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超华 深圳市宝安区文联

陈传席道出的，正是中国书坛当下典型的生态状况。至于何以会产生这样一种令人极为担忧的现状，这不得不令当下书坛仔细深思和认真反省。中国书法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书法随汉字而出现，汉字的产生，来自人们的生活所需。从殷商时期最初在兽骨上镌刻的甲骨文，到西周时期的钟鼎文，再到春秋战国时代的石鼓文，再到秦国的小篆开始大量在竹简上书写。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书法，或者说普通人所理解的书法，并非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而是通常所说的毛笔书法。诚如林语堂先生所说：“中国书法的地位是以在世界艺术史上确实无足与之匹敌者。因为中国书法所使用的工具为毛笔，而毛笔比之钢笔来得潇洒而机敏易感，故书法的艺术水准，足以并肩于绘画。中国人把‘书画’并称，亦即充分认识此点，而以姊妹艺术视之。然则二者之间，其迎合人民所好之力孰为广博，则无疑为书法之力。书法因是成为一种艺术，使有些人费绘画同样之力，同等之热情，下功夫磨炼，其被重视而认为值得传续，亦不亚于绘画。书法艺术家的身份，不是轻易所能取得，而大名家所成就的程度，其高深迥非常人所能企及，一如其他学术大师之造诣……中国之毛笔，具有传达韵律变动形式之特殊效能，而中国的字体，学理上是均衡的方形，但用最奇特不整的笔姿组合起来，是以千变万化的结构布置，留待书家自己去决定创造。如是，中国文人从书法修炼中渐习的认识线条上之美质，像笔力、笔趣、蕴蓄、精密、遒劲、简洁、厚重、波磔、谨严、洒脱；又认识结体上之美质，如长短错综，左右相让，疏密相间，计白当黑，条畅茂密，矫变飞动，有时甚至可由特意的萎颓与不整齐的姿态中显出美质。因是，书法艺术齐备了全部完美观念条件，吾们可以认作中国人审美的基础意识。”[1]

中国书法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它最大的特点就像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所指出的：“中国人写的字，能够成为艺术品，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由于中国字的起始是象形的，二是中国人用的笔。”回顾中国书法的每一次革命性的变化，或每一个经典的瞬间，那一幅幅精妙绝伦的书法艺术珍品，无不体现出历代伟大的书法家们对书法艺术的不断追求和一次次精彩的突破。这些书法作品，既与时代的气息和精神息息相关，又与书法家个人的艺术天赋、精神气质，乃至文学修养密切相关。南朝齐书法家王僧虔在其《笔意赞》中指出：“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以斯言之，岂易多得？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妄想，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这些书法精品，或“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或“挥毫落纸如云烟”，或“徘徊俯仰，容与风流，刚则铁画，媚若银钩”，或“恍恍如闻魔雷惊，时时只见龙蛇走”，或如“天马脱缰，追风逐电”。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家们，以他们独具魅力的书法艺术，为我们展现出了一个千姿百态、美轮美奂的书法艺术世界。

在中国古代，下至黎民百姓，上至一国之君，人们对书法的热爱，乃至对书法艺术的追求，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而绝非像今天一些喜欢书法的人，并非真的喜欢书法，而仅仅是出于世俗功利的考虑。他们喜爱的，其实是书法之外，能够给自己带来各种名利和实惠的东西。古代的宋徽宗对书画如醉如痴，甚至到了胜过江山的地步。就人格和才华来说，宋徽宗可说是非常分裂的。在治国安邦上，他可说是一个失败的皇帝，因为过度沉溺于书画艺术，他无暇治国和国防，最终给北方的女真人留下了养精蓄锐，大举进攻宋朝的机会，使自己最终也成了女真人的阶下囚，被押解到北方囚禁长达八年，以致最终客死在遥远的北国他乡[2]。

