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牒，或曰族谱、家谱，记载着以家族为中心的历史，是人们获取家族历史和文化信息的一种重要传播媒介。长期以来，较少有传播学领域的研究者对谱牒这种传播媒介进行研究，从传播学角度研究谱牒的成果也并不多见。从传播学角度研究谱牒的成果主要有：邢永川（2011）分析了谱牒的传播功能及其表现方式，认为谱牒的主要传播功能表现为社会沟通功能和社会控制功能；[1]王业明（2016）将家谱视作一种组织传播媒介，揭示了家谱的媒介身份、传播特征、把关人构成和传播功能，他认为家谱具有血缘性、仪式化、强制性、孤证性等传播特征；[2]谢琳惠（2016）对家谱信息的传播现状进行研究，分析了家谱信息在新媒体环境中的传播方式及存在的问题。[3]美国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传播学系的Mandy P.Hendry 和 Andrew M.Ledbetter（2016）指出：谱牒传播行为会在家庭传播模式与家庭满意度之间起到中介作用。[4]

综上，虽有研究者关注到了谱牒作为传播媒介的功能和特征，并注意到其在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方式，但目前这些研究较侧重于宏观探讨，缺乏对某类家谱的具体研究。

谱牒编修活动是一项中国古代传承至今的传播现象，这种现象也存在于海外华人聚居的地方。自1819年新加坡开埠以来，众多华人不断涌入这座小岛，逐渐形成了以华族为主的新加坡族群的社会现状。背井离乡的华人，为了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和保存族群记忆，与先人一样开展谱牒编修活动。与中国本土谱牒相比，新加坡华人谱牒的传播既保留了部分传统特征，又呈现出新的特征。本文以新加坡华人谱牒为例，分析其在传播内容、媒介语言、传播形态等方面的特征，最后阐述其传播的价值。

一、新加坡华人谱牒媒介的传播特征

（一）传播内容：古略今详，受编撰者把关

谱牒的传播内容即谱牒的体例，中国谱牒历经千百年的发展，形成了丰富且完善的体例。有学者列出谱牒体例的构成要素至少有二十余项，主要包括：谱名、谱序、谱论、恩荣录、像赞、族规家法、五服图、世系、谱系本纪、任宦记、传记、先世考、名绩录、祠堂、族产、坟冢、艺文、派语、续后篇、领谱字号等。[5]新加坡华人沿袭传统，在编修谱牒时大体采用了上述体例。但由于篇幅的限制，绝大多数谱牒无法做到也不必做到囊括所有体例要素。因此，如何选择谱牒的传播内容（体例的取舍及各体例所占篇幅长短等），体现了谱牒编撰者的把关人作用，而新加坡华人族谱一般由宗亲会馆成立的族谱编撰委员会进行编撰，族谱编撰委员会承担了把关人的角色。新加坡华人族谱的传播内容，或多或少直接反映了族谱编撰委员会的目的和价值观，体现宗亲会馆的地位作用。因此一些新加坡华人族谱中增加了异邦同宗的题词、管理人员名录、宗亲会及其成员通讯录、宗亲事业简介等新内容。

不仅如此，谱牒生产的把关活动还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谱牒编撰者需要考虑所处的国情和社会文化背景。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新加坡华人谱牒在编撰理念上体现为明确确立“新加坡华人”的身份定位，内容上体现为“古略今详”，着重描述赴新加坡后的历史资料，形式上体现为不拘泥于传统形式，走出传统，面对现实社会，塑立新加坡华族谱系独特的风格形象。[6]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新加坡族谱学会创会人陈业雄所领导编修的新加坡海南陈氏《开族传世谱集》，《开族传世谱集》的凡例强调族谱编撰要“不拘泥于传统谱系、谱法和格局形式及章法”“要塑立符合当代国情和社会文化背景需要的‘谱法’”，族谱叙述的内容重点为新加坡当代新生的资料，更加注意在族谱中明确“新加坡华裔”的身份认同。[7]《开族传世谱集》的形式和内容会有此变化，既与其处在不同的国情和社会文化背景有关，也与陈业雄“希望修一部能确立新加坡华裔身份认同的新宗谱”的个人意志息息相关。[8]这本族谱的生产过程，典型地反映了谱牒的把关活动既受个人价值观影响，又受政治、社会和文化制约的特点。

