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浩

瓦的发明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属于中国特有的文化艺术遗产。《说文》：“瓦，土器已烧之总名。象形。”[1]“当，田相值也。从田，尚声。”[2]瓦当是覆盖在建筑屋顶檐头前段的遮挡，其最初的功能是保护檐头，以防止屋顶漏水，追求美是人的天性，接着有了美化屋面轮廓的作用。不同历史时期的瓦当，由于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同，瓦当也有不同的特点，秦瓦当以图案写实与动物形象居多，汉代沿袭秦大一统，并推行“休养生息”国策，是我国文化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瓦当除图饰外，文字瓦当出现并流行，文字多采用鸟虫篆书体。到北魏平城时期，文字瓦当风格为平城时期的新体，如落日余晖，仍然璀璨夺目，光辉灿烂，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时代风格。到唐宋之后，文字瓦当几乎绝迹。

一、北魏平城文字瓦当的发现

公元398年，以魏道武帝为首的拓跋贵族，在平城地区（今山西大同）建立起新的政权，中国北方进入了平城时代，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平城时代结束。北魏平城时期即指道武帝拓跋圭建都平城到孝文帝拓跋元宏迁都洛阳之前的百余年间。北魏是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在拓跋鲜卑氏于平城建立政权之前，平城就是草原民族和少数民族经常聚居生活的地方，在平城建都后，由于平城成为了政治、文化、军事中心，随之大量的汉族人口迁徙到平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平城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经过近百年，完成了鲜卑政权汉化，留下了云冈石窟、北魏明堂遗址、方山永固陵等重要历史文化遗产。这些重要的遗址及建筑构件是我们探寻北魏平城的重要线索，其中大量的瓦当纹饰与文字瓦当则是重要的一环，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这些遗物在这一时代所发生的变化，并反映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和时代特点。

殷宪先生说：“大同作为北魏前期都城96年，可以说是魏碑书体的重要发祥地。然而千百年来，人们每论及魏碑，知有洛阳墓志而不知有平城碑铭，言必称龙门诸品而无论云冈题记。这无异于以流为源、舍本逐末，实为中国书法史研究的一件憾事。”[3]平城瓦当在继承秦汉瓦当风格面貌的同时，与平城时期的政治、文化相交融，然而，秦汉瓦当的研究是瓦当研究领域的高地，北魏平城瓦当却鲜有耳闻。北魏平城瓦当最早引起关注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由日本学者水野清一等人发现，主要发现于云冈石窟、南郊区明堂遗址及方山永固陵等处，所发现的瓦当主要以文字瓦当为主，图案像瓦当较少，图案像瓦当主要是一些莲花纹饰和兽面纹饰瓦当。

莲花纹瓦当（图一）的盛行从魏晋时期佛教的传入开始，象征着神圣与纯洁，平城时期的莲花纹瓦当，其纹饰有六瓣、七瓣、八瓣等，莲瓣皆圆润饱满。兽面纹瓦当（图二）基本出土于明堂遗址，兽面纹作为装饰早在商周时期就开始出现在青铜器上。北魏平城时期的兽面纹瓦当形似狮子头，这也与佛教的传入有关，在佛教中，狮子是至尊的灵兽，以兽面纹瓦当作为建筑装饰，可以烘托建筑的庄严神圣，亦有驱邪避恶之用。由此可见，平城时期，无论莲花纹瓦当与兽面纹瓦当，都与佛教的传入有很大的关系。

图一

图二

文字瓦当开始于秦汉，其文字内容大致可分为建筑名称、官署、地名、纪年、吉语等，北魏平城文字瓦当则均属于吉语瓦当。近年所出土的文字瓦当，其内容约有十余种，主要有“传祚无穷”“大代万岁”“富贵万岁”“皇魏万岁”“忠贤永贵”“皇祚永延”等，其中“传祚无穷”“大代万岁”最为完好精良。汉代文字瓦当大多以“十”字格分成四个扇形面，或者没有界格，瓦当的中央有圆乳钉，当面文字基本是用于篆刻的“缪篆”或鸟虫篆，线条随区域形状而屈曲环绕，圆润宛转，极具美化态势。北魏平城文字瓦当则有很大的变化，整体上更趋向于简单，当面布局与汉瓦当不同，而是以“井”字格分区，上下左右四个区域分别书刻一字，不仅瓦当中心有圆形乳钉，斜对角的四个角也分别装饰有小乳钉，当面文字已经不是篆书，而是一种新隶体，以楷化笔意的隶书为主，“大代万岁”“传祚无穷”等皆属此类，制作精整，笔画挺劲，书风方峻雄爽，体现了北魏平城时期书法的基本面貌。也有少量带有篆意的文字，如方山永固陵出土的“富贵万岁”瓦当，线条舒展，带有篆籀遗意，气息高古。这些都反映了北魏平城时期文字的风尚。

