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莺 （景德镇陶瓷大学）

近年来，手机依赖作为成瘾相关种类中的新成员而备受关注，国外学者大多称之为“问题性手机使用”，国内学者大多称之为“手机成瘾倾向”或“手机依赖”。手机依赖是个体因为使用手机的行为失控，而导致其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方面明显受损的痴迷状态。第4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 年6 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47 亿，较2018 年底增加了2984 万人，我国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率是99.1%。iiMedia Research 的调查数据显示，44.9%的大学生每日手机上网时间为3-6 小时，12.5%的大学生上网时间达到了6小时以上，超半数大学生上网时间较多，均超过3 小时。在大学生群体能接受多长时间脱离手机上网的调查中，仅有2.0%的大学生能接受24 小时以上不使用手机上网，超六成大学生能接受6 小时内不使用手机上网，有8.1%的大学生完全无法接受不使用手机上网。和烟草依赖者用吸烟来缓解焦虑一样，依赖手机的现代人总是用手机来慰藉内心的无聊。当手指滑动或点击屏幕时，似乎所有的孤独、不安全感以及烦恼都可以减轻甚至消失。当手机与互联网连接起来，它的功能就变得更为强大，通过一个号码就可以找一个人，不管这个人身处何处；通过一个个手机app 就能掌握天下资讯，手机仿佛可以连通整个世界。简言之，一部手机可以连接一个人所有的社会关系，手机已然完全渗入人们的生活，并逐渐成为人们身体的一部分、人格的一部分，手机正在成为个人身份和个性的象征。

目前，大学生的手机使用率基本达到100%，手机成为大学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很多受访大学生明确表示“忘记带手机会坐立不安”“经常害怕手机会自动关机”“经常有手机铃声响了或手机在震动的幻觉”等，表明大学生在使用手机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手机依赖现象，影响了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甚至出现了相应的社会、心理功能损害。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大学生在返校复学前均采用线上教学方式进行学习，手机因其便利性、快捷性和工具性成了首选的学习工具，大学生在手机上可以完成课堂签到、课程学习、提问、讨论、作业提交及成绩查询等诸多功能，一方面充分开发了手机的强大和实用的功能，另一方面也给手机依赖带来了更高的风险。签于此，有必要对疫情期的大学生手机依赖情况进行调查，并提出相应的协同治理策略，以期能为大学生复学后的心理健康工作提供实证参考与应对方案。

一 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在江西某高校大一至大四的1483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对象年龄17～26岁，平均（19.35±1.39）岁，男生583 人，女生900 人；文科生284 人，理科生567 人，艺术生632 人；大一583 人，大二345人，大三339 人，大四216 人。调查由辅导员、心理健康教师向所在班级的学生发放，受试者自愿、匿名、使用手机填写，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

（二）研究工具

采用由熊婕、周宗奎等人编制的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PATS)，该问卷有16 个项目，采用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5 级计分，总分越高表明手机成瘾倾向的程度越严重，包括戒断症状（指没有参与手机活动时生理或心理上的负面反应）、突显行为（指手机的使用占据了思维和行为活动的中心）、社交抚慰（指手机的使用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和心境改变（指手机造成的情绪变化）4 个因素。总量表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83，4 个维度的α 系数介于0.55～0.80 之间。

（三）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2.0 对实测数据进行描述统计、独立样本T 检验、方差检验、方差检验，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 结果

（一）手机成瘾检出率

根据熊婕等人 ( 2012) 编制的《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PATS)》中的标准，MPATS 总分≥48 分的被试被界定为手机成瘾者，本研究筛选出手机成瘾者197 人(19.49 岁，SD=1.39)，占调查总人数的13.28%。其中，男生80 人，占检出率40.6%，女生117 人，占检出率59.4%。

