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体君

(广东海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

在毛泽东离开红四军，陈毅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的条件下，1929年10月19日，红四军军长、前委代理书记朱德接中共中央命令，率红四军分两路从闽西进入粤东。24日清晨，红四军占领蕉岭县城。25日傍晚，红四军占领梅城。26日，红军为保存实力撤出梅城，经梅南向丰顺马图村集结休整。31日，红四军再次攻打梅城时，敌我双方都死伤数百人，当天下午红四军主动撒出战场返回江西根据地，这就是中共党史上的历时13天的红四军挺进东江事件。翻阅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朱德传》[1]119-120，关于红四军挺进东江的文字叙述只有1 000余字，而肖恩科著的《共和国首任总司令朱德战传》[2]166-167一书中，关于朱德率领红四军挺进东江的文字叙述就更加简略，只有几百个字。让我们重温历史，并从朱德指挥红四军挺进东江的军事实践中管窥朱德的军事思想。

一、红四军挺进东江由朱德一人指挥

大革命失败后，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是中共中央为组织领导某一地区的武装起义或重大战役而设立的党的高级领导机关。为了组织领导秋收起义，1927年8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组建了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起义失败后，同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这本是一条正确的路线，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认为是“临阵脱逃”，为此，1928年3月，撤销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还强令革命军离开井冈山。同年4月28日，朱德、陈毅等率参加南昌起义的余部与湘南起义的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1928年10月4日，在井冈山茅坪召开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重新组织了“前委”，毛泽东再次担任“前委”书记。自从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后，“军人出身的朱德及朱德率领的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正规部队，与一介书生的毛泽东及毛泽东率领的参加过秋收起义的农民军，二者之间在融合的过程中，在许多问题上出现分歧”[3]20，诸如毛泽东主张“固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朱德却主张“出击赣南”，扩大根据地；毛泽东主张“集权”，而朱德主张“分权”。为了调停朱毛之争，28岁的陈毅开始代理红四军“前委”书记职务。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七大”在福建龙岩召开，会议选举时，毛泽东、朱德都落选了，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上还对朱毛之争做出了处理：“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以书面警告。”[3]19会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到福建上杭的蛟洋去养病，按中央的要求，陈毅远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陈毅离开期间，“前委”书记一职暂由朱德代理。随后便发生了红四军挺进东江事件，所以红四军挺进东江时，毛泽东正在蛟洋养病，没有参与挺进东江的任何事务。

二、理性分析两广军阀混战，对红四军出击东江有所保留

实际上，早在南昌起义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认识到了广东东江地区的重要性。当时长江以北地区被北洋军阀掌控，根本就没有工农运动。长江流域虽然工农运动高涨，但当时的长江下游区域被蒋介石占领，中游则被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控制，所以长江流域就缺少了共产党发展的余地。而在大革命期间，粤东地区的工农群众基础就比较好，而且又有出海口，可以从海上得到苏联的援助，所以南昌起义成功后，起义军南下广东是最有利的。当起义军处在朱培德、张发奎部队的四面包围之时，起义军前敌委员会决定：“起义军立即按中央原定计划撤出南昌，南下广东，实行土地革命，重建革命根据地，再来一次北伐，以统一全国。南征的具体目标是广东的东江流域和潮汕地区。因为那里的农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共产党在那里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而且，占领了汕头就有了出海口，可以争取到国际的援助。”[1]51但结果与原来预计的情况迥异，起义的主力部队在潮汕失败，最后仅有朱德率领的殿后部队上了井冈山，保留了南昌起义革命的“火种”。

1929年9月16日，广东的局势再次发生重大的动荡。随着国民党内部蒋介石与汪精卫矛盾的加剧，广东韶关始兴籍客家人张发奎支持汪精卫，并在湖北宜昌通电反蒋。而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也通电反蒋，并在南宁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 随后张发奎率领其粤军从湖北南下广东，试图配合桂系俞作柏部进攻广东，与拥蒋的粤系军阀陈济棠开战。在这种情况下，被国民党压制下的广东东江地区的工农运动开始活跃起来。为了充分利用两广军阀混战这一时机，同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写信，要求他们“在军阀战争开始爆发之际，红军应以全部力量到韩江上游闽、粤边境游击，以发动群众。至两广军阀混战爆发东江空虚时，红军可进至梅县、丰顺、五华、兴宁一带游击，发动广大群众斗争，并帮助东江各赤色区域的扩大，相机围缴敌军枪械，集中东江各县赤卫队建立红军。如两广军阀混战成相持局面而且蔓延及于全国，红军即可向潮汕方面游击，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向惠属方面逼近。如蒋系军队失败，红军应位置于粤赣大道左右或其败退所经之路围缴其枪械。如军阀战争结束较快或蒋系军队得胜时，红军仍留粤、闽、赣边界一带游击，以发动群众”[4]489-490。

