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世纪以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劫走的圆明园文物陆续回归中国。正是在这段时间，英国《泰晤士报》、BBC等媒体刊登了《耻辱的宫殿，谁之过？》等多篇文章讲述同一个历史故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泰晤士报》派“特别通讯员”托马斯·鲍尔比（Thomas Bowlby）前往中国报道战事，不料被清廷扣为人质并死于狱中。此人与英国特使额尔金关系亲密，得知友人遇难，额尔金一是十分愤怒，二是担心不为他报仇会遭《泰晤士报》批评，于是下令火烧圆明园。[1]这些文章引起了国内媒体的注意，《参考消息》翻译、转载了《谁之过？》并批评指出，“英媒文章为火烧圆明园狡辩:只是为一名记者报仇”，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英媒“狡辩”。[2]笔者于近期获得了托马斯·鲍尔比的日记、信件、报道汇编，下文拟以这份档案为基础，并结合其他史料，探寻鲍尔比之死与火烧圆明园的联系。

一、《泰晤士报》与战地通讯员

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经济、文化、政治发展迅猛，加上殖民军在世界各地攻城掠地，为英国贡献了不少财富，英国国力因而空前强盛。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伦敦《泰晤士报》快速发展，发行量与日俱增，具有了向异国他乡派遣通讯员的经济实力。

1854年，该报派拉塞尔（William H.Russell）前往克里米亚战场报道战事。抵达战场后，他写了一些批评性报道，但批评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英军的伤员救助工作和战斗组织工作。换言之，他希望英军改正错误并赢得战争，而不是停止战争。

批评军队的报道会引发军方以及政府的不满，《泰晤士报》主编德莱恩（John Delane）顶住压力将报道刊发，既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他与政府意见不合，这些批评性报道载于报端后，英国民怨沸腾，首相被迫辞职。[3]新一届政府上台后，他积极与之合作，在报纸上造舆论支持新首相。新内阁发起了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军事行动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德莱恩再次派通讯员前往印度和中国战场。此时，他需要通讯员为英军唱赞歌。

德莱恩派往印度的通讯员还是拉塞尔。从总体上看，他没有辜负德莱恩的期望，与驻印度的英军军官相处融洽、合作愉快，将英军成功镇压印度“暴民”的消息传回国内。但是，英国殖民政府对被俘起义者施加酷刑，这让有人道主义情怀的拉塞尔心生不满，于是提出了一些批评。[4]

《泰晤士报》派往中国的第一个通讯员是乔治·库克（George Cooke）。此人也没有令德莱恩失望。他积极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造舆论，在报道中和后来出版的书中写道，自己对中国没有同情心，“即使是为了中国人的利益，广州也必须被攻陷”。不过，库克在中国待了不到一年就辞职不干，与押解两广总督叶名琛的英军一道去了印度。[5]此时拉塞尔也在印度，英中战事正酣，但德莱恩没有把他派往中国。

德莱恩派往中国的第二个通讯员就是名不见经传的托马斯·鲍尔比。他做过几年律师，但似乎不太成功。他打破伦常，通过迎娶其父第二任妻子的富有姐妹取得了财富，但因投资失败，财富损失殆尽，于是开始为《泰晤士报》工作。[6]渴望获得名利的他理应比较“听话”，但德莱恩还是不太放心。1860年4月，鲍尔比离开伦敦前往中国，不久后，德莱恩给鲍尔比写了一封有威胁意味的信，奉劝他抛弃对和谈的幻想，要求他为攻占北京造舆论，“如若不然，对于此次远征以及对于你自己而言，结果都将是十分糟糕的。”[7]

1860年9月18日，他与几十个英法将士一道前往通州，为谈判做准备。这一行人被清军俘虏，几周后，鲍尔比死于狱中。如果没有被俘，他很可能在侵略军的保护之下进入紫禁城，“采访”清朝皇亲国戚。

二、鲍尔比的报道和“友情”

鲍尔比原本与此次远征的最高领导人额尔金伯爵（James Bruce, 8th earl of Elgin）并不相识，但在动身之后不久，他就得到了额尔金的接见，而这可能是因为额尔金比较重视新闻媒体，希望利用鲍尔比造舆论。根据外国学者的研究，额尔金是个“新闻迷”，经常花大量时间读报，除了读《泰晤士报》，还读上海、香港以及欧洲大陆出版的报纸。[8]根据额尔金的日记，库克在2年前为《泰晤士报》所写的中国战事报道已让他对该报有了好感。[9]

