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带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1937年1月，党中央从保安转移到延安，3月陕甘宁苏区改称陕甘宁特区；同年5月由陕甘宁特区改为陕甘宁边区，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由此至1948年3月中共中央东渡黄河离开陕北，该时期称为“延安时期”。这一时期，为开展宣传和教育，中央政府在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及国统区建立了公开或秘密的书报刊发行网。本文主要探讨发行线路的建设、发行网络的形成及其重要意义。

一、陕甘宁边区发行网建设的提出

中共中央一直注重政治宣传工作，将出版物作为党宣传鼓动工作的重中之重，因而大量印刷并发行革命书报。[1]。进驻延安后，我党及时复刊《斗争》杂志和《红色中华》报，创办《解放》周刊等一系列报刊，一些革命干部也纷纷著书立说；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2]的政策的感召下，全国许多地方的知识青年来到延安，创办学术文化研究会和社会团体，创办学校，编制了大量出版物，延安成为党的新闻和出版事业的中心。

另外，边区文化教育环节薄弱，文盲率高，边区政府提出“边区文化教育，必须努力除去革命前旧制度对于广大民众所遗留的文化落后状态——文盲、迷信、不卫生等，深入边区人民对于当前革命的民族、民主、民生纲领的认识”①1939年11月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边区文化教育方针作的规定。。毛泽东也指出“我们则要将过去的文化落后区域变为文化中心”[3]。总之，无论利用图书、报刊进行政治宣传，还是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都有必要建立范围广泛、传播顺畅的发行网，将出版物送到各机关、学校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手中。

1939年前后，中共中央要求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以党机关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报刊系统。为领导和管理发行工作，推动发行网由内向外延伸，我党先后成立了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1936-1939）①赵晓恩认为“党中央于1936年5月在瓦窑堡成立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参见赵晓恩：《延安出版的光辉——〈六十年出版风云散记〉续编》，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第7页）；王海军则认为“1937年1月，中央进驻延安，为加强抗日救国和马列主义宣传，由张伟天、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王明等重新组成中央党报委员会，成为中央的出版领导和出版管理机构”。参见王海军：《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红色图书”出版发行探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4期。此处采用赵晓恩的说法。、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1939-1941）和中共中央出版局（1941-1946，1946年出版局并入中宣部，1947年3月随中央撤出延安）等机构。为了适应工作和环境形势的需要，各管理机构都设置了出版、发行等部门，以解决原材料采购、印刷和物质运输等问题。

二、陕甘宁边区内外发行网的建立

延安时期，我党先后在区内外创建或重建了出版社、印刷厂，筹备建设新华书店，开辟出版物在各区的发行线路，发展各抗日根据地、国统区的出版发行事业，从而形成了以延安为中心，由陕甘宁边区向其他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及国统区呈放射状延伸的分布广泛的发行网。

（一）陕甘宁边区发行渠道的铺展

1.从供给制到购买制的过渡

1936年5月，党中央在瓦窑堡成立中央党报委员会，内设出版（资料）科和发行科，黄植、涂国林分任科长。1938年秋，涂国林调往中央宣传部，由王均予继任，1939年初王均予赴广东省任西江特委书记，由向叔保担任科长。发行科的主要工作是配合出版科，合理分配出版物。为了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党在干部和人民中的宣传工作，大部分出版物实行供给制，主要方式为内部分配，送书上门，分发给边区内各机关、部队和学校，少部分则由门市销售和邮购。

然而，客观形势的发展已使供给制难以持续。各机关及其干部对党报党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著作需求大增，文学类作品、大众普及读物等也颇受欢迎；同时，众多青年和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自发投入到文教事业，参与到培训人才的工作中，如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及其12所分校、马列学院、陕北公学、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等教育机构和学术团体开展工作，都需要大量书籍报刊。在环境艰苦，物质资源极为匮乏的延安，党中央还要将部分书刊发往全国其他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及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供给制已不能应付日益增长的需求。

