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伟莉 韩生存

平城遗址是国务院于1988年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公布之日起就其城市布局、覆盖范围和重要遗存等都缺乏比较系统确切的科学资料，存在许多疑点和难点问题，因而备受学界质疑。1995年5月，大同市文物工作者在大同古城东南柳航里建筑工地发现了北魏平城重要遗迹——明堂遗址，从此揭开了平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新篇章。北魏明堂遗址是平城遗址重要组成部分，是平城遗址首次发现有明确历史纪年的遗迹，为平城遗址的深入研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明确的坐标点，是大同市文物考古工作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一、北魏平城和平城遗址的重要性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398年），将都城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迁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到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市）止，平城作为都城达97年，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平城时代。

北魏在平城建都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进行了一系列的首都建设。在近百年的营建过程中，平城分宫城、郭城。外城方二十里，外郭周围三十二里，有门十二。《南齐书·魏虏传》记载：“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逐步形成宫城、郭城和里坊制的城市建设新格局。城市人口规模近百万，是公元4至5世纪最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其城市建设是汉唐之间最重要的过渡期，在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北魏是由中国北方少数民族鲜卑拓跋部建立起来的王朝，关于北魏王朝的历史资料，由于历史的诸多原因留存现在的少之又少，因而给我们全面揭示和了解这个已消失一千五百多年的王朝带来诸多不便，留下一个个待解之谜。平城遗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北魏平城从398年至494年这近百年的都城建设史中，有关文献资料的记载多为片言只语，语焉不详，这就给我们近年来发现的多处平城遗址的定性带来诸多不便，学者们研究成果因缺乏文献资料和考古成果的印证，也难以理服众。

北魏平城是在汉平城县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后历经唐、辽金元和明清几个朝代在原址叠压建设，北魏时期的平城已被破坏得面目全非。自近代以来，有关北魏平城遗址的重要发现大致情况如下：1939年夏在大同火车站修建车间供水塔时发现北魏宫城遗迹;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陆续在市轴承厂（今大同市平城区迎宾街凯德世家小区）一带发现北魏窖藏遗址；1970年在古城东南城墙外发现北魏窖藏遗址；1995年发现北魏明堂遗址；2002年，在全长900余米的操场城东西街翻修拓宽马路地表时，发现依次叠压着辽金、北魏、两汉文化层；2003年3月，在大同操场城发现北魏一号遗址，为面阔9间双斜坡踏道宫殿遗址;2007年，又在北魏一号遗址东北150米处（翰林别院小区工地）发现操场城二号北魏遗址，清理出50多个柱础和5个圆缸形粮窖遗迹；2008年，又在北魏一号遗址后发现操场城三号北魏遗址，清理出北魏粮仓遗址、复式宫殿以及建筑遗迹和灰坑；2018年，在代王府复建工地发现北魏寺院塔基遗址。另外，还有地表至今遗存的上皇庄、白马城至马铺山一线北魏平城北苑墙遗址和二侯疙瘩北魏佛塔塔心遗址。这些遗存和遗迹从不同角度见证北魏平城过往的辉煌和繁荣的景象。

与此同时，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到今天的这些考古发现和出土的文物为平城遗址的研究迎来了曙光，经过近几年的研究，学界基本弄清平城遗址的大致范围和部分遗迹的位置关系。著名学者李凭先生在其专著《北魏平城时代》的观点表述最具概括性：“辽金西京的土城与北魏平城的郭城之间具有相当程度的因袭关系，所以，由明清大同府城的城墙与辽金西京的城墙之间的叠压关系可以推断，明清大同府城的城墙与北魏平城郭城之间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因袭关系。具体而言，北魏平城郭城、辽金西京城墙、明清大同府城之间因袭的主要部分应当在于三者的南部。……明清大同府城的城墙与北魏平城郭城的城墙，至少在南段与东段上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

笔者以为大家之所以能够达成这一共识，北魏明堂遗址的发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有关北魏平城遗址的资料，郦道元《水经注》记载的较多，而关于明堂的叙述则最为详细，是平城诸多建筑中最具说服力的遗迹。这就为我们解决平城遗址中文献与地面遗存一直难以对应找到了突破口，提供了具有明确纪年的坐标点，为平城遗址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把钥匙。

