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旭东

摘要：在精准扶贫背景下，信息扶贫作为一项国家战略被推到前沿。贫困地区在信息资源分布、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信息反馈等方面都存在弊端。随着参与式理念的发展，参与式扶贫的作用也逐渐凸显。本文基于参与式扶贫模式，对贫困地区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在信息扶贫过程中，内外合力，加强信息扶贫力度、信息技术创新、增强内生动力等措施，以便更好地助推参与式信息扶贫的实现。

关键词：参与式传播 精准扶贫 民族地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吹响了脱贫攻坚战的号角。以精准扶贫为重点，中国的减贫事业再上新台阶。近几年，中国的扶贫成绩可喜可贺，不过越到攻坚阶段，脱贫任务就越艰巨。2018年2月，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语委研究制定、发布的《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明确提出，“信息流动不畅与匮乏”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媒介信息传播不规范、媒介技术落后、媒介素养低下与物质贫困“双重作用”，加剧了贫困地区的恶性循环、“马太效应”进一步凸显等，这说明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刻，创新扶贫方式尤为重要。

一、参与式信息扶贫的界定与优势

发展传播学的第三个研究范式提到了“媒介赋权”的观点，该观点强调了媒介与信息在公共空间中的重要性，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应根据本国国情、现状、特点，确定匹配的传播模式，如注重经济、文化、环境、政策等对传播的影响。其中，参与式信息传播是认可度最高的一种，它将参与看作是信息传播过程的关键，是对传统的“受众”观念的解放，同时用“交流”的概念取代“发送”的概念，是对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一种新的理解。参与式信息传播摒弃了以往的“行政式”传播和“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代表的是受众权利的增加和自主性的增强，受众可以根据当地的发展特点去寻求所需信息和发布信息。

笔者以渝东南民族地区“一区五县”为研究对象，围绕信息资本的缺失是否直接导致了信息贫困和如何利用参与式传播手段来提高扶贫信息的精准传播这两个问题，通过田野调查与文本分析，对此地区的参与式传播进行深入分析。

二、传播表象：民族贫困地区“信息落后”的致贫机理

信息的传播和利用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无所不在，无时不有，信息的交互与流动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目前，我国正处于现代信息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在“精准扶贫”的大环境之下，有效的信息交流对民族地区的发展将发挥难以估量的作用。但是，民族贫困地区由于经济、文化、环境等条件处于劣势，造成信息传播障碍和不通畅、传播效果不理想等现象，严重制约了社会的发展。

1.“信息鸿沟”：信息资源分布不均衡。我国城乡经济水平差距较大，其信息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落差，贫困地区的“信息孤岛”现象严重。主要表现为信息资源短缺、信息技术落后、新技术进入周期长、对信息的认识与认可度低等。根据重庆市扶贫办2019年对重庆市贫困地区农村（贫困户）的调查结果，信息闭塞或者不清楚获取信息的渠道、信息传播不畅、对市场把控不清等造成的投资失败者高达65%。笔者选取了渝东南“一区五县”的100名受访者进行调研，将其对新媒介的了解程度分为四个等级进行测量，得出“非常了解”（10.23%）、“一般了解”（20.5%）、“不太了解”（50.34%）、“完全不知”（18.93%），可见新媒介技术在落后的民族地区的发展情况并不乐观。在村镇，农民的信息获取渠道较为闭塞，还是维持着最初的“人情社会”，依赖于线下实体市场，缺乏对于新信息资源的利用。

2.“积累式传播”：组织传播效果不显著。组织传播是目前农村地区较为常用的一种传播方式，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团支部等组织形成传播链，“自上而下”的进行信息传播。严密的党政组织架构，使组织传播主观能动性降低，更多的像是机械化的宣传。组织传播的过程中，国家政策以文本的方式下达第一层组织，第一层组织像是一个中转站，中转给第二层组织，第二层组织继续中转，直到基层组织下发给群众。整个过程由于组织的严密性，文本范式变化很小，甚至毫无变化。然而，文本范式与群众农业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相悖。没有经过“本土化”改造的政策文本很难被群众所接纳，传播效果降低，基层党组织的引导力与公信力受到严重影响。

笔者通过对渝东南各村镇的调研，认为相关部门在组织传播方面的问题，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信息传递效率迟缓。由于层级传播，使信息传递的时效性有所延缓；二是结构单一，缺少信息反馈。在大众传播盛行的当下，基层党组织，没有很好地使用新兴的大众传播手段。较高一层的组织利用网络下发文件，下一层组织新媒介使用率降低，再下一层组织基本不使用，通常采用村务横幅等“原始”宣传手段；三是信源信度低。

3.“背道而驰”：大众传播不精准。媒介发展与农村的发展呈互动关系，其中大众传播已经深深嵌入到了农村社会，尤其是电视成为村民沟通外界的桥梁，并呈现出电视独大的现象（接触偏好95.5%），多数村民几乎每天接触（接触频率80.2%）。相较于电视，广播、杂志等媒介使用率较低（12.5%），接触次数也较少（5.23%）。笔者实地走访调察发现，虽然电视在农村地区接触频率高，但娱乐性是村民使用电视的主要目的。访谈中，有些村民表示认为大众传播技术就是提供娱乐，别的作用并没有发现。还有村民表示并不知道如何利用大众传媒提升自身能力，对于大众媒介所传递的信息也是转瞬就忘。“之前看农业频道，看到一些新技术，想学，结果第二天就忘记了”（村民LLH、男、50岁）。在创新扩散理论里，大众传播在村民的心中定位成娱乐，只供消遣，缺少问題意识与实际启发，电视媒介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价值没能更好地体现。