宋徽宗疏于治国，把主要的精力都花费在了书画艺术这样的雅好上，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其享誉书坛的“瘦金体”，跨越千年，独步书坛，影响至今。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类似宋徽宗这样爱好书法的皇帝，可说是不胜枚举。唐朝是中华文化非常繁荣的时代，唐朝之所以能出现如此众多伟大的诗人和书法家，与唐朝的皇帝们非常喜欢并且大力提倡诗歌和书法，有着极为密切和巨大的关系。关于唐朝皇帝对书法的酷爱，我们不妨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例。唐太宗雅好文学，精通书法，尤其钟爱王羲之。唐太宗对书法艺术有着独到的见解，并撰有《笔法诀》《论书》《指意》和《王羲之传论》等书法理论文章。其所书《晋祠铭》，开创了行书入碑的风气。在唐太宗看来，王羲之的书法“尽善尽美”，并大力提倡，确立了王羲之在中国书坛“书圣”的地位。据相关史料记载，因为喜欢书法，唐太宗广搜天下名家真迹，逐一欣赏品鉴，但令他非常不甘的是，即便多次重金悬赏，却始终无法得知王羲之《兰亭集序》真迹的下落。在一次偶然的闲谈中，他得知《兰亭集序》珍藏在僧人辩才的手中，于是令监察御史萧翼火速赶赴越州。为了蒙骗辩才，获得辩才的信任，萧翼在寺庙里留宿多日，与辩才畅论书法，尤其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最终赢得了辩才的信任，并将密藏多年的原作，拿出来给萧翼鉴赏，不料萧翼趁辩才不注意，将真迹盗走。唐太宗得到《兰亭集序》真迹之后，兴奋不已，爱不释手，并下令在他去世之后，务必以《兰亭集序》作为陪葬品。从此，《兰亭集序》的真迹便永远在人间蒸发了。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究竟如何，笔者暂不想去做进一步的探讨和深究，但至少说明，唐代的皇帝们对书法的痴迷，是世所罕见的。唐太宗曾信心满满，现身说法地告诉大臣们：“书法之学不过是微末小道，并非什么要紧的公务，只是偶尔留意一下，这样总胜过荒废时日吧。这一类的技艺，还没有想学而学不成的。如果学不好，那一定是有所倦怠，不能专心罢了。朕年轻的时候是侯门公子，久经沙场，后来举义旗反隋，才建立了大唐王朝。所以知道听见金鼓之声必定有人指挥，通过观察敌阵布置就知其强弱。故而即使敌人攻击我方的薄弱之处，也不过只能追奔几百步，而不敢再贸然前进；我方攻击敌方的薄弱之处，一定要突破他的防线，再从敌后组织攻势，这样会使他们溃不成军。多次用这种战术克敌制胜，朕从中领悟到很多道理。朕现在临摹古人的法帖，毫不留意字的外在形态，而力求能学习到他们的风骨，一旦如此就自然会有形态。朕的方法，都是先学其意，所以最后才有大成。”[3]

董其昌的书风大量吸收了颜真卿的艺术风格，却在墨法上超越前贤，在众多卓越的明代书法家中，独树一帜。他多用淡墨，创造出一种宁静优雅的书写风格。而即便尊为一国之君的清代康熙和乾隆皇帝，都是董其昌的“铁杆粉丝”，他们对董其昌的书法长年临习，心慕手追。纵观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史，千百年来，古人对书法的热爱，及其艺术追求，从来都是发自内心的，而并非首先考虑它的世俗功名，乃至背后的金钱和利益关系。无论庙堂还是民间，在中国古代，书法既是一种大众文化，又是一种极为受到追捧的雅文化。反观当下热闹的书坛，却充斥了很多的“俗”。与当今书法紧紧纠缠在一起的，很多与功名利禄有关。诸如收藏、投资、拍卖、增值、入展、评奖、出书、培训，备受追捧的明星书法、老板书法，以及真假莫辨的书法市场和“名家书法”。概而言之，书法变成了一些人大肆炒作、集体起哄、名利双收的“黄金产业”。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2020 年8 月12 日，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远程视频系统，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原分党组书记、副主席赵长青受贿一案。德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6 年至2019 年，被告人赵长青先后利用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副主席、秘书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获批中国书协会员、当选中国书协理事、协调工程项目合作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486 万余元。媒体报道说，赵长青善于利用在中国书协任职的便利包装自己，摇身一变成为“文化名人”，热衷于以“书法家”的名头出席各类书法活动，得名又得利。对于各地各类书法活动，赵长青有请必到，有利必取，乐此不疲，完全将工作职责抛之脑后，深陷“名利场”不能自拔，进而在一片光环和吹捧声中，逐渐迷失自我，心安理得地以“知名书法家”身份到处写字收钱。

