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周 侯雪彤 宋立夫

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竭动力。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经济、社会、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新中国文化建设及其细分领域的发展也普遍取得了丰硕成果。近年来，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文化贸易等领域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同时也成为引发社会广泛讨论的热门话题。但由于文化建设涵盖的内容和领域十分宽泛，不同学者对于新中国文化建设相关的概念界定、基础理论、历史分期等问题的看法存在较大差异，尚未达成共识。目前，学界关于新中国七十年文化建设发展历程的相关研究成果不多，现有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文化产业为主要线索切入，梳理新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如韩晗对新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史进行梳理，并将其分为奠基期、繁荣期与引领期三个历史阶段(1)韩晗：《拓新·立新·创新:新中国文化产业七十年》，《东岳论丛》2019年第11期。。李向民将新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分为七个阶段，并以每个阶段的标志性重大事件为线索对新中国七十年的文化产业发展史进行梳理(2)李向民、杨昆：《新中国文化产业70年史纲》，《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0期。；二是以文化概念的演变过程为着眼点，探讨随着时代发展，文化自身概念的延伸与嬗变。如赵红梅从肯定和否定两个维度叙述新中国七十年文化概念的发展方向和脉络(3)赵红梅：《迈出自然，迈向自由——新中国七十年文化发展的走向》，《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三是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文化建设经验进行总结。朱继东以新中国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建设的相关政策和指导思想为基础，对新中国七十年文化建设的经验进行总结(4)朱继东：《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及启示》，《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杜彧韬将新中国七十年文化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提出三条主线，并以此总结发展经验和启示(5)杜彧韬：《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历程和重要启示》，《求知》2019年第11期。。

由于文化本身的概念十分庞杂且并未形成广泛共识，文化建设的内涵和外延也十分灵活，本文所探讨的新中国文化建设是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以政府为核心驱动力的前提下，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概况的统称，以宏观时代背景为基础，以某一时期内接受度最为广泛、影响程度最为深远的文化门类、现象、事件或要素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重点领域、核心思路进行梳理总结，并对中国未来文化建设进行讨论、思考和展望。

一、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文化建设历程概述

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不是凭空出现的，其诞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1919年，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门，为新中国文化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带来“革命文艺的黄金十年”，相继出现的延安电影制片厂、西北电影工学队、华北电影队和东北电影制片厂等为新中国电影事业乃至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同志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点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为新中国文化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新中国文化建设奠基期(19491966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业待兴，稳定政权、恢复经济是这一时期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以此为基础，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领域的指导地位。并立足“以实践为基础，理论联系实际”“‘双百’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等指导思想，初步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建设理论体系和指导思想。1949年至1966年是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奠基期，各项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文物保护工作有序开展，扫盲运动初显成效，电影、音乐、戏曲、文学等各个文化门类涌现出一批经典作品，虽然经历了短暂的文化“大跃进”，但是在“八字方针”和“文艺八条”的纠正和反思下文化建设逐步回到正轨。这一阶段，国家先后开始各项文化事业的基础性筹备，包括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基础理论构建等，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为新中国七十年的文化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2.文化建设以“为人民服务”为中心。基于对1940年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两场会议精神的延续，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后简称《共同纲领》)对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核心目的和基本原则作出了相关阐释，《共同纲领》指出，新中国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为人民服务的文化。

3.“双百”方针是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转折。1951年 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毛泽东为其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以此回应当时戏曲界长期以来关于京剧与地方戏哪个为主的争论。此后，以“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为指导的戏曲改革工作逐步开展，1951年5月5日，国家政务院以“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为核心思想出台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这一政策为戏曲艺术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大批的地方戏曲、传统剧目受到保护，并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下将传统戏剧作品进行合理化改编，使传统戏曲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焕发生机。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一定的进步，半导体收音机、电视、相机和胶卷等新兴文化媒介进入公众文化消费空间，进一步丰富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内涵和文艺的表现形式。文艺界开始对“放”不开、“鸣”不响进行大胆的革新，使得文艺创作形式、文艺题材和文艺内容不断地丰富起来，特别是在传统文化领域，戏曲在1956年前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经历“大跃进”之后的现代戏更是极大地丰富了大众的文化生活，带动了传统文化在大众生活中的“回归”。这些变化主要发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与工业和武器装备制造等领域突飞猛进的发展形成呼应，极大地提升了民族自信心，在精神层面上支撑社会和大众相对平稳地度过了物资极度匮乏的三年严重困难时期。