（二）手机成瘾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结果表明，手机依赖均分为（36.86±10.36）。对性别、是否独生子女、生源地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对年级、学科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是否独生子女、生源地在手机依赖及4个因子上的得分均无显著差异。女生在戒断症状（p=0.004）、突显行为（p=0.001）和手机依赖（p=0.021）上与男生存在显著差异，女生得分高于男生。农村和城镇学生在社交抚慰（p=0.008）上存在显著差异，农村学生得分高于城镇学生。文科、理科及艺术类专业的学生在戒断症状（p=0.031）上存在显著差异，文科生得分最高，理科生最低。不同年级在手机依赖及4 个因子上均有显著差异（p＜0.05），大一得分最低，大三得分最高。而且，大一学生在手机依赖及其4 个因子的得分均显著低于其他年级学生（P＜0.05），大三学生在手机依赖及其4 个因子的得分上显著高于其他年级学生（P＜0.05）。这与笔者在2017 年所做的调查结果相符。

三 讨论

首先，手机成瘾检出率为13.28%，低于叶宝娟2017 年的调查结果33.51%，朱玲玲、刘志强2017 年的调查研究29.8%，说明手机成瘾者的数量有所下降。可能是因为随着手机工具性的不断开发和提升，大学生虽然把手机作为重要的学习工具和人格伙伴，尽管还是会“机不离身”，但因为社会对手机依赖的关注和科普越来越多，心理健康教育越来越普及，使大学生对手机依赖有了一定的认识、反思和警惕，虽然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学生只能接受线上教学，但并未引起大学生更多的手机依赖，反而因成天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而对该类工具开始滋生了厌倦情绪，并对自己的低效率行为产生了反思和担忧，所以他们沉迷于手机的程度有所下降。

其次，男生各项得分均低于女生，表明女生的手机依赖程度高于男生，这与以往研究一致。可能是因为女生相对于男生更喜欢网购和情感表达，会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网络购物和微信、微博等网络工具上，导致使用手机的时间更长，手机依赖的程度更高。农村和城镇学生在社交抚慰（p=0.008）上存在显著差异，农村学生得分高于城镇学生，这与李立康等的研究结果一致。农村学生相对城镇学生而言，经济条件可能较差，容易自卑而产生社交焦虑，更容易利用手机进行交流，寻找社交抚慰而排遣焦虑和压力，有更高的手机依赖程度。文科生在戒断症状上得分最高，理科生得分最低，表明文科生对手机使用有更高的渴望，对离开手机有更高的不适体验。这也与荣婷的研究结果一致。文科学生的学业任务相比理科较轻松，拥有大量的闲暇时间玩手机，再者文科生思想活跃，热衷于各种参与性较强的活动，增加了他们使用手机的时间，容易使他们对手机使用产生成瘾行为。大一学生在手机依赖及4 个因子上得分最低，大三学生最高，这也与以往的研究结题一致。大一学生学习任务较重，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进行生活和学习适应，花在手机上的时间相应会少得多。美好的大学生活已过“中点”且向“终点”迈进，他们必须直面许多人生的大选择和大挑战，为步入毕业班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些因素导致了大三学生有了更多的心理压力和不良情绪，手机便成了成本最低的情感依赖与宣泄工具。

四 协同治理策略

大学生手机依赖是个复杂的系统。首先，手机依赖的成因复杂，涉及人格特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影响。其次，手机依赖的治理主体多样，政府、通信企业、服务供应商、家庭、社会和高校等，任何一个主体都难以有效地承担手机依赖症的治理工作。再者，手机依赖的防治难度大，手机无处不在，手机服务无孔不入，仅仅依靠外部的监控、限制或个人的自我控制等，都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只有通过多主体的积极参与、相互协作，建立一种联合体协同发挥功效，才能实现有效防治。鉴于此，大学生手机依赖症的协同治理成为一种应然选择。探讨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协同治理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政府、通信行业、学校、家庭、社会、个人都应该在防治手机依赖问题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一，发挥政府的主导和协调作用。尽管政府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但是仍然可以发挥主导和协调的功能，强化政府法律法规的作用。首先，政府应牵头制定相关制度，通过法律授权专门管理部门对手机媒体进行长效管理，通过立法明确手机网络运营商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为青少年健康使用手机提供保障。其次，建立专门的网络管理平台，建立和完善手机依赖的协同联动、预警、反馈的联合机制，让通信行业、社区、学校、家庭、个人等各方在明确责任与权利的基础上，确立多元主体共同作用的工作机制。