二、北魏明堂遗址发现的意义

中国自古就有“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的观念，明堂则承担着“祀”的一大方面，是帝王祭天祀祖，举行庆赏大典，颁布政令的场所，是礼制文化的载体，也是一个王朝兴盛的象征。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具有比较完备的规制，发展到汉代已趋成熟。拓跋鲜卑建立的封建王朝从建立的时候起就积极吸收先进的汉文化和管理模式，可以说北魏王朝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汉化过程史。北魏孝文帝时期是北魏王朝繁荣和发展的黄金时期，这就使得明堂的建设提上重要的日程。孝文帝太和十年下诏建设明堂的文献资料，《魏书·高祖纪》记载得比较详尽。太和十年“九月辛卯，诏起明堂、辟雍”。命大臣李冲具体负责设计施工，《魏书·李冲传》记载：“冲机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圆丘、太庙，及洛都初基，安处郊兆，新起堂寝，皆资于冲。”“太和十五年十月，是月，明堂、太庙成。”这几条史料就清晰勾勒出这一浩大的皇家工程历时五年完工的时间表。明堂启用后，尽管只使用了短短三年时间，却完成了孝文帝的诸多意愿。“太和十有六年春正月戊午朔，己未，宗祀显祖献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太和十六年九月甲寅朔，大序昭穆于明堂，祀文明太皇太后于玄室。”

根据《水经注·漯水》记载，建成后的平城“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堂九室，而不为重隅也。室外柱内，绮井之下，施机轮，饰缥碧，仰象天状，画北道之宿焉，盖天也。每月随斗所建之辰，转应天道，此之异古也。加灵台于其上，下则引水为辟雍，水侧结石为塘，事准古制，是太和中之所经建也”。由此可见，北魏明堂的设计施工建设是有“异古”和“事准古制”之说的。换言之，他们在建设明堂时既严格依据中国古代传统的礼制“三礼”的规制，又结合北魏自身文化发展需求，创造出明堂、辟雍、灵台“三宫合一”的新模式，堪称古代明堂建设的楷模。考古发掘也证明，明堂的选址就是依据《礼记》确定的。《礼记正义·明堂位》记载：“明堂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丙巳即东南方向。我们发现的北魏明堂遗址位于今大同古城东南2.5公里的柳航里一带，恰好位于北魏平城郭城东南，其距离也和文献记载的距离相吻合。据陈梦家先生考证，北周时的1里约合今442.41米。北周与北魏的历史比较接近，里制应该相差不会太大，正好也印证了文献记载的正确性。另，2001年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大同古城南七里村北发现葬于北魏太和八年的杨众庆(度)墓，出土墓砖铭记载，该墓“葬于平城南十里”。经实测，该墓距今明代大同府南城墙8.8里，恰好和今天的实际距离相一致。这些重要发现，我们就很容易标注出平城与明堂之间的位置关系图。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学者们关于北魏平城遗址郭城南墙与今天的明代大同府城南城墙是一致的推断是有科学依据的。更进一步说明北魏明堂遗址发现的重要性，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根据文献和考古调查发掘资料，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北魏明堂是平城遗址中保存下来资料最为详实的一处遗迹，是我们进行深入考古发掘和研究北魏平城遗址的一把钥匙。试想，我们以明堂遗址为坐标点，依据《水经注》《魏书》等文献的记载，结合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就可以十分清晰地标注出皇宫、寺院和城池中诸多建筑布局和方位，进而确定北魏平城为周20里，左稷右社，九衢通达，80坊棋盘式格局；外郭周回32里，内约50坊。东郭跨如浑水，依东岸而筑。宫城置郭城北，东西堂体制，依汉平城故址重建。城郭合计130坊，京城宫殿楼堂、寺观苑圃、明堂、辟雍、灵台、双阙、浮屠、御路等，布局恢弘壮丽，绘制出一幅全新的立体的公元4至5世纪的魏都平城的蓝图。如何将这一“蓝图”得以一一印证，这将是几代平城遗址考古工作者任重而道远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