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申

南宋國家發行過多種紙幣，這些紙幣流通於不同的地域，如四川地區使用錢引，京湖地區流通湖北會子，兩淮地區也有淮南交子。而東南會子(也被稱爲“行在會子”)大量地被國家財政收支所用，流通的地域範圍也最廣，地位舉足輕重。這就使得東南會子的發行和流通情況，可以作爲我們觀察南宋國家財政運作機制和狀況的一條重要路徑。

另一方面，銅錢不論在財政還是民間仍擁有頗爲巨大的保有量。儘管以東南會子爲代表的南宋紙幣，在貨幣流通量中的占比日漸增加，但其與銅錢的此消彼長卻經歷了漫長的過程(1)尤其在東南會子流通的前期，其僅在某些財政活動中發揮作用，很少參與民間日常交易。民衆繳納賦税也仍以銅錢爲主，東南會子更多地在不同層級的官府之間流動。參見王申《論南宋前期東南會子的性質與流通狀況》，《清華大學學報》2019年第3期，106—117頁。。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東南會子需要與銅錢配合流通，二者之間并非只有簡單的替代關係。由於東南會子與銅錢的幣面價值不一，二者的配合便突出地體現在不同面額之間的搭配、找贖上。類似今人在經濟活動中複合使用人民幣的各種面額，南宋人的貨幣使用情況也應相當複雜。但無論人們如何使用各個面額，均受到貨幣券别結构的制約。如我國於1999年發行第五套人民幣時“根據市場流通中低面額主幣實際大量承擔找零角色”，增加了20圓面額而取消2圓面額，“使面額結構更加合理”(2)參見中國人民銀行貨幣金銀局發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貨幣概況》，http: //www.pbc.gov.cn /huobijinyinju /147948 /147954 /147956 /3282469 /index.html。此外，在一些學者看來，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繁榮發展，以及受到物價、工資等因素的影響，目前人民幣中的最大面額100圓不足以滿足大額支付的需要。他們建議發行更大面額的人民幣。參見陶寒晗《優化流通中人民幣券别結構的建議》，《上海金融》2013年第4期，101—103頁。。顯然，因券别結構不同，人們使用第四套、第五套人民幣的方式也不可能一致。不同面額人民幣的發行量，也可以通過中國人民銀行歷年發佈的《年報》等渠道獲取。遺憾的是，史料中雖對於東南會子的面額種類略有介紹，卻未直接説明各面額的配置比例，這對研究者展開進一步的分析造成了困擾。下文將根據一條關鍵史料提供的綫索，對東南會子的券别結構加以計算，並以此爲基礎對東南會子和銅錢的搭配情況稍作分析，以求正於方家。

一

東南會子經歷過一次重大的面額調整。在東南會子發行之初的紹興三十一年(1161)，其面額被設置爲三貫、二貫、一貫，且“凡上供、軍需，並同見錢”(3)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八八，紹興三十一年二月丙辰，中華書局，1956年，3150頁。。賦税上供、軍需購買爲大額財政徵調活動，使用的貨幣數量多、總額高，因此東南會子的面額被定得較大似乎是應有之義。隆興元年(1163)，宋廷調整了東南會子的面額，該配置被沿用到南宋滅亡。會子面額由三檔改爲四檔，且縮小爲一貫、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李心傳認爲此次面額調整使“民甚便之”(4)李心傳撰，徐規點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六《東南會子》，中華書局，2000年，363頁。。誠然，面額縮小使東南會子能够相對便利地參與額度較小的交易，但交易額究竟小至幾何，也即李心傳所謂“便”的程度，仍有待討論。筆者曾在其他文章中引用程民生先生的統計，發現南宋普通勞動力每日的現錢報酬大約在數十至四五百文之間，其中一二百文的例子不少。這就決定了即便在隆興元年之後，東南會子也不易滲透到二百文以下的交易中(5)參見前引王申《論南宋前期東南會子的性質與流通狀況》。南宋後期東南會子遭受較大幅度的貶值后，各面額紙幣參與經濟活動的情況有變化。筆者將另外撰文詳述。。畢竟二百文東南會子，也大約相當於時人一日的勞動所得，市面中當有許多價格遠低於二百文的商品，而銅錢找零似乎在所難免。問題是，銅錢的幣值相較東南會子而言實在太小，多爲一二文(銅錢主要以小平錢、折二錢等形制流通)，紙幣兑换爲銅錢因此成爲複雜的難事。即便在東南會子已有所貶值的嘉定年間(1208—1224)，時人葛洪也稱：

