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英宗與佛教

2020-12-02陳高華

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 2020年0期

关键词：佛教

陳高華

元英宗硕德八剌，是仁宗爱育黎拔力八達的嫡子。仁宗延祐三年(1316)十二月立爲皇太子。延祐七年(1320)正月仁宗死，三月硕德八剌嗣位。次年改年號爲至治。至治三年(1323)八月，英宗在宫廷政變中被殺，在位不到四年。

一、尊崇藏傳佛教

元世祖忽必烈崇尚藏傳佛教，尊奉藏傳佛教薩迦派領袖八思巴爲帝師。此后成宗、武宗、仁宗三朝相繼奉行帝師制度，在薩迦派中選任帝師。英宗嗣位時，帝師是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今譯：貢噶羅追堅贊貝桑布)。至治元年(1321)三月，“遣使賜西番撒思加地僧金二百五十兩、銀二千二百兩、袈裟二萬，幣、帛、旛、茶各有差”(3)《元史》卷二七《英宗紀一》，中華書局，1976年，611頁。。撒思加即今西藏薩迦，是元代薩迦派發源地。英宗這次巨額賞賜的對象無疑是薩迦派僧人。同年十二月，“命帝師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詣西番受具足戒，賜金千三百五十兩、銀四千五十兩、幣帛萬匹、鈔五十萬貫”(4)《元史》卷二七《英宗紀一》，615頁。。“具足戒”又稱“大戒”，是成爲正規僧人的戒律。據西藏史籍記載，公哥羅古羅思监藏班藏卜“智慧超群，所閲讀之經典過目不忘”，十一歲即應元武宗召來到大都。當時年幼，未曾受具足戒，故在二十四歳時返回吐蕃受戒。英宗兩次賜物之多且貴重，可见對帝師和薩迦派的尊敬。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在吐蕃受戒，並“用接受的大量布施，造金汁書寫藏文大藏經《甘珠尔》，并將他收集到的大量印度學者所寫的論釋譯成藏文。其次他還用部分財物爲先師設立了期供，向在世之上師們奉獻禮物。尤其是他返回薩迦大寺後，給數萬名僧人每人發放一錢黄金的布施，并爲數萬名僧人參加的發心大法會做了布施，爲衆僧種下圆满佛法之種子，完成利他之偉大事業”(5)阿旺貢噶索南著，陳慶英譯注《薩迦世系史》，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年，172頁。。他用來慷慨布施的財物，主要應是英宗三月和十二月兩次所賜，但在藏族史籍中對此没有提及。

與帝師返回薩迦同時，至治元年十二月己未，英宗“封唆南藏卜爲白蘭王，賜金印”(6)《元史》卷二七《英宗紀一》，615頁。。唆南藏卜又作瑣南藏卜，是帝師之兄，尚公主，是元朝皇室的駙馬。後來此人領西番三道宣慰司事。唆南藏卜死後，其弟、侄承襲了白蘭王的封號。瑣南藏卜得封白蘭王，無疑由於其特殊的家族背景(7)《白蘭王印》，蔡美彪《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328—331頁。。此事顯示了元朝皇室對薩迦派的特殊重視。

延祐七年四月庚申，“以西僧牙八的里爲元永延教三藏法師，授金印”(8)《元史》卷二七《英宗紀一》，601頁。。元朝制度，正、從一品官用銀印，僧人授正一品用玉印，帝師、灌頂國師用玉印，只有諸王纔能用金印(9)陳高華、張帆、劉曉、党寶海點校《元典章》卷二九《禮部二·印章》，中華書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1039頁。，白蘭王用金印。這個“西僧”應是藏傳佛教僧人，但稱爲“法師”得授金印，説明此僧身份非同一般，有待研究。

建造八思巴寺(殿)，是英宗尊崇藏傳佛教的一項重要措施。延祐七年十一月丁酉，“詔各郡建帝師八思巴殿，其制視孔子廟有加”(10)《元史》卷二七《英宗紀一》，607頁。。此事一説是“宣政院臣奏請”，一説出於河西僧人高沙罗巴的建議(11)法洪《敕建帝師碑》，《佛祖歷代通載》卷二二，《大正大藏經》本，723頁。。英宗爲此頒發聖旨：

延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拜住丞相特奉聖旨：“八思巴帝師，薛禪皇帝時分蒙古文書起立來的上頭，‘蓋寺者’説來。前者蓋了有來。如今交比文廟蓋的大，随處行文書，都教大如文廟，八思巴帝師根底教蓋寺者。”麽道，聖旨了也。欽此。都省咨請欽依施行。(12)《元典章新集·工部·工役·帝師殿如文廟大》，2259—2260頁。