同年10月6日，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转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要求红四军全部开往东江地区：“当此两广军阀混战爆发，广东西北江风云紧迫，东江防地较弱，同时东江丰顺、大埔、五华、兴宁、海陆丰等地广大工农群众起来作剧烈的斗争时，省委同意中央对“前委”的指示，朱毛红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1)“开往东江并不是放弃闽西，反是，要扩大我们的工作到东江来，与闽西互相呼应，取得很好的联络，使闽西、东江连成一片。”(2)“四军开往东江的路线是应当加紧向梅县、大埔、丰顺、兴宁、五华前进，与海陆丰联络起来。”(3)并主张“在这次斗争中要尽量扩大红四军本身的力量，充实本身的基础，同时要帮助东江群众建立并扩大群众的武装组织。”(4)《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四军“前委”的信》，1929年10月6日。参见中共梅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红四军来梅州资料汇编(1929年)》，内部资料1987年版，第15页。

对于红四军进军东江地区，朱德的态度始终是谨慎的，早在1929年4月15日，“东江特委曾给红四军写信，提出东江反动军队因蒋桂混战而被调走一部分，计划发动东江暴动，但又觉得自己力量不足，要求红四军前往帮助。”[1]1195月3日，朱德给他们回信说：“反动军队因蒋桂混战而调走一部分，这是各地皆有的现象。‘东江目前宜用游击战争去发动群众斗争’，不要‘轻易去攻打城市’和‘忙着公开干起来’。”[1]119在信中朱德又说：“江西反动势力在全国是比较弱的，党组织有普遍发展的趋势，群众基础也比较好。因此，‘红四军在赣南工作紧急，不能分兵远征，因为分了兵，力量就不好了，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我们希望你们不要把我们力量估计得太大。’”[1]119而这次中共中央和福建省委都把两广地区军阀混战的爆发，看作是红四军出击东江的一个绝佳机会，要求红四军全部开到东江去。其实朱德并不是这样认为的，虽然朱德知道红四军力量不足，但还是服从了中央的命令。

三、胸怀全局，准确预判国民党在广东的军事力量

1929年10月13日，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抵达上杭，督促红四军临时负责人朱德尽快率领红四军进入东江，随后，朱德做出决定：“立即调三个纵队向潮梅布置游击，准于十月二十日集中粤边，十月二十一日以后，进攻蕉岭，占领蕉岭后，仍用游击战争发动群众起来斗争推进，与闽西确取联络，留一个纵队(第四纵队)红军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5)可以说，是朱德从全局考虑，提出“把四纵留在闽西”[2]166的，“朱德坚持闽西不能‘唱空城计’”[2]166。随后，“前委”代理书记朱德将这一决定报告给了中央，与此同时，朱德还提出由于“前委”书记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尚未返回红四军，而且毛泽东还在养病中，“尚不能行走，此次去东江，尚不能出发”(6)，而当时的红四军最紧迫的是缺少领导干部，提出中央应该派“粤省委、东委重要同志来指示我们的工作。”(7)《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关于开往潮梅一带游击情况的报告》，1929年10月18日。参见中共梅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红四军来梅州资料汇编(1929年)》，内部资料1987年版，第20页。依照“前委”的命令，除红四军第四纵队留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外，从10月15日开始，红四军第一、二、三纵队分别集结在闽粤边境。