6.文化遗产保护受到重视。1949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收集革命文物的通知》，党和国家对于文物等文化遗产保护以及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设立“一厅六局”，其中文物局负责指导管理全国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为禁运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限制文物出口，建立文物进出境审查机制，扭转了鸦片战争以来珍贵文物大量流失的局面，新中国第一部文物保护政策法规就此诞生。1953年，新中国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开始正式实施，如何妥善处理好国民经济建设与传统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问题成为当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1953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了《关于在基本建设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提出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文物的具体措施，对文物保护的机制和相关制度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11)谢辰生：《新中国文物保护工作50年》，《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体制机制奠定了基础。

(二)新中国文化建设停滞期(19671978年)

在中苏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建设工作的主要矛盾，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转变为重“批判”轻“传承”，民族虚无主义思潮泛起，“文化大革命”就此开始。1981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

一方面，文艺创造遭受巨大打击。《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五一六通知》等系列政策文件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取得的成就。电影领域，样板戏一度成为荧幕的主流，直到1974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才开始恢复电影生产。1973年中国电影年产量仅有4部，1974年电影产量增加至15部，此后两年实现逐年稳步增长。在1973年到1976年期间，中国生产故事片总计达到76部(12)罗唐进：《“文革电影”风云录》，中国共产党新闻：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5/1105/c85037-27780900.html， 访问日期：2019年11月5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创业》《闪闪的红星》《海霞》等作品。出版领域，“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出版的期刊种类数从1965年的790种，骤降到1966年的191种，到1967年仅有27种(13)方厚枢：《“文革”十年的期刊》，《编辑学刊》1998年第3期。。音乐领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逐步陷入沉寂，只有《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少部分歌曲继续传唱，直到1972年歌曲集《战地新歌》的出版才打破了这一局面。文物保护领域，“文化大革命”初期，文物古迹、古籍字画等文化遗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直到1967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破坏文物现象才逐步得到控制。1970年，国务院成立“图博口领导小组”，新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才开始逐渐恢复。

另一方面，面对压力，社会主义文化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文革”后期，随着政治斗争渐入疲态，人们的文化需求日趋显现，文化建设逐渐回归良性发展的状态。彩色电视的试播和彩色报纸的发行、《闪闪的红星》等主旋律电影取得的良好口碑、兵马俑在陕西省临潼县出土等等都显示出社会主义文化“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强盛生命力。

(三)新中国文化建设恢复期(19792000年)

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稳步推进，中国国民经济开始逐渐复苏，并且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得到了初步发展，为国家文化建设奠定了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也推动了社会思想和文化领域的变革，人民群众逐渐在思想上冲破了极左思想的束缚。1979年10月，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指出，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同时，在此基础上提炼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14)欧阳雪梅：《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及其经验》，《光明日报》2019年7月10日，第11版。，进一步解放了文艺创作者的思想，激发了文艺创作和文化建设的活力，推动新中国文化建设逐步走出停滞期进入恢复期。在“二为方针”的引领下，文化建设逐步复苏，文艺创作日渐丰富。同时，电视机的逐步普及推动了大众文艺的兴起，文化体制改革提上日程，文化产业开始萌芽。

