龙嘴、蹬踏的龙爪更是孔武有力，给人一种不怒自威感。瓷器上龙的造型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唐代蓬勃昂扬的气度。而几件白釉绿彩贴塑鱼纹吸杯，更是彰显了唐人的烂漫巧思。贴在吸杯边上弯曲圆管竟是中空的吸管，其底部会连通到吸杯中央小鱼下面的一个隐蔽开口，从而吸到杯中饮料。除了小鱼，“黑石号”出水的吸杯里还贴塑有鸭、龟等水生动物。想象一下，随着杯中的饮品缓慢饮完，下面的小动物便会从水里渐渐地露出来，多么有趣的场景！唐代吸杯的新颖创意与精巧构造，在今天仍会使人由衷

赞叹。

文物背后的考古学伦理

大众对“黑石号”沉船比较感兴趣的，可能是这艘9世纪阿拉伯沉船本身的故事——这艘船的船板全部用椰棕绳捆扎、船体仅仅由肋骨支撑等特殊的制造方式，及其出发地、目的地、途经国家、停靠港口等航行路线。而专家学者对“黑石号”沉船比较关切的，则是这批文物背后的考古学伦理。

“宝历风物”展览对这两个问题都进行了解答。正对展厅入口处的影视厅内循环播放着“黑石号是一艘怎样的船”“黑石号的航行路线”“航线的两端：9世纪上半叶的两大帝国”“黑石号与唐朝中晚期的陶瓷贸易”等主题的科普宣传片，对“黑石号”沉船本身的情况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均做了简介;影视厅右侧的“黑石号”复原模型、左侧的“8-10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更进一步对船体结构及其航行路线进行了阐释。

另一方面，展览也没有刻意回避关于“黑石号”商业打捞的学术争议，而是呼吁公众思考、认清这个问题，并进一步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明确指出：“黑石号沉船的打捞出水及货品分配，并不符合国际文物保护的基本准则。通过黑石号沉船这一个案，我们也希望进一步树立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形成广泛共识，反对一切对文化遗产进行非科学操作和商业性打捞的行为，加强文化遗产

保护。”

但在“宝历风物”展览的架构中，对以上话题其实着墨不多，也没有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整个展览的布局正如其名称，将主要篇幅留给了“物”。毕竟，“黑石号”沉船出水文物是目前海外发现最大体量、最精美的唐代文物收藏，而本次展览是这批收藏在中国的首次大规模公开亮相。

蕴含深意的展览细节

在“宝历风物”展览中，有两排展柜的布置细节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沙窑”单元的右侧第一排展柜中，右侧“黑石号”出水的两件长沙窑酱釉龙形提梁水注旁，并排放置了一件型制相同、釉色略有不同的扬州出土青釉褐彩伏螭水注;而左侧的“黑石号”出水长沙窑酱釉灯盏旁，则并排放置了一件型制相同、釉色一致的广州出土长沙窑酱釉灯盏。这同一展柜中借展而来的两件器物，对应的正是学界对于“黑石号”返航出发地的两种见解。

有一种看法认为，“黑石号”上出水的几乎所有器物都能在扬州找到同类出土品，故其启航港应为扬州，此处展出的扬州出土水注即为此说佐证。另有一种看法认为，“黑石号”不可能在装载了满船器物后，再到广州二次装运，将长沙窑碗重新放入广东窑大罐中，故其启航港应为广州，大批货物是被其它船只运到广州后统一装船出发的。其实，这一说法最大的反驳声音正是广州极少见到长沙窑瓷器出土，而此处展出的广州出土长沙窑灯盏即为此说增添了例证。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考古只能凭借蛛丝马迹无尽接近历史，却永远无法准确还原历史。多种答案都展现在了展览的细节当中，给大家留下了充分的思考空间。