（二）媒介语言：中英文结合，适应读者需求

媒介语言是媒体向受众呈现社会现象与传达社会文化意义的载体，有听觉和视觉之分，视觉语言除了文字以外, 还有色彩、图片、照片、动态画面、形象设计、壁画、雕塑等多种形式。[9]谱牒的媒介语言以文字、图片、图表为主，文字用于整体叙述，是谱牒媒介语言的主体，图片一般记录祖先像赞、宗祠、坟冢、艺文等，图表一般用于世系表。媒介语言既受社会文化影响，又反映社会文化。谱牒的媒介语言既体现了该家族自身的文化，又反映其所接受和弘扬的社会文化。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华人谱牒的媒介语言在形式上与中国本土谱牒并无太大不同，但内容却有所区别。文化的传承性让新加坡华人在编修谱牒时依然保留中华文化传统，但随着他们在新加坡落地生根、建立国家，文字、图片等媒介语言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记述新加坡当地文化。

文字是媒介语言的重要形式，新加坡华人谱牒的编撰文字以中文为主，英文为辅助，其中又以繁体中文为主。新加坡早在1974年已经由国家法令规定标准汉字采用中国国家标准，但为何有为数不少的新加坡华人谱牒在1974年后出版，采用的文字却是繁体中文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新加坡华人谱牒大部分为续修或重修，因此在续谱时会优先考虑延续老家谱格式，继续采用繁体字。二是谱牒编撰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活动，需要遵循“专家”修谱的原则，具备此条件的一般为较年长者，这些群体较为习惯使用繁体字。三是一些家族的迁出地为中国台湾地区，这些家族在编修谱牒时会与祖籍地一样继续采用繁体字。

为顾及不谙中文的宗亲读者，一些新加坡华人谱牒的族史考源、习俗教化等部分内容也采用“中英文对照”的方式来撰述，如新加坡海南陈氏《开族传世谱集》、新加坡开闽王氏《王氏开宗百世录》等。很显然，“中英文对照”的设置是为适应越来越多华人不谙中文的现状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的改变而作出的调适。这固然有利于中华文化面向更广泛的华人传播，但从根本上是新加坡文化多元性的结果。

（三）媒介形态：纸谱为主，推进数字化进程

关于谱牒媒介最原始的传播形态，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大部分观点认为，口述家谱和结绳家谱是比文字家谱更原始、更古老的家谱，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杨东荃（1989）[10]、常建华(1998)[11]、王鹤鸣(2010)[12]等。反对此观点的则认为，离开文字，谱学之“谱”无法生存，[13-14]持此观点的代表学者有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钱杭。何为谱牒最原始的传播形态还需学术界进一步研究考证以形成共识，但即使存在口述家谱或结绳家谱，其传播的时空范围也受到较大的限制，大多仅局限于家庭内部的口耳相传，从传播类型来说还属于人际传播或群体传播。纸质谱牒出现以来，谱牒传播的时空范围大大扩展，在时间范围上可以代代相传，空间范围上可以在整个家族中给每位成员传阅，此时的谱牒已经成为一种组织传播的媒介。

华人大规模赴新加坡活动的历史远远晚于纸质谱牒出现的时间，这意味着新加坡华人谱牒能直接进入纸质谱牒的发展阶段，组织传播是新加坡华人谱牒最主要的传播类型。有学者指出，二战前新加坡华人族谱的编纂相对较少。[15]二战后，尤其是建国以来，新加坡国泰民安、政通人和，新加坡华人出于凝聚族人和寻根问祖的需要，掀起了修谱的热潮。族谱上网成了这一时期新加坡谱牒传播形态的一大亮点，与中国相比，新加坡华人族谱上网的程度更高。新加坡华人的族谱数字化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推动，由新加坡新闻通信与艺术部负责、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承担的“新加坡记忆工程”网站收录了大量参加“新加坡家族史谱写比赛”的华人家谱作品。族谱的数字化改变了族谱仅在家族内传播的状况，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查阅到一些新加坡华人家谱，这有利于不同族群文化的互相交流、沟通与学习。

二、新加坡华人谱牒传播的价值

新加坡华人谱牒的传播价值可以从个人和家族、国家和社会以及中国三个角度分析，对华人个人和家族来说，能塑造身份认同和族群认同；对新加坡国家和社会来说，能构建国家认同；对中国来说，能在新加坡华人中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强化中华文化认同。