1.大众文艺兴起。改革开放为中国大众文艺的兴起提供了历史机遇和发展环境，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众文艺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多维化的特点和发展格局。一方面，在内容创作上贴近日常生活,具有朴素情怀和大众意识，反映了人民群众所思所想；另一方面，在表现形式上日益简化，缩短了文艺创作与受众间的审美距离，降低了受众的接受门槛,涌现出了一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同时科技的进步也进一步推动和催化了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其中，电视剧在传达时代风向、引领文化思潮、丰富社会生活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电视剧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走上正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呈现出稳步发展的态势，出现了一批以《红楼梦》《西游记》《渴望》等经典作品为代表的高质量电视节目，1983年首播的春节联欢晚会成为当时醒目的时代文化符号。音乐领域，流行音乐影响力日趋扩大，港台音乐传入内地，同时带来了唱片产业和音乐演艺产业的蓬勃发展。电影领域，香港电影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内地“第五代导演”走进大众视野，佳作频出，包揽了世界三大电影节的奖项，成为华语电影发展的又一高峰。纵观前文提到的电视、音乐、电影等，可以说明这一时期是新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其核心驱动力是人们在解放思想后迸发出的强烈文化需求。21世纪，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颠覆了传统媒介，成为推动新中国大众文化发展走上第二个高峰的核心驱动力。

2.文化产业萌芽。大众文艺的兴起为中国文化产业的萌芽奠定了良好的受众基础和发展环境。1979年，广州东方宾馆开设了中国第一家音乐茶座，被学界认为是新中国文化市场兴起和文化产业萌芽的标志。此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放开，营业性舞厅、录像厅等文化活动场所相继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化市场的出现。此外，流行音乐的发展推动了唱片产业的兴起，也催生了中国现代文化演出的雏形。文学领域，小说、散文、诗歌的复兴推动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复兴。与此同时，广告产业开始萌芽并迅速发展，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刊发了第一条商业广告，中国现代广告业开始出现，这一事件也被国外媒体看作是中国市场经济正式启航的标志。

此外，该时期部分文化领域的产业性质逐步得到政府官方文件的认可和定性。1985年，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第一次在国民经济生产的统计项目中将文化艺术作为第三产业的组成部分，也是首次从国家和政府层面正式明确了文化中的部分领域具有产业属性和商品属性。1988年，国家文化部和国家工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从官方层面提出了“文化市场”这一概念，并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初步的界定。1989年，国家文化部下设的文化市场管理总局正式成立，以此为基础和起点开始构建和完善中国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国家开始以立法者和执法者的身份参与到文化市场活动和文化产业发展中(15)范周、杨矞：《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历程与成就》，《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产业开始被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列入城市发展战略和城市规划之中。1996年12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北京文化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北京的支柱产业”(16)钱光培、高起祥：《发展文化产业与北京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抉择》，《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为后来北京市成为中国文化中心奠定了坚实基础。1998年，北京市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北京市文化业与旅游业的增加值约为281.2亿元，占全市GDP的14%(17)范周、杨矞：《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历程与成就》，《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1998年8月,中国第一个文化产业专业管理机构——国家文化部下设的文化产业司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文化产业由市场自发发展的初级阶段正式进入到政府推动发展的崭新阶段，政府的强力驱动也对21世纪中国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影响深远。

3.文化体制改革起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全新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探索，同时也为后续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埋下伏笔，并提供了思想引领。198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文艺体制需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改革。198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深入探讨了中国文化体制的运行机制以及发展困境，初步明确了推动文化体制“双轨制”的改革思路。1996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强调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18)田国强：《文化体制改革与文明价值认同》，《文汇报》2014年3月10日，第10版。。2000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年计划的建议》，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确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标志着国家层面对文化产业及其地位的认可，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界长期以来关于文化产业学科合理性的争论。“文化产业”核心概念的提出不仅加深了政界和学界对文化产业发展本质规律和基本属性的认知，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内涵，是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理论探索的一次跨越式进步。

4.对外文化交流列入宪法。“文化大革命”时期，新中国文化建设处于相对停滞的阶段，但是随着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美、中日相继建交，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出现了“乒乓外交”“文物外交”等标志性文化交流事件(19)文物外交是指文革期间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赴西欧、美国、日本、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墨西哥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出，在法、英、美等国的观展人次均达上万次，被誉为“文物外交”。。改革开放后，除了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也受到了广泛重视，进入了全面开展和日益繁荣的崭新发展阶段，为中国外交工作和对外贸易营造了良好的国际交往环境和营商环境。1982年，扩展对外文化交流的相关内容正式列入宪法，从法律层面上为我国对外文化工作提供了保障，也为我国形成对外文化活动、对外文化贸易、对外文化宣传的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在这一时期实现了长足的发展，从1979年的194起、3035人次发展到1986年的1075起、9499人次，分别是“文化大革命”之前年平均数的16倍和40多倍，与外国签订的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数量约是“文化大革命”前的2倍(20)蔡武：《新中国60年对外文化工作发展历程》，《求是》2009年第15期。。