第二，发挥通信行业及网络供应商的行业引领作用。通讯企业及网络供应商决定了手机的工具性、娱乐性、社交性和未来的发展趋势，通信行业需明确自身的责任和义务，主动配合学校的网络管理，开发和普及绿色健康的手机网络和应用软件，履行自身职责，在促进健康使用手机的基础上拓展自身业务。

第三，发挥学校的支持性环境的营造和教育功能。营造理性手机使用支持性环境要从学校管理、校园文化和活动导向等方面开展工作。首先，倡导学生主动控制在课堂上使用手机的行为。有些学校实行上课时手机统一放入手机袋或教室屏蔽手机信号的方式，限制大学生的课堂手机使用。通过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专题讲座、培训、学校微信公众号、校园论坛等方式和途径引导学生建立理性使用手机意识和认知，降低对手机的依赖程度。其次，利用宿舍、班级、学生会、社团组织等开展群体监督和促进机制，相互督促，相互鼓励，降低大学生手机依赖程度。此外，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帮助大学生释放负性情绪、找到兴趣点和交到志趣相投的朋友，消除大学生的孤独感和社交焦虑，提高心理需求在现实生活中满足的程度，降低通过手机获取心理满足的习惯行为，从改变心理需求获取角度，减轻大学生手机依赖。

第四，发挥家庭的干预作用，营造良好家庭氛围。家庭是大学生的各种支持的主要来源，也是促成大学生产生心理问题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家庭经济状况、泛化的教养方式、父母对子女使用手机的支持态度提高了大学生长时间手机使用行为意向，导致手机依赖。亲子关系是大学生最亲密的社会关系，家庭在预防大学生手机依赖行为中起重要作用。家庭治疗是问题行为预防和干预重要手段，可以从家庭教育、教养方式和亲子关系等方面，对大学生手机依赖进行干预和预防。如家长应营造温馨的家庭环境，给予孩子克服困难的信心，帮助他们改掉不良习惯；约束自身手机使用行为，为孩子理性使用手机做表率；以改善孩子使用手机状况为目标，建立互动交流氛围、和谐的相处模式，提升亲子关系，关注改善问题行为。

第五，加大非营利性组织的社会支持作用。社会支持是大学生心理问题协同治理网络中的重要一环，尤其是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发挥他们的民间性、自由性、非营利性和志愿性等优势，成为承接政府职能的重要力量。非营利组织与社会接触广泛，能够真实地反映各阶层的典型性问题，在处理社会事务中具有较强的实效性。可以以各级健康教育所、心理协会和青少年成长协会为载体，以社会工作者为依托，拓宽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社会支持途径。同时还要着力构建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以社区为基本单位，进行心理知识的宣传和普及，特别是心理素养与行为习惯的关联、影响和调适，强调网络成瘾、手机依赖等问题的危害性，配备专、兼职的心理健康专员，对心理问题引发的认知、情绪和行为问题进行科学干预，使大学生在社区成长环境中对手机依赖等心理问题耳濡目染，有效预防和应对。

第六，加强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及自我管理能力。不可否认，新媒介近年来呈现出商业化、娱乐化和低俗化的倾向，而大学生是新媒体的主要用户群体，最容易受到新媒体的负面影响，形成网络依赖、手机依赖等问题。因此，大学生要加强网络媒介素养，加强对新媒体的认识，提高对媒介信息的解读能力和批判能力，能有效地识别信息真伪、判读信息内容、不被信息误导和沉迷于网络媒介不能自拔。其次，大学生要不断提升自我管理和约束能力，有效控制自己接触媒介的时间、方式和情绪，把媒介当成自己学习、生活和社交的辅助工具而不是主要工具，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真实的生活中来，更多地体验大学生活的丰富多彩，不断地在大学里锻炼自己、提高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活，远离手机依赖。

总之，手机依赖俨然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而大学生手机依赖又成为危害年轻一代生力军健康成长的难点问题。大学生群体的平均年龄基本已达成人标准，随着身体、心理和社会化的发展，形成了较稳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倾向，不能用管理中小学生的强制性原则去限制其社会性行为，手机依赖的治理工作范围更广、难度更大，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协同治理理论的指导下，强调各方力量的统一性和协同性，多管齐下、统一协调，将多种社会协同力量拧成一根绳，形成一股劲，共同参与到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协同治理中来，更有效地干预并帮助大学生远离手机依赖，实现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