赵长青还善于以所谓书法作品为幌子索贿受贿。2012 年至2014 年，山西老板李某为他人请托办事，到赵长青办公室奉上大额现金。对此，赵长青先是“义正词严”予以拒绝，而后暗示对方可以购买其个人书法作品，以此掩耳盗铃将几十万元贿金揣入腰包。

向赵长青行贿的人员，绝大多数曾以“买字”为名向其输送利益。以书法艺术之名，行贪腐贿赂之实，赵长青对此却十分得意，还专门总结了一套顺口溜：“当官的收钱，不是贪污就是受贿；我收钱是稿费，既不犯法又不犯罪，顶多交点税。我收钱，不用躲，不用藏，直接存银行；不怕警车叫，照样睡好觉。”

书坛逐渐成了一些人的娱乐圈和名利场。某商人丑陋无比的两个字“话禅”，居然卖了468 万，某明星的一幅《心经》，卖了200 万。据网上披露，某作家最新润格内容：书法，4 尺10 万，4 尺斗方或3 尺7 万，匾牌，1 字4 万,写一块匾只需要一分钟，少说也四个字吧，16 万人民币到手。一些作家卖书画成为巨富。我们要追问的是，某商人鬼画桃符、某明星江湖杂耍、某作家墨猪似的丑字，何以会值那么多的钱？这样糟蹋书法艺术的丑字，从古至今，有谁敢公开拿来示人，居然还能卖出大价钱？而这种糟蹋书法、糟蹋文化的现象，在当下书坛早已经成为一种见惯不惊的家常便饭。在金钱和利益的诱惑下，一些书法家和理论家自甘堕落，勾肩搭背地参与各种炒作，为破坏书法艺术市场的丑行推波助澜。他们颠倒黑白地为某些名人丑陋的字大写评论、大肆虚夸。形形色色反书法艺术的胡乱涂鸦，被他们称赞是张扬“个性”书写的文人书法。

书坛成为名利场后，以书法的名义所进行的各种争名夺利的表演，便越演越烈，无法收场。一些并不懂书法艺术，却又想在书坛分得一杯羹的江湖书法家，开展了大量林林总总、丑态百出的“书法”表演。诸如，在年轻美丽的女性身体上写字，倒立写字，用头发蘸着浓墨写字，用拖把一样的“大笔”在地上边舞边写，大吼着“发功”写字，在鼻孔里插两支毛笔写字，用拳头蘸浓墨写字，嘴含毛笔写字，一只手各抓几支毛笔同时写字，乃至采用针管喷墨等丑恶表演方式写字，真是应有尽有，不一而足。这样的江湖书法何以会赢得人们的眼球，何以会有人真正相信？毋庸讳言，再拙劣的以书法的名义进行的表演，只要有市场，就一定会有一只我们看不见的手，在背后无形地推动。

如果说，这样的江湖书法仅仅局限于“江湖”，我们似乎倒不必有那么大的悲凉和担忧。关键是一些堂堂正正，端着书法饭碗的书法家，乃至美术学院的专家教授，也越来越多地加入了这样的江湖书法家的行列中。江湖书法家们的骗术常常是共同的、低级的骗术，有媒体披露说：“江湖书法大师都有一些共同特点，背景深，头衔多。其名片上的身份一大堆：全球级、世界级、全国级、中华级协会主席、副主席、理事、会长、院长；随时可以拿出一堆获奖证书和认证。再看看江湖书法表现，更是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倒立书法、悬空书法、人体书法……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明晃晃得辣眼睛。”但即便是如此低级的骗术，却照样可以让许多人深信不疑。书法一旦与金钱合谋，书法艺术，必将成为一种热热闹闹的、博取看客眼球的行为艺术。最终只能成为一种难以自拔，陷入深深的泥淖之中的商业活动。

