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大鹏 于红新

[摘要]曾纪鑫长篇传记《笔墨风云》传主邓拓一生的悲剧命运本质是邓拓以其前见在不同的语境中寻求意义的结果。构成其前见视域的基本要素中既有儒家的家国情怀与君父为上思想，还有西哲的理性与祛魅，更有科学的谨严与实證精神，所有这一切最后都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整合起来，并被毛泽东思想高度概括，形成具有系统性特征的实践、取义、致思框架。在前见驱动的意义体认中，邓拓验于国民党统治的时代语境而遭遇失败;转而写成《中国救荒史》关联马克思之“民众福祉”与儒家“家国之思”而大获成功;复又在“文革”的极左语境中绝望自杀。表明邓拓本质上仍然属于旧式的“士”而不是现代知识分子，一辈子没有走出前见，因而悲剧不可避免，但即使他对死亡的筹划，也是一种“向死而生”。

[关键词]邓拓;前见;语境;筹划;向死而生

[作者简介]桑大鹏（1968），男，文学博士，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于红新（1999），女，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宜昌443000）。

语境，是指符号意义之所以发生和“被体认”的关系环境。在所有符号类型中，语言是最大的符号，“语言就是理解本身得以进行的普遍媒介”。因而这一关系环境又可被直解为语言环境，是语言、概念的意义之发生、流动的最初源头。简言之，语境是意义之源。语词意义的发生需要依赖于此一语词的上下关系，离开了关系，语词的意义就是空洞的，甚至是枯竭的。一定意义上讲，是关系决定了意义的本质、色彩与方向。语境不仅培育意义，甚至指引意义。

人是追寻、体认意义的动物，在追寻体认意义中安身立命，在理解、在意义体认中表达思想、显现价值观、确立生命立场与方向，从而构成个体一生的命运。而“理解的进行方式就是解释”，即“诠释”。特别是一个思想者，更是直接通过理解、通过意义体认的方式构建一生的命运旅程。

曾纪鑫长篇人物传记《笔墨风云·邓拓传》（以下简称《笔墨风云》）详实描写了新闻人、文史家、思想者邓拓一生因语言而体认意义、实践意义，并因意义与语境的龃龉而引发自身悲剧的个人命运。

一、前见的确立

个人从语境中理解、领会意义必然带着个人的先人之见，即“前见”。前见是个人从历史惯性、社会生活、价值环境中久经习得而沉淀于内心深处的全部知识背景及其引发的先导性意义认知。而“领会在解释中有所领会地占有它所领会的东西”，故“领会在解释中并不成为别的东西，而是成为它自身……解释并非要对被领会的东西有所认知，而是把领会中所筹划的可能性整理出来”。换言之，前见使主体在对象（文本、价值等）中只能获得属于前见的东西。当然，由于对象本身又有自己的价值取向，此种取向又会扩展前见的视域。

《笔墨风云》传主邓拓前见之确立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邓拓出生于福州乌山东南麓第一山房，“三山两塔”和“三坊七巷”概括了福州的地理形胜，此地较之中原虽地处偏远，但晋代“衣冠南渡，八姓人闽”后，一千五百年来该地也算是人文荟萃，乌塔、白塔、乌山、于山、屏山、第一山、溪水、湖水、河水、江水、海水……这些人文地理景观既有儒释道三家哲学的智性，又有山水本身的灵性，为童年的邓拓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山水人文环境带着丰富的自然、历史信息，以强大而绵密的势能构建着邓拓的感知方式。

邓拓父亲邓仪中是前清举人，“邓仪中是一位典型的旧知识分子，他的身上，继承了古代文人的许多优良传统，开明正直、洁身自好、淡泊名利、为人谦逊等”，总之，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五德俱备。此种旧式知识分子的人格模式对邓拓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邓仪中家教甚严，一方面严督邓拓姐弟深入四书五经、经史子集，吸取儒家经典的智性与伦理之思;另一方面教其诗词格律，启发邓拓的诗意想象，构建其情感体验方式;最后还规范邓拓姐弟严格自律、勤俭节约、接近底层民众，这形成了邓拓早期观察社会、体认民情的致思方式，初步具备了儒者的家国之思。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之基本理念又使邓拓的家国之思得到了巨大的修正与提升——家国情怀应在心智“祛魅”的反复运动中走向博大、理性与客观。