4.“社会关系网络”：人际传播最倚重。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其成名作《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到“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在“共同体”圈子里，人们有着相同的社会阅历、学历程度、文化背景、经济水平，使交流变得更顺畅。在创新扩散的劝服阶段，人们因自身辨别能力低，更愿意相信“熟人社会”里的使用感知，这种信息接收方式不仅方便及时，还更可靠，没有风险，实际的问卷调研也佐证了以上结论。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的“首属群体”中提到该群体是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基础，在这一群体中，人性逐渐产生。由亲属构成的熟人社会的能动性进一步增大，村民相信亲属的信息内容与价值，亲缘关系仍是信息最大的来源和决策支持。库利的“首属群体”中，人际交往中不存在功利性，而第二种次级群体是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的社会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在这一群体中，组织与社区的作用开始显现。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在次级群体中还存在“村能人”现象，即“意见领袖”式的传播。在问及“对哪种渠道信息最信任”时，致富带头人占比75.5%，可见其作用不容小觑。

三、规范与调试：内外合力提升信息扶贫效果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信息扶贫作为一种创新的扶贫方式，其价值不容小觑。信息传播作为沟通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桥梁，日益成为增强民族力量、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拓宽民族地区社会空间与资本的重要介质。信息开道、经济前行，为了使民族地区社会资本进一步增强，缩小信息鸿沟，需要政策层面和环境的支持。

（一）外部力量提供环境支持

长期以来，农村、农业和农民都是信息流动的“非活跃区”，信息作用不明显。当下互联网+、人工智能大背景下，农村发展应该紧跟信息流动，掌握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AI等新技术，寻找适合自身的脱贫机遇。政府的扶贫思路也要从以往的想法中跳跃出来，重视信息扶贫的重要性。

1.政策层面：转变思路，加强信息扶贫力度。产业参与、平台协同，搭建信息平台。政府应主动搭建信息平台，将政府、企业、市场、村镇、社区、家庭、个人等单位有机结合，建立信息中心网站，使信息快速对称传播。政府应利用便捷的通讯网络和新媒体技术形成基层政务平台，建立多媒体学习平台、扶贫网站等，实现信息的公开化，公平、公正、公开地处理政务，让村民及时了解扶贫政策和社会信息，开展村民监督，避免暗箱操作等现象。

2.技术层面：促进技术创新，发展信息产业。新事物由于独特的创新性，一旦使用效果较好，将会更快更全面地覆盖其他受众。在信息扶贫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展开：一是加快农村互联网建设。根据实际情况，集成先进的卫星外交互技术、互联网宽带技术、计算机语音合成技术、内容预定、推送和流媒体组播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发智能信息接收终端、数字语音咨询服务系统、多媒体信息资源，为农业提供科技信息支撑。二是增加扶贫数据库建设（如下图）。利用大数据技术，精确掌握扶贫动向和发展情况，利用数据准确定位与分析，在信息扶贫中实现精准化扶贫。三是发挥农业技术服务机构作用，向农民提供技术支撑与服务。贫困地区应建立技术推广网站或社区服务站，定制专家课程，可以通过远程呼叫、网络授课、在线解答等方式，解决农民需求。

（二）内部力量增强参与式理念

参与式扶贫要求在整个扶贫项目的设计、规划、实施、监管和验收过程中，将“参与式”理念和工作方法贯穿始终，充分发挥贫困人口在扶贫中的决策作用。信息扶贫中，要注重参与者的主体性，提升参与者的能力，增强内生动力。

1.政治方面。要进一步提升民族贫困地区村民的主体地位，保护村民的切身利益。从法律层面赋予村民更多的法律保障，维护其权利。保持村民的话语权平衡，防止出现话语垄断现象。保持常态化向上反馈渠道的畅通，避免部分村民因不能直接发声，无法进行信息反馈，从而引发舆论矛盾的现象出现。

2.经济方面。增加贫困地区经济投入，增加融资渠道。增强生产决策能力，村民应该增加相应风险意识和抗风险能力，能较好的对市场环境、供求关系、发展走势做出预判和前瞻，在扩大生产经营收益的同时，实现风险最小化，游刃有余地处理好市场环境变化带来的危机。还应增强经营管理能力，通过外部刺激和内部提升使自身具备分析预测市场、收集信息、资源整合的能力。

3.文化方面。要增强基础教育投入，保证基础教育，实现教育公平；要加大农民文化科技培育，增加技术培训等，将学习贯穿于农民生活的始终，以科学理论指导实践；要增加本土文化宣传，培养农民文化自信，发展文化产业，进一步提升文化旅游产业链；要提升农民媒介素养，增加交往能力，促进多元主体互动。这可以从语言技巧方面提升，规范语言，增加职业语言培训，增加贸易渠道，突破地域限制，增加与外界的沟通，为村民扩大交往提供平台。

作者单位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本文系重庆第二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科研项目“新媒体视阈下的城乡流动儿童媒介素养与媒介参与研究”（项目编号：17PTXM133）的最终成果、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精准扶贫背景下渝东南民族地区信息传播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17QNCB24）的研究成果，并受重庆第二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普及基地资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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