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强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本文所谓陶三足盘，指器底有三个瓦形足或舌形足，器腹较直，敞口，腹与足多饰弦纹的陶质食器，在以往文献中也有簋类器[1]、三足器[2]、三足皿[3]77、瓦足皿[4]等命名。赵芝荃先生曾将新密新砦遗址采集的一件三足盘（采∶2）归入新砦遗址第二期[5]。笔者认为该器缺乏层位学依据，且新砦遗址后来的历次发掘中均未在第二期单位中发现此类三足盘[6]526，因此该盘应不是新砦二期器物。加之比二里头文化年代稍晚的二里岗文化一期也没有发现三足盘，可见三足盘仅见于二里头文化之中。

三足盘历来为研究者所关注，在论及二里头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新砦期”遗存、二里岗文化等其它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时经常被提到。例如：邹衡先生在《试论夏文化》一文中指出“瓦足皿是夏文化二里头型的特色之一，在先商文化漳河型中则不见”[4]；赵芝荃先生在探讨二里头文化的源流时，认为三足盘是东方的文化因素，是二里头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吸收外来文化因素的产物[7]。

然而，目前学界对三足盘的概念界定较为模糊，对三足盘形制的划分也比较粗略，不利于进一步研究。因此笔者综合已发表的二里头文化发掘材料，对三足盘的形制进行划分，并对三足盘的发展过程进行分期。基于较为细致的形制划分，分析不同时期各型式三足盘的出现频率，有利于深入认识其在二里头社会生活中充当何种角色，以及具有何种文化意义。

一、三足盘形制划分与分期

笔者搜集到的可用于型式分析的材料来自 巩 义 稍 柴[8]、偃 师 二 里 头[3，9—13]、临 汝 煤山[14，15]、郑州大师姑[16]、渑池郑窑[17]、洛阳皂角树[18]、洛阳东马沟[2]、洛阳东干沟[19]、伊川南寨[20]、伊川白元[21]、陕县西崖村[22]、荥阳竖河[23]、邓州穰东[24]、驻马店杨庄[25]、郑州洛达庙[26]、荥阳西史村[27]、新密新砦[6]、新密黄寨[28]、西平上坡[29]、巩义花地嘴[30]、商洛东龙山[31]、安阳大寒[32]等22个遗址，共有标本114件，本文仅对其中器形较为完整的67件标本进行型式分析。

另有一些器物也被发掘者称为三足盘，但其形制与本文所指三足盘差异较大，如巩义稍柴T7③∶55[8]、偃师二里头82ⅨM20∶5[9]、偃师二里头2001ⅤH20∶4[3]1172、临汝煤山H9∶12[14]等，因此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依据足部的差异，可将这67件三足盘分为A、B两型。

A型 瓦形足。足的两侧边缘基本平行，横截面为弧形，与瓦的形状相近。共计34件。根据腹深与器高的比值不同可分为四式。

Ⅰ式 2件。比值大于0.6，腹部深，腹深明显大于足高，腹壁近直或略微倾斜，多平底。如偃师二里头Ⅱ·ⅤH130∶12[10]63，泥质黑灰陶，口径21厘米，高12厘米（图一，1）。

Ⅱ式 20件。比值处于0.5至0.6之间，腹部较深，腹壁略微倾斜，多敞口、平底，足稍外撇。如偃师二里头Ⅱ·ⅤT113A灰土∶36[10]114，泥质灰陶，口径22厘米，高12.2厘米（图一，2）。

