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鵠

關於宋神宗去世後、哲宗即位初的政局，羅家祥先生以爲，當時新舊兩派原本存在逐漸緩解矛盾的可能(1)羅家祥《朋黨之争與北宋政治》，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84—89頁。。方誠峰兄新著《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下稱“方書”)踵其説，且加以更爲詳盡深入的探討，認爲神哲之際，“反新法派的態度有了緩和，支持新法者有了反思”，如果不是“接觸新法最少、反對新法最力”的“少數派”高太后與司馬光掌握了政治主導權的話，“對新法作有限更張就能達成衆人皆可接受的結果，統治集團内部的分裂就有彌合的可能”(2)方誠峰《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10頁。。

不過，方書同時指出，高后對新法所知寥寥，之所以反對新法，只是因爲信任司馬光的緣故，而她之所以信任司馬氏，則是因爲其在英宗繼統一事上的關鍵作用這一歷史淵源(3)方誠峰《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9—10、283—285頁。。换言之，真正主導廢罷新法的，司馬光一人而已。但司馬光入朝後，因年邁多病，自元祐元年(1086)正月至五月，一度長達十三旬請病假，無法赴都堂辦公(4)《續資治通鑑長編》(下稱“《長編》”)卷三六四，哲宗元祐元年正月丁巳，中華書局，2004年， 8732頁。。此後至九月去世，仍不能正常出勤，只能就近於兩府執政官邸議事，頻率大概在一日至三日一議之間(5)方誠峰《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52—53頁。。如果司馬光是唯一的核心人物，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又怎麽可能有效操縱政局，使之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發展？如所周知，司馬光作爲舊黨的精神領袖，受到了反新法派的一致推戴。如果他只是“少數派”，這該如何解釋？司馬光拜相未久即辭世，但新政仍大體按照他的設計繼續推行，這又該如何解釋？

筆者以爲，司馬光與其他舊黨，在反對新法的整體立場上是一致的，分歧僅限於對新法中的個别措施的不同處理意見，以及如何廢罷新法的技術上的争論。而所謂新黨若干人士的“緩和”或者“反思”，有些只是技術層面的考慮——任何新措施，在實行過程中都會或多或少地根據實際情況做調整，這不代表根本立場的變化，更多地則是在政治風向大變後，爲保住政治成果被迫做出的姿態而已。下面將就此加以論證(6)附帶要説明的是，筆者曾撰文(《王安石兩度罷相原因考辨》，待刊)指出，熙寧間兩宫太后(仁宗曹后、英宗高后)就曾屢次向神宗表達對新法之不滿，王安石之初罷相即與此有關。方書(8—9頁)以爲，曹后因司馬光等反新法派在濮議中堅持反對英宗稱生父爲考、極力維護仁宗及曹氏利益而傾向反新法之人，而高氏則因司馬光等在英宗繼統中的定策之功而支持司馬光。是説有自相矛盾之嫌。如果曹后會僅因司馬光的濮議立場而親近反新法派，我們就有理由相信，高后同樣會因其濮議立場而對司馬光本人及其主張産生反感。。

一、 新黨

在指出哲宗即位之初，新舊兩黨存在逐漸緩解矛盾的可能性時，新黨方面，羅家祥先生主要舉以時爲首相的蔡確與密院唯一正職章惇爲例(7)羅家祥《朋黨之争與北宋政治》，84—85、88—89頁。，方書亦然(8)方誠峰《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2—3頁。。我們先看章惇。羅先生首先提到，元豐六年(1083)四月，神宗與宰執論及舊黨劉摯，蔡確曰：“摯固善士，但嘗異論爾。”神宗云：“異論是昔時事。”章惇附和：“摯自被逐，不復異論。人豈不容改過？”(9)《長編》卷三三四，神宗元豐六年四月己巳，8052頁。羅先生以爲，這表明章惇“主動謀求緩和矛盾”(10)羅家祥《朋黨之争與北宋政治》，84頁。。但問題在於，神宗及章惇認可劉摯的前提，是其“不復異論”。熙寧時劉摯因批評新法被貶，此時已重新入朝，出任尚書省右司郎中，不論他内心深處是否保留既往的反新法立場，至少在表面上，他不再明確批評新法。在這種情況下，將章惇對劉摯的認可，作爲舊黨有意緩和矛盾的證據，似乎不妥。