在“巩义窑”单元的中央展柜中，放置的是“黑石号”出水的、最为著名的2件唐青花花卉纹盘，而在其左右两侧则分别放置了扬州出土的1件青花花卉纹盘和若干青花瓷片，以及巩义窑址出土的若干青花瓷片和2件完整的巩义窑白釉器物。放置扬州出土青花瓷器的意图正如上文所述，是为了证明扬州乃是“黑石号”出发港的这一学界观点;而放置巩义窑址出土青花瓷器的意图，则是为了告诉大家这个一度悬而未决的学术难题——唐青花的产地问题，而随着近年来考古发掘的深入，也已经有了更为明确的答案，即生产唐青花的主要窑场应当位于巩义一带。

另外，“黑石号出水的其它器物”部分的右侧的第一排展柜也凭借其精巧的构思颇让人回味无穷。

展柜正中高悬的是那面久负盛名、印证了史籍记载的扬州江心镜。“皎皎青铜镜，斑斑白丝鬓。”在我国古代，铜镜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具。在传说中，有一种铜镜却可以“呼风唤雨”，它就是江心镜。

在“黑石号”打捞上來的29面铜镜中，一面造型奇特的铜镜引起了专家的注意。这面铜镜为圆形，纽座外围以四灵兽为纹饰，它们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而外周用楷书雕刻24字，内容是：“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于扬州，扬子江心百炼造成。”根据镜背的文字记载，专家们确定这块铜镜就是江心镜。

在唐朝时期，扬州是最大的铜镜生产基地，专门供皇家使用的贡镜就是在这里被制造出来的，而“江心镜”就是贡镜。

《太平广记》记载：“唐天宝三载，五月十五日，扬州进江心镜一面……玄宗而异之。”江心镜究竟有什么魅力，能被唐玄宗喜欢呢？李太守向唐玄宗献江心镜时，为唐玄宗讲述了江心镜背后的故事。江心镜是吕晖受到鹤发童颜的老人和少年的指点制作而成，这块铜镜的制作地点不在作坊，而在一条大船上。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刚开始制作时天气晴朗，但在浇铸的过程中，江水却掀起30尺巨浪，还传来龙吟声，方圆百里的百姓都清楚地听到。

古人讲究阴阳五行的平衡，所以江心镜对制造条件的要求也极为苛刻。首先要用最好的材料和最好的工匠自然不必多说，其次就必须在每年农历五月五日初五的午时燃火铸造，因为此时阳气极盛，用至阳之火以克金;另外，为了达到阴阳平衡，还需要在至阴之地铸镜，而水主阴，因此扬子江的江心就成最理想的至阴之地;另外铜为金，江为水，船为木，炉为火，模为土，正好符合阴阳五行的平衡。因此，在这样环境下铸造的铜镜具有神力，普天之下除了皇帝再也没有第二个人

能用。

天宝八年，秦中连续数月不下雨，庄稼干旱极为严重。唐玄宗得知消息，决定为百姓求雨，但求雨过后，天气依旧十分晴朗。此时高僧告诉唐玄宗，他使用的求雨器具中没有真龙。唐玄宗立即想到被放在宝库中的江心镜，当这块铜镜被拿出放在求雨台前，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原本晴朗的天气乌云密布，大雨从天而降，连续下了7天。正因如此，在史书中才会出现江心镜的传奇记载。

长久以来，上海博物馆以凝练隽永的展览语言以及典雅细致的展陈手段为人称道。在江心镜左右两边分别摆放了1件錾刻花纹金手镯与1件鸳鸯纹花瓣形银盒。铜镜可以用来照人，手镯无疑是装饰品，而银盒在古代大多是盛装胭脂、水粉、头油等化妆品的，这一组器物共同出现，不禁使人眼前浮现出了一位唐代仕女正在对镜梳妆的曼妙画面。

“黑石号”的发现揭开了一个尘封千载的盛世。透过这些文物，我们仿佛看到9世纪繁忙商路上一个剪影，那釉下彩绘的卷发女郎、模印贴花的骑士、胡人吹笛形象，是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的最佳见证，也让“中国制造”享誉世界。                                       （责编：马南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