1937年4月24日，为适应形势，扩充业务，在保留供给制的同时，中央党报委员会发行科延安新华书店，建立单独建制的经营实体。1939年10月13日，新华书店在《新中华报》刊登启事：“为远地读者便利购买书报起见，特设有邮购部，手续简易，妥捷便利，邮票十足通用，无异向门市现购”。至1941年，“为求书报推广合理化，新华书店改变发行制度，取消赠送，实行购买制”[4]。供给分配的发行方式最终被取消。

2.发行主力：新华书店

为宣传抗战救国的思想，更大范围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方针政策，需要建立健全的出版发行体系。延安新华书店成立后，中央抽调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担任骨干，建立经理负责制的独立管理机构，利用区内分店、支店、分销处形成的发行系统，将最新的书籍报刊运送到各网点，再投递到各机构、团体及干部手中。新华书店总店及其分店、支店成为全区主要的发行网络。新华书店起初附属于中央党报委员会发行科，1939年与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合并，由出版发行部管理。

新华书店设立初期将发行工作放在城市。延安各机关、团体、学校预订的书报杂志出版后，书店会直接派人送货上门。每至周末，或有新书出版发售，新华书店会预先在《解放》周刊和《新中华报》上刊登广告，优惠售书，彼时书店便门庭若市，聚满了延安地区各大学学生。但是由于书店人手不足，读者无法在当天拿到书报，经常要等上两三天。自1940年9月1日起，新华书店转变发行方式，改由专人送书至读者登记地址，以便收阅；对于地址较远的读者，新华书店则通过邮政送达。冬天，新华书店的发行人员穿着棉背心和白茬光板老羊皮袄，每天在市内机关出出进进，为订户送书报杂志，群众亲切地称他们是“皮袄队”。[6]新华书店发行数量大、影响范围广，业务很快扩展到整个陕西。1938年5月1日，中共绥德特委领导的西北抗敌书店在绥德开业，而后又在关中、庆阳设分店（解放战争后期，西北抗敌书店改名新华书店）。

为把书刊送到广大人民群众手中，新华书店还将发行的末端延伸到农村腹地。1943年3月，新华书店经理宋玉麟提出：“‘文化下乡’必须有‘书报下乡’来配合，对于农村读者，不能让他们来找书报，而应当让书报去找他们。”[6]《解放日报》也号召“不要只在城市里开店，专等群众上门，要深入到乡村去，走上群众之门，要使更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都有机会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精神食粮”[5]。为此，新华书店先后在安定、洛川、关中、甘泉、子长、延长、清涧、神木、靖边等地建设分店，同时组织各地合作社、下乡团体、个人和小贩代销书刊，扩大发行范围。在战争环境下，这种货郎担子流动摆摊儿的散卖方式，以及通过参加延安地区特有的骡马大会，在学校附近建识字读报代销点，发起“书报下乡”等活动，适应了落后地区的发行。如果农民资金不足，可以通过农产品进行交换，或者赊账。长县新华书店还提出了“来者欢迎，不来者送上门去”[6]的行动口号。有时因路途遥远，下乡工作人员留宿在群众家里时，会利用晚上的时间，组织读报组向群众讲解《边区群众报》上的文章和时事政策。[7]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犯延安，我军进行战略转移。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也随军转移，同时并入边区群众日报社，继续进行出版物发行工作。新华书店从成立到离开延安这十年中，除延安新华书店、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外，密布25个县级新华书店发行网点，[8]发行了数以百万计的革命出版物，为区外发行网的铺设打下了基础。

3.发行辅助：邮政局和通讯站

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时期，出版物在延安地区可以送书上门，但延安市外的县及广大农村，则非邮政通信网络的辅助不可。1935年，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在瓦窑堡成立中华苏维埃西北邮政管理局，并制定了《中华苏维埃西北邮政管理局暂行章程》，其宗旨是“为适应革命战争的开展，便利军事交通及工农群众的通信以及灵通各区域与各战线的革命消息的传递”，规定了邮件种类、邮递时间、邮政资费及干线邮路等，这为区内出版物的邮寄提供了制度保障和运输线路。在国共合作背景下，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多次要求撤销边区邮政，只设立国民党管理的中华邮政局。此后两年，西北邮管局几经迁址易名，并于1938年3月停止营业，边区党政重要公文由边区党委传送，一般公文信件由中华邮政局投送。