羅家祥先生還提到，元豐七年(1084)“烏臺詩案”中，章惇爲蘇軾多方開脱，以此作爲章氏有意緩解新舊派關係的證據(11)羅家祥《朋黨之争與北宋政治》，85頁。。按章惇與蘇軾乃進士同年，儘管在新法問題上意見相左，但神宗時私交一直不錯。章惇爲蘇軾緩頰，係出個人情誼，與其對反變法派的態度無關(12)參彭文良《〈宋史·蘇軾傳〉補證——以蘇軾、章惇關係爲中心》，《史林》2016年第6期，43—46頁。。

關於章惇態度的更重要證據，則是其元祐初針對保甲、保馬及役法的發言。章惇云：“役法可以緩改，非如京東鐵馬、福建茶鹽，不改一日則有一日之害也。”(13)《長編》卷四八八，哲宗紹聖四年五月辛未，11578—11579頁。羅、方皆以此爲章惇有意緩和之明證(14)羅家祥《朋黨之争與北宋政治》，88—89頁；方誠峰《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2頁。。但是，章氏“京東”云云，有其特指，是對其時京東路都轉運使吴居厚極爲不滿，以爲居厚借推行新法之機，大肆聚斂以求媚於上，“京東之人恨不食其肉”(15)《長編》卷四八八，哲宗紹聖四年五月辛未，11580頁。。新黨内部存在分歧，是任何政治集團都不可避免的現象，并不代表章惇在整體上對新法有所反思，從而形成了與舊黨溝通合作的可能。事實上，紹聖年間，章惇重返政治舞臺，改變立場，“出牓朝堂，以元豐末居厚在京東事爲是”。後來章惇與曾布有矛盾，邢恕右布，對哲宗説：“章惇當垂簾之初，自曾有札子斥言居厚：‘京東之人恨不食其 肉。’…… 今日焉得卻以爲是？”認爲這衹是“朋黨勝負爾”。而哲宗的回答是：“卿言極是。”(16)《長編》卷四九三，哲宗紹聖四年十一月癸丑，11695頁。也就是説，在邢恕與哲宗看來，章惇當初以吴氏爲非，並不代表與舊黨妥協，如今以吴氏爲是，也與新舊之争無關。在更明確的證據出現之前，筆者以爲，章惇的這一言論不宜作爲其有意與反對派合作的證據(17)至於“福建茶鹽”究係何指，筆者昧於宋史，不明所以，尚祁高明賜教。然據文氣判斷，當亦有其特指。新法在實施過程中局部有所調整，是任何改革都無法避免之事，不必然代表整體方針上的“緩和”。。

針對役法，章惇提到，“今日正是更張修完之時”，又云：“但緣差役、免役，各有利害，要在講求措置之方，使之盡善。”(18)《長編》卷三六七，哲宗元祐元年二月丁亥，8829、8827頁。方書以爲，這代表章惇有意調整新法(19)方誠峰《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2頁。。羅家祥先生則更是對此高度評價：“章惇的這一主張與蘇軾、蘇轍在役法問題上的見解完全契合。所謂‘要在講求措置之方，使之盡善’，顯然是鑒於新法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弊端，要新、舊兩黨不分彼此，集思廣益，完善役法。”(20)羅家祥《朋黨之争與北宋政治》，88頁。

如上所述，筆者以爲，要判斷神哲之際新黨的政治態度是否發生了重要變化，從而爲兩黨矛盾之緩和乃至合作提供了可能，首先要分清新黨對新法的反思是整體意義上的，還是僅限於個别具體措施。如果是後者，恐怕并不能證明其政治立場發生了變化。因爲在實踐中不斷調整，是任何政治措施都無可避免之事。其次，神宗去世，高后臨朝，政治風向有了發生根本變化的可能。而新黨成員的個人地位與維護變法成果息息相關，如果新法被徹底否定，則蔡確、章惇等必然去位。但在新形勢下，完全拒絶調整根本不可能。那麽，在某些問題上，作出表面的讓步，是唯一可行的策略。也就是説，新黨完全有可能以退爲進，將適當的讓步作爲策略，以達到阻擋競争對手、繼續把持主導權的根本目的。另一方面，在政治辯論中，强調己方完全正確、無一絲一毫之不是，往往容易授人以柄，並非擊潰對手的最佳方式。更有效的途徑則是，故意先放低姿態，從而避開了對手的重火力攻擊，然後傾盡全力，攻其不備。筆者以爲，章惇有關役法的言論非其由衷之言，而是爲了有效打擊以司馬光爲首的舊黨，在言語上做出的以退爲進的假惺惺姿態而已。