(四)新中国文化建设繁荣期(20012019年)

21世纪初，全球化趋势日益显现，全球产业链分工日趋完善，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往来日益频繁，互联网等新兴技术逐步成熟并普及，对中国的文化建设带来了颠覆性变革。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迎来了新纪元，新兴业态层出不穷，打造了一批经济发展的新风口。新兴技术也为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供给提供了全新的渠道和平台。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自信”为引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随着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中国文化建设开始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为核心和导向，迈入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

1.科技创新为文化建设带来新机遇。科技创新为传统文化领域注入生机。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开始传入中国，直到21世纪初互联网才开始普及，并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颠覆式的影响。2001年被称为网络音乐元年，此后网络文学、网络大电影、网络剧、网络综艺相继出现，对传统文化领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了“互联网+”的概念，在此发展背景下，互联网逐渐与文化领域展开跨界融合，进一步推进了电影、电视、新闻出版、会展、演艺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初期的网络电影、网络文学、网络电视等等均是互联网与传统文化领域跨界融合的创新尝试。

科技创新催生文化业态革新。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出现和成熟催生了一批如网络直播、短视频、电子竞技、自媒体等在内的文化新业态和新形式。为适应当前中国文化新业态不断迭代的发展趋势，满足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发展规划的现实需要，国家统计局分别于2004年、2012年、2018年三次修订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以适应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更新迭代。2018年4月2日，国家统计局颁布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将新业态及时纳入统计范围。从文化及相关产业的细分行业看，2019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19868亿元，比上年增长21.2%；占比为22.9%，比上年提高2.1%。其中，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可穿戴智能文化设备制造等文化新业态的营业收入增速超过30%，成为未来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型驱动力(21)《我国文化新业态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统计局：http://www.gov.cn/xinwen/2020-02/15/content_5479022.htm， 访问日期：2020年2月15日。。

2.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支柱型产业。一方面，文化产业发展规模化、集约化水平逐步提高。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加大力度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的产业布局和空间布局，打造了一批文化产业示范性园区(基地)，建成了北京、上海、杭州等头部文化产业强市和区域文化产业集群，初步构建了文化产业规模化和集聚化发展道路。中国文化产业园区从20世纪90年代起步。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底，全国文化产业园区超过2500家，其中国家级文化产业基地、园区超过350个(22)范周、杨矞：《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历程与成就》，《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同时形成了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和产业集聚力的文化产业园区品牌。另一方面，文化产业法治化建设和现代化治理从无到有，稳步推进。2016年11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并自2017年3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是新中国第一部文化产业领域的法律，其出台标志着中国文化产业法治化建设的开端，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此外，文化产业领域的基础性法律《文化产业促进法》在2015年启动起草工作后，于2019年12月13日公布了《文化产业促进法(草案送审稿)》，标志着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进程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又一新进展。

