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宋代墓志出土渐盛，范围以浙、赣等地为主。目前，学术界对于宋代墓志的研究主要涉及考古、阶层生活、社会评价、妇女婚姻、家族观念等方面，较少从宋代墓志书风的取法问题方面进行系统论述。由于近年江西境内出土宋志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且保存完好，故以江西出土宋代墓志为例，来进一步挖掘宋代书法在墓志领域书风取法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承继汉隶古拙之遗风;二是汲取北碑险峻、庄茂的金石气;三是取法以“二王”一脉为代表的帖学遗韵;四是受唐代独尊“尚法”观念的广泛影响。

[关键词]江西;宋代墓志;书风;取法

[基金项目]2018年度江西省文化艺术规划项目“江西出土北宋墓志研究”（K7000176）;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江西出土宋代墓志研究”（19BF079）。

[作者简介]王德宝（1985-），男，上饶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讲师（上饶334001）。

自商、周以来于金石上刊刻文字之风代代相传，盛衰交替，以便信息的保存与传递。东汉时期，由于崇尚厚葬风气遂刻碑颂德日盛，甚至要为此而散尽家财，直至汉末曹操下禁碑令，以去奢靡之风。随后的数百年碑刻数量虽然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控制，但安葬习俗很难改变，因此出现了将刊刻石碑规模缩小，同墓主一同埋人墓穴内的应对之策，以代替此前墓碑的作用，后世称之为“墓志”。从近年江西出土宋志的规模、完整度等方面可以看出，墓志发展到宋代达到又一座高峰，其书风多样性也是值得学界深入研究的方向。

墓志白汉魏以来沿袭至明清之际，其间发展兴衰交替。墓志发展至宋代呈现出形制各异、取法多样的局面。刘琳、曾枣庄等编纂的《全宋文》收录传世文献中的墓志碑铭，还有《名臣碑传琬琰集》《宋代石刻文献全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江西出土墓志选编》等文献中收录了大量江西出土宋代墓志。从取法上来看，江西宋代墓志书风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一）取法汉隶浑厚朴茂、古拙静穆书风;（二）取法北碑奇逸俊美、庄茂圆静书风;（三）取法“二王”帖学一脉飘逸灵动、洒脱自如书风;（四）取法唐楷雍容典雅、庄严肃穆的“尚法”书风。

一、取法汉隶浑厚朴茂、古拙静穆之风

墓志是被放在墓室内并刻有文字的石刻，最早始于秦汉。有实物可证，如《秦刑徒砖》《秦代劳役墓瓦志》《东汉刑徒砖志》《张伯升柩铭》《高彦墓砖》《向寿墓砖》《孙仲隐墓志》等，主要内容是记录墓主人的生卒年月、生平事迹、社会价值以及对墓主人的哀悼之情。通常在丧葬过程中墓志是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能够体现出墓主人的身份、社会地位等，也是较为庄严肃穆的一个部分，因此在志石上刊刻文字大多选用正书，以示庄重。

目前江西出土的宋代墓志中有部分墓志铭文采用隶书刊刻，如《汀州守汪赓圹记》《宋故通直郎致仕董君墓志铭》《宋故朱学渝墓志铭》《先妣王氏孺人圹记》等。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墓志铭文为楷书，碑额则用隶书，如《宋故黄君德厚圹记》《宋故孺人岳氏墓志》《宋故周氏孺人墓记》《宋饶州长史彭公墓铭》《宋徐氏墓志》《宋故范君德全墓志铭》《宋故清河傅氏墓铭》等，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代墓志对汉隶的取法与创新之处。

第一，从结构方面解析宋志隶书取法汉隶元素，进一步挖掘宋志隶书的创新之处。宋志隶书在章法上虽遵循汉隶纵横整齐划一的原则，但其打破了汉隶中字距大于行距的审美规范，而使其字距与行距相等，甚至字距小于行距的突破，这足以说明宋志隶书章法趋向楷化。从整体效果上来看，通篇章法呈现出比较松散的布局，这也是宋志中常见的一个弊端。宋志隶书结构上以方为主，宽博古雅，取法《张迁碑》《衡方碑》《西狭颂》《史晨碑》等。所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但也存在突破汉隶方、扁固有字形而明显拉长的现象，大多受到楷书书写习惯的影响。以《张迁碑》与《宋故通直郎致仕董君墓志铭》为例进行比较，如图1所示：

