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走

车坊大会堂建于1973年，我比它早两年降生于这个世界。我要用很多年慢慢长大，大会堂一降生便是成年人——承担起所有它该承担的功能。我完全不知道后来的一段时光，会在它的怀抱里奔跑、嬉戏，它则默默看着我成长。这世上的万物皆如此，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事物，在某一天却突然发生了故事。大会堂建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车坊镇最大的、也是标志性的建筑。

父亲在乡政府工作，我随父亲到镇上读小学，住父亲宿舍，从此开启我和大会堂的亲密接触。大会堂建在乡政府大院的西侧，乡政府食堂建在大会堂西侧，成了大会堂围墙的一部分。东边与乡政府一墙之隔，有一扇门联通，这扇门既是我填饱肚子的必经之门，也是充满诱惑之门。

大会堂前面没有广场，是挤挤挨挨的老房子，穿过一条长长的弄堂到西街。弄堂里住着我一个要好的同学，他家祖上是地主，房子有三进，主厅高大宽敞气派，暗红色的厅柱下压着石礅。同学的父亲是中学的一名政治老师，我有一次考试时偷偷翻书，被他发现了。他装作没看见，没有当场抓住我，交卷时只是拍了拍我的头。至今对他怀着深深的愧疚和感激。

西街和东街之间是一片开阔的空地，北侧是百货店、农用品店、信用社等。南侧沿河是弯月形的泊船码头，农民来镇上的船只大都停靠此处，村干部来大会堂开会，村里唯一的机帆船自然也停泊此处。轮船码头在弯月的西端，小镇人翘首期盼的一些演出，演员从苏州南门轮船码头坐班船前来，引起轰动和围观。空地并不空闲，自由市场集中于此，繁忙、热闹、喧嚣，如身侧的河水一般永不停歇。东西街是镇上最主要的一条街道，所有的集市、商店和重要场所都在这条街上。

大会堂北边是高高的围墙，围墙上有一扇小门，挂着一把大锁，似乎永远没有开启过，这扇门隔断了想象与空间，阻断了不怀好意的入侵。我曾经也是个不怀好意的入侵者。其实我知道，围墙外面是宽阔的田野，熟稔的村庄。还有一条蜿蜒、干净的小路，通往小学、中学。我经常宁愿兜远路，走这条安静的、可以看四季田野变化的小路，上学、放学。这条路温柔地拥抱安抚过我脆弱、敏感、自卑的心灵。

大会堂除了开大会，还放电影，做戏，学校“六一”儿童节文艺演出自然也在这里。大会堂承担了小镇人大部分的文化生活。

我上小学时，“六一”儿童节并不放假。当天下午，各班排好队，浩浩荡荡向大会堂进发，长长的队伍如舳舻相继。走过学校前的人民路，左转进入西街。少先队员鲜艳的红领巾在胸前飘荡，当然，得有风，但飘不起来也很神气。学校没有校服，农村孩子、街上孩子，千百家个个不同。衣服、鞋子新新旧旧，颜色、款式、材质大相径庭，干净、油腻、白亮、灰暗，走在同一条路上，踏着同样欢乐的步伐。只有那些要上台表演的学生，穿着白色的衬衫，女同学穿带褶皱的黑色背带裙，白色长筒袜，黑色皮鞋；男同学则黑裤子，黑皮鞋，没有皮鞋至少是白球鞋。老师帮他们化妆，嘴唇鲜红，白粉扑面，再抹上腮红。

我十分羡慕他们的衣服鞋子，并不羡慕他们可以上台表演，因为我知道这种事永远不会轮到我。我除了学习还算可以，几乎一无长处，毫无文艺细胞。而且瘦小，常年穿得破旧。到大会堂，按年级班级坐好。领导讲话，老师带领鼓掌。两个高年级同学拖着长长的话筒线，用尖尖的嗓音报幕，他们努力微笑着，竭力表现得像电视机里的主持人。但我总觉得他们像在给幼儿园小朋友们讲故事。节目有朗诵、独唱、合唱、舞蹈等。《让我们荡起双桨》是每年必唱的歌，只有在唱这首歌时我才会集中注意力，听得心里悠悠荡荡，真的有一只小船在摇晃一般。