二、“传祚无穷”瓦当的审美特色

“传祚无穷”瓦当是平城时期文字瓦当的大宗，出土数量多，且皆为精美之作，其初见于《云冈石窟遗物篇》，即最初发现于云冈石窟，先后在第8窟前、第10窟前、第3窟顶部寺庙遗址、云冈石窟东约1千米处的“西梁废寺”出土，另有6件出土地点不祥。1992年到1993年分别于第3窟和第7窟到20窟又有“传祚无穷”瓦当的出土，另外在方山永固陵也有出土，可见其量之丰。[4]“传祚无穷”，祚，指皇位，《晋书·段灼传》：“艾功名已成，亦当书之竹帛，传祚万世。”[5]传祚指流传后世，《陈书·高祖纪上》：“七百无常期，皇王非一族，昔木德既季，传祚于我有梁。”[6]《旧唐书·刘仁轨传》：“是以周王询于刍荛，殷后谋于板筑，故得享国弥久，传祚无疆。”[7]传祚谓帝位相传，以此表明，“传祚无穷”明显是崇信佛教，是统治者希望佛祖保佑皇室以及皇位永远传承的祈尚，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以云冈石窟第3窟出土的“传祚无穷”瓦当（图三）为例，此瓦当为灰陶材质，直径为16厘米，边轮宽1.2厘米，当面布局以“井”字界格分割，上、下、右、左分别对应“传”“祚”“无”“穷”四字阳文。当面中心饰有圆形大乳钉，当面对角四字之间又饰有圆形小乳钉，每个乳钉外都饰有一圈圆弦纹。瓦文平正匀称，四个字无一处轻率，无一笔苟同。“传”字，基本还是隶书的意味，结体方正，笔画排布均匀。“祚”字，其点画已具有楷书之法，竖画拉长，横画上斜，类似楷书的重顿之笔，用笔灵动，与另外的三个字相比，意趣横生。“无”字，更显方正，横画的露锋起笔与底部四个点的形状也充分显示出楷书的笔法。“穷”字，结体方而略长，撇画伸展，使整个字显得稳健而又飞扬。此瓦当“传祚无穷”四字，从整体来看，书体为隶楷书，方峻沉雄，结体宽博方正，笔画挺劲有力，基本没有波磔。

图三

在搜集“传祚无穷”瓦当的资料中，根据其弦纹的不同，发现有两种形式（表一）：

表一

两种不同的弦纹装饰，有不同的装饰效果，产生不同的视觉冲击，都是为瓦当当面的空间所服务。Ⅰ式外围四个乳钉都有弦纹，与当心的大乳钉及弦纹相呼应统一，北魏平城时期的文字瓦当绝大多数都是如此。Ⅱ式外围四个小乳钉及瓦当中心的大乳钉都没有弦纹的环绕，则更趋简单，更能凸显当面文字内容。北魏平城文字瓦当不同于汉代文字瓦当的复杂，不同于汉代文字瓦当线条的弯曲变形，亦不同于其文字依空间分布和圆弧形的弯曲而变化，平城文字瓦当的排布则平正易识，宽博豪放。不同的布局，可谓各有千秋。

三、北魏平城文字瓦当与“平城体”的关系及对后世的影响

北魏平城时期文字的主要形式有记事碑、墓志铭、瓦当文、墓砖文、漆画墨迹等，它们清晰地展现了北魏“平城体”的面貌。北魏平城文字瓦当作为北魏平城时期的建筑元素，当面文字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及文化生活，是历史发展到那一时期的产物，必然与当时流行的“平城体”有很大的关系，它是表现“平城体”的形式之一。

拓跋氏在统一北方，建立平城政权之前，灭掉的最后一个小国是北凉，“凉州平，徙其国人于平邑。”[8]当时的凉州是中原地区的文化聚集地，随着北凉人迁往平城，对平城的发展及“平城体”的产生有很大的影响。“平城体”的面貌处于隶楷之间，方正雄奇，点画刀笔结合。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嘎仙洞祝文刻石》《皇帝东巡之碑》《皇帝南巡之颂》《司马金龙墓表》《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题记》《中岳嵩高灵庙碑》《元淑墓志》《宕昌公晖福寺碑》等。《嘎仙洞祝文刻石》具有庙堂气象，虽有隶意，而少见波磔，笔画粗细变化小，笔画多有楷书意趣。《皇帝东巡之碑》宽博厚重，有汉隶的影子，时见藏锋起笔和波磔，但很多字的字形结构已见拉长之势，横画上斜，点画多方，转折处也不同于篆隶书的圆转，已见内圆外方的转折法。《司马金龙墓表》清整方劲，字体结构呈方扁状，用笔亦以方为主，有斧劈刀凿痕迹，横画起收笔粗重，撇捺左右开张，有欹侧之势，钩画短促而有力，点则多作三角状，奇峻雄强。《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题记》工整端庄，笔画的起收笔大多有明显的顿笔和按笔，结体上紧下松。《皇帝南巡之颂》雄浑方峻，笔画方截，字形结构开张，呈左低右高之势，楷书意味更浓。《中岳嵩高灵庙碑》有浑朴气象，其体势略呈欹侧势，点画寓方于圆。《元淑墓志》字形多呈长方形，结构富于变化，体势左低右高，意趣横生，用笔以方为主。《宕昌公晖福寺碑》质朴浑穆，结字上斜，用笔有力，康有为评其有言：“《宕昌公晖福寺碑》书法高简，为丰厚茂密之宗，隶楷之极则。”[9]由此可见，北魏平城时期的文字为隶楷书，字形方扁，笔画方圆兼用，方笔居多，多露锋起笔，横画上斜且收笔省去波折而改下顿，结构或方正平健，亦或呈欹侧之姿，观其面貌，无论是章法、结构、用笔，皆已有楷书法，但仍有隶书意。