3.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完善。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首次出现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表述，中国现代化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开启了新篇章。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2012年6月，文化部下设的“社会文化司”正式更名为“公共文化司”，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开始进入以政府引导为主的发展新阶段，为进一步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2016年12月2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并于2017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为人民实现自身基本公共文化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实施标志着中国文化立法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新中国文化法治建设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4.传统文化保护利用迈上新台阶。21世纪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了新阶段。国家文物局在2000年出台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以及200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政策法规,为新时期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丰硕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进一步摸清全国文化遗产现状，通过启动第一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等为后续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摸清了家底”。第二，《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长城保护总体规划》《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等重点传统文化保护利用项目的总体规划发布，对全国的传统文化保护利用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范例。第三，《“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革命文物的通知》《关于促进文物合理利用的若干意见》等政策的出台，为推动传统文化保护利用工作给出有效指引。同时，随着文化遗产的内涵逐渐丰富，出现了一些文化遗产领域的新概念与新类型，如工业遗产、数字遗产等，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5.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稳步推进。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世界局势急剧变化，中国对外文化工作处于动态发展中，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文化工作更加受到广泛关注和重视。一方面，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和抓手是国家文化贸易，中国近年来对外文化贸易始终保持着较好的发展趋势。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9年中国文化贸易保持平稳发展态势。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1114.5亿美元，同比增长8.9%；其中，出口998.9亿美元，增长7.9%，进口115.7亿美元，增长17.4%，贸易顺差883.2亿美元，规模扩大6.8%(23)《2019年中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同比增8.9%》，商务部：http://www.chinanews.com/cj/2020/03-17/9128289.shtml， 访问日期：2020年3月17日。。但是，中国文化贸易在结构上仍存在失衡的问题，文化产品贸易占比过高，文化服务贸易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另一方面，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抓手和渠道是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中法文化年”“中俄国家年”等一系列大型人文交流活动，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家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2017年底，我国已与157个国家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累计签署文化交流执行计划近800个，到2020年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总数将达到50个(24)黄发红、朱玥颖、李欣怡：《改革开放40年：我国对外文化交流成果丰硕》，http://politics.gmw.cn/2018-10/29/content_31844176.htm， 访问日期：2018年10月29日。，初步构建了涵盖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官方文化交流体系。

二、“二分法”视角下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文化建设脉络

正确、深入地认识七十年来文化建设的征程，除了要对文化建设进行线性的、阶段性的分析之外，还应回归文化本身，把握其发展的脉络与特点。而“文化”的概念较为泛化，不论是东方和西方、历史和当下、社会和个人，都能够对“文化”的概念给出不同的定义。为使对文化建设脉络的分析更加具象，因此本文采用“二分法”，从文化建设的主要驱动力——政府和市场两个层面展开讨论。

(一)文化事业建设脉络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公共文化供给始终围绕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国家公共文化供给能力在过去七十年当中不断提升。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公共文化服务作为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积累、传承、创新和发展民族文化，维护公民文化权利，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5)周晓丽、毛寿龙：《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及其模式选择》，《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一方面，教育的普及化与教育质量的提升，是国家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多个方面能够取得重大突破的根本保障。扫盲运动、希望工程和九年义务教育等措施的开展，为国家文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教育部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国内适龄儿童小学净入学率达99.95%。小学生师比(以老师为1)从1949年的29.18下落至2018年的16.97；高考招生人数不断增加，录取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不到10%，发展至今在80%上下浮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8.1%。扫盲运动是新中国文化教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前文提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文盲率达80%，城乡居民的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国家经济建设受到人才和劳动力素质的限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联合国的统计口径下，2015年中国文盲率下降至3.6%。教育质量的提升，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和丰富的人才储备。

另一方面，随着财政支持力度的加大，城镇两级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发展。1953年至1957年间，国家文化事业费总投入为4.97亿元。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事业费则以14.3%的增速逐年上涨，至2018年，全国文化事业费达928.33亿元，比1978年增长近200倍，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0.42%(26)韩俊霞：《新中国成立70年公共文化事业的成就》，《乌海日报》2019年9月10日，第7版。。近年来，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以及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各级政府预算内投资批复的重点文化工程建设项目数量逐年上涨。在各级财政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质增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初步成效。数据显示，2008年到2017年间，全国公共图书馆业机构数以12.2%的年增速，从2820个增长至3166个；全国博物馆数从1893个增长至4722个，涨幅达149%；艺术表演团体数量则增长了1.7倍，从2008年的5114个，增长至2017年的15752个(27)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从空间形态上来看，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逐渐开始从“聚合”转为“分散”，如雄安新区提出的“15分钟生活圈”，社会化运营的社区文化服务场馆与居民生活之间呈现出介入和互动的关系，为居民日常的文化生活需要提供便利、创造条件，使得文化生活不再仅仅局限于大型展览和演出，随时随地享受公共文化服务成为可能，对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弥合城乡文化发展的二元性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随着经济发展的加快，除了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和国家公共文化供给能力的演化，文化发展体制和政策也对文化建设产生重要影响。在已有研究中，有学者基于文化的社会功能和近代国家文化体制起源的角度，分析了近代文化体制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并对文化体制框架的形成进行了系统分析。也有学者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分析了文化政策发展的三个阶段。综合来看，对文化政策和文化体制脉络的把握，重点在于理解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的分野。