当下书坛是如此的风风火火，其热闹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与之相悖的是，某些浪得虚名的书法家的作品，却是一片狼藉，惨不忍睹。这是一个书法最热闹，却又最缺乏大书法家的时代。许多书法家的字，根本就不能称为书法作品，最多只能叫作“毛笔字”。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没有文化。他们不懂古文字的书写和含义，不懂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更不要说创作出与其书法相匹配的诗词歌赋作品。这些书法家无论参赛，还是在日常的书写中，其思维总是趋同，并且早已成为固定的思维定式的书写。被这些书法家写得最多的就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天行健，君子以厚德载物”“与天为徒”“上善若水”之类心灵鸡汤，以及老庄周易、禅宗佛理之类的句子。这些书写者，表面上清心寡欲，内心里却是一片世俗的功利之心。

在2020 南宁“沈门七子”书法展上，一个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书法笑话，接二连三地被吐槽。首先是“沈门七子”这个命名遭到诟病，这些“书法家”被认为是不懂中国文化，不了解汉字的一帮浅薄之辈。他们的书法风格与著名书法家沈鹏的艺术风格，几乎就没有多少关系。这样的书展，被业内人士斥之为：只不过是“借了沈老书名之盛的光环，用作为对外自我包装、宣传、推销的一个噱头，在以耳代目的庸众中博取一点儿浮泛的虚名罢了”。由此我们看到，“沈门七子”对书法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习字和临摹这样的低层次上。且不说创作，就是简单的临摹和誊抄，他们也照样抄错。在临写黄庭坚著名的《风松阁》诗时，居然将诗中的“箕斗”写成了“棋斗”。仅仅一字之差，就可以看出，该作品的书写者根本就没有理解黄庭坚这首诗的真正含义。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该作者平时早就已经将“箕（ji）”误读成了“棋（qi）”。这样的文化修养，实在是上不了书法家的台面。黄庭坚的原诗是：“依山筑阁见平川，夜阑箕斗插屋橼。”这里的“箕斗”指的是星宿，即箕宿与斗宿。

而“沈门七子”中的另一位，则把“玄云”写成了“元云”。该作品的书写者因为缺乏古代汉语和文化知识，脑袋里完全不知道其所书写的陈子昂《登泽州城北楼宴》一诗，究竟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所谓“玄云”，指的是“乌云”，或“浓云”。同样是一字之差，却错得非常离谱，难免叫人大跌眼镜。因为缺乏传统文化的熏陶，许多书法家误以为，所谓书法主要就是传统的技法，诸如结体、布局、章法、笔法、墨法，他们从来就没有认真想一想，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知识打基础，所有的书写都仅仅是在纸上写字，根本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创作。类似“沈门七子”所犯的错误，仅仅是当下书坛的“冰山一角”，而这样的错误，却是一个书法家致命的、不可原谅的硬伤。

唐代书法家张怀瓘指出：“论人才能，先文而后墨。羲、献等十九人，皆兼文墨。”苏东坡在《酬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中，深有感慨地说：“退笔如山不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对读书的重要性，更是极为推崇。黄庭坚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在《跋周子发帖》中，黄庭坚更是一针见血地说：“王著临《兰亭集序》《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字，皆妙绝，同时极善用笔。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力也。”我们看到，当今许多书法家，其实走的正是一条本末倒置的书写之路，许多书协会员，几乎都仅仅关注怎样学习形形色色的书法技巧，而始终未对传统的中国文化进行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一些人虽然已经加入了各级书法协会，号称“书法家”，但除了照猫画虎、邯郸学步地写几个字外，却连基本的古文都读不通，更不要说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书法作品了。

就当今书坛的现状来看，即便是某些著名的书法家，我们也很难说出他们的代表作品究竟是什么。说到古代那些伟大的书法家，我们立即会想到他们的代表作品。比如，说到王羲之，我们必然会想到《兰亭集序》，想到“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那是怎样美好的一个暮春之初！一千多年过去了，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那个醉人的雅集，通过王羲之这样的一篇美文和伟大的书法作品，永远定格在了世世代代中国人的心中，成为我们永远说之不尽，陶醉其中的伟大的艺术珍品。