大会堂宏伟高敞，墙面坑坑洼洼，如下雨天脚踩在烂泥里拔起来后的形状。后来才知道这是消除回音的设计。我坐在台下，看着舞台，抬头看高高的穹顶，再扭头望了望后面二楼的放映室，心里有些小小的得意。全校的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座大会堂了，每一个隐秘的角落我都了如指掌。

大会堂最吸引人的无疑是放电影，虽然大部分是些老片子，来一部新片子，会连放几天，几乎场场坐满。放映员的儿子是我同学，他跟着他爸住在大会堂检票厅旁的宿舍，我住一墙之隔的公社大院。要看电影，食堂吃过晚饭后躲在同学宿舍，等检票结束灯光熄灭，我们溜进大会堂看，想看几遍就几遍。放映《少林寺》时连看了五六遍，电影情节看得滚瓜烂熟，虽五音不全，也能将电影插曲哼完。胸中豪情万丈，可怜了几棵小树，被我们飞起腿来踢得摇摇晃晃。还找几根木棍，噼噼啪啪相互击打切磋棍法。幻想着跑去少林寺学武艺，学成后把欺负自己的同学都痛打一遍，在跪地求饶声中潇洒地让他们滚蛋。更希望实现的是，暗暗喜欢的，却对我不屑一顾的漂亮女生，满脸崇拜跑来主动示好。幻想自然总被现实嘲笑、粉碎，但看电影的自由其他同学只有羡慕的份。我们甚至跑到二楼放映室窗口，居高临下看，看电影，也看底下看电影的人，总能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人与事。

比看电影更吸引我们的是看戏。有剧团海报贴出来，某某越剧团或锡剧团，几号到几号演出某某剧目，主演的剧照光彩夺目。上面的姓名只有那些真假票友在茶馆里侃侃而谈，引来旁人危坐倾听，自然沾沾自喜，就像隔天还和他们吃过饭一样。不用几天，消息传遍，大家都在热切地谈论和期盼。镇上没通汽车时，剧团坐轮船来，实在不方便，一年也不一定来一回。通了汽车，每年会有几个不同剧团来。一辆面包车坐人，一辆卡车拉东西。车开不到大会堂，只能停在自由市场上。马上有不少闲人围观，没穿戏服的演员和小镇人自然也是不同的。他们在台上做戏给人看，台下做自己被人围，早就习惯了这种场面，并不理会，只顾着卸卡车上的东西，一只箱子接着一只箱子——几十个大大小小掉漆的木箱子。箱子里装着演出需要的所有东西：戏服、道具、灯光……还有他们的行李铺盖,也挤压下了他们所有的生活和喜怒哀乐。

我跟在后面看他们抬箱子，还有箱子里放不下的刀枪棍棒。他们一趟趟抬得很吃力，我前前后后跑得很兴奋。东西都运到大会堂舞台两侧，那里有上下两层的钢丝床，和学校的宿舍差不多。演员和工作人员就住在这个大宿舍里，男女各一边。

一放学，我就跑到大会堂，看工作人员用长长的梯子爬上舞台顶上的铁架子，装灯光、挂一层层背景幕布，没有一样不觉得好奇。舞台两侧是道道帷幕，高高的顶墙上很小的窗户里漏进来一些微光，光影里飘浮着若有若无的尘埃，一排排五彩斑斓的戏服挂在架子上，演员们穿着白色的内衬戏服，在靠墙的桌子前对着镜子描眉化妆，在这若明若暗中，有种神秘的虚幻。

从西街到大会堂的弄堂口有一间小房子，是售票处，开着一个拱形的小窗，头抵着窗口也看不清里面的人。当然，窗外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桌子上，上面摆着盖好日期章的红色或蓝色的影剧票，那张小小的票是多么诱人啊。我知道，平常窗里面坐着同学的爸爸，他常年穿一件褪色黄军装，既是放映员，也是售票员。但有时也会是文化站宣传队会唱戏的漂亮大姐姐，遇到卖票、检票的都是剧团的人，就很难混进去看白戏了。