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线，国家引导文化建设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发展态势，前一阶段是以文化统一为核心，后一阶段则是以文化多元化为方向，这种阶段性特征在文化政策中的体现也极为明显，因为“七十年来的文化政策发展是新中国革命与建设、改革与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历史进程与全部逻辑的反映”(28)胡惠林：《新中国70年文化政策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基本特征》，《上海文化》2019年第12期。。因此，理解和评估文化政策和文化体制的效率，需要将文化政策和体制置于一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研判文化政策和体制是否有利于促进文化资源配置和生产的高效运作，并从文化政策的三重价值给出充分的评价。文化政策的三重价值是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和历史价值。其中，政治价值指协调国家意志和大众文化之间的政治关系，经济价值是调整文化发展与社会经济生产之间不相适应的部分，历史价值即发挥文化的外部效应，在长期实践中积累创新要素，推动历史的发展。

(二)文化产业建设脉络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文化产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实现了从单一化到大众化、从大众化到分众化的飞跃，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随着经济、教育水平地提高而不断丰富，科技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之前的文化活动为文化产业的萌芽提供了思想上的统一、丰富的物质条件和相对稳定的内外环境，主要表现为保护文化文物、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肃清外国文化、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残留，发展工业体系和武器装备制造，同“左”倾路线开展旗帜鲜明的斗争等。随着恢复高考和改革开放的号声吹响，新中国在历经艰难探索后，文化产业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拉开大幕。1952年到2019年，宏观层面上，国内生产总值从679亿元增长至99.1万亿元，人均GDP达到10276美元，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凸显，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结构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得到充分优化；微观层面上，城乡人均收入不断提升，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大众文化消费在供需两侧都有了充分保障。

1.文化产业逐步从大众化走向分众化。文化产业从大众化走向分众化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进行剖析。第一，“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产业运行体系框架。目前文化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非垄断性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特征，市场化程度亟待提高，但供需两侧的沟通较为顺畅，能够对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进行及时的响应，需求成为文化产业分众化的主要驱动力。第二，需求是如何产生和被影响的？首先，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带来差异化消费的趋势，文化消费凭借其强符号性，成为差异化消费中最为直观的消费方式。第三，在众多文化消费的因素中，消费环境、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投资水平成为影响消费者文化消费的四个重大要素。由于消费主体自身的知识水平、理解能力、经济收入、兴趣爱好和社会经验等方面的不同，文化消费需求的差异化由此形成。文化消费包含两个过程，支付环节是第一过程，而第二个过程是指文化消费主体可以在消费过程中实现对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吸收、转化、再造与创新，创造出新的文化消费需求与文化风尚，对文化消费结构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2.文化消费逐步成为推动消费增长的关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8年，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从1398元增长至2226元，增长了37.2%，复合年增长率为9.75%，领先于8.47%的居民人均消费收入复合年增长率，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日益显现(见表1)。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发展文化产业以及大众文化消费的热情都在不断提高。一方面，各地纷纷响应中央号召，制定地方乃至区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如佛山、杭州、曲阜等地；另一方面，全国公共文化设施数量、音乐节数量、电影基础设施数量和年度电影票房都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城市化实现了由“量”到“质”的飞跃，为社会稳定贡献了巨大作用，文化消费与居民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的紧密，文化消费成为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

表1 文化产业增加值与GDP的关系 (20122017)