进入初中，邓拓的阅读视野与相应知见又得到拓展：一方面继续阅读儒释道三类国学经典，另一方面又读到了严复汉译的《天演论》《原富》《法意》，林纾的汉译本《黑奴吁天录》《茶花女》和俄国十月革命后传至中国的部分马列著作。其中马列原著“为大众谋福祉”与儒家的大同理想悠然会通;而严复、林纾的汉译作品不仅拓展了邓拓观察自然、生物界的视野，更确立了邓拓思考人伦与宇宙的主体性根据。

邓拓高中阶段的1923年，中国思想文化界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此次论战最初由哲学家张君劢发起，批判“科学万能论”，接着地质学家丁文江撰文《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提出义正辞严的反驳，二人的论战居然将梁启超、胡适、陈独秀、吴稚晖、张东荪、瞿秋白、邓中夏、萧楚女、孙伏园、任叔永、王平陵、林宰平、朱经农、唐钺等教育、思想、哲学大师都卷进来，历时两年。邓拓始终关注论战双方的思想进程，享受着思想的盛宴，酣畅淋漓。他在巨量的阅读和艰苦的思考中，最后接受了陈独秀转述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提出了“历史科学是唯一科学”的论题，因为历史包括自然史和人类史，这就把学术界正在争议的科学与人文尽形囊括，统一成一个整体，为邓拓提供了一种全面观照的视野，既与其自小习染的道义良知、家国情怀呼应，又与“五四”的祛魅精神相通。邓拓自此大体具备了一个观物取象、获得意义的致思理路，此即“前见”的初步确立。

可以看出，邓拓前见的确立历经了整个童年、少年、青年时代，与成长相伴。构成其前见视域的基本要素中既有儒家的家国情怀，还有西哲的理性与祛魅，更有科学的谨严与实证精神，所有这一切最后都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整合起来，形成具有系统性特征的实践、取义、致思框架。此后邓拓前见虽仍有拓展，但其从对象中获取意义的方式基本不出此一视域。

二、意义体认与命运初验

1929年，17岁的邓拓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政治法律系，第二年从光华大学肄业，转入上海政法学院政治经济系。读书期间，邓拓被轰轰烈烈的左翼文化运动所吸引，秘密加入了国统区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即“社联”，不久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一系列的社会实践与学术思想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矛盾激化，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而在全国，则掀起了一股反日浪潮。上海共产党组织工人、学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邓拓所在的上海政法学院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组成抗日宣传队，在街头演讲，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抵御外侮。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犯上海，遭到了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他和其他同志一道发动工人、店员、学生，积极组织抗日义勇队、救护队，开展抗日宣传，募集大量慰问物资。打浦桥一带，是邓拓开展地下工作最为深入的地方，他多次发动这里的黄包车工人，将他们组织起来，冒着日军的枪林弹雨，将一包包食品、一袋袋寒衣运送到闸北前线，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将士，鼓励他们勇敢杀敌。

邓拓对这两次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和参与，都是他在面对国破家亡之时，其心中的家國之思对相应事件的即时流露与有效应对，是“前见”在面对家国的重大变故、在面对大是大非问题时无法捕获有效意义而坚守自身意义的立场显露。表明邓拓对意义追寻的笃诚与执着。1930年代初，共产党组织成立不久，带着一切新生事物的稚嫩，在激情的驱使下往往容易走向冲动和极左。邓拓们在集会、游行、演讲、撒传单、贴标语等活动中，由于预防不周，事机不密，引起国民党警备的注意，他被捕入狱——意义的追寻、实践与其身处的社会语境是如此乖张不合，而转悷成身世之虞，于此邓拓最初体验到意义的追寻居然关联着命运的低昂。

在狱中，邓拓遭受严刑拷打，军警的鞭刑、烙铁轮番“招呼”，两腿间留下了大大小小的永恒伤疤。但邓拓坚贞不屈，不仅没有招供同志，还在狱中效法恽代英写诗鼓励战友，表明他对某种认定意义献身的意志。