母亲也爱看戏，她一个人在乡下种田，父亲将她接出来，买了戏票，一家子一起看戏。大会堂里黑压压坐满了人，男女老少无不兴奋激动，迫切等待演出开始。乐师拉响二胡、弹起琵琶，大幕徐徐拉开，也拉走了观众吵吵嚷嚷的声音。戏中人物翩翩而出，曲折的情节,好看的戏服,好听的唱腔,观众完全忘了自己是谁——忘了没喂的猪、要买的化肥，忘了漏雨的屋顶、刚吵的架，忘了要交的作业、不及格的功课……忘掉了所有现实世界。

那时的自己朦朦胧胧感觉到了舞台的美、戏剧的美。《梁祝·化蝶》一幕，把悲剧演得如此唯美，心底萌生了最初的浪漫主义向往。相对于《珍珠塔》《何文秀》等结局大圆满的戏，我更喜欢看《红楼梦》《梁祝》等悲剧，《宝玉哭灵》《哭坟》，演员唱得肝肠寸断，听得人伤心欲绝，脑海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懵懂意识到了美好感情的难得。后来读《红楼梦》原著，不时会跳出来大会堂看越剧《红楼梦》的场景。

看一遍自然不过瘾，和同学想尽一切办法溜进大会堂，即使看个尾巴也好。几次以后和剧团把门人也熟了，他也不拦我们了，我们站在靠近舞台的边道看，站两个小时也不觉得累。几乎所有演出剧目都看得烂熟于胸。连演几天后，剧团赶往下一个码头。

剧团走后，我们在舞台两侧的“狼藉”里寻找宝贝，可以找到“牡丹”“凤凰”“人参”等牌子的香烟壳,我们并不知道香烟的确切价格，但“人参”牌相当于扑克牌中的大王，捡到后开心极了。还能捡到颜色不同的玻璃糖纸，遮在眼睛上，便看到不同色彩的世界，摊平夹到专门收集的本子里，拿去向小伙伴炫耀。这些收获冲淡了剧团离去的失落。有什么要紧呢，反正过一段时间还会有剧团来的。

大会堂的舞台也曾是民兵们练本领的地方。各村民兵骨干们聚集在大会堂，趴在舞台上练瞄准，负责训练的是派出所联防队队长，一名退伍军人，魁梧干练。他在民兵们的枪背上放一根大头针，对准空无一人的台下，一趴就是一两个小时，大头针不许掉落。枪是没有子弹的真枪，刺刀锃亮，这么威武的枪干吗不放两枪呢？看着他们一动不动傻乎乎地趴着，看了一会，甚觉无趣，跑开玩其他去了。那位联防队长十多年后成了一个古镇的派出所所长。

实行计划生育时，大量做结扎绝育手术的妇女医院里住不下，大会堂舞台成了临时的“战地医院”。给戏班演员住的双层铁架子床根本不够，又搭了不少，挤满了舞台。一批走了又来一批。

那段时间食堂和乡政府的井台旁来来去去的人不断。有亲戚乡邻来做手术，我跟在母亲身后去看她们，在幽暗的、高处空旷低处逼仄的空间里，看不清那些或年轻或已中年的妇女脸上的表情，她们除了静静等待着安排，似乎别无选择。有不愿意或害怕做手术的，就会撵男人来做，这些极少数的男人也不在意旁人的眼光，谁让他们怕老婆呢，也或许是真心疼老婆。当然，男人做手术是不住大会堂的。我看着熟悉的舞台竟然有种无法言说的陌生。心里盼望着这些人快点走掉，因为她们在这里，电影也不放了。

大会堂也做过临时法庭。乡政府门口有严肃威武的武警背枪站岗，只有戴着红袖章的工作人员可以出入。中午放学去食堂吃饭，被武警拦住不让进，又急又怕，幸好有认识的工作人员出来，解释后才放我们进去。抓了坏人后在大会堂公开审判，百姓们争相涌入观看。舞台中央摆了两张办公桌，坐着几名法官，或许还有检察官。多名犯人戴着手铐，排成一排低垂着头站在舞台两边。法官对一个个犯人进行审问，然后当场宣判。我站在台下看热闹，既好奇又害怕。台下挤满了人，鸦雀无声，只有台上法官威严的问话声与犯人怯怯的回答声。审判结束，犯人们被押上卡车拉去服刑。手铐、武警、法官、犯人、吃官司，这些词汇对应真实的场景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恐惧和惊吓远大于好奇。这个场面比任何一部电影或戏曲更深地留在了我脑海。这段日子全镇老幼都在议论这件事，每个犯人的经历越传越玄乎，老百姓们历来擅长讲故事，真故事假故事渲染得比警匪片还惊心动魄。