“薛襌皇帝”是忽必烈的稱號。聖旨説忽必烈時便行蒙古文書爲八思巴帝師蓋寺。“前者蓋了有來”則應指仁宗時曾下令爲八思巴蓋寺。理學家吴澄説：“仁宗皇帝命天下各省各路起立帝師寺，以示褒崇。今上嗣服，再頒特旨，聖心養注，俾加隆於文廟，不與其餘不急造作同。”(13)吴澄《撫州路帝師殿碑》，《吴文正公文集》卷二六，明成化二十年刊本，22頁下。鎮江帝師寺建成後，青陽翼作《紀》説：“延祐三年(1316)六月，先皇帝採摭群言，博議朝著，丕視功載，錫之榮號，作廟勒碑，月謁歳祭，通乎天下。”則仁宗時已有作廟立碑之舉(14)俞希鲁編纂，楊積慶等校點《至順鎮江志》卷九《僧寺·寺·本府·帝師寺》，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358頁。。《元史·仁宗紀》記，延祐五年(1318)十月“壬辰，建帝師巴思八殿於大興教寺，給鈔萬錠”(15)《元史》卷二六《仁宗紀三》，586頁。。從以上記載，可知仁宗時確有建造八思巴寺的安排。英宗則在全國範圍内大規模推行爲八思巴立廟的措施。

但英宗頒布的這件聖旨，文字是有些模糊的。聖旨先提過去蓋寺的詔令，再説“如今交比文廟蓋的大”。但接着又説：“都教大如文廟，八思巴帝師根底教蓋寺者。”“交比文廟蓋的大”和“大如文廟”，明顯是不同的。從聖旨文字來看，皇帝原話應是前者，也就是新蓋的八思巴寺要比文廟大。收録這件聖旨的《元典章新集》，以“帝師殿如文廟大”作小標題，是不妥的，《元史·英宗紀》説“視孔子廟有加”纔符合本意。上引吴澄説“俾加隆於文廟”，無疑是説新建八思巴廟要比文廟大。另一位著名學者柳貫説：“至治初元，天子申敕列郡，大建新廟，務極祟侈，以稱國家褒揚振厲之意。”(16)《温州新建帝師殿碑銘》，《柳待制文集》卷九，《四部叢刊》初編本，12頁上。“務極崇侈”，顯然也是加大之意。新建八思巴廟的規模要大過孔子的文廟，就是説，在英宗看來，藏傳佛教的地位在儒家之上。從這件事來看，對於英宗推行“漢法”是不能過高估計的。

吴澄説英宗命“天下各省各路”立廟，柳貫説“列郡”建廟，可知朝廷要求省會和各路治所在地建廟。聖旨下達後，不少地方便興工建寺，首先是兩都。至治元年三月，“丙子，建帝師八思巴寺於京師”。五月丙子，“毁上都回回寺，以其地營帝師殿”(17)《元史》卷二七《英宗紀一》，611頁。。毁回回寺建八思巴寺，大概是急於求成之故。不少地方也聞風而動。如鎮江路，“至治元年秋八月，郡奉詔立寺祠帝師。越明年五月，寺成”。鎮江路和所屬録事司、各縣官員“各率其工若民以致事，無敢後”(18)《至順鎮江志》卷九《僧寺·寺·本府·帝師寺》，358頁。。但路以下州、縣，則不見建造帝師寺的記載。

英宗在全國建八思巴寺，對於擴大藏傳佛教的影響，在一定時間内無疑有促進作用。但這完全是一項官府工程，缺乏群衆基礎，難以持久。“然一時應詔，皆取之民間，務欲速成，故工夫多草率，莫爲久計，及至元已渐陵替。”“至元”(後至元)是順帝的年號(1335—1340)。從“至治”到“至元”(後至元)不過二十年左右，八思巴廟建築已出現問題，逐漸衰圮。至正丁亥(七年，1347)，原來“極高大雄偉，规模宏麗”的南雄(路治今廣東南雄)帝師殿，已“傾圮殆盡，幾爲瓦礫之墟”，離建造不到三十年(19)劉鶚《重修帝師殿記》，《惟實集》卷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可見英宗的意圖並没有實現。

