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灵生

关学不朽。传至清初，“关中三李”者出，于为有力矣。其中李柏著《吾老洞碑记》一文，启迪良多。首先，是儒道并尊的观点，他鲜明地提出：“孔子为天下万世师，以余观老子，则亦天下万世师也。”其次，是区分道家老子的学术与道教唯心论的不同本质，他指出：“道流徒以长生清虚学老子，见其一节，而遗其全体也。”许多读书人常以“严绝佛老”为学术原则，有意回避老子，造成了不少似是而非的观念。李柏此文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李柏儒道并尊、孔老并圣的命题，并非妙手偶得，而是有感而发。他实际上想着手解决包括关学在内传统文化长期缺失的“有机的自然主义”即大道思维问题。(参见〔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上，作者的话：“对读者来说，首要之点是应该懂得，中国的自然主义具有很根深蒂固的有机的非机械的性质。这首先表现在公元前四世纪的道家、墨家和阴阳家身上。”)他所痛心的是两千年儒术独尊却忘了道家根本；唐以后，以儒典为考纲，这固然凝聚了民族人心，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但又在巩固官僚主义封建统治的同时，在某种意义上阻塞了民族灵性，僵化了思维个性。李柏终生甘当农民，以实际行动拒绝 “章句名利之学”。人们看到明代以后，读书人除钦定《性理大全》，几乎一书不读(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楔子第三页)。这种空疏的学风，造成一大偏颇，两个盲区(详见后文)。直至清末，关学界依然确认“严绝二氏”为家法，排斥老子。即使目光锐敏，已经觉察到李柏价值的学者，如三原贺瑞麟等，也仍用“一时应酬之作，不足为先生累”来“谅解”他的崇老尊道思想。这当然不能怪李柏思虑不周、论证不密，只能怪传统思维习惯中缺失了大道即有机的自然主义观照。

这一偏颇与孔子不无关系。他确实轻视过社会主要生产力即农民的价值，而与老子无关。老子说：“从事于道者，同于道。”(《道德经·二十三章》，此后凡引此书，只注章)没有说生产实践中农业之道就不是道。认识论上的两个盲区，一是不能看出广大劳动者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有机联系。即使如张载这样的教育家、哲学家，虽承认“存众人则知万物之神”，也没有将感性与理性(所谓德性之知)相联系。他们都不能说明理性认识是无数感性认识“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

认识论上的第二个盲区是，不能看出人类的生产劳动实践，除创造物质财富而外，还创造了精神财富——审美价值。因为道家的第二位代表人物庄子早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初步论证了它，认为在生产劳动实践过程中，人类会体验“得道之乐”，即审美价值。而一般认为儒家读书人长期忽略了这一点，以为这只是在排斥道家庄子，其实他们连儒家创始人孔子也排斥了。作为儒典的《诗经》，就是孔子整理并作为教材的。“诗三百”的主要篇章，大部分是劳动人民的歌唱，“两南”，《七月》、《生民》等名篇，就是他们的心声。孔子答子夏说：“关睢之事大矣哉！……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不外此矣。”这里的王道之原，既含物质生产，又含人自身生产。这就是中国文化“人本论”而非“神本论”的证据。孔子首先肯定了文艺“兴观群怨”四大功能；再追一步就是老子。他在六十七章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慈者，人类之爱也；孔子把它谓为“王道之原”。孔孟接着老子讲：“仁者爱人。”“慈故勇”，说明慈爱是老子揭示历史上人性异化及哲学理论的勇气、力量和智慧的源泉。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或称核心，离不开老子这个学派的贡献；在最根本的认识论和价值论方面，儒学和道家都是自觉不自觉，全部或部分地同道而行的。他们的主要论点，或内在联系，或外在呼应，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老子的“慈”和“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四十九章)，被孔孟之道发展成“仁政王道”；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章)被孔子领悟为“人道”非常道，“爱人”非常名，那么，人道即可道，“爱人”即可名。于是他便继承并发展了老子大道常道中的一脉——成为孔孟式的人道主义，作为他们游说诸侯的主要说辞。又如孔子“学而时习之”，是老子“为学日益”(四十八章)所派生。孔子在思维品质上讲究“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是遵从了老子二十四章所警示的：“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就连孔子常以水德来启发教育学生，也源自老子“上善若水”(八章)的启示。更不必说他游说诸候失败之后，回乡著书立说，聚徒讲学之举，完全是在执行老子“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的教导了。