在此前的20年中，他是否感受到了起伏沉浮的命运呢？外人不得而知。但作为旁观者，我们可以对邓拓的入狱之命运与意义体认作出关联性分析：在国民党执政的1930年代，作为农业社会、毫无工业基础的中国基本支离破碎、一片凋敝，外有帝国主义列强的虎视眈眈，日本试图占领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家国沉沦;内有军阀割据、混战和豪贵阶层对资源的巧取豪夺——百姓无以为生。此时，共产党试图起衰拯蔽，却被党国的权力意志视作威胁。这是一个语境，一个时代语境，这个语境显然不可能培育出邓拓心中积淀已久的那个来自儒家的家国之思和马克思的“民众福祉”理念，换言之，语境与前见不仅毫无吻合之处，语境甚至对抗前见。既然语境是意义的发生地，它所发生的意义与邓拓前见如此不合，对抗的结果就是前见的承担者之命运低昂。

三、《中国救荒史》：意义的文本实践

时局不利，邓拓辗转来到了河南开封，在河南大学上课，白天领导和参与革命活动，晚上进行学术研究。三年间写出十余篇近十万字的学术论文和一篇30万字的学术专著（同时也是毕业论文）《中国救荒史》。思如泉涌，思力深透，创造力惊人，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在读本科生有这种精神内蕴！

这些学术论文包括《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再论中国封建制的“停滞”问题》《中国历代手工业发展的特点》《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农业生产关系的变化》《中国封建制“停滞”的历史根源》《论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等，大多发表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新世纪》《时代论坛》等刊物上。可以看出，这些论文多关注国史、民治、民生的问题。邓拓按马克思历史阶段划分的视角切人中国史，涉及民治民生领域，是马克思历史科学与儒家民本思想的结合。儒家思想虽然并不只是包含民本主义，其中还有专制观、王权观、等级秩序观，与此三观相比，民本思想甚至相当弱势，但邓拓显然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儒家思想进行了选择性的吸收，形成了自己的“前见”。在此前见和时代的影响下，邓拓在宏阔的历史语境中发现、解读、实践着属于自己的“意义”。

以十余篇论文的思想和史料积累为基础，邓拓用三个月时间写出本科毕业论文《中国灾荒问题》，后整理成30万字的学术专著《中国救荒史》，并于1937年被上海商务印书馆列人《中国历史研究名著丛书》出版，成为诸多学者至今不可多得的历史研究案头书。

按邓拓所说，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四千余年中，几乎时刻处于灾荒之中，灾荒具有普遍性、连续性、积累性：

一是普遍性。无论时间还是空间，历朝历代，都日益趋于普遍化，形成无处不灾、无处不荒、无年无灾、无年不荒的现象。自商汤十八年（公元前1766年）到1937年，我国历史上的水、旱、蝗、雹、风、疫、地震、霜、雪等灾害，共计5258次，平均每半年就有一次;二是连续性。各种灾害，相互关联，比如大旱之后常有蝗灾，水灾之后常有疫疠;三是积累性。因为灾荒的周期极短，每次巨灾之后，元气大伤，无从补救，新灾接踵而至，“防灾的设备愈废，以致灾荒的周期循环愈速，规模也更加扩大”。

灾荒或发生于水旱失调，或国政失当、人祸频仍，并且往往天灾人祸并行。历代王朝在治理灾荒的理念、方法上或因消极的天命论而采用巫术祈禳;或因不可实证的“天人感应”论而治物治世并举;或因纯粹的唯物论而积极应对。故一部救灾史就是国民应对自然之经验教训积累的历史，此间的经验教训构成了中华民族推动历史、构建生命绵延的丰富智慧。

邓拓从救灾视角切人中国历史，仍然是儒家民本思想在宏大历史语境中的体认与验证。而共产党在国破家亡的历史境遇中领导底层人民追求自由解放的社会运动又唤醒了其内心沉淀已久的民本意识，促生了邓拓有关民族灾难史的思考。以其指向的最终目标而言，邓拓有关种族灾难的思考其实与古来的大同理想和小康社会相通。