事实上，朱德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国民党在广东的军事力量，比闽西和赣南要强大得多。当时虽然只有蒋光鼐61师驻扎在东江，但东江国民党军兵力完整，其中张世德旅驻惠州，戴戟旅驻潮州，陈维远旅率旅部13团驻松口，14团驻梅县，15团驻大埔。10月19日，红四军在军长朱德率领下，从闽西分两路进军粤东，一路由一、三纵队组成，从上杭进入梅县松源，在五里桥附近与国民党陈维远旅一个营发生遭遇战，歼敌100余人。20日，另一路也就是红四军二纵队，从福建永定进入广东大埔石市，粤军陈维远部立即从潮汕开往韩江上游进行堵截，而且这支国民党粤军部队有着较强的战斗力，所以红四军进入广东的第一仗就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在虎头沙二纵队突遭陈维远部从大埔赶来的1个营的伏击，二纵队司令刘安恭牺牲。随后，由郭化若代理二纵队司令，率队改走山路到松源与一、三纵队汇合。“前委”获悉刘安恭指挥的二纵队在进攻广东大埔的虎市时“过于轻敌(“前委”没有指示他们去做，这一行动并且影响到整个工作计划)”，“是役牺牲了司令官刘安恭及其他重要官长二三人、士兵二十余人，伤数十人，为四军入闽以来未有之损失。”[5]264

四、避实击虚灵活运用，取得较大战果

刘安恭牺牲后，朱德改变了红四军分两路进军的计划，朱德“挥泪决定，将三个纵队集中，给敌人狠狠打击。”[2]16722日晚，朱德率领红四军三个纵队，从松源出发，原计划集结后直指攻取梅城。但此时，陈维远旅部三团已经集结在距离红四军60里处，这样攻取梅城的计划就很难实现。而这时的蕉岭县，国民党守军却很少，朱德得知消息后，便临时果断决定放弃原来的“夺取松口直下梅县，向兴宁、五华之计划”，变为“由蕉岭、平远入兴(宁)，到东江赤色区域，再行设法解决陈维远”。[6]138就是先攻取蕉岭，再攻取梅城。23日，红四军由松源进入蕉岭前，蕉岭地方党组织派刘安、陈顺候前往松源红四军总部进行联系。为了表达对蕉岭革命的支持，朱德拿出12支长枪，300块大洋，送给刘安、陈顺候。随后刘、陈回到蕉岭南，开始部署了迎接红四军的工作：他们书写和张贴标语，并沿途设立茶水供应，还打扫房间、庭院，安排好红军的驻地，还帮助红军购买药品、毛衣、电筒、电池等日常用品，他们还帮助红军侦查敌情，站岗放哨，并剪断敌人的电话线。

而此时的蕉岭没有敌人的正规部队，仅有警卫队和民团，几乎没有任何战斗力。23日晚，红四军从松源经南磜，于24日凌晨抵达蕉岭县城，守城的警卫队和民团稍作抵抗，就四散而逃。县长叶宝仓吓得双腿不能动，由两个卫士拖着向河西方向逃窜。就这样红军轻取蕉城，红军进城后，收缴了土豪古盛孚的20余支长枪，并放火烧毁蕉岭县公署，打开监狱，释放出全部被关押人员。进城前朱德就提出要开展宣传工作，红军在城内张贴安民告示，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政策，还派宣传队上街，到农村去，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活动，他们教群众唱红军的山歌。朱德还在蕉城老南街口武衙坪对400多名群众发表了演讲，在中共蕉岭县委的帮助下，还召开了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在东江特委军委委员罗欣然等协助下，为红军筹集了2 000多块大洋。红四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被蕉岭人民称为仁义之师，深受蕉岭人民的拥护。

朱德率领的部队攻取蕉岭后，经侦察又得知梅城的守兵只有一个警卫队，而且人数也不多。25日早晨，朱德及时果断地率领红四军从蕉岭出发向梅城挺进。下午3时，红四军前锋抵梅城附近，与守城的国民党警卫队接触，警卫队立即溃不成军，战斗仅仅持续了一小时，红军就进入了梅城。红军进城后，释放被关押的200多名政治犯，并立即张贴布告，以维持城市秩序。红四军还与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成立了东江革命委员会，颁布了《东江革命委员会关于公布执行土地政纲的布告〈第177号〉》，还召集梅城工商界人士会议，共筹款7万元。“机关组织人员书写和张贴布告、标语，以安定人心，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政工人员和宣传人员“召集群众，发表演说，宣传红军的政策和纪律”，“由于工作做得好，第二天梅县城就恢复了秩序。”[7]168