京都之錢不許出關，州郡之錢不許下縣，而收解官錢，必欲錢會對半。向猶許會子貼解，今則例不受矣。發下换易，無所從出，未免敷于鋪户卓鋪。鋪户卓鋪不堪其擾，則閉肆矣。追斷示衆，其術易窮，其勢難强，於是行者持券入市，自朝抵暮，欲得一飽計而不可得。居者自二百以下交易，必須見錢(6)葛洪《蟠室老人文集》卷一四《論秤提楮券白劄子》，轉引自張淘、金程宇《〈全宋文〉補遺(上)——以〈蟠室老人文集〉爲中心》，《古典文獻研究》第11輯，2008年，386頁。。

葛洪的文字描述了當時的經濟活動如何因銅錢不足而陷入窘境，由此顯示了不同貨幣面額之間合理配合的重要性。在銅錢極端匱乏的情況下，手持大面額紙幣者無法在市場中購得商品，原因在於商販“無錢變兑”，也即無法找零。商販未必完全没有儲備銅錢，更可能只是擔心受到官府騷擾而不願主動使用。而二百文以下交易必須使用現錢，則應是主要受到東南會子面額設置的制約了。由此，二百文以下的小額交易需要使用銅錢，更大額的交易中又無找零銅錢，紙幣和銅錢的流動性都降至冰點。

總之，在當時的貨幣券别結構下，民衆使用東南會子與銅錢的狀態未必如李心傳總結得那般便利。若要具體研究“便”的程度，也即紙幣的流通性，就必須解決本文的核心問題： 東南會子各面額的數量比例究竟如何？

二

令人遺憾的是，現存的文獻没有記載相關統計數據。宋人和現代研究者在討論東南會子的發行、流通狀況時，大多以發行總量作爲要點。一種常見的分析模式是，列舉紙幣發行數量、某些商品的價格、東南會子的幣值，來説明當時紙幣通貨膨脹的嚴重程度。這當然無可指摘。事實上東南會子的發行總量的確逐漸擴張，且以“開熙北伐”“端平入洛”等幾次大型軍事行動爲節點快速增長(7)本田精一《南宋官會子の論理と実態》，《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第25期，1997年，101—129頁。關於東南會子發行總量的統計，可見高聰明《宋代貨幣與貨幣流通研究》，河北大學出版社，2000年，186—201頁；汪聖鐸《兩宋貨幣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663—678頁。，幣值自然也隨之下降。

但是，此種分析模式的盲點在於不自覺地將各種面額的東南會子視作整體，而忽視了一貫面額與小面額的差異。形成盲點的原因很簡單： 史書中記載的東南會子收支行爲大多來自國家財政和財政主導下的大型物流活動，動用紙幣的數量極爲龐大，不同面額之間的差異在龐大的總量之下顯得微不足道；而官府爲了凑足巨額，也首選一貫面額，小面額紙幣僅作爲輔助。如魏了翁(1178—1237)曾於端平二年(1235)督視京湖、江淮軍馬，他爲此向臨安朝廷討要軍費，但並不順利。魏氏稱：“契勘到左帑已交百十六萬外，見在楮券，盡以零會湊之，或可得五百萬。”(8)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七《奏乞宣諭大臣趣辦行期》，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第77册，綫裝書局，2004年，38頁下。所謂“零會”，指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東南會子。宋人常用“零會”“小會”來指代面額不足一貫的小面額東南會子。從魏了翁的敘述中可知，凑足紙幣500萬貫並不容易，在用盡所有一貫面額后，再加上“零會”纔勉强足額。小面額紙幣在財政調撥中地位之低，可見一斑。