Ⅲ式 8件。比值处于0.4至0.5之间，腹部稍浅。如偃师二里头87ⅥM43∶4[11]，泥质灰陶，口径22厘米，高12.4厘米（图一，3）。

Ⅳ式 4件。比值小于0.4，浅腹，腹深明显小于足高，三足外撇。如郑州洛达庙M13∶1[26]，泥质磨光黑陶，口径20.2厘米，高13厘米（图一，4）。

B型 舌形足。足两侧边缘自上而下逐渐内收，较典型者足底边缘呈圆弧形，与舌头的形状相近，少数边缘内卷。共计33件。根据腹深与器高的比值不同可分为五式。

Ⅰ式 3件。比值大于0.6，腹部深，腹深明显大于足高。如偃师二里头采∶1[10]63，泥质灰陶，口径22.8厘米，高13.1厘米（图一，5）。

Ⅱ式 7件。比值处于0.5至0.6之间，腹部较深。如偃师二里头ⅣM6∶2[10]131，泥质黑陶，口径24厘米，高13.3厘米（图一，6）。

Ⅲ式 10件。比值处于0.4至0.5之间，腹部稍浅，腹深与足高相近。如伊川南寨T90M16∶4[20]，泥质黑陶，口径23.1厘米，高14厘米（图一，7）。

Ⅳ式 8件。比值处于0.3至0.4之间。腹部浅，腹深明显小于足高。如洛阳皂角树H76∶19[18]66，泥质磨光灰陶，口径24.5厘米，高16厘米（图一，8）。

Ⅴ式 5件。比值小于0.3，腹部极浅。如偃师二里头82ⅨM8∶1[9]，泥质磨光黑陶，口径28.5厘米，高15.5厘米（图一，9）。

在本文所搜集的材料中，直接可用的地层关系有两组。

第一组：偃师二里头遗址Ⅱ·ⅤT113中，③层出有BⅣ式三足盘（标本编号Ⅱ·ⅤT113③∶12[10]224），④层出有AⅢ式三足盘（标本编号Ⅱ·ⅤT113④∶15[10]113—114），⑤层出有BⅠ式三足盘（标本编号Ⅱ·ⅤT113⑤∶12[10]62—63）。因此，BⅣ式和AⅢ式不早于BⅠ式，BⅣ式不早于AⅢ式。

第二组：伊川白元遗址T7③层出有AⅢ式三足盘（标本编号T7③∶2[21]），开口于③层下的H71出有AⅠ式三足盘（标本编号T7③H71∶2[21]）。故AⅢ式不早于AⅠ式。

图一 二里头文化三足盘型式与分期图

以上两组地层关系显示了三足盘的演变规律，即A型、B型三足盘均由深腹矮足向浅腹高足演变。

根据以上分析，参照《二里头1999—2006》[3]25—36对二里头文化的分期，本文将二里头文化陶三足盘的演变分为三期五段（图一）：

第一段：AⅠ式、BⅠ式。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期。

第二段：AⅡ式、BⅡ式。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早段。

第三段：AⅢ式、BⅢ式。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

第四段：AⅣ式、BⅣ式。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早段。

第五段：BⅤ式。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

二里头文化四期三足盘十分罕见，仅在地层中发现有三足盘的零星残片，如ⅣT14③∶11[10]322—323，本文不作讨论。

二、三足盘的时空分布特征

表一统计了二里头文化各遗址出土较完整三足盘的数量。二里头文化一期，三足盘最先于偃师二里头遗址和伊川白元遗址出现。该期三足盘的数量还比较少，共出土5件，包括AⅠ式2件，BⅠ式3件，约占总数的7%，为三足盘的开创期。二里头文化二期和三期早段，三足盘除了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和伊川白元遗址继续使用外，在郑州大师姑、巩义稍柴、渑池郑窑、洛阳东干沟、陕县西崖村、驻马店杨庄等遗址中都出现了。二期共发现三足盘45件，其中AⅡ式20件，AⅢ式8件，BⅡ式7件，BⅢ式10件，约占较完整三足盘总数的67%；三期早段共发现12件，其中，AⅣ式4件，BⅣ式8件，约占总数的18%：二者合计57件，约占较完整三足盘总数的85%。因此可将二里头文化二期至三期早段视作三足盘的流行期。虽然这一时期三足盘分布范围广，出土数量多，但是仍以二里头遗址所在的伊洛盆地为主，周边地区如丹江流域的商洛东龙山、颍河流域的西平上坡、汝河流域的驻马店杨庄等遗址发现得比较少，并且洛阳、郑州地区以外的三足盘在形制或纹饰上与伊洛盆地的稍有差异，例如驻马店杨庄遗址T21④∶2[25]144—145腹部附一周扁方棱，此类装饰在二里头遗址未曾发现。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三足盘的数量大为减少，共发现较为完整的三足盘5件（均为B型Ⅴ式），约占总数的7%，并且均出自洛阳、郑州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所以，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为三足盘的衰落期。

由表一可知，从型式上看，二里头文化一期，A型、B型三足盘都已出现，显示这两种类型的三足盘没有先后关系，是并行发展的。二里头文化二期的A型三足盘计28件，约占总数的42%；B型三足盘共17件，约占总数的25%：表明在二里头文化二期，A型可能比B型更为流行。二里头文化三期的A型三足盘只有4件，约占总数的6%；B型三足盘计13件，约占总数的19%：表明在二里头文化三期，B型要比A型更为流行。

