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琦

一、关于“示”部

《说文·示部》：“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凡示之属皆从示。，古文示。”

“示”的意思被许慎解释为：示就是上天垂示的象，向人显示吉凶。“二”是“示”的边旁。“示”字里的三笔垂画代表了三种事物——日、月和星辰。人们观察天象是用来推测世间变化的。示是神祇的事。只要是和示有关的字都用示作偏旁。

“示”部是《说文》第一篇的第三个部首，示部共收录67字。根据《说文·示部》字的排列次序，许慎把这些字分为表示祭祀目的的十二个；表示祭祀对象的四个；表示祭祀礼仪的六个；表示祖庙、祭祖之事的六个；表示祭祀名称和祭祀方式的二十七个；表示不吉之事的六个。

在这67个字里，引用了古书进行注释的有16个字，其中引用《周礼》7处，占“示”部总引用书籍数的44%；引用《春秋》3处，占“示”部总引用书籍数的19%；引用《诗经》2处，占“示”部总引用书籍数的11%；引用《尚书》《汉律》《礼记》《逸周书》各一处，共占“示”部总引用书籍数的25%。由此可见，“示”部引用《周礼》最多，《春秋》次之，《诗经》再次，《尚书》《汉律》《礼记》《逸周书》更少。

二、《周礼》与《说文·示部》及《周礼》与《诗经》对比

《周礼》即周公所著礼制书籍十三经之一，是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全书分为冠、婚、丧、祭、射、朝、聘等部分，是古代华夏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

《说文·示部》里引用《周礼》的共有7个字，分别是“禘”“祫”“祏” “禬”“祃”“社”“闰”，在《说文·示部》中的注释分别为：

禘：帝祭也。从示帝声。《周礼》曰：“五岁一禘。”

祫：大合祭先祖亲疏远近也。从示、合。《周礼》曰：“三岁一祫。”

祏：宗庙主也。《周礼》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为主。从示从石，石亦声。

禬：会福祭也。从示从会，会亦声。《周礼》曰：“禬之祝号。”

祃：师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祃。从示马声。《周礼》曰：“祃于所征之地。”

社：地主也。从示、土。《春秋传》曰：“共工之子句龙为社神。”《周礼》曰：“二十五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

闰：馀分之月，五岁再闰，告朔之礼，天子居宗庙，闰月居门中。从王在门中。《周礼》曰：“闰月，王居门中，终月也。”

其中，“禘”“祫”“祏”“禬”“祃”“闰”都与祭祀活动有关，“社”是指土地神，而中国古代是农业大国，土地神是一位至关重要的神，多地设地王庙以祭祀土地神以求丰收。由此可见，“示”部的内容引用《周礼》的部分都出于“祭”的部分，这也与“示”部内容多为祭祀有关。这便可以认定为“示”部引用《周礼》颇多的原因之一。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我国古代诗歌开端，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反映了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这里举“艸”部为例，与“示”部进行比较。

“艸”部引用《诗经》的注释占总引用古书作注释数量的58%，《周礼》作注却只占9%。上文提到，“示”部引用《诗经》作注占总引用古书注释数量的11%，而《周礼》占44%。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周礼》依据不同礼制类别而分类，《诗经》却是依据乐调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艸”部的字基本与“艸”有关，“艸”：“百芔也。从二屮。凡艸之属皆从艸。”（《说文·艸部》）而“艸”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以“百”为数量形容词可见其数量之多，散见于《诗经》的三个部分也十分正常，但是“示”部有所不同，从数量来说，“示”部字少于“艸”部，且与祭祀有关，可是祭祀并不像草一样常见；从分类依据来说，《诗经》没有《周礼》中如“祭祀类”的分类，从分类角度来说，“示”部在《诗经》有中的效信息不如《周礼》多，故也算作“示”部运用《周礼》作注较多的原因之一。

三、《春秋传》的引用情况

《春秋传》即《左传》，相传为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是中国古代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更是先秦散文著作的代表。简单来说，左丘明写《左传》本质上和许慎作《说文》的文化本质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对前段文化的解释。

《春秋》即《春秋经》，是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据传由孔子修订而成。孟子有言：“孔子成春秋则乱臣贼子惧”，可见“春秋大义”和“春秋笔法”震慑、刺痛了乱臣贼子，对当时的影响之大。而为什么一部有如此大影响的书籍，其传书在示部引用时却不如《周礼》的引用数量多呢？

孔子对于鬼神的态度，一向是“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说到“示”部，很多都与占卜、巫术有关，说到占卜和巫术，自然与鬼神有关，因而对于占卜、巫术方面，对于《说文》注释引用作用较小。而祭祀是周朝礼制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周朝在商朝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十分完备的祭祀制度。孔子是恢复周礼的倡导者，自然对于周朝被统治者肯定的祭祀持肯定态度，孔子有言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意思是说祭祀祖先的时候，就应该当作祖先在这个祭祀现场一样，应该显示出自己无比的尊敬。倘若祭祀没有诚敬的心意，就像没有参与祭祀一样。同时孔子也是实用主义者，祭祀更多是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而存在。由此可见，孔子不仅对于祭祀态度端正，还十分重视祭祀事宜。“未能人事，焉能鬼神”（《论语·先进》）是孔子对弟子子路说的，由此可见孔子并非一味否定鬼神存在，只是不去议论。以上论述了《说文》引用《春秋传》的内容作注的合理性，而为什么《说文·示部》引用《春秋传》的条数不及《周礼》呢？这需要结合具体文字和引用情况来解释，《说文·示部》中引用了《春秋传》的字如下：