见面之后，两人与一些英法将领一道乘船前往中国，途中遭遇了行船事故，鲍尔比就此事写下了他此行第一篇报道。报道称，有几个乘客慌乱逃离，但额尔金镇定自若，坚持让其他人先走。报道还强调，那些慌乱逃跑的乘客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法国人。这篇报道显然有助于塑造额尔金以及英法联军的形象，德莱恩在收到报道后回信表扬了鲍尔比，称其写作水平高于拉塞尔和库克，此后鲍尔比与额尔金形影不离，还曾在额尔金的卧室过夜。额尔金将他引荐给使团的全体人员，他们表示愿意给鲍尔比提供任何帮助。[10]抵达中国之时，额尔金已非常信任鲍尔比，他写道：“天气宜人，将士都很健康。不用赘述，我相信你可以在《泰晤士报》上看到详情，因为‘我们自己的通讯员’就在隔壁，他正在写信。”[11]

鲍尔比没有辜负德莱恩的期望和额尔金的信任。库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初期呼吁英军占领广州，鲍尔比则更甚一筹，还未抵达中国就开始为攻占北京造舆论。根据他的日记，从伦敦到通州这一路上，他只正式访问了一个中国人，即在新加坡见到的“中国佬”（Chinaman）胡亚基（英人称其为“黄埔先生”）。胡告诉他，英国若想实现目标，就应对北京实施“决定性的打击”。他将这个观点写进报道，也就是告诉英国公众，就连“中国佬”也希望英军攻克北京。9月2日，鲍尔比收到了从伦敦寄过来的《泰晤士报》，上面刊载了两篇强烈支持进军北京的社论。鲍尔比读过之后感到欣慰，因为这两篇文章“与我所写的所有东西论调一致，将起到给额尔金大人撑腰的作用……”。

鲍尔比在为进军北京造舆论的同时隐瞒了英法联军的恶行。他在日记中写道，英国海军士兵和军官都疯狂地抢劫，甚至连自己人都抢，但指挥官无意阻止；法军洗劫了一个村子，有女人被枪刺刺死，“我从未见过这么野蛮的人……求上帝永远不要让他们踏上英国的土地”； 醉酒的英国军人半夜闯进了他的房间，扬言要割他的喉咙。但他发回英国报道没有记录这些事。他在一篇报道中称，抢劫者主要是英法联军雇佣的中国苦力，未见到一个英军士兵参与抢劫，法军则是抢夺了“不干净的动物”。[12]

额尔金与鲍尔比相处融洽，除了是因为可以互相利用，还可能是因为两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看法基本相同，都充斥着民族中心主义偏见。额尔金认为，“在低等种族当中生活是可怕的”；[13]“愚笨、拐弯抹角、多疑、虚张声势……是这个国家处理事务的普遍特点”。[14]鲍尔比则写道：“好奇和贪婪是中国佬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旦谈好价钱，中国苦力“就像绵羊或驴子一样跟了上来”。[15]

三、鲍尔比之死与焚毁圆明园的命令

额尔金是不是像《泰晤士报》所说的那样，是为了给鲍尔比报仇和安抚《泰晤士报》而下令烧毁了圆明园呢？

额尔金绝非感情用事之辈，而是一个能分清轻重缓急的政治家，如果他特别重视与鲍尔比的友情，就应该在鲍尔比被俘之后想方设法去营救，而不是等到鲍尔比被处死之后再去报仇。鲍尔比不是唯一的人质，与他一同被俘的还有不少英法军官，其中不乏重要人物，例如通晓华语的要员、谈判主角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以及额尔金的私人秘书。在清廷以这些要员以及鲍尔比的性命为要挟之时，额尔金没有退让半步。10月9日，巴夏礼等要员被清廷释放，鲍尔比仍生死未卜。额尔金觉得，部分人质获释就可以证明不妥协策略是正确的，于是信心满满地向联军发出公开信称：“冒险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安危之上，实际上更保证了被囚同胞的安全……鲍尔比先生……很快就会归来。”[16]