元祐元年二月，爲駁斥司馬光廢罷免役之提議，章惇做了精心準備。是月初六，三省與密院同進呈司馬光《乞罷免役行差役事札子》，但在事後，時爲密院唯一正職的章惇又上書對司馬光此札進行了全面批駁。他首先强調，役法之事，“樞密本不預聞”，“但決之三省，臣實不知”，月初倉促進呈，“既不曾素與議論，又不曾細看文字，其間利害，斷未敢措詞”。此後“臣曉夕反覆看詳，方見其間甚多疏略，謹具條陳下項”。

他首先抓住司馬光前後上疏中的一個漏洞，謂其“旬日之間，兩入札子，而所言上户利害正相反，未審因何違戾乃爾。臣觀司馬光忠直至誠，豈至如此反覆，必是講求未得審實，率爾而言。以此推之，措置變法之方，必恐未能盡善”。所謂“司馬光忠直至誠”，絶非由衷之言，而是爲了擊垮司馬光所設下的陷阱，以突出其“講求未得審實，率爾而言”，這也爲此疏之工於心計，定下了基調。此下又列七條，皆先引司馬光原札，再逐一反駁其對免役法之批評。

章惇提道：“凡(臣民封事)言(免役)便者，多上等人户；言不便者，多下等人户。大抵封事所言利害，各是偏辭，未可全憑以定虚實當否。”輕飄飄的“偏辭”一説，四兩撥千斤，就閃開了司馬光對免役法的猛烈攻擊。接着，他以退爲進：“臣今所言，非謂不可更改，要之，改法須是曲盡人情，使纖悉備具，則推行之後，各有條理，更無騷擾。”合情合理，無懈可擊，先把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真正的要害才圖窮匕見：“緣今來司馬光變法之意雖善，而變法之術全疏，苟在速行，無所措置。免役之害雖去，差役之害復生，不免向去生民受敝，而國家之德澤終不下流，甚爲可惜。”

章惇的策略，絶不糾纏於毫無勝算的政治立場之争，但在具體技術問題上火力全開，以此達到阻擾舊黨恢复舊制的目的，所以他不斷强調：“光雖有憂國愛民之志，而不講變法之術，措置無方，施行無緒，可惜朝廷良法美意，又將偏廢於此時。”當然，爲了顯示自己客觀公正，實事求是，他又不失時機，對司马光假意恭維：“大抵光所論事，亦多過當。惟是稱：‘下户元不充役，今來一例納錢。又錢非民間所鑄，皆出於官。上農之家所多有者，不過莊田、穀帛、牛具、桑柘而已。穀賤已自傷農，官中更以免役及諸色錢督之，則穀愈賤。’此二事最爲論免役納錢利害要切之言。”

章惇之厲害尚不止於此，此下話風一轉：

然初朝廷自議行免役之時，本爲差役民受困敝，大則破家，小則毁身，所以議改新法。但爲當時所遣使者，不能體先帝愛民之志，成就法意之良，惟欲因事以爲己功，或務苟且速就，或務多取役錢，妄意百端，僥幸求進。法行之後，差役之舊害雖已盡去，而免役之新害隨而復生。民間徒見輸納之勞，而不知朝廷愛民利物之意。今日正是更張修完之時，理當詳審(21)《長編》卷三六七，哲宗元祐元年二月丁亥，8822—8829頁。。