3.科技创新推动大众文化快速衍生。信息传播效率极大地限制了生产效率，随着科技革命的到来，信息技术全面参与社会生产，全方位激活信息要素的社会流动，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提升了产业生产效率，推动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在科技的助力下，内容、技术和形式的边界被打破，融合成为时代特征。在移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驱使下，一方面，随时随地消费文化内容、获得文化服务、购买文化产品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网生综艺、网络电影、网络文学等多类型的新兴业态成为文化内容生产领域的热点。在文化传播领域，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催生出多类型的信息分发平台，大众化、分众化的信息传播媒介和传播渠道不断出现。此外，文化消费的反馈环节也因为渠道的多元化而变得顺畅、直观。弹幕、评论、社交平台，以及大众化的问卷发放和整合平台，都成为信息反馈的重要渠道，拉近文化产品、服务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助力文化领域供给侧改革。

在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观点的启蒙下，大众媒介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备受关注。在当前的语境下，大众媒介既承担着传播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功能，同时又在去中心化的浪潮中孕育出新的文化话语体系，衍生出新的文化消费需求，“二次元”“御宅族”等亚文化群体(现象)都在这样的浪潮中引起了社会的重视，成为文化消费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需要注意的是，文化与科技的互动并不是单向的，日渐发展的工业体系和突飞猛进的技术手段并不能限制个人在群体社会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技术手段也可以在文化需求的反向推动下得到进一步发展(见图1)。回归本质，文化与科技的关系，仍没有脱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但二者之间的边界由于技术本身成为信息或被信息赋权，开始呈现出弹性状态。

以二分法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层面对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以来的文化建设进行观察，可以发现在不同时期中，政府和市场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并逐渐形成了“政府-市场”合力的驱动框架。新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之下，坚持党的领导、持续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完善“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文化建设框架，成为面对未知的外部风险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因此，需要充分地推进完善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的治理能力，特别是坚持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全社会不断释放创新能力、文化影响力和文化竞争力搭建平台。

图1 文化市场与科技发展的关系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文化发展与文化建设离不开社会、经济等宏观环境的影响，经济新常态、人口老龄化、数字技术加速迭代更新、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等方方面面的因素都会对未来中国文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与此同时，文化发展应该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相协调、相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面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国家宏观发展方向相匹配。

(一)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十九大报告的基础上，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是对新中国建立七十年的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经验的系统提炼和总结。回到文化角度而言，文化是国家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支撑，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部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是支撑国家三大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要把握好三方面的关系。第一，社会和市场的关系。把握“双效统一”意味着确立“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运行机制，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的机动性突破。第二，精英和大众的关系。在新媒体语境下，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通过优质内容积累了一大批质量优、黏度高的原创者，部分草根用户成为“意见领袖(KOL)”，在公共舆论场域中实现了身份赋权，但囿于文化水平，部分内容因缺乏必要的价值观和文化观，甚至导致“审丑狂欢”。对这个过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审美的转折与聚合是历史性的，并通过大众在媒体中被赋权，对公共话语空间结构进行重塑，消费者在公共话语空间中获得了更强势的表达能力和更独特的社会身份，其生活状态和诉求得到满足的概率得到了提升。第三，长期和短期的关系。长期治理和短期应对都是推动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推手，长期的文化法律体系建设和短期内的各类引导政策，都是文化治理的体现。未来，应更加充分地认识现状、分析现状，做好基础工作研究，为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杰出贡献。

(二)坚持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数字信息传输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文化艺术服务、广电服务和文化创意设计服务等文化服务类行业的发展增速明显高于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平均发展增速。与此相反，传统的、与制造业相关的文化产业门类增速则低于平均发展水平，而文化投资运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低迷状态，不论体量还是增速都略显薄弱。因此，文化产业内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第一，个性化、高质量供给。文化产品供给需要提质增效，面临日趋多元的文化消费主体和日趋复杂的文化消费环境，个性化、高质量的文化产品供给成为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应有之义。如目前文化产品的供给以年轻群体为主，但是面向未来的老龄化社会，丰富老年文化产品，激发老年文化消费，挖掘银发经济新蓝海的重要性日趋显现。第二，分众化、高效率传播。文化产业依托的传播渠道是大众传播，面对日益复杂多元的受众需求，传统的大众传播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损耗和浪费。因此，针对不同受众，采取定制化内容传播渠道和传播平台，形成分众化、高效率的传播矩阵成为又一重要议题。第三，定制化、个性化服务。信息时代的线上文化生产与消费，产生了大量的用户数据。基于日趋成熟的大数据技术，这些用户数据构成了现代文化市场进行高质量文化产品生产、文化服务供给和优化文化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为实现提供定制化、个性化的文化服务奠定了基础。