为了形成自己独立的发行网，避免受制于国民党政府，边区又很快着手恢复邮政工作。1938年5月30日，党中央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通讯站，设总站、分站、县站、联络站，恢复了边区邮政工作。1939年8月10日，边府公布《陕甘宁边区通讯站暂行章程》，规定通讯站的任务为“专为收递边区范围内或附近边区八路军驻地各党政军民一切信函、文件、书报、刊物等”，收递各项文书暂不收费。截至1940年，总站设分站4处，县站最多24处，联络站16处；之后，在简政过程中，通讯站机构也不断完善，效率逐步提高。[9]

不论是之前的邮政局还是其后通讯站的设立，都丰富了发行渠道，开拓了边区由市到县、乡联系密切的网状运输线路。

4.发行补充：其他出版机构

除新华书店外，陕甘宁边区还有其他专营图书、报刊编辑出版的机构或机关团体学校。专营图书的出版机构如解放社（前身为解放周刊社）、大众读物社、延安华北书店、光华书店、第一野战军随军书店等；专营的报刊社主要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和解放日报社；组织编辑、出版的机关团体学校主要有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边区中央局、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边区妇联、边区总工会文教部、边区国际教育、印工合作社、鲁迅艺术文学院、解放日报文化供应部、民族问题研究会、边区文化教育研究社、边区音协编译出版部、敌情编委会、文艺界抗敌联合会及边区青年临时救国联合会等，会根据需要编印政治理论、教材、地图、年画等出版物。[10]

（二）陕甘宁边区发行渠道的向外拓展

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末，边区已注意到将区内发行网伸展到区外。1941年，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普遍的发行网，扩大党、政、军、民、学、敌占区和友党友军中的发行工作”[11]，开始将出版发行拓展到除陕甘宁边区以外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国统区，针对不同的区域采取不同的发行方式；其中，运输工作主要依靠八路军、红四军等，建设分店支店则主要依靠新华书店。

1.利用兵站和分站等军事交通线

1940年，党中央发布《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要注意组织报纸、刊物、书籍的发行工作，要有专门的运输机关与运输掩护部队，要把运输文化食粮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在出版物从边区运送到其他抗日根据地、国统区抗日大后方的过程中，部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一是借助兵站，利用军事交通线运输书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协同华南抗日游击队共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陕甘宁、冀鲁豫、山东、华中、华南、苏浙皖等多处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各抗日根据地设有固定兵站和流动兵站作为供应和转运机构，在运输战争物资时也运送一部分书刊。[12]

其二是设置分站。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很重视书刊运输发行工作，朱德在视察晋察冀边区后向延安的干部群众呼吁，前方最缺乏最需要的是精神食粮，要求后方供给大批书报和大批文化干部。[6]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发行部副部长王林设计了几条运输路线图，第一条是在晋西北兴县设置分站，由延安新华书店运输出版物至该分站，再由分站运往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等地①在山西革命根据地内的发行模式主要有军邮、沿村转送、战时邮局发行、发行站发行、交通队-邮局发行、文具店发行、书店发行、文化合作社发行和新华书店发行等，其他根据地情况相近。参见齐峰、李雪枫：《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68页。。

第二条是在西安设转运站。该转运站与新华日报社西安营业处共同工作，当八路军运输物资时，供给部便备好出版物一同运送，转运路线为西安至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再由留守处分发至新四军各支队，有时越过封锁线时由部队护送。[13]

为加强延安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络，中央出版发行部还向晋冀鲁豫边区、华中地区、晋察冀根据地等派出多个巡视组。各巡视组携带出版物到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中央出版发行部办事处，开办训练班培训出版发行干部，指导出版发行网工作。[14]

2.利用新华书店扩充发行网

除发展陕甘宁边区内的发行工作，新华书店还担负着向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各兵站、分站、国统区运输书籍报刊的任务。新华书店的设立从边区周边开始，再由近及远在其他抗日根据地建立分店。