二、與中原、江南佛教各派的關係

世祖忽必烈時，推行“崇教抑禪”的政策，扶植禪宗以外佛教各宗派，抑制禪宗的勢力。華嚴宗的影響明顯擴大。洛陽白馬寺是佛教傳入中國後建立的首座寺院，因而有“釋源”之稱。住持仲華文才是華嚴宗僧人，受到元成宗的賞識，兼任五臺山萬聖祐國寺住持，得到真覺國師的封號(20)仲華文才生平見《佛祖历代通載》卷二二，《大正大藏經》本，725頁。。仲華文才死後，其徒法洪嗣位。法洪俗姓劉，隴西鞏昌成州人。元仁宗時，以法洪爲白馬寺住持，賜號“釋源宗主”。後召入大都，爲西山龍泉寺住持。法洪奉旨撰《帝師殿碑》(21)見《佛祖歷代通載》卷二二，732—733頁。，實際是將華嚴宗與藏傳佛教薩迦派緊密結合在一起。至治元年二月“丁卯，以僧法洪爲釋源宗主，授榮禄大夫、司徒”(22)《元史》卷二七《英宗紀一》，610頁。。“已而進階光禄，加大司徒，刻銀爲印，食一品禄，承制總選名僧，校讎三藏書。領江淮官講凡三十所，於是貴幸莫比矣”。“校讎三藏書”，是英宗時舉辦的一件大事，下面將有説明。“江淮官講三十所”是忽必烈的安排。派遣北方佛教禪宗以外各宗的高僧到江南各處去講學，實際是爲了擴大佛教襌宗以外各宗派的影響，贯徹“崇教抑禪”的政策。“帝平宋，已(以)彼境教不流通，天下揀選教僧三十員，往彼説法利生，由是直南教道大興。”(23)《弘教集》，見《佛祖歷代通載》卷二二，723頁。法洪負責校讎佛經和江南官講兩件事，可見其在全國佛教界中地位之顯要。英宗建壽安山寺(大昭孝寺)，落成後，又以法洪任住持，“於是車鴐臨幸，置酒流盃池上，丞相東平王(拜住——引者)及公侍。天顔甚懌，顧左右若曰：‘朕有賢相，又得此奇人，至可樂也。’因手簪花其帽，諭所以畀付之意。故事：官寺方丈每歲望幸，主者不敢居。特敕大臣設宴，命公入處以寵異之”。(24)許有壬《釋源宗主洪公碑銘》，《至正集》卷四七，宣統石印本，69頁上—70頁下。“方丈”指佛寺住持居處。以上種種，都説明法洪在朝廷中有特殊地位。

關於法洪的其他記載不多。江南名僧楚石梵琦應召入大都書寫金字藏經，有詩《寄洪司徒》，“洪司徒”即法洪：“親扶佛日上高冥，着絳袈裟眼獨青。”詩中用“青眼”典故，很可能楚石得到法洪赏識(25)吴定中等校注《楚石北游詩》，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7頁。。元朝中期著名詩人揭傒斯有一首詩，題目是《有一近侍，西域人，頗讀書，好畫竹石，多技能。家在汧、渭間，有母尚存。以久客京師，將歸省，士大夫多爲詩文以誇道之。釋源宗主洪司徒亦西人，獨作五言詩三十六韻，以大義責之，謂多技爲童豎之事，不足貴。辭嚴義正，卓犖可尚也。予亦爲賦長短句》(26)李夢生標校《揭傒斯全集詩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73頁。。題中“釋源宗主洪司徒”無疑就是法洪，诗題中之“亦西人”應與開頭的“西域人”一致，而法洪祖籍隴西成州(今甘肅成縣)。兩者不同，令人不解，尚有待研究。但由此可知法洪能作詩，與當時文化界名流有交往，應有較好的文化修養。

中原佛教中，原來禪宗勢力很大。大都慶壽寺是北方禪宗臨濟宗的祖庭，十三世紀中期，慶壽寺住持海雲深得蒙古宫廷的倚重。忽必烈的太子真金，即由海雲命名。元世祖忽必烈原來重視禅宗，但出於政冶需要，後來主張“崇教抑禪”，使之成爲朝廷的政策。但忽必烈的重點是扶植禪宗以外各派，對禪宗加以一定的壓制，形成新的平衡而已。元代成宗、武宗、仁宗三朝，慶壽寺的住持先是西雲子安。西雲之後，其弟子北溪智延、鲁雲行興相繼爲住持。元仁宗對臨濟宗仍加籠絡，“刻玉爲印以賜西雲，其文曰：臨濟正宗之印。獨加師榮禄大夫、大司空，領臨濟一宗事”。(27)趙孟頫著，任道斌輯集點校《臨濟正宗之碑》，《趙孟頫文集》，上海書晝出版社，2010年，175頁。西雲去世，仁宗“敕近臣函香，有司具威儀”，送北溪智延入慶壽寺嗣位，“特授榮禄大夫、大司空，領臨濟宗事。前後賜以金玉佛像、經卷及他珍玩之物數十事。秘府所蓄名畫，凡涉於佛氏故事者，悉出以示之”。英宗嗣位後，“以禪師先朝舊德，每入見必賜坐，訪以道要”。並命他參與校勘三藏與金書佛經之事(28)《北溪延公塔銘》，《金華黄先生文集》卷四一，1頁下—2頁下。。鲁雲行興一度“以省墳墓歸鄆城。久之，英宗踐阼，首命召還京師，俾於聖壽萬安寺與一時高德名流校讎三藏”。他接替北溪爲大慶壽寺住持，“開堂之日，又刻玉爲印以賜之，其一曰‘慶壽長老’，其一曰‘領慶壽一宗’，蓋異數也”。(29)《鲁雲興公舍利塔銘》，《金華黄先生文集》卷四一，4頁下—5頁下。鲁雲入主慶壽寺應在文宗初年。但慶壽寺這幾任掌門人都没有多大作爲，北方臨濟宗的影響已大不如海雲時代了。