此疏堪稱經典，整個論證過程合情合理，有禮有節，無懈可擊。章惇首先以退爲進，假意稱頌司馬光“憂國愛民之志”，甚至不憚言其説亦有可取之處，但真正的落腳點則是其“變法之術全疏”。他一再放低姿態，强調役法合當“更改修完”，但最後卻將新法之弊完全讓“所遣使者”承擔。换言之，新法本身無弊，出錯的只是執行之人。應當説，這是政治辯論的完美之作。

對章惇之用意，對手當然一清二楚。右正言王覿也不同意司馬光的役法改革方案，但對章惇則充滿了警惕：

臣竊聞知樞密院章惇言役法未便事……其章惇文字，臣雖未見，度其中必有可施行者，伏望陛下與執政臣僚熟議。若惇之言果有助役法，則行之何疑？要之濟務而已。然司馬光從初乞行差役札子，係三省及樞密札子施行，爲大臣當其時不能盡忠進説，乃待其既已施行之後，方有論列，欲以彰司馬光之短，見己之長於天下而已。此豈有赤心直道裨補聖政之意哉！光之論事，雖或有所短，不害爲君子。惇之論事，雖時有所長，寧免爲小人？大凡國家之事，須執政大臣同心協力而後可成。惇之姦邪欺罔，著聞有素。於此役法一事，尤見其處心積慮，欲以傾光，而不顧其有傷於國體、有誤於陛下也(22)《長編》卷三六六，哲宗元祐元年二月乙酉，8814頁。。

又，尚書左丞吕公著云：

勘會司馬光近建明役法文字，大意已善，其間不無疏略未完備處。若博採衆論，更加公心，(鵠按： 這是反諷章惇用心險惡。)申明行下，向去必成良法。今章惇所上文字，雖其言亦有可取，然大率出於不平之氣，專欲求勝，不顧朝廷命令大體。早來都堂三省、樞密院會議，章惇、安燾大段不通商量。況役法元不屬樞密院，若如此論議不一，必是難得平允(23)《長編》卷三六七，哲宗元祐元年二月丁亥，8837頁。。

即便是羅先生以爲與章惇見解相近的蘇轍，亦曰：

臣竊見知樞密院章惇，始與三省同議司馬光論差役事，明知光所言事節有疏略差誤，而不推公心，即加詳議，待修完成法，然後施行，而乃雷同衆人，連書札子，一切依奏。及其既已行下，然後論列可否，至忿争殿上，無復君臣之禮。然使惇因此究窮利害，立成條約，使州、縣推行，更無疑阻，則惇之情狀猶或可恕，今乃不候修完，便乞再行指揮，使諸路一依前件札子施行，卻令被差人户具利害實封聞奏。臣不知陛下謂惇此舉其意安在？惇不過欲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人人與司馬光爲敵，但得光言不效，則朝廷利害不復顧。(24)《長編》卷三六九，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丙午，8908頁。

事實上，在另一處，羅家祥先生對章惇及新舊之争的性質有更準確的認識：“在權力之争中，章惇始終扮演了一個强硬的角色，不僅善於抓住問題的要害，而且敢於據理力争。如新黨在朝廷的權力依舊，則一切‘更化’都將受阻，這對於有着積年之憤、而終於可以一朝獲伸的舊黨來説，是難以容忍的。”(25)羅家祥《朋黨之争與北宋政治》，105頁。

據《宋史·蘇軾傳》，哲宗初年，“光爲门下侍郎，章惇知枢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謔侮困光，光苦之”(26)《宋史》卷三三八《蘇軾傳》，中華書局，1976年，10810頁。。論役法時，章惇所謂司馬光“憂國愛民”云云，正是“謔侮”之辭。蘇轍提到章惇“忿争殿上，無復君臣之禮”，可見其强硬態度。而章惇的這一態度，并不僅限於役法。蘇轍又嘗云：“近者每發一政，三省、密院議論紛然，至忿争殿上，無所適從。”(27)《長編》卷三六七，哲宗元祐元年二月丙戌，8819頁。針對的顯然也是章惇。