父亲在我上高中后调离了车坊，宿舍自然也退了。我最后一次去大会堂是送初中同桌去当兵。他高考落榜后选择了入伍，我也落榜，选择了复读。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从学校回车坊，在苏州转车时买了一副带磁性的迷你象棋作为赠别礼物，初中时我们常一起下象棋。

到达大会堂时，同桌已经在了，穿着崭新的没有领章的绿色棉军服，戴着没有徽章的军帽，胸口别着大红花，盖住了他半个胸膛，扎眼的红色也盖住了离愁。锣鼓喧天，不断有各个村的新兵送进大会堂，跟随着一群亲属。到齐后，新兵坐第一排，开送兵大会。同桌的父亲作为新兵家属代表上台发言。嘈杂忙乱的场面，和同桌没说上几句话，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坐在大会堂，看着熟悉的一切，看着大会堂外面几棵落光叶子的梧桐树，心里竟有种莫名的忧伤，和离别无关的忧伤。

大会结束，新兵们背上行李，在锣鼓声中，在亲属簇拥下，走向接兵的卡车。有母亲拉住儿子的衣服哭泣，马上被劝开。我在人流的裹挟中往外走，离开大会堂时我没有回头再看它一眼，我并不知道这是我和它的最后一次接触。当载着新兵的军用卡车绝尘而去，我和大会堂的缘分也绝尘而去了。它成了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三十年后酷夏的一天，我去寻找它的踪迹，车坊老街几乎已被拆完。

乡政府大门的那堵墙还在，墙上宣传栏的玻璃连破碎的痕迹也看不到，腐朽的木框睁着空洞的双眼，植物的藤曼却勾搭上了这残墙断壁。墙后是一片废墟，除了茂盛的荒草，一无所有。我找到大会堂的位置，仔细寻找它遗留下来的痕迹，完全徒劳。荒草下的瓦砾并没有身份证明，无法判断它们之中的一块就是那座高大恢弘、有着红砖外墙的大会堂躯体的一部分。在烈日的炙烤下，我有点恍惚，这大会堂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般，附着在它身上的记忆却如拼命摇晃后打开的可乐，喷涌而出。看着脚下的废墟，望着废墟外的高楼，在刺眼的阳光下，我一阵晕眩。

父亲说，当初造大会堂时建筑站没有人会设计图纸，公社里有位干部说他们村里有位大学生，扬州大学建筑设计专业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后来被开除回老家务农了。公社党委王书记听了大喜，马上派公社里的小轮船，其实是搭个棚改装的机帆船，去接他。找到他时，他正在澄湖里耙河蚌。把他接到公社里，花了一个月时间画好了成套图纸。按照他的图纸，造起了车坊人的大会堂。这位设计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在公社里属凤毛麟角。小时候家里就帮他定了亲，一位同村不识字的姑娘。他考上大学后一直反抗这门亲事，最终还是被家里逼着成了亲，心中自然万般苦闷。在学校，他遇到了一位志趣相投的女同事，慢慢走近，被人告发后学校以生活作风问题将他开除。大会堂造好后，他留在了建筑站工作，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是建筑站一名没有编制的工作人员，直到不需要他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就是设计了这座大会堂。

几年前，他走完了命运多舛的一生，他的作品——车坊大会堂，也被拆除。他们几乎同时在这个世界消失，消失得干干净净。

在大会堂的废墟上，将会开出怎样的花朵呢？一代一代的人来了，走了，他们的存在总是与某些事物关联。人还在，而那些与他们生命历程相关的物体却不在了，生命的记忆出现没有依附的断崖，总是一种遗憾。那些心底的乡愁该往哪里落脚呢？

废墟上终将拱起更为宏大现代的建筑，也会有许多的孩子把自己的生命历程依附在这些建筑之上，相信他们不再会有和我相同的失落与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