雲門宗也是禪宗一派。延祐六年(1319)二月，“特授僧從吉祥榮禄大夫、大司空，僧文吉祥開府儀同三司”。(30)《元史》卷二六《仁宗紀三》，588頁。這位“從吉祥”就是大都雲門宗的掌門人雲山慧從，是大都聖安寺的住持，颇受元仁宗重視(31)雲山慧從事迹，見劉晓《金元北方雲門宗初探》，《歷史研究》2010年第6期。金元時期雲門宗長期被忽視，這篇論文首次作了考察。。從封號來看，其政治地位與臨濟宗的掌門人相等。“英宗皇帝以師(雲山慧從——引者)先帝之舊，隆遇特甚。時當清暑上京，召師至水精殿譯佛法至要，大悦上意。師將還都，命大官設祖帳於南屏山，賜予甚夥。”(32)樊從義《大明寺碑略》，《畿輔通志》卷一七九，見《全元文》卷五九，29頁。至治三年(1323)，江南名僧楚石梵琦受召赴大都參加金字藏經之役，有詩《赠聖安長老從雲山》：“棕毛小殿屢傳宣，請説雲門派下禪。即日賜金三萬兩，連朝開法九重天。”棕毛殿在宫城隆福宫内，可知皇帝確有召見從雲山談經赏賜之事(33)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二一《宫闕制度》，李夢生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234頁。，“賜金”應是賜鈔。又有《寄雲山長老》：“山中真宰相，不待築沙堤。”南朝陶弘景隱居句曲山中，國有大事，皇帝向他咨詢，號稱“山中丞相”。楚石以從雲山和陶弘景相比，當然是溢美甚至是諂媚之辭，但也可看出，此人亦應參與寫金經之役，在政治上有一定活動能力。得授“開府儀同三司”的文吉祥應是大都大寶集寺住持妙文講主，他是華嚴宗僧人(34)《歷代佛祖通載》卷二二，732頁。。開府儀同三司的地位比榮禄大夫要高(35)《元史》卷九一《百官志七》，2319頁。。但受官之年妙文去世，寶集寺僧人在英宗朝未見有活動者。

英宗與江南僧人似没有多少聯繫。他發起校經、寫經，從江南召來不少僧人。其中杭州南天竺演福寺住持湛堂性澄“驛召至京師，入對明仁殿。被旨於青塔寺校正經、律、論三藏。有司供張，歳時錫予，爲禮殊厚。駕幸文殊閣，引見問勞，賜食。正旦及天壽節，再朝于大明殿，賜以《無量壽經》等若干卷”。校經事畢後，“仍降璽書加護，進號佛海大師。一時文學侍從之臣，皆賦詩以美之”(36)《上天竺湛堂法師塔銘》，《金華黄先生文集》卷四一，7頁下。。但與其他參與者似無直接的交往。天目山獅子院高峰原妙、中峰明本師徒在江南佛教界名聲最大。高峰原妙去世後，中峰明本是江南禪宗的宗師。“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襴袈裟賜之，曰：佛慈圆照廣慧禪師。賜狮子院名曰：正觉禪寺。英宗皇帝亦封香製衣，即所居而修敬焉。”(37)《智覺禪師塔銘》，《道園學古録》卷四八，《四部備要》本，5頁下。但英宗與中峰明本亦無直接接觸。

