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进驻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二里头、郑州商城及殷墟都城的宫城宗庙核心区发现与宗庙建筑早期阶段同时的等级很高的贵族墓葬，这种墓葬与居址建筑同时且空间位置高度重合的埋葬方式被学界称为居室葬或居址葬，一般有其特别的信仰或礼仪含义。类似的居室葬俗在距今8000年左右分布于内蒙古东南至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中显得比较突出[1]，其居室葬墓主往往是社会身份地位很特殊的人。例如最为著名的兴隆洼遗址F180内的M118[2]，从墓内随葬品判断，其墓主生前应该是一位引领聚落人群精神信仰活动的顶级大巫师。兴隆洼文化的居室葬俗可能是上述二里头等处宗庙区埋葬高级贵族行为的源头。今笔者撰作短文，欲对二里头等处宗庙核心区高级贵族墓葬的成因及各自墓主的身份做一简略探讨。

一、二里头宫城宗庙核心区的高级贵族墓葬

二里头都邑的3号宫殿基址一般被认为是二期的宗庙建筑遗存，在其中、南部庭院中发现几座高级贵族墓葬（图一），其中位于南院、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的2002ⅤM3等级尤高[3]。2001ⅤM1为二里头文化二期早段墓葬，发现于3号基址中部庭院内的路土层中，墓中随葬玉器、漆器、陶器共计18件（组）。2001ⅤM2在M1西侧，与之并列，亦发现于3号基址中部庭院内的路土层中，时代也为二里头文化二期早段，惜因扰动过甚，未发现葬具、人骨与随葬品。2002ⅤM4位于南部庭院，时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墓穴打破路土，随葬品较多，有陶器、漆器与白陶器等。2002ⅤM5在2002ⅤM4西侧，与之并列，时代也属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该墓被严重扰动，但仍出土了23件（组）随葬品，包括玉器、陶器、漆器、白陶器及蚌饰等。2002ⅤM3在2002ⅤM4东侧略远处，基本在3号基址的南北中轴线上，时代属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墓内随葬物丰富，计37件（组），包括铜器、玉器、绿松石器、白陶器、漆器、陶器等，以绿松石龙形器最为著名。上述M3、M4、M5三墓在3号基址南院的西北部。

图一 二里头3号基址及其庭院内墓葬分布示意图（采自《二里头（1999—2006）》，2014）

图二 郑州商城97∶ZSC8ⅡT166M6平面图（采自《郑州商城新发现的几座商墓》，《文物》2003年第4期）

二、郑州商城宫城宗庙核心区的高级贵族墓葬

郑州商城的核心区与现郑州市区高度重合，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比较困难，其布局也因而不是特别清晰。但鉴于郑州商城之前的二里头、与之同时的偃师商城及之后的殷墟和西周都邑基本上都是西朝寝与东宗庙左右对峙式的二元布局[4]，郑州商城可能也是如是布局，即其宫城东半部应该是宗庙区。考古工作者1997年在郑州商城清理出一座高级贵族墓葬97∶ZSC8ⅡT166M6，其位于郑州商城宫城东半部的核心地带，为三人合葬墓（图二），其中的成年男性应为墓主，成年女性及少年可能是殉葬者，出土铜鬲1件，铜盉1件，铜戈1件，玉柄形饰1件，项饰1串，蚌镞2件，骨镞41件，圆陶片1件，墓葬时代属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阶段[5]。墓主下葬之时，郑州商城可能刚开始营建，该墓是隶属郑州商城的年代最早的一座商墓。M6采纳的还是二里头式的青铜礼器制度，虽然仅随葬2件容器类青铜礼器，但已是当时等级很高的青铜礼器组合了。

三、殷墟宫城宗庙核心区的高级贵族墓葬

图三 殷墟宫殿宗庙区乙七基址祭祀坑平面图及YM232位置图（采自《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2010）

殷墟宫城内的东半部也主要是宗庙建筑，在其区域的核心地带发现5座高等级贵族墓葬[6，7]，分别为位于乙七基址（图三）[8]的YM232和位于丙组基址（图四）[9]的YM331、YM333、YM362、YM388等。它们的时代皆在殷墟文化第一期，即均下葬于洹南殷墟始建之初。这几座墓葬的丧葬安排皆遵循的是二里岗时期的旧制（如随葬以圆陶片作阻塞剜制孔腔隔断[10]的漆觚数件，即为二里头、二里岗传统高级礼器组合制度），随葬物虽然不算特别丰富，但礼仪等级都是很高的。随葬的白陶礼器主要见于殷墟的王墓及极少数高级贵族墓葬中，象牙质礼器也是殷墟高级贵族墓葬独见的随葬物。随葬品最为丰富的YM331随葬的青铜方爵在殷墟高级贵族墓葬随葬的青铜礼器群中都算稀见之物。