从群体的精神层面而言，中国古来就有大道公行的理想，有社会大同的追求，有人民小康的憧憬。《礼记·礼运》写道：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以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段话可谓人所共知，是古来中国人关于大同世界和小康社会的经典表述。孔子在这段话里是十分矛盾的，他以一种混杂着失意与向往的语气描述了那种早已远去、自己無与其会的黄金时代：一种彻底荡除了利己主义，天然、率真、忘我，以别人的幸福为幸福从而共同享受幸福的社会。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们享受着自然的生命和历代积累的福址，没有横死、非殃，个体生命因为完善的社会保障而充溢着快乐，每个年龄段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摈除了制度的枷锁，人人都能达到自由与自律。人们各尽其能，为他人的幸福奉献自己。物资丰富、团结和睦、道德高尚、盗匪潜形，是一个物质与精神俱臻圆满、个体与群体洋溢着内在喜悦的社会。这个社会透过孔子神往的语气恒久地放射着理想的光芒，并且也确实成了中国人千百年来追求的理想和衡量一个社会是否符合正义的标准。孔子当下就用这一标准考量了以鲁国为代表的社会现实，深感绝望。因为大道既隐，正义的理想早已陨落，丑恶的利己主义居然以制度的形式得到确认——“大人世及以为礼”！人人被狭隘的利己主义折磨得心伤累累，孤独、恐惧而自闭——“城郭沟池以为固”！这种痛苦的现实使远古的文明理想更加熠熠生辉。由于不可企及，孔子乃退而求其次，描述了一个由礼教纲常构设的伦理的小康社会。这个社会井然有序，少长尊卑各安其位，刑仁讲让，提奖信义，六君子各以其完美的人格垂范后世，物质也并不匮乏。但人性由于礼教的约束和谴责毕竟丧失了天然、率真、自由和自律，小康社会是大同理想的部分实现，是睿智的心灵深切体认现实困境之后的明智折衷，是走向大同理想的必由之路。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孔子的大同世界委实不太令人羡慕。首先，我们从中隐约发现物质的丰富其实仅仅意味着相对于贫困而言的衣食不缺，与我们今天正在亲历的繁荣的物质生活，那种诱导食色本能随意舒张的生活不可同日而语;其次，我们从孔子的描绘中似乎并没有感受到文化类型的多元并存和个体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甚至觉得近于单调。但是，透过这不太令人羡慕的物化表象，我们仍然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我们，即便隔了千百年，其间发生了多少王朝的更迭、个体和族群的生灭、观念的迁流，有一种东西却能不受阻隔地穿越历史的层垒，打动累世的读者，并触及现在的我们。那究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究极而言，这其实包含着孔子发乎本然的救世之心，一种将天下苍生的自由幸福萦绕于心的普世情怀，这种救世之心和普世情怀浸透了孔子对生命苦难的本质体认和绝大的悲悯。邓拓无疑传承了孔子的救世之心与悲悯情怀。因此，《中国救荒史》不仅是历史语境对于意义的促生，更是邓拓的前见对于语境的实践与回应。严格说，邓拓身心之中依然具有中国旧式文人那种可贵、沉重而多难的底层意识，这种意识在马克思主义的熏染下，发展成为君父为上、民众福祉、底层情怀扭合而成的情结，这是其往后发生悲剧命运的心理性格因由。

四、《燕山夜话》与“士”的陨灭

大学毕业后，邓拓走上抗日战争舆论前线，转战于晋察冀一带，其间坎坷曲折，备历艰险，一言难尽。他在党组织领导下创办了《抗战报》，后改为《晋察冀日报》，配合抗战的各个环节和每一重大事件写出犀利痛彻的文字，揭露敌人阴谋，呼唤民众抗战意志，表达对于时局的洞察和对未来的乐观，极大地鼓舞了边区人民斗志，激起了边区百姓的热烈呼应，受到毛泽东、聂荣臻等高层的激赏。其间，邓拓读到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时局的分析、策略和总结的系列文章，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现实相结合而提出系列军事、文化、统一战线之方针的高超智慧，几乎就是对邓拓前见的总结和提升，邓拓以崇拜的心态对待毛泽东思想。他收集了毛泽东的诗词、书法手迹和系列文章，细细揣摩，感觉毛泽东在每一方面都是自己前见体认的人格实现，他在毛泽东的人格、才智、作品中处处看到了一种将邓拓本人的国学修养、现代哲学、时世洞察、心性放达等进行有效整合的最高心智，故而心向往之，崇拜之情不可遏止。1948年初春，邓拓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终于见到了毛泽东，崇拜与欣赏引导两种精神相遇，邓拓从此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坚定拥护者。