英宗時期，先後取締了白雲宗和白蓮教兩種民間佛教團體。白雲宗出現於北宋末期，入元以後，其首領沈明仁與官府相勾結，一度得到朝廷的承認，成立總攝所加以管理。延祐二年(1315)，沈明仁受封爲榮禄大夫、司空(38)《元史》卷二五《仁宗紀二》，571頁。。其封號與北方臨濟宗、雲門宗掌門人相同。白雲宗不斷擴大势力，“凌轢州縣，爲奸利不法者”(39)《蘇公墓碑》，《道園學古録》卷一五，2頁上。。因此在延祐七年(1320)正月便遭朝廷取締。同月，仁宗去世，英宗嗣位。二月丁卯，“白雲宗總攝爲不法坐罪，詔籍江南冒爲白雲僧者爲民”(40)《元史》卷二七《英宗紀一》，598頁。。白雲宗從此衰落。白蓮教是南宋初年開創的，在民間傳播迅速。入元以後，受朝廷保護。但因教徒參與一些反抗斗争，加上其活動“夜聚明散，佯修善事，扇惑人衆作鬧行有”，因而在武宗至大元年(1308)被朝廷取締(41)方齡貴《通制條格校注》卷二九《僧道·俗人做道場》，中華書局，2001年，第730頁。。經過一番活動，仁宗嗣位後恢復了合法地位。但至治二年(1322)閏五月，朝廷又下令“禁白蓮佛事”(42)《元史》卷二八《英宗紀二》，622頁。楊訥《元代的白蓮教》，《元史論叢》第二輯，中華書局，1983年。。白蓮教由此完全成爲民間的秘密團體，在發動反元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從争取信徒來説，民間佛教團體的存在和擴大必然對正統佛教團體形成威脅。正統佛派各宗派對白雲宗、白蓮教一類民間宗教組織都是排擠的，朝廷禁止白雲宗和白蓮教活動，既防止社會的動盪，也爲了保護正統佛教的利益。

三、支持、鼓勵佛教發展的措施

英宗和以前諸帝一樣，也有多項支持、鼓勵佛教發展的措施。

(一) 建造佛寺。自忽必烈起，元朝諸帝都熱衷建造佛寺，爲自己和家族祈福。忽必烈建造的有大護國仁王寺、大聖壽萬安寺、大興教寺(石佛寺)，成宗建有大天壽萬寧寺，武宗建有大崇恩福元寺，仁宗建有大承華普慶寺、大永福寺。英宗在延祐七年三月嗣位，九月就下令“建壽安山寺，給鈔千萬貫”(43)《元史》卷二七《英宗紀一》，605頁。。“大昭孝寺者，英宗之爲太子，嘗至其處，喜其山水明秀。左右或言：‘此山本梵刹山也，後爲道士有耳。’目属意焉。至是以鈔二萬錠賜道士，使别營搆。因觀基煉石鑿山，大啓佛宇，功德無量，欲資以慰薦祖宗在天之靈，旨意甚鋭。”(44)許有壬《釋源宗主洪公碑銘》，《至正集》卷四七，70頁上。至治元年(1321)二月，監察御史觀音保等“諫造壽安山寺”，結果御史兩人被殺，兩人杖後流放奴兒干地(45)《元史》卷二七《英宗紀一》，610頁。。監察官員因諫造寺處死刑、流刑，這在元朝還是首次，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也是罕見的。雖然其中有朝廷内派系鬥争的因素，但也説明英宗信佛達到狂熱的程度，造寺決心很大。

英宗很關心壽安山的建造，曾多次派遣軍人參與，僅其中兩次即有萬人之多。他親自前去工地視察，並下令“冶銅五十萬斤作壽安山佛像”(46)《元史》卷二七《英宗紀一》，615頁。。壽安山寺的建造，耗費了大量人力財力。除了新建壽安山寺外，英宗還下令重修上都大龍光華嚴寺。至治元年二月“辛亥，調軍三千五百人修上都華嚴寺”(47)《元史》卷二七《英宗紀一》，610頁。。“英宗皇帝念兹寺爲世祖所築，作而新之，加廣大焉”(48)虞集《佛國普安大禪師塔銘》，《道園學古録》卷四八，3頁下。。至治三年二月，“作上都華嚴寺、八思巴帝師寺及拜住第，役軍六千二百人”(49)《元史》卷二八《英宗紀二》，628頁。。可知上都華嚴寺和八思巴帝師寺兩項工程此時仍在進行。至治三年六月，英宗命翰林學士袁桷作《華嚴寺碑》，“紀其成績”(50)《袁桷集》卷二五，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395頁。，則説明重修工程已完成，先後歷時二年餘。

英宗死前，大臣拜住曾指出作佛事“殫財困民，未見其福”，“上矍然曰：朕所創惟壽安山，餘皆完其舊爾，民亦以爲病乎？自今其輟土木之役”。(51)《鄆王神道碑》，《金華黄先生文集》卷二四，5頁下。可知修廟已引起强烈的不满。泰定帝嗣位，在一次因災異召開的百官集議中，參與者“極論當世得失”，有人指出：“比者建西山寺，損軍害民，費以億萬计。刺繡經幡，馳驛江浙，逼迫郡縣，雜役男女，動經年歲，窮奢致怨。”(52)《元史》卷一七五《張珪傳》，4077頁。可知造壽安山寺給國家財政和百姓生活都造成很大的困難。