（一）个人和家族：教化族人，巩固族群认同

谱牒是族人了解家族文化最完备、最直接的媒介之一，其最首要的价值在于对族人的教化功能。一个家族经历过成百上千年的繁衍生息，家族文化或家族精神在一代代传承中逐渐形成。虽然不同的家族在文化上会存在一定差异，但大多数家族都会要求自己的族人“尊祖、敬宗、睦族”，因此许多族谱在编撰时都以“敦宗睦族”作为指导思想，引导族人传承孝恩孝道精神。如新加坡海南陈氏《开族传世谱集》强调，“秉持‘敦宗睦族’的本义建修《谱集》‘敦宗者’，弘扬华族饮水思源的美德和慎终追远的孝恩孝道精神。”[16]谱牒中的族训家法等内容更是直接规范族人的言行，如新加坡《何姓族谱》列出“崇祀曲、修茔域、绍祖德、慎贻谋、肃闺范、肃闺范、睦宗族、敦诗书、端品行”等族训八则以教育家族子孙。

对新加坡华人宗族来说，谱牒传播的另一重要价值还在于构建家族的集体记忆，借以形成和巩固族群认同。从南来新加坡，到在此安家立国，华人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作为传播媒介的家谱承担着家族记忆的建构者、传播者功能。[17]族谱记录着华人在新加坡的创业史、奋斗史，其记录的一个个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构建起了家族的历史和集体记忆，当后人翻看家谱时能形成家族认同感。正如新加坡族谱学会创会人陈业雄所言，“修谱不在于认知，而在于认同。移民是本地华人的起点，也是原点。从这里出发，从自己出发，写家谱可以‘敦宗’，也可‘睦族’，整合家族。”[18]

（二）新加坡国家和社会：形塑国家认同

新加坡官方鼓励和支持国人的谱牒编修活动，新加坡官方组织及官员参与修谱有关的活动屡见不鲜。如2014年至2015年，新加坡族谱学会和国家图书馆管理局联合主办了“新加坡家族史谱写比赛”，新加坡教育部兼通讯及新闻部政务部长沈颖和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次长马炎庆分别参加了该比赛的开赛仪式和颁奖礼。新加坡官方如此重视家谱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认为新加坡历史是由一个个家族史拼凑而成，进行家族史编采能更深入了解国家历史和文化背景，并对“国家往后要怎么走有新的体验”。[19]新加坡官方对与华人家谱的态度体现了新加坡的族群融合模式，即一方面强调同一国家认同，强调一体化，另一方面又尊重各族群文化传统，允许多元化的“沙拉碗”模式。[20]官方鼓励和支持华人编修、传播谱牒，既是在执行尊重各族群文化传统的族群和谐机制，客观上又有助于华族文化的传播，促进各族群之间的交流与认知。从这一角度来说，谱牒的编修和传播有利于华人形塑新加坡国家认同，也有利于新加坡塑造多元的文化社会。

（三）中国：强化中华文化认同

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文化根源，华人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桥梁和纽带。谱牒作为文化的载体，是华人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媒介。新加坡华人开展谱牒编修和传播谱牒文化的活动，既是传承中华文化的一种形式，又起到了传播中华文化的作用。新加坡华人谱牒使用的主要文字是中文，内容记载着中华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其既强调确立“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又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谱牒在家族间的组织传播能让族人加深对中华文化的了解，进而形成和强化中华文化认同。此外，新加坡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沿线国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枢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新加坡华人谱牒传播所凝聚起的中华文化认同，对两国民众民心相通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从而为实现“一带一路”建设固本强基。

三、启示

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新加坡华人谱牒相对中国本土谱牒出现的不同特征，印证了媒介是不断变化的，其变化通常是由可感知的需要、竞争和政治压力，以及社会和技术革新的复杂相互作用引起的。[21]新加坡华人谱牒发展至今，经历了空间和时间的改变。时间的推移带来媒介技术的革新，从而改变谱牒的媒介形态。空间的改变意味着要面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谱牒传播的内容、类型和语言则受此影响。新加坡华人谱牒的传播特征虽有变化，但其谱牒文化根源于中国，无论撰写体例、主要内容均系沿袭中国。新加坡华人谱牒的变与不变，从本质上反映了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移民社会的传播中不断冲突、调适和融合的结果。新加坡华人谱牒的传播，对新加坡华人与家族、国家与社会以及中国来说，均具有形塑认同感的价值。因此，我国在对新加坡交往中应重视谱牒这一传播媒介，以便更好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两国民众民心相通。例如，可以推动新加坡华人家族与祖籍地家族共同编修谱牒、加强官方和民间谱牒的整理和研究等，让谱牒承担中新两国交往，民心相通的媒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