表一 二里头文化出土较完整陶三足盘统计表

综上，三足盘的数量和型式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呈现出明显的集中性，即明显集中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至三期早段的洛阳、郑州地区。而洛阳、郑州地区是二里头文化核心区域，即二里头类型[33]89—91的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域。

三、三足盘功用及文化内涵分析

三足盘出土背景多样，在地层、灰坑、灰沟、墓葬中均有发现，另有少数采集品。采集品均为完整器，或许也出自墓葬。

三足盘均为泥质陶，多数磨光，制作较为精致，应属于盛食器。制作者设计、制作一定形制的器物必然要以实现某种功能为目的，器物形制对器物功用具有决定性意义。显然，三足盘的腹部是实现其功能的主要部位，而足部是其区别于其它同类器物的特征部位，因此腹部的大小、深浅直接影响其功用。通过统计三足盘的口径与器高的两项数据可知，三足盘整体高度介于10～18厘米之间，而口径介于19～31厘米之间。高度变化较小，口径的变化区间稍大于器高，但其中约90%的三足盘口径在19～27厘米之间，分布较为集中。这表明三足盘有较为稳定的尺寸与形制，据此推测其没有发生功用或使用场景上的分化，一直是二里头类型人群日常使用的盛食器之一。

考古学文化与人群对应的难点为无法确定考古学文化的变迁究竟是同一人群物质文化的发展，还是不同人群对同一区域控制权的改变，因此简单地以考古学文化为单位去对应历史记载的族群是难以进行下去的。笔者认为，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应从考古学文化这个混合体概念入手，而是要具体到特定遗迹或遗物，先明确文化遗存与人群的关系，进而明确人群与族群的关系。

特定遗存对人群具有指示性，就器物而言，可称之为“指示器”。笔者认为，指示器至少应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时空分布上的集中性，时空分布十分广泛的器物不能作为指示器；第二，器物功能的普通性，器物不具有特殊功能，诸如奢侈品、礼器等不能作为指示器。

三足盘显然符合“指示器”的特征。一方面，它不具有特别的使用功能，只是日常生活器具；另一方面，主要见于二里头遗址及其附近地区，与特定人群的联系既比深腹罐、鼎等使用时间长、分布范围广的日用器物强，也比鬶、盉、爵等很可能被倡导的礼器强。因此对三足盘的文化内涵进行分析，可以为探讨二里头类型人群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三足盘始见于二里头文化一期，二期至三期早段流行，三期晚段衰落，四期罕见。二里头类型文化遗址所出的三足盘形制较为接近，尤以偃师二里头遗址数量最多，型式最丰富，序列最完善。三足盘虽然在二里头类型文化遗址之外也有发现，但数量少，型式单一，形制也稍有差异，因此可以确定三足盘是二里头类型人群所创造的器物。

三足盘在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衰落，在二里岗文化时期彻底消失，这一过程显得有点不自然，如果和同为二里头文化首创的陶大口尊相比较就可以看出两者的不同。陶大口尊也是二里头类型人群首创器物，但二里头文化四期时三足盘已经罕见，大口尊却依然流行，并且被二里岗文化继承与发展。笔者认为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有两点：其一，大口尊为酒器，而酒为祭祀、宴会等礼仪性社会活动的必需品[34]，在礼仪功能上要优于三足盘；其二，同时期的其它考古学文化，尤其是下七垣文化中未见大口尊的替代器物，二里岗文化延续使用大口尊是顺理成章的，而簋、豆等陶器均可以作为三足盘的替代器物。