(二) 校正佛典。忽必烈曾集中各族名僧，對勘藏、漢佛經，編成《至元法寶勘同總録》一書，影響很大。英宗對佛教經典也有很大興趣。延祐七年十月“庚申，敕譯佛書”(53)《元史》卷二七《英宗紀一》，606頁。。但所譯何書不詳。至治元年三月“壬午，遣呪師朵兒只往牙濟、班卜二國取佛經”(54)《元史》卷二七《英宗紀一》，611頁。。所取佛經亦不可考。

至治元年時，英宗集中一批僧人，校正經、律、論三藏。前面提到的杭州湛堂性澄法師，“至冶辛酉(元年，1321)，驛召至京師，入對明仁殿，被旨於青塔寺校正經、律、論三藏。……校正事畢，特賜金襴袈裟，加以御用衣段”。(55)《上天竺湛堂法師塔銘》，《金華黄先生文集》卷四一，7頁下。大都慶壽寺住持北溪智延，“英宗皇帝以禪師先朝舊德，每入見必賜坐，訪以道要。命於永福寺與諸尊宿校勘三歲(藏)，將鏤銅爲板以傳”(56)《北溪延公塔銘》，《金華黄先生文集》卷四一，2頁下。。大永福寺即上述青塔寺(57)《佛祖歷代通載》卷二二，732頁。。鲁雲行興與北溪智延“爲法門兄弟”，一度歸家鄉鄆城。“英宗踐阼，首命召還京師，俾於聖壽萬安寺與一時高德名流校雠三藏。禅師博洽而精詳，魯魚亥豕，多所是正，声譽籍甚。上聞而爲之嘉嘆不已，被旨主竹林”(58)《鲁雲興公舍利塔鈼》，《金華黄先生文集》卷四一，4頁下。。但從現有記載來看，此次校勘佛經，參與者似限於南、北漢族僧人，未見其他民族僧人參加，規模不能與世祖時相比。

(三) 金書佛經。“國家崇信佛法，建大佛寺，必置經藏，叢天下之工書者，泥黄金繕寫，以示其嚴。”(59)程鉅夫《大慶壽寺大藏經序》，《程鉅夫集》卷一八，張文澍校點，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223頁。世祖、仁宗都有書寫金字佛經之舉。至治元年三月“乙酉，寶集寺金書西番《波若經》成，置大内香殿”(60)《元史》卷二七《英宗紀一》，611頁。。這應是仁宗時舉辦的工程，到英宗時纔完成。至治三年(1323)二月，“丁亥，敕金書《藏經》二部，命拜住等總之”(61)《元史》卷二八《英宗紀二》，629頁。。這次金書《藏經》與壽安山寺有直接關係：“皇帝即位之三年，詔改五花觀爲壽安山寺，選東南善書者書經以鎮之。”受詔者三百餘人(62)楚石梵琦《初入經筵呈諸友三首并序》，《楚石北游詩》，10頁。，可見規模是很大的。拜住時任中書右丞相，是中央朝廷的最高行政長官。以拜住主持金書《藏經》，説明英宗對此事的重視。“選東南善書者”，就是從江浙一帶挑選大批書法家。如湖州僧人楚石梵琦：“會元英宗詔粉黄金爲泥，書《大藏經》。有司以師善書，選上燕都。”(63)宋濂《佛日普照慧辨禅師塔銘》，《宋文憲公全集》卷六，《四部備要》本，15頁下。楚石抵大都後，有詩云：“白玉爲堂深著我，黄金作字細書經。”(64)《初入經筵呈諸友三首并序》，《楚石北游詩》，12頁。嘉興祥符寺僧梅屋念常，“至治癸亥(三年，1323)夏五，乘驛赴京，繕寫黄金佛經”。梅屋念常在大都見聞既多，“由以動司馬撰書之志”，便以司馬光編《資治通鑑》爲榜樣，編纂了佛教史籍《佛祖歷代通載》(65)釋覺岸《華亭梅屋常襌師本傳通載序》，《全元文》，鳳凰出版社，2004年，36册，385頁。。參與其事的除了僧人外，還有儒生，如著名書法家、畫家昆山人朱德潤：“國家用浮屠法，集善書者以金泥寫梵書，有旨命君綜其事，蓋旌其能書也。及成，而英廟陟配矣。”(66)周伯琦《朱府君墓誌銘》，《存復齋文集》附録，《四部叢刋》續編本。大都慶壽寺住持北溪智延，參與校勘三藏，“後因屑金書《藏經》，慮前賢撰集之書，或有僞濫，復命之删定焉。”(67)《北溪延公塔銘》，《金華黄先生文集》卷四一，2頁下。