早在元豐八年(1085)末，爲舊黨掌握的臺諫就屢屢彈劾章惇。侍御史劉摯言：“伏見知樞密院事章惇，資性佻薄，素無行檢，廟堂議政，無大臣之體，專以彊横輕肆，作俳謔之語，以淩侮同列，誇示左右。其語播於都下，散及四遠，傳以爲笑。比來聖旨，增損政令之未盡善者，惇則必出異意，沮持其事。”(28)《長編》卷三六一，神宗元豐八年十一月丁巳，8650頁。章惇“悖慢無禮”(29)楊仲良《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一《逐元祐黨上》，元祐八年十月丙午，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宛委别藏本，2003年，3207—3208頁。，終至觸怒太后，因而被罷(30)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四(中華書局，2006年，585頁)云：“惇對太皇太后簾下，與光争辨，語不遜，太皇怒，惇以罪去。”。

我們再看蔡確。羅家祥先生舉元豐末蔡確對故相吴充之子吴安持的處理爲例，認爲其時蔡頗爲寬容，代表他有意與反對派達成諒解(31)羅家祥《朋黨之争與北宋政治》，85頁。。事實上，吴安持是執行市易法的關鍵人物(32)《長編》卷二六五，神宗熙寧八年六月戊申，6490頁。，曾因此得神宗嘉獎。元祐二年(1087)，朝廷追奪“官員緣市易增羨酬奬”，“吴安持追兩官”(33)《長編》卷四〇〇，哲宗元祐二年五月丁巳，9748頁。。蔡確對吴安持的態度，顯然不能作爲其有意與舊派妥協的證據。

元祐元年蔡確罷相前，曾上表提到：“請收拔當世之耆艾，以陪輔王室……蠲省有司之煩碎，以安慰民心……厲公平之道，以合衆志之異同。”(34)《長編》卷三六六，哲宗元祐元年二月甲申，8811頁。方書以爲，這“可看成蔡確在神宗去世後的自我總結，分兩個方面： 一是對被排斥在外的臣僚略加引用，即所謂‘收拔當世之耆艾’，‘合衆志之異同’；二是對神宗之政略加更改，以合民心”(35)方誠峰《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2頁。。誠如方書所云，可能在“神宗去世後，蔡確對司馬光、吕公著、蘇軾等反新法人物的重新進用，是有推動作用的”(36)方誠峰《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3頁。。但我們需要追究，蔡確此舉，是真心實意欲與舊黨合作，還是以退爲進的權宜之計？方書承認，蔡確只是主張對反對派“略加引用”，對新法“略加更改”，這能和反對派達成一致嗎？

元豐八年七月，司馬光上疏力攻保甲、保馬法，乞盡罷，“疏奏，蔡確等執奏不行”(37)《長編》卷三五八，神宗元豐八年七月甲辰，8566頁。。上引章惇駁司馬光疏提到，役法本不屬密院事務，“密院與議役法，乃蔡確奏請”(38)《長編》卷三六七，哲宗元祐元年二月丁亥注引《吕公著家傳》〗，8822頁。。顯然蔡確有意讓章惇阻擋司馬光。方書引吕本中《雜説》，以爲劉摯之進，蔡確有推動之功(39)方誠峰《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3頁。。但正是這個劉摯，對蔡確進行了激烈的批評：

確與章惇素相親，今固結朋黨，自陛下進用司馬光、吕公著以來，意不以爲便，故確内則陽爲和同，而陰使惇外肆强悍，淩侮沮害。今廟堂之情，極不和諧。近日政事，大段稽壅，每議一事，一人曰可，一人曰否，一與之合，一與之離，有終日不能決一事者，蓋衆意欲以歲月消磨善人之氣，沮閣聖政，不可不察也。今中外以謂確與惇不罷，則善良無由自立，天下終不得被仁厚之澤(40)《長編》卷三六二，神宗元豐八年十二月甲戌，8672頁。。

左正言朱光庭亦云：“於議論政事之際，章惇則明目張膽，肆爲辨説，力行丑詆，以害政事；蔡確則外示不校，中實同欲，陽爲尊賢，陰爲助邪。”(41)《長編》卷三六四，哲宗元祐元年正月辛亥，8726頁。蔡確與章惇，一個唱白臉，一個唱紅臉，都是爲了保住新法與自己的權勢地位。