额尔金因害怕遭《泰晤士报》批评而火烧圆明园的说法也不可信。《泰晤士报》主编一直支持额尔金和由他主导的远征，不太可能因一个临时雇佣的通讯员被战场上的敌人杀害而大幅转变态度。《谁之过？》一文用以证明此说的唯一证据是一则传闻：额尔金意欲摧毁圆明园，但法方认为不妥，额尔金便对法军指挥官说，“如果我不替《泰晤士报》的通讯员报仇，该报会如何说我？”。此事载于英军军官亨利·诺利斯（Henry Knollys）回国后出版的回忆录。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诺利斯写的是，法军指挥官蒙托邦（Cousin de Montauban）回国后宣称，额尔金曾对他说过这样的话，而不是诺利斯亲耳听见额尔金口出此言。而且，诺利斯觉得额尔金不可能因忌惮报纸批评而下令烧毁圆明园，他写道：“的确很难相信，我国如此高尚的外交官（额尔金）会因为担心失去一个舆论机构的支持而展开如此严厉的报复行动，无论这个机构的影响力有多大”。[17]他之所以不相信，是因为蒙托邦回到法国后因洗劫圆明园而遭到批评，他觉得蒙托邦讲这番话是为了把责任推到额尔金身上。

在迫使清廷签订《中英北京条约》，远征目标达成之后，额尔金才给《泰晤士报》主编德莱恩写了一封短信通告鲍尔比的死讯。信中有一些替自己开脱的说辞：鲍尔比是自愿去通州的；他曾向鲍尔比表示“如果你被关进牢笼，我就不得不去救你出来”（实际没有去救）。但他没有向德莱恩表示，火烧圆明园是为了给他麾下的通讯员报仇。实际上，这封信根本没有提及圆明园。[18]

额尔金下令火烧圆明园的一个目的或许是赢得国内的舆论支持。巴夏礼在战争初期写道：“我们的处境肯定很尴尬，但我们不能回退，只有继续进行下去，激起人们的恐惧，我们才能取得成功”，而清廷将英国“和平使者”扣为人质一事若载于报端，便能激起英国公众的恐惧与愤怒，使对华战争获得舆论支持。英国学者称，清廷扣押英法人质事件见诸报端后，“英国全国上下陷入了反华爱国主义的狂热”，[19]当人质的死讯传到英国以后，火烧圆明园就成为合理选择，因为这既顺应了要求“复仇”的舆论，又能展现英国政府惩罚“野蛮人”的能力。[20]从这个角度上看，鲍尔比等人质之死或许正是《泰晤士报》和额尔金所需要的。

《泰晤士报》在1860年圣诞节发表的社论比较清楚地讲述了烧毁圆明园的另一个目的：要达成目标，就必须通过行动摧毁中国皇帝的威信，让傲慢的中国政府屈服，让他们知道我们才是北京的主人。摆在英军面前的选择有二，一是夺取和占领紫禁城，二是摧毁皇家园林圆明园。[21]额尔金没有选择前者是因为，不欢迎西方势力的太平天国正在中国南部攻城掠地，英法联军若攻占紫禁城则可能使清廷崩溃，而这会使英国远征的目标——签订长期有效的协议、获得巨额赔偿、保障其在华特权一一化为泡影。摧毁具有象征意义的皇家园林则不会让清廷崩塌，但可以打击其精神、摧毁其抵抗意志,[22]有助于实现自己的目标。

何时撤军也是额尔金必须考虑的问题。蒙托邦将军的私人秘书回忆称，八里桥会战之后，“联军必须尽快与恭亲王做个了结……道路和运河已结冰，严寒对于联军十分不利”，[23]而火烧圆明园显然有助于尽快与清廷“了结”。

四、鲍尔比的战地通讯员身份

《泰晤士报》等英国媒体挖出这个尘封已久的往事反复发文，并质问“谁之过”，无非是想强调中国人杀害了无辜的英国记者，有错在先，英军后来火烧圆明园情有可原或理所当然，但这其实是在按当今的观念评判过去，即利用当代人对记者职业以及杀害记者的行为的认知来评判一个半世纪以前的战地通讯员之死，贴上“非正义”的标签，进而抢占道德高地。