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十余年间，国家内外交困，外有西方势力的经济制裁和苏联的撤走专家，内有国家初生时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和自然灾害。而刚刚诞生的国家、政党带着理想主义激情，为因应内外困境，一举突破重围，带有理想主义激情的政府往往不免举措失当：大跃进、大办钢铁、公共食堂、放卫星、反右、破四旧等等，具有极左色彩的运动其效果往往不如人意，共和国航船在险风恶浪中颠簸前行。此间，邓拓曾任《人民日报》社长、总编，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因跟不上多变的国际国内局势和党的方针政策，发表的时论多不合中央原意，被毛泽东批评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因此多次被撤职，调离岗位。

1961年3月，邓拓应《北京晚报》之约，开辟《燕山夜话》专栏。以“马南邨”为笔名写出大量知识性杂文，一年多共发表153篇杂文，在读者中引起广泛回响，报社共收到读者来信四百余封。9月，又与吴晗、廖沫沙合作，三人以“吴南星”为笔名，在《前线》杂志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传达的虽是知识、理性、科学与趣味，但完全与动荡时局和极左时势不合。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邓、吴、廖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邓拓更被定为反党集团的主帅，受到监视居住，被报纸、广播、群众轮番批斗。不久，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文，将邓拓定性为“叛徒”，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一下子上升为敌我矛盾，邓拓的精神世界彻底崩溃，他想到了死！5月17日，邓拓向彭真、刘仁写了一封自诉申辩信，在自诉信中，他一面坦承自己看不清革命形势的错误，一面表明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忠心，反驳对自己“叛徒”的定性，是一个知识分子以死明志的最后绝唱。之后吞下大量安眠药自杀，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自杀的高级知识分子。

我们可以看出，邓拓的悲剧命运是内外绞杀的结果：外有复杂的极左局势和险恶的国际环境，内有邓拓自己的性格因素。人的一生是追寻意义的一生，在意义体认中安身立命，并以此构成自身的命运，故无论命运的顺与逆都是主体随顺意义的结果，邓拓也不例外。

前文已述及，邓拓的前见是早年通过深入领会国学、马克思主义、西方主体意识中确立起来的，尤其是儒家的家国之思与“君父为上”思想，构成其内在意义发生的源头，本质上邓拓仍然属于旧式的“士”而不是现代知识分子。当他面对时代语境时，前见驯化的致思方式只能引导其在语境中寻求属于前见的“意义”，换言之，他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自己的前见。当语境不能提供前见认可的意义时，主体意识就推动其反抗，在国民党政府专制、日军入侵导致的国困民蔽中，邓拓的反抗以种种形式大体获致成功，这使其进一步肯定其主体性。

然而，共和国成立后，国运多艰，为因应内外困境，毛泽东采取了非常手段。邓拓并没有过多注意到他所面对的时代语境早已非复昔时，不知巧作应对，仍然在其前见的引导下进行知识理性的言说。强大的时代语境不仅否定了他的知识理性，更对其主体意识致命一击。在主体意识崩溃的前提下，“君父为上”思想只能导致其选择自杀。

海德格尔说：“此在向着为何之故筹划它的存在，与此合一地也就是向着意蕴（世界）筹划它的存在。在这种被筹划的状态中，有着一般存在的展开状态。在向可能性作筹划之际，已经先行设定了存在之領会。存在是在筹划中被领会的，而不是从存在论上被理解的。从本质上对在世进行筹划是此在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

邓拓一生也在以种种方式筹划着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通过向历史、时代语境寻索意义，向毛泽东思想领会意义，向种种世相开悟真理之思，以达到安身立命。虽然邓拓始终没有走出自己，但，即便他对死亡的筹划，也是一种“向死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