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要研究中国人的美感和艺术精神的特性，《世说新语》一书里有不少重要的资料和启示，是不可忽略的。”[4]在宗白华先生看来，人赞王羲之的字韵高千古，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不沾滞于物的自由精神，来自一种心灵的美，或哲学的美。纵观中国书法史上一代又一代伟大的书法家的精品之作，从来没有哪一件珍贵的书法作品，是书法家凭借书法的技术手段抄写出来的。从那些伟大的书法艺术珍品中，我们往往能清晰地感受到时代的风云变幻，以及身处其中的书法家的精神气质，触摸得到书法家一颗滚烫的心。颜真卿的《祭侄稿》一反其丰腴雄浑、结体宽博、气势恢宏、骨力遒劲、气概凛然的艺术风格，通篇使用一支微秃之笔，义愤填膺、悲痛欲绝、一泻千里，成为书写人间亲情和不幸遭遇的罕见之作，以及一个时代的历史见证和举世无双的书法艺术珍品和草书典范。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到唐代达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峰，尤以楷书定于一尊，“颜筋柳骨”成为唐代书法典型的艺术标志。所有后世的书法家，再要往前寻求突破，哪怕仅仅是迈出一小步，都是极为艰难的。但即便如此，在宋代书坛上，却崛起了“苏黄米蔡”，乃至宋徽宗的“瘦金体”。当代著名书法家和理论家陈振濂先生指出：“所谓‘书法家’，除了其在艺术上必须造诣独到之外，还必须在文学上（严格地说是学问上）有所积累、有所建树。一位一流的书法家，可以不是画家，不是政治家，不是经济家，但必须是诗人，是文学家。倘缺乏这一条件，他就很难在历史上占有地位。从颜真卿、张旭、杨凝式、黄庭坚、米芾直到明清的文徵明、祝允明、黄道周、倪元璐、傅山、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等，无一不是诗文素养雄厚。他们或有诗作传世，或有文集留存。其原因很简单，因为书法写的是字，不懂字（不懂文学）的人很难理解字是兼有艺术与文学的两重美的。秦汉以前的书法尚处于自在阶段，可置而不论，而魏晋以后的书法艺术走上了成熟的道路后，几乎成了左右书法欣赏、书法评论的绝对标准……不具备优美文学意境的书法作品，不会是第一流的好作品。”[5]

按照这样的评价标准来衡定我们当下的书法作品，那些被称为书法家的人所创作出的作品，究竟还有多少艺术审美价值和欣赏价值？汉字的书写工具，从毛笔到钢笔，再到圆珠笔，乃至今天的电脑打字和手机上的书写，毛笔作为书写的实用功能已经彻底失去。毛笔书写唯一的作用，就是作为艺术的书写而创作出来的可供欣赏的书法作品。而因为缺乏传统文化的熏陶，不了解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区别，更不懂得古代汉字的实际意义，一些当代书法家，哪怕是为参加书法展览所创作的作品，也常常是捉襟见肘，硬伤迭出，以致成为贻笑大方的书坛笑话。照此下去，中国书法必将成为一种只有作品，而没有精品的文字游戏。我们看见的有关书法的热闹，也并非来自书法引起的艺术冲击力，而是来自市场的诱惑和金钱搅动下那只看不见的手。近年来，眼球经济和恶意的炒作，已成为当下书法领域广遭诟病的一大痼疾。当代书法家如何寻求新的突破，这无疑是无数挚爱书法艺术的书法家们不得不首先考虑的当务之急。

基于书法的未来，书法界有的提出了“现代书法”，有的提出了“当代书法”等不同的艺术理念，但何为“现代书法”？何为“当代书法”？它们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或者说与古代书法究竟有什么联系和区别，这对于许多即便是热衷于书法创作的人来说，也仍然是一头雾水。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真正看到学界对“现代书法”和“当代书法”的确切界定，倒是看到王冬龄先生对“现代书法”的一种似是而非的解释：“从哲学的层面讲，传统书法主要是以儒家精神为旨归的，而现代书法的精神则直接传承我国道家与禅宗的精神，且与西方的哲学息息相关。”[6]