一是在与陕甘宁边区周边交界的根据地建立分店，由延安新华书店运送书籍报刊等到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分店。比如，冀中新华书店、冀东新华书店、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晋冀鲁豫边区有华北新华书店、冀南新华书店、太岳新华书店；山东抗日根据地有山东新华书店、鲁南新华书店、鲁中新华书店、滨海新华书店、渤海新华书店、胶东新华书店；东北解放区有北安新华书店、东北书店；晋绥边区有晋西北新华书店等。由延安新华书店总店到其他各抗日根据地分店的发行路线逐渐成为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出版物发行网。

二是由运输书刊转为运输纸型或部分书刊样本，利用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印刷厂和出版发行机构在当地翻印发行。在战争环境下，由于运输难度大、成本高，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党委除了设立新华书店分店，还成立报社和印刷厂，利用新华书店和报社的名义出版图书，依托报社建立内部发行部门；当发行部门具备一定的条件和规模后再分离出来，综合编辑、印刷、出版和发行业务，独立发展。

三是新华书店总店与国统区的一些出版发行机构建立密切的业务联系，如《新华日报》营业部、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等革命进步书店，以及桂林、重庆、西安等地的书业界。此外，新华书店总店还借助陇东的发行站，将大量出版物发行到成都、重庆、广西、云南、贵州等国民党统治区。[6]

3.区外发行网的本地化建设

与陕甘宁边区相呼应和对接，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出版发行机构也逐渐建立起来。一是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本地出版发行机构的创立。晋冀鲁豫边区设有太行群众书店、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华北书店等（最后都统一于华北新华书店）。华中抗日根据地和苏皖边区一般先建报馆，再以报馆为依托创办杂志社或出版社印刷图书。在新四军的支持下，华中党校、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江淮出版社、大众书店等相继建设。山东抗日根据地除各新华书店外，还创办了大众日报社、随军书店等。东北解放区陆续建立牡丹江书店、内蒙书店、吉林书店、大连大众书店、大连胜利书店、光华书店、辽北（白城）书店、辽东书店、辽南书店、辽西书店、哈尔滨鲁迅文化供应社、热东人民书店、冀热辽书店等（都先后成为东北书店等分支机构）。[15]

二是由于特殊情况，国统区的发行网工作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方式。“明修栈道”指我党在国统区有合法地位，公开设立的出版机构，如《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1938年4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提到“各地方党组织应当尽一切力量来帮助《新华日报》，以达到加强报纸与群众的联系”。同时借助国统区内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在大后方增设分支机构，翻印进步书刊，扩大革命宣传工作力量。[16-17]“暗度陈仓”是指由于国民党检查机关多次非法扣留新华书店从邮政局寄出的邮件，部分书刊无法通过邮局寄到群众手中，共产党便在国统区设置地下党组织，开辟秘密的地下交通路线运输出版物。正是由于复杂的战争环境，我党的出版发行事业才需根据各地区不同情况开辟发行网络，将出版物更高效地发往全国各地。

三、陕甘宁边区发行网建立的意义

延安时期，我党的出版发行事业由建立机构、编辑、出版到印刷、发行，不断完善发展，最终建成了以延安为中心，呈放射状，覆盖陕甘宁边区，延展到其他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及国统区，公开、半公开或秘密的书报刊发行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是出版物发行网在全国的铺设为党的宣传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广泛发行政治理论书籍，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了解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为我党赢得了广大的群众基础。同时，在抗日战争时期，大量图书、报刊、杂志的发行有力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增强了陕甘宁边区乃至全国人民的抗战意识。

二是发行网的建设发展了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丰富了各地军民的精神生活。在物质匮乏的环境下，除了马列主义翻译著作、领导人著作，发行网还发行了许多文学作品、大众读物、学校专业教学书籍，以及机关报、地方性报刊、文艺报刊和大众报刊等，民众的精神世界得到丰富，科学文化素养也得以提高。

三是出版发行工作为新中国的出版发行事业奠定了基础。建设全国出版物发行网造就了大批专业人才，丰富了出版发行经验，形成了理论成果。在艰苦岁月中，老一辈新闻人和出版人砥砺奋进、自力更生的精神成为推动我国出版发行事业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