蔡確的策略，劉摯看得清清楚楚：“(確)陽爲協順，將一二小事依應增損者，此非真能奉宣聖意也，蓋欲以此安其身，爲不去之計而已。”(42)《長編》卷三六三，神宗元豐八年十二月戊寅，8678頁。對於蔡確之滑頭，劉摯進行了無情的揭發：

陛下自去年以來，凡政令未便於民者，略已更改，雖未能盡去其根本大害，然節次所改者不少，皆是確久來護持以爲善法者也，而今合同衆改之。前日不以爲非，今日不以爲是，則尚可以爲大臣而責其事君之義哉！兼議者又以謂確深險而多謀，今肯依從改爲，非誠心也，蓋陽欲自托於正人，以爲安身之計，俟他時復肆其志，則今日善政却須變更。……與章惇死黨相結，一柔一剛，一合一離，欲其銷磨同列，牽制善政，中外皆知其術……(熙寧、元豐間)確在言路、在司農、在執政，首尾身任其事，見法令未便，何嘗聞有一言論列裨補，惟是阿諛護持，以謀進用。及至今日，自見其非，乃稍稍語於人曰：“在當時豈敢言也！”(43)《長編》卷三六四，哲宗元祐元年正月庚戌，8721—8723頁。

同樣被認爲復起與蔡確有關的蘇軾之弟蘇轍，也對蔡確進行了反駁：“臣竊觀蔡確所上表……所云‘收拔當世之耆艾，以陪輔王室’者，臣謂當世之耆艾，乃確昔日之所抑遠者也。所謂‘蠲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臣謂有司之煩碎，乃確昔日之所創造者也。”(44)《長編》卷三六八，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己丑，8851頁。蘇轍還上疏稱確“憸佞刻深”，“隨時翻覆，略無愧耻，天下傳笑，以爲口實，而朝廷輕矣”(45)《長編》卷三六七，哲宗元祐元年二月丙戌，8819—8820頁。，必欲去之而後快(46)據《長編》卷三五〇，神宗元豐七年十二月戊辰注引吕本中《雜説》(8392頁)，復出亦與蔡確有關的孫覺，也上章彈劾蔡確，欲逐之出朝。。

二、 舊黨

關於舊黨，羅家祥先生以爲，其中若干曾激烈反對新法的重要成員如蘇軾、范純仁等，對新法有了新的認識，態度有所變化(47)羅家祥《朋黨之争與北宋政治》，86—87頁。。方書亦論及吕公著等，并特别指出，反對派態度之變化，緣於貶黜後出任地方官，在實踐中認識到了新法的合理性(48)方誠峰《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4—8頁。。我們先來分析吕、蘇、范之立場。

神宗去世不過三個月，吕公著即上書，對新法進行了全面的否定：“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奪民之財盡，保甲、保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鹽之法行而奪民之利悉，若此之類甚衆。”不過，他主張“更張之際，當須有術，不在倉卒”。因此，吕氏將新法分成兩類。其一如青苗、免役、保甲，暫時保留，但加以改革，去其害民最甚者，日後“别定良法，以爲長久之利”。其二如保馬、市易、茶鹽，使得民不聊生，必須“一切罷去”。最後，吕公著强調：“陛下必欲更修庶政，使不驚物聽而實利及民，莫若任人爲急。”在同日與同僚同上的另一份奏議中，他再次呼籲：“登用正人，此最爲當今急務。”(49)《長編》卷三五七，神宗元豐八年六月庚寅，8550—8551頁。

如果説吕公著確有緩和一面的話，也只表現在没有“一刀切”地主張對所有新法即行廢罷，而是有所鑒别，對其中一些在他看來危害較輕的，可以暫緩。這恐怕難以爲他和新法派和衷共濟、長期合作提供可靠的基礎。更何況，在吕氏看來，“當今急務”，還不是新法之變更，而是人事大調整，亦即起用舊黨以取代新黨。

再來看蘇軾。羅先生舉蘇軾《與滕達道書》，認爲“蘇軾表露出對熙寧之初所有言行的由衷懊悔和深切自責，也明顯反映出他承認新法所獲社會效益的政治傾向”(50)羅家祥《朋黨之争與北宋政治》，86頁。。兹録全書如下：