祳：社肉，盛以蜃，故谓之祳。天子所以亲遗同姓。从示辰声。《春秋传》曰：“石尚来归祳。”

社：地主也。从示土。《春秋传》曰：“共工之子句龙为社神。”《周礼》曰“二十五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

祲：精气感祥。从示，侵省声。《春秋传》曰：“见赤黑之祲。”

“祳”处引用的“天王使石尚来归脤”（《春秋·定公十四年》）里的“归脤”是说赠送祭社稷或祭宗庙所用的生肉，也代表了一种祭祀仪式，这句话是对于当时场景的记录。

“社”是说历史神话中的任务——共工之子句龙为社神。神话经历了历史化阶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神话进行改造，使神话人物、故事“合理化”，载入史册当成历史，再加上神话之“神”，则是“示”部之字，故而与“神话”有关的内容会被归入“示”部的注释并不奇怪。但毕竟《春秋》记载的是鲁国历史，这段内容只是出现在魏献子和蔡墨的对话之中，只是个别引用了神话传说中人物的现象，是对当时发生的对话的记载。

“梓慎曰：禘之曰，其有咎乎！吾见赤黑之祲，非祭祥也，丧氛也。”（《左传·昭公·昭公十五年》）这里是说，在昭公十五年春季，将要对武公举行祭祀之前，梓慎说：“大的祭祀那一天恐怕会有灾祸！我看到了红黑色的妖气，这不是祭祀的祥瑞，是丧事的气氛。”这也属于对当时发生的事件记录。

如上内容所述，虽然《春秋经》中记有关于祭祀一类的内容，但是《春秋经》的主要内容仍为叙事，记述了周王室的衰落，表现了新旧政治势力的消长，揭示了社会的变革趋势，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周礼、崇礼尚德，以礼制规范评判人物，但却不是对于周代礼制的专门论述作品，归于叙事性散文一类，在对于周代礼制的记载这方面，零散见于书中，自然是不及《周礼》的内容专、全。

四、许慎与周礼

许慎（约公元58年－147年），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东汉时期颇负盛名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这里说的许慎是“经学家”中的“经学”，是指古文经学。经学，原本是泛指先秦各家学说要义的学问，但在中国汉代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后特指《六经》。而经学在汉代分成了两个派别——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以秦汉之际为界，秦代的小篆和小篆以前的字体统称为古文字，汉代的隶书和隶书以后的字体统称为今文字。古文字与今文字之间的过渡字体是秦汉之际流行的古隶（又称秦隶），顾名思义，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古”与“今”是指古文字和今文字。许慎代表的，就是古文经学一派。虽然直观地看“古文”和“今文”两个名词，像是“古文经学”在前“今文经学”在后，但是“古文经学”的形成要晚于“今文经学”。

自汉初除挟书之禁后，西汉对散失的古书有所收集，其中收集了一批用战国时代六国文字书写的儒家经典，后来称之为古文经。这些古文经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景帝时鲁恭王扩建宫室时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二是流传于民间，为河间献王所得的一批古书；三是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到的古文。得益于这些古书的发现，古文经学一派应运而生。

古文经学在东汉中叶以后成为主 要学术学说，而古文经学为什么能够后来者居上呢？是因为王莽时，刘歆奏请将西汉的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的《周官》列入学官，并更名为《周礼》，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在学术上十分崇高的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之首，成为儒家的经典著作，令时人惊叹不已。

而《说文》的作者许慎，就是古文经学的代表学家，作为为自己学派大幅提升地位的书籍，《周礼》自然是要受到许慎“款待”的，而这就涉及到《说文》这部书最初的性质问题了。《说文》最初并不仅仅是一部文字学专著，而是带有政治色彩的。许慎师从贾逵，贾逵（公元30年—101年），字景伯，扶风郡平陵县人，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咸阳市人，也是古文经学的代表者，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很高，当时的人都称他为“通儒”，能够被称作“通儒”的人，都是在儒学方面有着很高的成就以及渊博的学识。师从这样一位学者，许慎自然是学到了不少，以至时人对许慎的评价为“五经无双许叔重”，许慎对于五经的把握可见一斑。《说文》对文字进行注释，这里引用的“文字”正是指属于古文字范畴的小篆。由此可见，《说文》并不只是一部文字学著作，在《说文》横空出世的那一刻，它便带有了许慎自己的立场——代表古文经学。如果把《说文》比作许慎的观点，那么许慎在《说文》里大量引用《周礼》作注，就像是王莽“托古”于《周礼》实则为“改制”一样，许慎实则是在通过《周礼》和《说文》为自己的观点增加“论据”。

五、结语

综上，《说文·示部》之所以引用《周礼》对文字进行注解条数最多，原因是多方面的。从部首本身来说，“示”部的含义与《周礼》的祭祀一类部分内容相吻合，故而引用较多；从《诗经》的分类与《诗经》《周礼》的比较来说，“示”部的内容主要是祭祀和占卜，而《诗经》却是：“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郑樵《昆虫草木略·序》，《通志》卷七十五），以乐歌的不同类型分类，且《诗经》祭祀诗是建立在万物有灵，灵魂不死的原始宗教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吻合度并不及《周礼》；从《春秋传》（即《左传》）来说，《春秋传》主要是叙事散文，其中记载的与《说文》中贴合的有关祭祀的内容，都是叙事性质，而并非专门记载祭祀一类的内容，内容不如《周礼》全、专；从许慎本人来说，郑玄为《周礼》作注将许慎所代表的古文经学推到最高潮，故而在《说文》中引用了较多《周礼》的内容。

综上，得出四点许慎在《说文·示部》引用《周礼》最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