然而，國家財政大額支出的貨幣，最終大多流動至市場的終端，即民間日常交易。如軍費將以軍俸等形式發放給士兵，士兵再使用這些貨幣去消費；和糴、和買的支出也將部分地進入農民的腰包。這不僅是上游大額支出逐漸轉化爲下游零散交易的過程，也是大額貨幣分散爲小額貨幣的過程。而紙幣面額的大小和各面額的配置比例，決定了紙幣能够滲透的交易層級。易言之，在大額財政支用中作用不大的小面額東南會子，可能在以中小額交易爲主的民間低層級交易中擁有很重要的意義。儘管或許如葛洪所言，東南會子難以滲透至二百文之下的交易，但小面額東南會子畢竟也在一定程度上架設起了溝通一貫面額紙幣和銅錢的橋梁。如果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面額的發行量多一些、流通面廣一些，便利程度應當可以稍稍提高。反之，若一貫以下面額很少，那麽東南會子和銅錢的兑换就會更爲困難，紙幣在遭遇大幅貶值之前的流通性也將被打上問號。

所幸，一條東南會子發行初期的史料或許能够爲我們計算券别結構，提供些許綫索。宋廷在乾道二年(1166)與三年(1167)展開了一次大規模回收東南會子的活動，並爲此投入了巨額白銀和其他實物、票據，如在乾道二年出内庫及左藏南庫白銀100萬兩(9)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九《錢幣考二》，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中華書局，2011年，246頁。。紹興三十一年至乾道二年發行的東南會子因而大部分被回收了。宋廷展開此次回收，一方面因東南會子推行不太順利。另一方面，紹興三十一年至此時發行的東南會子在理論上可兑現，而乾道四年(1168)之後發行的東南會子則不可兑現(10)草野靖《南宋行在會子の発展(下)》，《東洋學報》第49卷第2號，1966年，169—205頁。，或許宋廷在設計此次回收活動之前已有不兑現會子的考慮，因而不遺餘力、盡力收全。乾道三年，時任度支郎中唐瑑對東南會子的發行、回收狀況做了一番統計：

自紹興三十一年至乾道二年七月，共印過會子二千八百餘萬道，止乾道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前，共支取過一千五百六十餘萬道，除在官司樁管循環外，其在民間者，有九百八十萬道。自十一月十四日以後，措置收换，截至三年正月六日，共繳進過一百一十八萬九千餘貫，尚有八百餘萬貫未收，大約每月收换不過六七十萬(11)《文獻通考》卷九《錢幣考二》，246—247頁。。

這段文字使用了“道”“貫”等兩種單位承接數字。“道”是紙張的數量單位，一道即是一張(12)又如宋孝宗在聼取了這段匯報之後，下詔“給降度牒及諸州助教帖各五千道付榷貨務”，用於回收東南會子。這也是“道”作爲紙張或憑證數量單位的實例。見《文獻通考》卷九《錢幣考二》，247頁。，至於面額如何則不確定。“貫”用於描述貨幣數額，1貫可以是一張一貫面額的東南會子，也可以由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面額各一張或其他組合形式構成。唐瑑在匯報時皆用“道”作爲東南會子印刷、發行時的單位，而全用“貫”作爲回收時的單位，這或由相關官司在印發和回收東南會子時采用了不同的統計口徑所致。單位混用或許導致上段文字的敘述略顯混亂，卻恰好形成了東南會子印刷數量與發行總額之間的交匯點。

根據唐瑑的統計，流通於民間的東南會子爲980萬道，其中已回收118.9餘萬貫、剩餘800餘萬貫，可知發行總值約爲918.9萬貫。因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東南會子各一道相加之和恰爲1貫，假設小面額會子成套發行，每道的面額可平均計爲1 /3貫。另設一貫面額東南會子的數量爲x萬道，小面額會子的總數爲y萬道，可設聯立方程：

求得x爲888.35萬道，y爲91.65萬道。流通於民間的小面額東南會子數量約占總數的9.35%，幣值則僅占比3.3%。該比例或適用於全部2 800余萬道東南會子。因宋廷在隆興元年之前曾發行過面額爲三貫、二貫的東南會子，小面額紙幣的實際數量可能還要略多一些。必須説明： 東南會子的真實發行狀況定當更爲複雜，尤其是五百、三百、二百文面額不一定按照1∶1∶1的比例發行。本計算並無嚴格的正確性，僅對考察一貫面額與小面額之間的數量比具有一定的提示意義。