26日下午4时，朱德还在梅县学宫召开三四千人的群众大会，因为梅州是客家人的聚集地，而朱德的祖上是韶关客家人，后迁入四川，为了拉近与到会群众的关系，朱德就用客家话进行演说，“鼓动民众组织起来，加入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8]178，并号召大家武装起来，成立苏维埃政权等。朱德讲到下午5时左右时，正当群众听得兴奋时，突然远处传来枪声，原来是从蕉岭、松源追来的国民党陈维远的三个团的先头部队跟防守城郊的红军排哨打起来了。由于当时红军疏忽了侦察工作，直到敌人到城郊才被发觉。由于不明敌人的虚实，为避免损失，朱德决定红四军撤出梅城。在群众大会上，朱德安慰大家：不要怕，红军很快会重返梅城的，革命是一定要成功的，以后再与大家相见。散会后，朱德率队伍出南门，涉过干枯的程江，撤到丰顺边界。

27日，国民党集结大量军队，他们发现了红军故意扔下的一些破军服烂草鞋，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汤坑、兴宁一带，于是就沿着梅江两岸南上，一路往兴宁、一路往汤坑，但最终他们扑了个空。而这时，红军已转移到丰顺山中马图村休整。马图村位于丰顺、梅县交界的九龙嶂、北山嶂山区腹地。九龙嶂的海拔为1 029米，北山嶂的海拔为1 050米，所以进入马图村，要越过一座座高山，沿着崎岖的山路一次次峰回路转。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入马图村时，马图村的少先队、儿童团列队欢迎，朱德指指对面的大山对他们说：“革命就像爬高山越险峰那样！我们才初步走出一条路，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一代一代地干下去，革命一定会成功！你们后一代一代会幸福的。”(8)最后，朱德摸着这些孩子的头说：“我们现在辛苦，以后你们会幸福的。要一代代努力奋斗！”(9)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梅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红四军梅城战役史料汇编》，内部资料1999年版，第257页。当时红四军军部设在马图村的见龙居，朱德曾在见龙居住了三天两夜。休整期间，朱德又得知国民党两广军阀之间战争已结束，东江地区本来就留有蒋光鼐部两个旅，军事实力对红四军来说，已经很强大了，为了对付红四军进军东江，国民党粤系的陈济棠就将驻扎在广西梧州的蔡廷锴部调回东江来，这样一来，与国民党军力对比后，红四军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

五、审时度势，保留革命火种

恰在这时，红四军又收到一个错误的情报，说当时的梅县县城内只驻守国民党的一个教导团，而且刚刚从汕头运来18船枪支弹药，就放在孔庙一侧的李家祠里。事实上，驻守梅城的国民党粤军的守城兵力大大超过一个团的兵力，红军在探知这一错误情报后，军长朱德、参谋长朱云卿、政治部主任陈毅在丰顺山中召开了由各纵队司令员及东江、梅县等地方负责同志参加的军事会议，决定趁敌人南下扑空未归之际，第二次攻打梅城，消灭驻守梅城的郭思演部，夺取敌人枪支弹药，而后撤到兴宁或蕉平边界去。金山顶是梅城北门的一个紧靠城墙的小土岗，也是全城唯一的制高点，占领了这一制高点，便可居高临下，控制整个梅城，当时敌我双方都知道金山顶的重要性。敌团长郭思演亲自来这里指挥，当红军发起攻击时，敌人用密集的机枪火力，阻止红军接近土岗。红军60多名突击队员在火力的掩护下，迅速冲上城墙缺口，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但由于红军后续部队被切断，突击队员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战斗持续了7个小时，梅城仍然没有被攻破。31日下午4时左右，国民党军队的援兵即将到来，“但这时几个纵队领导复仇心切”[2]167不同意撤退，是“朱德咬着牙说，‘再不服从就军法从事！’”[2]167红四军才向梅县的城北、大坪、梅西和平远撤退。此次攻打梅城，国民党军队伤亡100余人，红四军伤亡293人。11月1日，红四军离开广东“直往(赣南)寻乌边界休息整顿”[6]140，临别时，朱德给东江特委留下了120名战士，这其中包括20余名伤病员，随后，东江特委陈魁亚把这120名战士带回梅南，“留下的这些同志，犹如革命的火种，迅速点燃了熊熊大火，使东江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迅速壮大，以致能成连成营地消灭敌人，为发展东江地区地革命形势奠定了有力的基础。”[7]171这些也充分彰显了朱德长远的战略眼光。虽然红四军进军东江军事上失利了，没有达到“使闽西、东江联成一片”(10)《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及“前委”的信》(1929年10月6日)，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省委文件)》(1929年下)，内部资料1984年4月，第330页。的战略目的，但从长远上看，却极大地振奋了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促进了东江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