以上所举，不过是我的管窥之见。然而至少可以说明，仅就流传文本考察分析，孔子在继承老子思想上，是恭敬勤劳的。他是老子最好的学生，这是历史的真实。张岂之主编、武占江著《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形成及特点》一书第201页说：“笔者认为《史记》对老子的记载是正确的，他为春秋末期人，《老子》的作者，长于孔子。”

从司马迁对孔、老见面的三次论述看，各有侧重。但他写《老子韩非列传》，必须对道家思想及其传承做仔细疏理，所以记录老子对孔子的教导之言，简约而深刻，透出这位由史而哲的老人善于相人的本领；微妙而幽默的风格，又表现了他循循善诱、语重心长的导师心肠。真是道家之言。他说：

“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这是第一层。可见孔子东周问道，所及礼法，乃是政治历史问题。孔子盛赞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古圣人。老子没有当面夸这位学生“好古敏求”，大概怕年轻人飘飘然。但他心里明白，“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十四章)，便预料到这位学生具有“执古之道，御今之有”的气派，有希望成为“从事于道”“勤而行之”的上士(二十三章)。但年轻人在实践中碰了钉子，又容易灰心；所以老子又讲了第二层：

“且君子得时则驾，不得时则蓬累而行。”教他持道有恒，行己无愧，好自为之，不要虚度此生。第三层才向他勾画了理想的人格：

“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前边打个比方，要他对自身长处守若珍宝，待价而沽，不可轻易许人。后边说要用大智若愚的行为展示自己的盛德与实力。大概老子又从孔子的谈吐中，看出了他的骄气淫志才这样说。但他明白，青年人的骄气淫志又何尝不是动力。为了在将来看到一位能超越自己的良史良哲，他最后的叮嘱至关重要：

“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大概老子从孔子的“骄气”看出了自信，从“多欲”看出了远迈的志向，所以这“态色”便是自信远迈的神态，而“淫志”则是放之四海的大志。为了鼓励他守护好这些品质，老子才警示说，不要因庸人的指责而丢掉了它们，而保持这些品质才是有益的。而庸人的指责，特别是来自统治者的无礼(无理)指责，是常有之事。例如老子本人就曾遇到“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四十一章)的情况。

但当时年轻气盛的孔子，要把这些曲曲折折的教诲一时融会贯通，谈何容易。所以他向学生介绍老子留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其犹龙也”。龙在东周时代，乃是一个自由、有力、神圣、神密的称谓。可见孔子对老子奉为终生导师的动机，全在于此，即决心详尽地占有这些龙德。

老子见孔子有此良史良哲之才，所以才有意将大道——人道，托孔子以传。所以才说了那些话。《史记》载：“老子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他身后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自己的学说将分支分道地去传承发展，这也是他所不难预料的。他说过：“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六十三章)果然，“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极其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老子韩非列传》)我们也看到，农家顺天之时，相地之宜，执著于当时最主要的产业——为农之道。战争频仍，以其“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二十九章)。兵家不厌其诈，来源于老子“以奇治兵”的方略(五十七章)。阴阳家则应用着他的辩证之法。

李柏关于儒道看法的意义与启示，是在老、孔师生关系及中华民族两千多年得道之乐的历史演进中，看出了儒道并尊的内在逻辑。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本质特色是无神论(即“人本论”或“情本论”)。其文明结构是以孔子儒学为主干，以老子“从事于道”的实践理性为其认识论，以庄子生产劳动者的“得道之乐”为价值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