英宗朝金書佛經之事曾引起争論。“(至治)三年，英宗即位，東平王拜住爲丞相，勵精爲治，黜陟臧否，朝廷赫然。超拜先生(理學家吴澄——引者)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階太中大夫。遣直省舍人劉孛闌奚奉詔召先生於家。…… 先生拜命即行，五月至京師。六月入院。時詔學士散散集善書者粉黄金寫浮圖《藏經》，有旨自上都來，使左丞速速詔先生爲之序。先生曰：‘主上寫經之意，爲國爲民，甚重事也。但追薦冥福，臣所未知。蓋釋氏因果利益之説，人所喜聞。至言輪迴之事，彼之高者且不談其意，止爲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超生薦拔之説，以蠱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待子孫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之事，不知其幾。若超拔未效，是無佛法矣；若超拔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左丞曰：‘上命也。’先生請俟鴐還，復奏之。會上崩，不及奏而止。”(68)《吴公行狀》，《道園學古録》卷四四，6頁上—下。英宗篤信佛教，而又“果於刑戮”，曾因建西山寺殺、流監察御史數人，已見前述。在當時朝廷的環境中，吴澄敢於直言寫經無用，這是要有很大勇氣的。如果英宗不死，吴澄會遭什麽處罰，是很難説的。

(四) 作佛事。英宗在位時間不長，但不時舉行各種佛教儀式。在僅即位之初的延祐七年，見於記載的，便有十次左右。佛事地點以宫中殿閣居多，此外還有京城四門、萬壽山以及寧夏等處。時間最長的一次是在十月壬子，“作佛事於文德殿四十日”(69)《元史》卷二七《英宗紀一》，606頁。。有的佛事爲禱雨、免疫，更多是祈死者上天堂，爲生者祈福。個别明確是“修秘密佛事”，即藏傳佛教儀式，更多的没有説明何種儀式，但亦應以藏傳佛教爲主(70)《元史》卷二七《英宗紀一》，597—608頁。。

英宗時還舉行水陸法會。水陸法會又稱水陸道場，旨在超度水陸一切亡靈，是漢地佛教最隆重的一種儀式。水陸法會傳説啓建於南朝梁武帝，宋朝逐漸興盛，普及南北。元朝時水陸法會仍然流行。傳説梁武帝曾在鎮江金山龍游寺設水陸會，是水陸大會的開始。成宗大德六年(1302)三月壬寅，“命僧設水陸大會七晝夜”(71)《元史》卷二十《成宗紀三》，441頁。。這是見於記載的元朝皇室首次舉行水陸大會，地點不詳。武宗至大己酉(二年，1309)，命臨濟宗僧人應深主持金山龍游寺，“且敕使修水陸大會，如梁之儀”。(72)虞集《萬佛閣記》，見《至順鎮江志》卷九《僧寺·寺·丹徒縣·龍游寺》，370頁。參見《金山萬壽閣記》，虞集著，王頲點校《虞集全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797頁。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二月，“欽旨順母后，以金山爲水陸建始地，特降侈儀，修大齋會七晝夜”。“明年八月丙戌，乃再欽旨如元年例，仍建水陸大會，用追答内弼之勤”。(73)僧應深撰碑，見《至順鎮江志》卷九《僧寺·寺·丹徒縣·龍游寺》，371頁。則延祐元年、二年(1314、1315)均在金山舉行水陸大會。“内弼之勤”應指皇太后答己輔佐之功(74)上一句“順母后”亦指此，但似有脱文或錯字。。

據《元史·英宗紀》載，至治三年(1323)四月“壬戌朔，敕天下諸司命僧誦經十萬部。……[甲戌]，放籠禽十萬，命有司償其直。……[己卯]，敕京師萬安、慶壽、聖安、普慶四寺，揚子江金山寺，五臺萬聖祐國寺，作水陸佛事七晝夜”。(75)《元史》卷二八《英宗紀二》，630頁。壬戌是四月一日，甲戌是四月十三日，己卯是十八日。命僧誦經、放籠禽(放生)也是佛教儀式(佛事)，和水陸佛事三者間隔時間很短。這樣連續舉行多種佛教儀式，特别是在六座全國聞名的大寺舉辦水陸佛事，是很隆重，也是前所未有的。似可認爲，當時發生某種大事，以致英宗要以舉行大型佛事來祈禱，弭災或祈福。陳垣先生認爲，佛教史籍記載，至治三年(1323)四月，英宗“賜瀛國公合尊死於河西”(76)《佛祖歷代通載》卷二二，734頁。英宗在四月間連續舉行上述佛事，“皆似與此事有關”。“然則瀛國公之不得其死，殆可信也。”(77)《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卷六《佛祖通載》，中華書局，1962年，149—150頁。王堯先生指出，合尊是藏語音譯，義爲王室子弟出家的僧人。這是對南宋小皇帝趙的尊稱。英宗殺趙在多種藏族文獻中都曾提及(78)王堯《南宋少帝趙遺事考辨》，《藏漢文化考述》，中國藏學出版社，2011年，61—77頁。。但英宗殺南宋小皇帝，不見於漢人史籍，應是元朝官方存心隱暪。如爲此大搞佛事，豈非有意張揚？這個問題似需進一步研究。