但看过王先生这样的论述之后，想必许多人依然和笔者一样，仍然是云里雾里。难道我们能够指望用王冬龄先生所说的这种“现代书法”来带领当下众多的书法家们进行突围？由此看来，这的确是一种难以名状的表述上的悖论。难怪王冬龄在这篇文章中也不得不承认说：“现代书法在中国走过了近二十年不平凡的艺术历程，大势所趋，现象可取。但是，创作、理论、学科建设的不稳定性，一直使现代书法的创作实践处于失序状态，并且缺少判断上的强有力的价值标准。也就是说，在现代书法理论建构过程中，我们要抛弃各自为营的观念，着手新的建构与整合。”换句话说，现代书法对于那些即便是提倡现代书法的当今书法家们来说，也依然是盲人摸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至于什么才是真正的现代书法，当下书坛至今也没有权威的评判标准，更没有创作出什么能够让人一致公认的现代书法艺术精品。

就在人们对什么是现代书法、什么是当代书法都始终是莫衷一是时，当代书坛又冒出了更为时尚的“先锋书法”。这种追新逐奇、标新立异的书坛变革，与当代文坛上所谓的“先锋小说”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或者说共同的心理基础。

白砥在其《空间的新秩序——“关于现代书法”》一文中指出：“中国的现代书法运动，在一开始便出现了立足点的偏移，即不是在书法基础上的现代，而企图以绘画手段来改造书法。1985 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首届现代书法展’，即由一批画家（其中也有善书者）所作的探索作品的汇集。由于多数画家对于书法本体认识与实践的不深刻，使他们对抛弃传统往往在所不惜。于是，企图以‘借用’或‘照搬’的方式改变传统书法的样式，以达到‘新’的视觉效果。这种从绘画或日本‘现代书法’中攫取方式、图式或理念的做法，即我们以上所说的‘由内而外’式的改造，实际上根本不能改变书法的前途与命运，相反，让人觉得有些胡闹。”

我们看到，许多“现代书法作品”，打着先锋书法的幌子，表现出的却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艺术符号，甚至连符号都算不上的呓语似的书写。以“历届（2005—2015 年）‘书非书——杭州国际现代书法展’作品选”为例，其中所展出的作品，最多只能称为是小圈子范围内的随意涂鸦。在这些作品里，艺术就像稀薄的空气，根本就让人感受不到。比如，其中一幅名为“‘一’（填补空白系列）”的作品，实际上就是一幅摄影作品，画面为一堵围墙，围墙中间缺了一个口，再用一堆破布袋似的东西将这个缺口填上，围墙后面则是一些凌乱的杂树，杂树后面却是一些破旧的房子，仅此而已。另一幅取名为《茶之禅》的作品，则是无数个被水打湿，浸透在纸上的不规则的圈。这些古而怪之，叫人打破脑袋也想不出意思的东西，居然就是非常时髦的“现代书法”作品。当代书法的混乱现状，实在是匪夷所思。

结语

金开诚先生说：“有人认为道士画的符很有意思，但写的并不是汉字。”某些现代书法家抛弃毛笔，采用玄幻的奇怪手法创作出的那些似图非图、似字非字的东西，虽然在一定的场合会打着书法的幌子出现在书法展览上，但并非什么真正的书法艺术作品，最多只能称为非驴非马的艺术怪胎。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在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不少传统的书写工具，已经失去了实用功能，但书法的艺术魅力不但丝毫没有减退，反而时刻吸引着越来越多热爱书法艺术的中国人，投入书法的书写和艺术鉴赏中。对于中国书法的未来，笔者非常认同林书杰先生在《书法的“现代”意义》一文中所阐述的观点：“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其存在是独特的，它有与其他艺术形式不一样的东西，与其我们去迎合所谓的‘现代’和理性、技术，莫若从汉字或书法本身来进行一些问题思考，或许会让我们获得另一种特殊的感受和启示。”书法家们需要彻底反思，更需要有着真正能够体现出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和书法艺术的书法精品的出现。笔者相信，在众多酷爱中华文化、热爱中国书法的书法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书法必将有无比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