第二，从笔画、线条方面探究宋志取法汉隶元素并总结出在此基础上的创新性。宋志隶书从笔画上基本保留汉隶的艺术形态，包括蚕头、燕尾、撇画上挑、方切笔、长横画与捺画的一波三折等。笔画上遵循汉隶笔笔断，断而后接的书写原则，长撇画、捺画两端粗中间细也与汉隶一脉相承，但在笔画上常有楷化现象，如钩、捺、撇、点等颇为明显。如图2所示，宋志在笔画上出现较多的露锋尖笔，燕尾多短促带有方折，突出上挑之势，呈现多姿的视觉效果。

正如王僧虔在《笔意赞》中所述：“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这也正反映出宋代文人“古质而今妍”的审美追求。线条上宋志隶书保留汉隶圆浑、厚重的特征，而线条起笔、收笔处增加了明显的装饰意味，降低了汉隶的书写性，且行笔中力度不足出现中怯以致缺乏神采。正如蔡邕《九势》所论：“藏头护尾，力在其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

第三，宋志隶书继承汉隶方中带圆、圆中寓方的笔法。首先在起笔处运用藏头护尾，这种笔法的运用使隶书具有圆润、饱满之感。其次，中锋、侧锋并用时的转化，在行笔过程中将中锋转为侧锋，侧锋再转为中锋。中锋能够使线条比较圆润、厚重，侧锋可以使处于聚锋状态下的笔锋瞬间打开，以起到铺毫的作用，侧锋有利于取逆势（也叫涩势），以增强线条的迟涩感。由此可见，笔法在书写过程中的重要地位。钟繇《用笔法》云：“岂知用笔而为佳也。故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最后，方笔、圆笔并用。宋志隶书方笔主要体现在方起笔即竖切起笔，转至中锋行笔，方圆融合一体。方折处横画、竖画连贯书写，呈现折角形态，有方整庄重、沉着雄浑之感。另有圆转处，书写后的笔画外形虽为弧形，但在行笔过程中将弧线分割成若干短直线书写，寓方于圆。圆笔则是体现在起笔的裹锋、中锋行笔、笔画的圆转等处，圆笔呈现出圆浑、厚重、饱满、遒劲之感。

二、取法北碑奇逸俊美、庄茂婉丽之风

两宋之际，以“二王”为代表的帖学一派大行于世，虽有苏、黄、米、蔡等帖學名家，然其帖学一脉自东晋以来日趋式微。宋志以楷书人石不仅符合宋代的日常书写实际情况，还符合刻碑的时代要求，以示庄重。北碑在墓志书法发展史上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清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对北碑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必备，四也;笔法舒长刻人，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宋代出土墓志书风以楷书为主，如《宋故朝散大夫韶州太守汪公墓志铭》《宋故戴氏孺人墓记》《宋故户部郎中总领湖广江西京西财赋彭公行状》《将仕郎袁州万载县主簿张君墓志铭》《宋故将仕蓝公之墓》《宋故将仕郎梧州司户曹兼司录刑曹事张公墓志铭》《宋故寿安县君叶氏夫人墓志铭》《宋故寿昌县太君程氏墓志铭》等。从目前出土的宋志书风来看，取法北碑书风主要表现在笔法、结体、神采三个方面。