图四 殷墟宫殿宗庙区丙组基址与YM331、333、362、388四墓位置图（采自《殷墟的发现与研究》，1994）

四、二里头、郑州商城及殷墟宫城宗庙区高级贵族墓墓主身份探讨

前文简述的几处中国早期都邑宫城宗庙区内的高级贵族墓葬，有三个共同点：

第一，下葬时代基本上与各自所在宗庙建筑区早期甚至最初规划营建阶段同时，或曰皆挖建于各自宗庙区的早期使用时期；

第二，均置于各自宗庙区的核心部位；

第三，墓葬等级都很高，而且若有数座墓葬并存，其中有一座的等级尤高，如二里头的2002ⅤM3，殷墟的YM331。

关于二里头3号宗庙基址南部庭院内几座高级贵族墓葬墓主的身份地位，尤其是其中最为突出的出土绿松石龙形器的2002ⅤM3墓主身份的性质，学界曾有些推测。方孝廉先生曾推测M3墓主可能为夏王太康[11]。郜向平先生认为二里头3号基址庭院中高级贵族墓葬的墓主身份是与宗教有关的贵族，不排除王室成员的可能[12]。杜金鹏先生也曾有推测，他认为“M3墓主人可能是宗庙管理人员”，并进一步推测有可能为《周礼》中的“守祧”，拥有一种“既贵又贱的特殊身份”[13]。杜金鹏先生的推论比较有道理，而且很有启发意义。但《周礼》中“守祧”的礼仪地位似乎较为低下，不仅与出土很多高级礼仪用品的2002ⅤM3无法匹配，就是其余几座高级贵族墓葬墓主的身份地位也有可能高于周代的宗庙“守祧”。而且2002ⅤM3墓主的身份主要是“贵”，可能没有“贱”的色彩。至于墓内为何没有随葬铜铃以外的青铜礼器，可能主要与该墓的下葬时间较早有关。因为2002ⅤM3乃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的墓葬，其时多数种类的二里头青铜礼器尚未出现。比如，青铜爵在二里头文化三期才开始出现，至于青铜鼎、青铜斝、青铜盉及青铜钺等，都要晚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才出现。《周礼·春官·宗伯》记述的宗伯属官守祧主要由宦者和女奴充任，其主要职责是辅助宗庙祭礼之进行与负责宗庙建筑的装饰和修缮事宜[14]。《周礼》之守祧似乎难以企及2002ⅤM3墓主之礼仪地位。如果可以与《周礼》的职官进行比类，则2002ⅤM3墓主或可当《周礼》之大宗伯，而二里头3号基址院内其余几座墓葬的墓主或可与《周礼》之小宗伯相类比。至于《周礼》所记载的大、小宗伯的众多属官，很多礼仪地位并不高，周代之前的王室若设置有与他们相类的职官，他们死后可能也没有资格入葬王室宗庙区。以此类推，郑州商城97∶ZSC8ⅡT166M6墓主或亦类《周礼》之大宗伯。同理，殷墟YM331墓主或类《周礼》之大宗伯，其余4墓墓主或类《周礼》之小宗伯。

二里头2002ⅤM3墓主与郑州商城97∶ZSC8ⅡT166M6墓主颈部均有相似的由海贝串成的项饰，或为大巫师之类人员颈部必备之装饰，比较值得注意，可能揭示二者职司之接近。二里头2002ⅤM3随葬的绿松石龙形器比较特殊，可能与墓主生前执掌王室宗庙事务有关联。

殷墟YM232填土中出土龟版1块，YM331出土字骨1块，可能旁证其墓主生前执掌神权事务。据何毓灵先生的研究，殷墟时期宗教神职人员的墓葬往往会随葬一些比较特别的用于神权职责的物品[15]。

二里头2002ⅤM3与郑州商城97∶ZSC8ⅡT166M6墓主的礼仪等级都非常高，是否为王国之王，不宜遽断，但应该是各自王室重要的成员。殷墟YM232等5墓的墓主等级地位可能逊色于二里头M3与郑州商城M6墓主，但也是比较重要的王室成员。由重要的王室成员主导王国的宗教神权事务，说明早期王国王权与神权的紧密联系及神权事务的重要性。

上述三处王国都邑宫城宗庙核心区内高级贵族墓葬的时代皆在各自宗庙区构建之初，表明这些墓葬墓主生前可能是各自宗庙区最早的规划和营建者，也是各自宗庙区初始的使用者，因而薨亡后埋葬在宗庙区内的显赫位置。而后续的王室宗庙神职人员亡故后并没有入葬宗庙区的资格。

西周以降，未闻前揭礼俗，可能是由于神权信仰氛围的逐渐淡化所致。人类最早的精神信仰始于巫术，在文明诞生前后精致化为神权信仰，早期文明的王权和礼仪制度均依赖神权信仰而生。在这种比较浓厚的神权信仰氛围里，将最早的一批高级礼仪官员埋葬在王室祖先魂灵所在的宗庙区内，是一个比较自然的选择。但晚商以后，随着神权时代的结束，这种埋置高级礼仪官员于王室宗庙的制度自然也就趋于式微了。

［1］杨虎，刘国祥.兴隆洼文化居室葬俗及相关问题探讨［J］.考古，1997（1）．

［2］杨虎，刘国祥，邓聪.玉器起源探索：兴隆洼文化玉器研究及图录［M］.香港：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2007：6—9．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991—1016．

［4］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遗址布局形制的考古发现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变化研究［G］//刘庆柱.古都问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71—133．

［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新发现的几座商墓［J］.文物，2003（4）．

［6］石璋如.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虚墓葬之三：南组墓葬附北组墓葬补遗［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3．

［7］石璋如.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虚墓葬之五：丙区墓葬：上册［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0：5—257．

［8］杜金鹏.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10］严志斌.漆觚、圆陶片与柄形器［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1）．

［11］方孝廉.二里头遗址新的考古发现与思考［C］//杜金鹏，许宏.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12—17．

［12］郜向平，覃覃.二里头遗址三号建筑院内墓葬探讨［J］.南方文物，2019（2）．

［13］杜金鹏.中国龙，华夏魂：试论偃师二里头遗址“龙文物”［C］//杜金鹏，许宏.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96—120．

［14］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515—516，659—662．

［15］何毓灵.殷墟时期巫卜器具初探［J］.考古学报，20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