上述參加校正經、律、論三藏的江南僧人湛堂性澄法師，“校正事畢，特賜金襴袈裟，加以御用衣段。已給驛券，將南還，俄有旨即白塔寺建水陸大會，丞相東平忠獻王留陞座説法，衆咸悦服。事聞，寵赍尤渥，仍降璽書加護，進號佛海大師”。(79)《上天竺湛堂法師塔銘》，《金華黄先生文集》卷四一，7頁下。白塔寺的正式名稱是大聖壽萬安寺，簡稱萬安寺。湛堂參加的就是至治三年在大都白塔寺舉行的水陸大會。揚子江金山寺即上述金山龍游寺。此寺“至治三年復建水陸大會”。據住持僧應深記載，英宗“乃詔有司，如延祐元年例，嚴備浄儀、入金山古壇，建水陸大會一七日，始事以七月戊戌，畢於乙巳”(80)《至順鎮江志》卷九《僧寺·寺·丹徒縣·龍游寺》，372頁。。可知至冶三年大規模水陸法會確實是舉行了的。

至治三年夏，“上時巡，甫至上京，夜寐不寜，趣大作佛事。……既而負罪懼誅者，復陰訹群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而大赦，無以禳之。王(拜住——引者)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姦黨聞之皆失色”。接着就在回京途中發生内亂，英宗、拜住被殺(81)《鄆王神道碑》，《金華黄先生文集》卷二四，5頁下。。“夜寐不寧”，很可能是英宗對即將發生的内亂有所警覺，故求助於“大作佛事”。可知“佛事”是英宗的精神支柱，而“佛事”又與朝廷的政治斗争密不可分。

藏傳佛教注重文殊信仰，山西五臺山是文殊菩薩的道場，八思巴曾赴五臺山朝拜，寫下讚文。元成宗秉承忽必烈遺志，以皇太后名義在五臺山建寺，爲此動員了“漢地”十路的人力物力。此寺建成後，命名萬聖祐國寺，任命洛陽白馬寺住持文才兼任住持。武宗嗣位後，皇太后親往五臺山祈祝，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隨行。英宗即位後，延祐七年九月甲申，“禁五臺山樵採”(82)《元史》卷二七《英宗紀一》，605頁。。至治二年(1322)五月“甲申，車駕幸五臺山”(83)《元史》卷二八《英宗紀二》，622頁。。六月丁卯朔，“車駕至五臺山，禁扈從宿衛毋踐民禾”(84)《元史》卷二八《英宗紀二》，623頁。。這是元朝在位的皇帝正式造訪五臺山，必然舉行佛事。但英宗此次活動情況，缺乏記載。至治三年四月，英宗下令六大寺作水陸佛事，其中有五臺萬聖祐國寺。

(五) 免役。元代百姓有土地的，都要承擔雜泛差役，包括力役(人力、車馬)和差役(里正、主首、庫子等)。但佛寺如何應當雜役在朝廷中一直存在争論，主要是佛寺續置土地的待遇問題，政策不斷改變。仁宗時軍人和僧、道購買百姓的“當差田地”要“一例均當”(85)《元典章》卷三《聖政二·均賦役》，76頁。。而英宗即位後，在延祐七年六月“詔免僧人雜役”(86)《元史》卷二七《英宗紀一》，603頁。。也就是僧人購買百姓的土地可以免當雜泛差役，從而爲佛寺兼併土地提供了有利條件。這是英宗初年權相鐵木迭兒接受佛寺賄赂的結果：“世祖之制，凡有田者悉役之，民典賣田，隨收入户。鐵木迭兒爲相，納江南諸寺賄賂，奏令僧人買民田者，毋役之以里正、主首之属，逮今流毒細民。”(87)《元史》卷一七五《張珪傳》，4082頁。鐵木迭兒很快失勢並死去，但這一規定在英宗死後，纔得到改正(88)陳高華《元代佛教寺院賦役的演變》，《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