(三)挖掘和激发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作为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未来需要进一步激发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实现创新型发展，创造性转化。一方面，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精神价值。中国发展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急速变革中，人民群众自身的精神世界、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都在发生变化。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态势，部分人出现了动摇和不坚定的情况。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典型的伦理型文化，文化观念、价值观念与社会规范之间存在紧密地联系，汲取传统文化的优秀文化基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价值导向，是激发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产业价值。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为产业化开发和运行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利用模式简单、技术单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产业化潜力始终没有得到有效和深入的发掘。自故宫文创之后，传统文化的文创产品开发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以产业化的形式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被广泛接受。未来如何构建更加完善、多元、高效的产业化模式，破除现有的体制机制壁垒、构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授权体系成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现代转换的重要突破口。

(四)推动数字技术丰富文化发展形态

文化和科技是不断融合、发展和动态演进的。从文化发展、产业组织、完善链条、创新业态等不同环节来看，文化和科技关系都是紧密相连的。随着“新基建”的提出，5G、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进入发展快车道，对文化领域的影响愈加不容忽视。一方面，文化优势匹配先进科技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国是文化资源丰富、文化产业体系相对完善的文化大国。未来，提升国家文化竞争力，推动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内驱动力来自数字创意产业的崛起。文化产业通过与先进数字科技的深度结合，有利于提升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助力中国在世界文化领域实现超越。近年来，直播、短视频、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等新兴文化业态快速崛起，在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符号，既推动了中国的对外文化贸易，又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文化科技赋能民生社会带来新的民生保障。通过科学技术的创新和迭代，推动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以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未来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的核心目标。与此同时，新技术的应用在催生文化新业态的过程中，也势必需要不断完善监督管理体系和机制，借助科技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保障。

(五)重视国家文化安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面对国家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国际关系纷繁复杂的环境，以发展道路、国家形象、价值观念、民族精神为核心内容的国家软实力竞争愈演愈烈。世界主要大国将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未来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从文化贸易、文化交流等领域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以求国家在新一轮的国际战略格局调整中占据有利地位。对中国而言，与高速发展的经济实力相比，国家文化软实力仍存在着短板和弱项,未来必须更加注重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进一步增强国家文化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推动“软实力”和“硬实力”的有机结合和协调发展。同时，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信息时代，国家网络信息安全与国家文化安全息息相关。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5次统计表明，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民规模达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29)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2004/t20200428_70974.htm， 访问日期：2020年4月28日。。但与中国网民规模体量极不相称的是中文信息数量及占比较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长时间掌握着主导权和话语权，实施“文化渗透”“文化殖民”。因此，信息时代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必须不断提升数字技术研发和应用能力，不断提升数字创意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能力，增强中华优秀文化的国际辐射力、影响力。并且要构建现代化国家文化安全保障体系，重视教育在国家文化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文化安全观念。

(六)积极构建国家文化应急管理体系

不断完善国家文化应急管理体系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涵之一。2019年末，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发了社会对于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问题的关注。文化应急体系建设作为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未来完善国家应急体系建设的应有之义。文化应急体系建设包括但不局限于应急文化装备、应急文化内容的储备、突发舆论事件的引导、突发性公共危机后社会心理的治疗以及鼓励社会群体在应急时刻积极发挥作用等方面。比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疫情暴发后为湖北人民送去了大量以影视作品为主的文化物资，国家图书馆、博物馆也相继开放了免费数字资源等都是未来构建和完善文化应急体系的重要参考。此外，还要统筹考虑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内部各要素的联系和协同关系，填补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在立法上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