第一，宋志楷书取法北碑的切笔、立锋、逆顶等笔法。

宋志楷书在用笔上与北碑一脉相承，基本上保留了北碑的方笔，无论是在起笔还是转折，方笔的运用贯穿始终。宋志中常见的方笔以切笔来体现，分为竖切和斜切两种方式，竖切笔法使线条更加干净凝练，从视觉上会有一种气息不断的延伸感，同时也会增强线条的浑厚质感。斜切笔法应用在起笔处多为侧锋，侧锋取妍，极大程度上增加单字甚至是通篇风貌的柔美清秀之感。另外，宋楷转折处多为方笔，此处方笔运用先立锋继而斜切的笔法表现出棱角分明的折角，折角处尽显阳刚之气，这也是北碑与墓志共有的特征。除此以外，立锋是石刻书写过程中较为重要的一种笔法，即使毛笔在行笔过程中处于竖立状态，铺开笔锋部分，并借助于逆顶笔法增强毛笔的弹性，从而表现出线条的遒劲、爽利之感。逆顶也称回顶，即在起笔或者是行笔过程中反压毛笔使之呈现为S形，宛如被拉弯的弓箭一样，其中蓄积着一股反弹的力量，当再次行笔后这股力量随之爆发出来，极大增强了行笔的力量，使线条富有弹性。用刻刀在志石上刊刻志文时，刀锋正是克服石头的阻力逆顶行进，这种逆顶笔法的运用彻底克服了帖学“中怯”问题，以宋代书家中黄庭坚为代表。如沃兴华先生所言：“因为字小，笔画线条短，刻的时候冲刀一直到底，线条畅豁、爽捷、劲挺，不像刻大字那样，非得一点一点切过去，积点成线，以致中段出现起伏跌宕的感觉。”正是由于志石石质比较细腻，经过打磨平滑如镜，字形较小，在刊刻过程中一些墓志甚至采用单刀刊刻，笔画不易残损，因此墓志字口多清晰如初，刻出来的线条表现出清秀、细劲、凝练的视觉效果，未得北碑朴拙、厚重之感。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十六宗第十六》论：“古今之中，唯南北与魏可为宗，可宗为何？日：有十美;一日魄力雄强，二日气象浑穆，三日笔法跳跃，四日点画峻厚，五日意态奇逸，六日精神飞动，七日兴趣酣足，八日古法洞达，九日结构天成，十日血肉丰美。”如《石门铭》《张猛龙》《爨龙颜》《晖福寺》《张玄墓志》《高植碑》《杨大眼造像记》《刁遵》等碑刻，然宋志整体气势薄弱。如图3所示：

第二，宋志楷书取法北碑峻拔方整、奇逸开阔的结体特征。

“密”“方”“险”“奇”可以充分概括北碑结构特征。从目前发掘自北魏至宋代墓志来看，基本延续了北碑的这些特征。宋志楷书在结构上取法北碑结构之“密”，即每一个字的笔画都遵循着内紧外松的结构原理，长笔画向四周舒展，由于宋志志石较小的原因以致志文字迹偏小，正如康有为所言：“六朝笔法，所以过绝后世者，结体之密，用笔之厚，最其显著。而其笔画意势舒长，虽极小字，严整之中，无不纵笔势之宕往。”宋代墓志随葬风气盛行，无论是皇室宗亲、大臣，还是乡间百姓一直延续此风俗，以至于在江南地区出土了大量的宋代墓志。从书法取法的角度来看，碑、帖各有所长，阮元《北碑南帖论》：“是故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墓志属于碑学范畴，但其与造像、摩崖、碑阙等有所区别。墓志在结体上取法北碑的“方”，这里的“方”主要是指两个方面，一是用方笔，即切笔，包括横切、竖切、斜切等。二是结体方整，由于墓志中多以直线为主，其结构偏长或者偏方，尤其是一些带有转折笔画的志文，转折处皆为方折，棱角分明，直线与方折的融合能够充分体现出框架结构的力量感，张力十足，可谓神采奕奕。“险”则是指墓志志文的结构姿态，主要表现出单个字左低右高的欹側之势。从视觉效果上来看，能够保持视觉重心平衡，已达到斜而不倒的艺术效果。这方面，墓志取法北碑“险”势较为普遍，如卫恒《四体书势》所论：“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兀若竦崎，兽跤鸟踌，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除此以外，也可从同时期墨迹中得到进一步证实。如北宋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书法作品皆取“险”势。由此可见，宋代书法以“险”取势乃承续魏晋以来的古法，这一元素也正符合宋代“尚意”书风的理念。“奇”指的是墓志结构奇特，空间布白比较有意趣，能够给人带来视觉上美的享受。主要体现在字的形状方面，汉魏书法肇于自然，自然之奇有千万种，而宋志取之莫不于其中，古人多有论及。