三

那麽，應當如何理解上述計算結果呢？

小面額東南會子在當時的貨幣總量中的占比很小。在東南會子之外，當時最主要的貨幣是銅錢。史料中没有留下關於同時期銅錢流通量的記載，但我們可以根據北宋的鑄錢量稍加估計。據高聰明、宫澤知之等學者估算，北宋王朝的鑄錢量約爲2.6—3億貫(13)高聰明《北宋銅錢製造額》，《中國史研究》1990年第1期，81—83頁；宫澤知之《北宋の財政と貨幣経済》，《宋代中國の國家と経済——財政·市場·貨幣》，創文社，1998年，61頁。。假設其中的一半留存在南宋統治區域内，則大約也有 1.3— 1.5億貫(14)當然，宋廷能够直接控制的銅錢數量可能不足以滿足其財政開支需求，故先後發行了多種財政票據、身份性證書和紙幣來填補銅錢匱乏的空缺。參見包偉民《試論宋代紙幣的性質及其歷史地位》，《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3期，21—29頁；王申《從便錢到紙幣： 論紹興時期見錢關子至東南會子的演進過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9年第3期，11—19頁。。以1 560萬道已使用的東南會子，和上文得到的券别結構計算，東南會子的幣值約爲1 462.76萬貫，約占當時貨幣總幣值的8.9%—10.1%，小面額東南會子大約有145.86萬張，幣值約占比0.29%—0.33%。上述比例只是大概的估計，但也可知東南會子在當時并非主要的流通貨幣，小面額會子在流通領域中發揮的作用更是微乎其微。事實上，宋廷發行東南會子的目的雖在於彌補國家財政中銅錢的不足，但在發行之初，會子更多地與白銀等并屬輕賫。如隆興二年(1164)十月，榷貨務稱：“鎮江府賣臨安、平江、紹興府鈔，並許用輕賫，係是金銀、會子之類。比之見錢，大段省便。”(15)徐松輯，劉琳、刁忠民等點校《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七之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6585頁。由此可見，東南會子的用途本就與銅錢不同，小面額的發行數量不多也就可以理解了(16)儘管經濟環境、貨幣的作用和流通方式差别較大，今日人民幣的券别結構或也能略作參考。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2017年M0數據爲例，100圓與50圓面額占總金額的91%，占總張數(枚數)的21%。參見中國人民銀行《中國人民銀行2017年報》，http: //www.pbc.gov.cn /chubanwu /114566 /115296 /3562572 /3562638 /index.html。也就是説在現代的貨幣流通環境下，大面額貨幣占總金額的多數，小面額貨幣占總張數(枚數)的多數。而一貫面額東南會子無論在金額還是張數中，均占東南會子整體的大多數。。

此外，本文計算得出的結果，僅能呈現紹興三十一年至乾道二年的狀況。目前暫未發現可用於計算此後券别結構的類似史料，着實遺憾。這裏僅稍加推測。隨着發行數量增多，東南會子亦逐漸貶值。貶值的結果是，市場上流通的紙幣越來越多，“良幣”銅錢則日漸被擠出流通領域，或被作爲財産保藏，或被銷融來製作銅器，也有流出海外的。學界對此討論衆多，故不再贅述。然而因面額大小不同，東南會子不可能完全代替銅錢的功能，找零愈發成爲民間市場交易的大問題。地方官府和民衆開始自發地製作一些零錢的替代品，如嘉熙二年(1238)吕午稱：

會子本以便民之用，而今反不便者，以銅鏹日寖稀少，而無以爲之貼湊也。近來州縣權時施宜，或爲紙帖子，或爲竹木牌，或作五十文，或作一百文。雖不可以通行，而各處行之爲便(17)吕午《左史諫草·戊戌年四月二十四日奏爲興起天下之治在於和平士大夫之心欲望聖慈與二三大臣主其議于上奏聞事伏候敕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27册，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97頁上。。

東南會子在貨幣總量中的占比上升之後，找零不便的問題不僅没有緩解，反而更爲嚴重。我們不知此時小面額東南會子的發行比例是否變化，即便保持了早期9.35%的比例，似乎也不足以滿足流通領域的需求。而更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宋廷爲了滿足不斷增長的財政開支，在印刷過程中更加側重於一貫面額的東南會子，小面額紙幣的配置比例隨之降低。貨幣流通領域既充斥着一貫面額的紙幣，又缺乏銅錢與小面額紙幣，民間自發地找尋零錢替代品也就不足爲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