首先，在当代人眼中，战地记者是平民而非战斗人员，交战方杀害他们有违道义，但将战地记者认定为“不直接属于军队组成部分的随军人员”、“可享受战俘待遇”的《海牙第二公约》1899年才颁布，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时，保护战地记者还远未成为西方国家的共识。值得一提的是，鲍尔比与拉塞尔一样配有枪支，①拉塞尔不仅携带枪支，还穿着类似于英军军服的服装。参见Simkin J.William Howard Russell[Z/OL].2015-02[2020-06-07], http://spartacus-educational.com/Jrussell.htm.还在被清军围困之时掏出枪准备射击。

其次，在19世纪中期的英国，报刊通讯员还不是一个稳固的职业，“战地通讯员”则大都由报社临时聘用，与报社只有短期供稿关系。得知鲍尔比被俘之后，《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头条文章”，但鲍尔比的名字没有在文章中出现。此文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很遗憾地宣布，虽然我们正翘首盼望下一封来信，但可能收不到对中国近事的详细报道了”。[24]这或许意味着，对于该报而言，损失的不过是一个能提供消息的人罢了。

再次，在那时的中国，新闻业还处于萌芽期，朝野皆知、影响广泛的现代报刊还没有出现，清廷官员可能没有听说过“通讯员”这个行当，甚至可能不知报刊为何物，自然不会给予鲍尔比区别对待。负责收监鲍尔比等人的刑部尚书赵光认为，他所羁押的是“英法文武兵将三十余人”。[25]

最后，鲍尔比之死并未让英军将领对带通讯员行军一事心生担忧，相反，自此往后，许多英国殖民军将领都开始邀请报刊通讯员同行，其中原因不言自明。一位西方新闻人于1900年评论说，没有通讯员英国军队便不会前进。[26]

总之，鲍尔比也不是当代人眼中的那种战地记者，清廷将其杀害一事并不光彩，但也不能被视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或“严重的反人类罪行”。[27]他未像现代西方新闻神话所鼓吹的那样，以客观、中立为准绳，力图讲述全部真相和阻止战争，而是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名利之欲驱使下，为本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呼与鼓。虽然他在英军点燃圆明园之前已去世，但是他以及他身后的《泰晤士报》起到了为烧毁三山五园的大火煽风的作用。

结语

托马斯·鲍尔比是世界上最早从事战地报道的记者之一，也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国记者之一，还可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死在战场上的新闻人，但他缺乏了解、理解中国的意愿，带着“有色眼镜”一瞥，就写下了代表文明和正义的英军摧垮不可理喻的野蛮人的新闻故事，然而，随着英帝国的衰落与殖民主义的退潮，这些故事便逐渐失去了光彩。

《谁之过？》一文的作者是托马斯·鲍尔比的后代、BBC记者克里斯·鲍尔比（Chris Bowlby）。他在文中写道：火烧圆明园一事，在英国几乎无人知晓，但中国人却记得很清楚。额尔金当年将托马斯·鲍尔比等被清廷处死的英人葬于北京安定门外的俄国墓地，他去此地寻找祖先的坟墓，发现墓地已经变成青年湖公园高尔夫球练习场。[28]他的意思是，自己作为英国人，已将清廷杀害自己祖先一事看淡，中国人也应该忘记火烧圆明园一事，解开“圆明园情结”。可是，一直到了1927年，即托马斯·鲍尔比去世67年以后，英人在上海租界所办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和最高法院与领事公报》仍在发表文章悼念托马斯·鲍尔比等“光荣死者”，谴责中国人1860年的“邪恶行径”。近年来，包括克里斯·鲍尔比在内的英国新闻人又发表了多篇“缅怀”这位战地通讯员的“旧闻报道”，而这或许意味着他们仍没有解开“日不落帝国情结”。

有趣的是，《北华捷报》的那篇文称，英国使馆为了更好地纪念鲍尔比等人，在不久之后就将他们的棺椁迁出了俄国墓地，葬在北京城内一块“永远属于英国”的墓地。[29]也就是说，克里斯·鲍尔比可能因为忙于造舆论，没有仔细查证，所以找错了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