六、红四军挺进东江的经验教训，为古田会议奠定了基础

朱德率红四军挺进东江，不仅打乱了国民党“进剿”东江各红色区域的计划，也给盘踞在东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一定的打击。红四军挺进东江前，国民党广东当局曾电令蒋光鼐部，让其兵分五路，对东江各红色区域实施“进剿”，而红四军遵照中央的指示，冒进东江，攻打梅县，可以说是歪打正着，彻底打乱了蒋光鼐对东江各红色区域“进剿”的计划，红四军刚刚入粤时，曾“给敌人以莫大的创伤，陈维远旅的损失更加厉害，蒋光鼐因此已将陈免职”(11)《中共广东省委给东江特委的指示信(第十七号)》(1929年10月19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编(中共广东省委文件)》1929年(三)，内部资料1982年版，第162页。。也震慑了东江各地的反动武装，“梅西警卫大队听到红四军攻城，顿即星散。普宁县警卫队有的解散，有的各自逃跑。大浦县警卫局也冰消瓦解之势，反动首要相率家属逃亡。”[9]112但红四军自身也有重大损失，红四军挺进东江主要进行了五次战斗，第一次是松源的五星桥战斗，歼灭敌人100余人，其中营长2名，俘虏敌人无数，缴获机关枪1挺，步枪78支。第二次是虎头砂战斗，敌军虽然被打垮，但我军伤亡近百人，纵队司令刘安恭在战斗中牺牲。第三次是新铺战斗，俘虏警卫队长4名，署长1名，缴枪4支。第四次是首攻梅城战斗，击毙敌人20余人，缴枪30余支。第五次是第二次攻打梅城战斗，双方伤亡都很大。当红四军离开东江时，“队伍中出现了埋怨和沮丧的言论”[8]180，部队撤了下来，甚至出现了600余名逃兵，加上梅县战斗牺牲的200余人，还有留在东江的200余人，红四军总共减员1 000多人，红四军的兵力损失了1/3，第一、二、三纵队只好实行缩编。对此，1944年，朱德在延安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曾说：“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部队入东江，此次行动失败，原因又是方向错了。当时上海党中央命令红四军入东江打蒋光鼐、蔡廷锴，打梅县，配合张发奎入广东的反蒋战争。这个主观主义的命令，我们执行了，所以又遭失败。”[10]129对此，朱德还特别强调说：“这是接受主观主义瞎指挥的第二次的失败教训。”[10]129

通过这次军事活动，也使朱德认识到了在红四军中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特别是当时红军中普遍存在的极端民主化思想、老乡观念、小团体倾向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再加上当时收编国民党俘虏兵时，只图数量，而忽视了对他们教育、改造的工作，导致逃跑、落荒者甚多。同时，朱德也认清了红四军“前委”机构的不健全，领导力量薄弱的问题，毛泽东、陈毅的离去，红四军“前委”的担子压在朱德一个人身上，给挺进东江带来了组织领导上的困难，“当时士兵干部都有这样感觉，毛党代表在时，队伍多，工作好，想念毛泽东同志，希望他回到红四军，这是全军的普遍要求。”(12)《访问肖克同志记要》(1970年11月2日)，记录稿现藏于古田会议纪念馆。而中央的“九月来信”也要求毛泽东继续担任“前委”书记，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

总之，朱德率领红四军挺进东江，作为古田会议召开前的最后一次军事活动，推动了古田会议顺利召开，不仅为古田会议的召开提供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也为古田会议决议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丰富的素材，由此可见朱德率领红四军挺进东江在中共党史及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