三足盘、簋、豆皆为盛食器，在二里头文化墓葬中，三足盘与豆共存，簋也与豆共存，而三足盘与簋未见共存，这三者的关系值得探讨。

根据发掘资料，二里头文化共有27座墓葬出土有三足盘，其中13座墓葬发表了平面图，可据此分析三足盘与豆的关系。这13座墓葬中，4座随葬的盛食器仅有三足盘一种，其余9座均同时随葬三足盘和豆，二者共出概率达69%。其中4座墓葬随葬品集中摆放，剩余5座中有4座随葬的三足盘与豆出现在不同的区域（表二）。古人不会随意摆放随葬品，随葬品位置的不同反映了人们对于不同器物在认知上的差异。虽然从形制、大小、胎质等方面分析，三足盘与豆均为盛食器，但在部分墓葬中，二者位于不同的随葬品区域可能表明当时二者在使用上的差异，即在“盛装何种食物”或“在何种场合使用”上三足盘与豆存在差异。同理，二里头文化二期墓葬中陶簋“偶见”，三期“少见”，四期“常见”[35]，恰与三足盘在墓葬中出现的频率相反，表明三足盘与簋功用相同，簋逐渐取代了三足盘的位置。三足盘与簋不共出，其背后可能存在人群的变化。邹衡先生曾指出，“夏文化中的瓦足皿不见于早商文化，而早商文化中的深腹旋纹或印纹簋也不见于夏文化”[4]，似乎表明他认为两种器物属于不同文化的人群。在此后数十年的考古发掘工作中这一现象依然存在，似乎是两者来自不同文化的默证。

有学者通过分析认为，历史时期普遍存在王朝“中期质变”的现象，即新王朝形成属于自己风格的物质文化需要一定时间，时代越早，所需时间越长，并据此探讨了夏代的考古学文化，认为夏商分界应在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间[36]。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二里岗文化已有自身风格，商朝建立的时间当早于二里岗文化，但是否能早到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间还可商榷，笔者认为应在三、四期之间。

表二 二里头文化三足盘随葬位置统计表

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分界说自1980年由孙华[37]先生提出后，赵芝荃[38]、方酉生[39]、袁广阔[40]、张立东[41]等先生都曾对此观点有过不同角度的论证，本文仅从三足盘的角度尝试分析。

单就器物而言，不同人群也可能使用相似的器物，但随葬品则不同，它们是被有意识地放入墓葬中的，而不同随葬品及其组合背后很可能是人群的区别。一方面，三足盘可以单独随葬，而陶簋在墓葬中却不独出，似乎暗示着两种不同的葬俗；另一方面，二者在二里头文化三期、四期流行程度的巨大反差也可能是人群更替的反映。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尽管三足盘已仅剩B型Ⅴ式，数量稀少，但在二里头遗址仍能见到随葬三足盘的墓葬，如82ⅨM8[9]。然而，二里头文化四期时三足盘已很罕见，墓葬中更是不见，而陶簋则在墓葬中常见。根据已发表材料统计，二里头遗址四期墓葬中有随葬品者共22座，其中随葬陶簋者9座，约占41%；若不计入仅随葬1件器物以及未随葬陶容器的墓葬，四期随葬陶簋的墓葬占比更大，约50%。而这22座墓葬中，9座位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Ⅴ区，即宫殿宗庙区，其中有6座均随葬有陶簋，占比约66.7%。目前，二里头遗址三期墓葬中未见随葬陶簋者，相比之下可谓差异巨大，很难想象同一人群随葬习俗的变化会如此剧烈，尤其是对居住于宫殿宗庙区的统治阶层而言，因此可以推知，二里头文化四期时宫殿宗庙区的主人已有所不同，即商族统治者对夏族统治者的取代。

至于为何这一时期二里头遗址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依然属于二里头文化，除政权更迭与物质文化变迁不同步的原因外，应该也与商汤伐夏的“理由”不无关系。《尚书·汤誓》有言：“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桀无道，商汤伐夏是替天行道，针对的是以夏桀为中心的夏王朝统治者而不是普通居民，攻取夏都之后自然无理由过多干预普通居民的生活习惯，更不可能将原有居民全部迁出。

四、结 语

二里头文化三足盘的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其中第二、三、四阶段是三足盘流行的时期，与二里头文化的兴盛期同步。瓦足、舌足两种三足盘在第一阶段均已出现，因此舌足三足盘并非由瓦足三足盘演变而来，二者并行发展。但是两种类型的三足盘流行的时间有所差异，二里头文化二期时A型要比B型更流行，到三期时则B型要比A型更流行。从三足盘腹渐浅、足渐高的变化趋势看，这种差异不难理解。三足盘并非一次成型，而是分别制作盘腹与三足[42]。在腹部较深，足部较矮时，上下等宽的瓦形足显然比舌形足更便于制作，反之，舌形足在审美角度都更适合晚期三足盘浅腹高足的形制需要。

三足盘仅在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较为常见，其它地区少见，可以作为二里头类型人群身份的指示器。二里头文化四期二里头遗址随葬三足盘的墓葬被随葬陶簋的墓葬彻底取代，背后存在着统治阶层的变化，即商族统治者对夏族统治者的取代，这或许可以作为“夏商分界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的又一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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