北魏平城时期的文字瓦当作为建筑元素，其当面文字清楚地表现了当时人们的书写能力和书体运用情况，与当时的碑刻、墓志、墓表等文字载体所表现的风格面貌一致，都是魏碑书法发展前期的存在状态，是处在隶楷之变的“平城体”阶段。虽是不同的书刻载体，但文字的艺术形态却是一致的。以“传祚无穷”瓦当和“大代万岁”瓦当为例，与最能表现和反映“平城体”面貌的平城碑刻、墓志相比，二者当面文字的宽博方健与《司马金龙墓表》《司马金龙墓铭》《宕昌公晖福寺碑》等从字形结构上看，大有相近之处，皆字形方整，笔画方劲，横画开始出现上斜，点多呈三角状。笔者将“传祚无穷”“大代万岁”当面文字一一与北魏平城碑刻文字做了对比（表二），在整理对比中，瓦当中有些字没有能够在碑刻中找到，如“传”字。但在《司马金龙墓表》中有“侍”字，亦为“单人旁”，通过对比，两字皆方严细挺，“祚”字在《宕昌公晖福寺碑》中有发现，横画上斜，“无”“穷”在《中岳嵩高灵庙碑》中有所见，“无”字略有差异，不同于当面的平正均匀，横画上斜并收放明显，“大”“代”“岁”则在《司马金龙墓表》中存在，与当面文字面貌几乎一致。在《宕昌公晖福寺碑》中有一“万”字，二者面貌稍有差异，但都处于隶楷之变中。

表二

康有为大力标榜碑学，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10]这里的“魏”不仅仅是指洛阳时期的书迹，也包括平城时期的书迹。“平城体”作为“洛阳体”的前身，与“洛阳体”一同构成了魏碑的发展与成熟史，平城文字作为魏碑体的始源，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北魏平城时期的吉语瓦当是继两汉后出现的又一个瓦当制作高峰期，其作为“平城体”的表现元素之一，对早期魏碑体书法的发展和流传起了重要的作用，对后世书法篆刻创作亦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清代篆刻家赵之谦“印外求印”，以魏碑书法做款字，显得稳健古拙，浑厚有力。平城（今山西大同）作为魏碑体的源流地，公交站点的站名书刻在候车亭的檐部，文字载体虽不同于瓦当的形制，但字体为魏碑，尽显朴茂方劲之势。北魏平城时期除文字瓦当外，图案像瓦当继续影响着后世瓦当的发展，莲花纹瓦当到隋唐时期，成为瓦当的主要纹饰，达到了顶峰。兽面瓦当则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到明清随着雕砖的发展，才逐渐没落。现如今，也有很多现代化产品的标志、校徽、服装等，都是通过对瓦当纹饰或文字瓦当的借鉴而创新，具有很大的审美文化内涵。

古人云：道在瓦甓。瓦当这一块小小的陶土，不仅是建筑的保护与美饰，也是政治统治与人民美好生活的祈尚，当面的文字和图案承载了历史的延续与发展，也反映了艺术在不同时期的特点与发展。一块小小的瓦当，一笔一纹，趣味无穷，小小的圆形天地便吞吐八方，气象万千，蕴含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精华。北魏平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书法史上魏碑书法形成的关键时期，而平城瓦当则反映了魏碑早期的存在状态，与当时其他的文字形式，一同构成平城时期的魏碑书法，对洛阳时期魏碑书法的发展与成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今天，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作为建筑功能的瓦当逐渐被新的建筑元素所替代，但瓦当的考古学价值、历史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审美价值等，都是永不磨灭的。北魏平城时期的文字瓦当虽不如汉文字瓦当的丰富，但它体现了魏碑体书法艺术的形成与发展，在小小的尺寸间展现了魏碑之美，是平城时期恢弘的精神气度，文字瓦当也将以其他方式延续它无限的艺术生命力。相信，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以及人们视野的开阔，北魏平城文字瓦当以及平城其他书迹必将引人注目，也必将得到更好的继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