第三，宋志楷书取法北碑的峻伟奇宕、清丽闽爽之风貌。

宋志与北碑相比较而言，宋志在神采上取法北碑俊朗的方笔、直爽的线条、抑左扬右的结体、干净利落的行笔、张力十足的气息等方面，表现出俊伟奇宕、清丽闿爽的神采。如《胡夫人墓志》《宋故长兴县君墓志铭》等。神采在书法艺术的诸多元素中极为重要，李世民《旨意》论：“夫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和，则字无态度也。”苏轼《论书》：“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神采优劣要根据其取法的高低，它是由多种艺术元素相融合而成，不同的艺术元素融合出不同的风格面貌，北碑中仍有诸多风格元素未被宋志所汲取，如沃兴华先生所说：“墓志书法具有以上几个特点，风格面貌虽然很多，但是没有其他各种碑版书法那么博大、宽厚、苍茫、沉雄、奇拙，主要表现为清秀、峻挺和端整，也就是说，它们缺少碑版书法所宝贵的金石之气，缺少重拙大的精神风貌，因此从碑学的角度来看，也就降低了借鉴意义。”宋志书风的形成也受到宋代主流书风的影响，虽然承继魏晋部分古法，但世人的审美已趋向“古质而今妍”，打破“唐尚法”的束缚，开创“尚意书风”。

宋志风貌的形成也存在一定的客观原因。北碑历经千百年来的时代变迁，暴露在外，或风吹日晒，或水流冲刷，或迁移残破，或人为残损等原因致使字口不清，笔画残缺。另外其自身笔画也比较粗壮，字形宽大，结体开张等因素，造就了北碑如今浓厚的金石气。而宋志从刊刻完毕到出土这一漫长时期都是放置于墓室之内，况且有墓志盖盖于其上，保护得完好如初，笔画细节处清晰可见，如墨迹一般。宋志与北碑在规模上也有所差别，宋志志石由于放于墓内故规模相对较小，志文内容较多，所刻志文字迹略小，其笔画也比较细劲。

三、取法“二王”一脉飘逸灵动、洒脱自如的帖学书风

江西目前出土的宋志中多以楷书为主，然亦有行书，或是楷中带行，此类取法以二王帖学一脉为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二王书风，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宋志有的《宋故吴公承事墓碣》《宋故应君墓志铭》等;另一类取苏黄书风，如《宋故将仕郎袁州万载县主簿张公行状》《宋夫人徐氏墓志铭》《宋故陈公佐墓志铭》《宋故陈居士墓志》《宋故承奉熊公墓志铭》《宋故传公墓记》《宋故甘公墓志铭》等。取法二王书风的宋志多以《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为宗，自咸亨三年立碑以来备受学界重视，评价极高。《宣和书谱》云：“模仿羲之之书，必自怀仁始。岂羲之之绝尘处不可窥测，而形容王氏者惟怀仁近其藩篱耶？亦似之而非，且世所有惟见其行字耳。”用笔上中锋与侧锋相生相发，灵动转换。侧锋取妍，圆润饱满;中锋取质，遒劲有力。运笔不激不厉，上下映带，形态欹侧而又能整饬，充分表现出灵动飘逸、自然洒脱之感，如《宋故将仕郎袁州万载县主簿张公墓志铭》取法《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形神兼备，如图4所示：

取法苏黄书风的宋志颇多，北宋后期以苏轼为首的文人打破了“书之废莫废于今”的局面。“尚意”书风兴起，其原因有二。第一，宋之前唐代“尚法”，法度森严，受到严谨法度的限制而不便于书写。正如蔡襄的“艺益工而人益困”，宋代文人欲改变这种局面。“那么他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他太懂得法的危害往往会使人陷入太深而失去居安思危的警惕，因而他只须风闻章悖、蔡卞以《兰亭》为日课就可以预测他们必然很难自展步分，而一旦被法所缚，那只有做书奴的份了。历史上毕竟没有书奴的立足之地。所以，苏轼推崇变法出新意的颜真卿，也就是为自己树立了发扬其精神的表率。”第二，宋代文人多有人世的烦恼和苦难，故寻求一条可以自我解脱的途径，便崇尚禅宗。文人将内心的想法和感受通过书法的抒情性释放出来。“尚意”书风正吻合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内心需求，以宋四家为首的“尚意”书风对两宋书坛影响广泛，从江西近年出土宋志书风中可以体现出来。如图5所示，《宋故将仕郎袁州万载县主簿张公行状》与黄庭坚行书进行比较，可知其影响之深。

梁巘《评书帖》论：“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唐代“尚法”不仅迎合了久经战乱、初步安定的社会心理，还是经济、文化等逐步趋向繁荣发展的政治需要，因此，唐代极为重视书法教育。唐代东西两京国子监设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六学。书法学习内容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主，并要参加国子监严格的考核。“至于唐代科举，无论是贡举还是铨选，书法都列为重要科目或作为任用的先决条件。……铨选是吏部考核六品以下文官的一种制度，原则上有四条标准即所谓四才：一日身（取身体貌丰伟）;二日言（取其言词辨正）;三日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日判（取其文理优长）。”即使贵胄子弟就读的崇文馆、弘文馆亦皆有“楷书字体，皆得正详”的明确要求，有欧阳询、虞世南等教示其楷法。“法”在唐代政治、文化等领域的重要性，对宋代的书坛影响颇深。从目前出土的江西宋代墓志来看，楷书以取法颜真卿、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名家为主，如《故袁孺人岳氏墓志》《宋尚书考功郎中开国朝议洪公墓志铭》《宋故夫人冯氏墓记》《宋故干氏地券》《宋故考江隐君圹记》《宋大理丞董公圹铭》《宋夫人程氏墓铭》等。

宋志深得唐楷之遗法，主要表现在笔法、结体、章法三个方面，与之相对应的便是笔画、字势、风格。现存墓志取法唐楷名家以颜真卿书风居多，以颜书为例。第一，每一方宋志的笔法多有出处，其用笔沉着，点画厚重、饱满，以篆籀之法人楷。第二，宋志取其外拓结构，即字内留有大量空白，内松外紧，匀稳谨严，呈现开张、宽博之气象。第三，宋志整体的精神面貌取其古朴端庄、正大光明之状。《宋故大理承董公圹铭》便是较为典型的取法颜书宋志，得颜书之精髓。

自宋以来学颜者比比皆是，然气象多逊颜书一筹，鲁公实为书品与人品完美结合的典型代表。宋代董迪评曰：“鲁公于书，其过人處正在法度备存而端劲庄持，望之知为盛德君子。”又有明代方孝孺言：“公之书人皆知其为可贵，至于正而不拘，庄而不险，从容法度之中，而有闲雅自得之趣，非知书者不能识之，要非言语所能喻也。””盖书为心画，心正则笔正，其发为训诰誓命之文，回造化于掌握，岂微臣形容之所能尽。”宋志取唐之法，以颜真卿之宽裕、欧阳询之峭劲、虞世南之圆融，褚遂良之舒朗为宗，格调高古，自有一种庙堂之气。

余论

目前，江西出土的宋志取法多样，风格迥异，以汉隶、北碑、二王帖学一脉、唐楷为宗，其中宋志在取法汉隶名碑基础上有所创新。首先表现在宋志隶书笔画较汉隶妍美，装饰性较强。宋志隶书中存在楷化现象，宋代距汉时代久远少有书家研习，致古法渐失。楷书发展至唐代达到鼎盛，宋代文人才子受科举考试的影响多以精研楷书，年深日久形成一定的书写习惯致使隶书中出现楷法亦属正常。其次表现在宋志的结体上，宋志隶书比汉隶的结体略偏方、偏长。最后表现在宋志的章法上，宋志隶书章法更加紧密，字距大于行距的特征比汉隶明显弱化。宋志中取法北碑、唐楷居多，常出现二者笔法相互杂糅的情况，这种情况有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从魏碑到唐楷的发展过程。虽然宋志中行书较少，但其多以取法二王帖学一脉书风为宗，由此可知复古之风与苏黄为代表的“尚意书风”在宋代书坛的并存。江西宋代墓志书风取法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宋代碑刻书法，也有利于分析汉隶、北碑、二王书风、唐楷等对宋代书坛的影响，更有助于学界对江西宋代书法史的全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