某欲面見一言者，蓋謂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嘵嘵不已，則憂患愈深。公此行尚深示知，非静退意，但以老病衰晚，舊臣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獲一對。公之至意，無乃出於此乎？輒恃深眷，信筆直突，千萬恕之。死罪(51)《蘇軾文集》卷五一《與滕達道書八》，中華書局，1986年，1478頁。。

的確，從字面上看，似乎蘇軾痛自改悔，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然細玩書意，“懊悔”和“自責”誠有之，“由衷”和“深切”則未必。否則，“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該如何解釋？“嘵嘵不已，則憂患愈深”，又該如何解釋？竊以爲，“憂患愈深”恰是此信關鍵。當日反對派全綫潰敗，東坡確在反思，此信似欲與即將入京的滕元發協調立場，達成默契，期望用不再“嘵嘵不已”的服軟姿態，加上“欲一望清光”的“舊臣之心”這張情感牌，改善與神宗的關係(52)如是解讀，全仗潘星輝兄點撥，謹致謝忱！。這是泰山壓頂下的自保之術，並非認同新法的結果。

又《宋史·蘇軾傳》載熙寧中蘇氏通判杭州，“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53)《宋史》卷三三八《蘇軾傳》，10808頁。。方書據“因法以便民”，謂蘇軾因在實際工作中接觸到新法，改變了態度(54)方誠峰《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5頁。。此説似亦可商。竊以爲，此傳所云，蓋謂新政本擾民，端賴蘇軾既仁且智，在朝廷强勢推行新法，硬頂無效的情況下，不得已而求其次，在不直接違背法令的前提下，盡量減小其負面影響。關於蘇軾的態度，最直接的證據，無疑應當是元祐初他的主張。元祐二年正月，蘇軾上書云：“臣前歲自登州召還，始見故相司馬光，光即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欲行者。臣即答言：‘公所欲行者諸事，皆上順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55)《長編》卷三九四，哲宗元祐二年正月庚午，9596頁。蘇軾與司馬光的分歧，僅免役法一事，如此而已。

元祐三年十二月，蘇軾上奏，對以王安石爲首的一大批新黨人士進行了嚴厲批評，並提出了嚴重警告：“今其人死亡之外，雖已退處閑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懷其私恩，冀其復用，爲之經營游説者甚衆，皆矯情匿跡，有同鬼蜮。其黨甚堅，其心甚一。而明主不知，臣實憂之。”他以爲，這些“民之大賊，國之巨蠹，得全首領，已爲至幸，豈可與尋常一眚之臣，計日累月，洗雪復用哉？”並直斥新黨爲“鼠輩”云云(56)《長編》卷四一八，哲宗元祐三年十二月甲午，10140頁。。

至於范純仁，論者所舉證據，無非其“徐徐經理”説，及反對司馬光廢罷免役法，並一度因財政困難，建議復散青苗錢(57)羅家祥《朋黨之争與北宋政治》，87頁。。范純仁確持穩健態度，這與吕公著類似，並不意味著存在與新黨進行真正合作的可能。至於復散青苗錢，只是不得已的臨時舉措。而反對廢除免役法的，則不僅有范純仁，蘇軾、蘇轍兄弟及吕陶、王覿等皆如此。關於免役法的争議，是舊黨内部最大的分歧，也是司馬光最爲人詬病之處。但這只是局部的、具體的意見分歧，不意味著對司馬光的整體思路的否定，更不意味著對新黨人士或其核心主張的某種認同。范純仁在向司馬光進諫時，提到：“默默何難，人人皆能，不止能默，亦可贊公、使公喜，而自容於門下，何用犯公怒而喋喋也。若果如此，則是純仁不若少年合介甫，求早富貴也，何用白首强顔於此，媚公求合哉！”(58)《長編》卷三六七，哲宗元祐元年二月丁亥，8839頁。明確將王安石路綫視作邪徑(59)衆所周知，王夫之對王安石恨之入骨，但在廢罷免役法一事上，也持反對立場。後者絶不意味着“緩和”姿態。。

最後，方書還提到一點：“在有些熙豐時代之人的墓誌銘中，作者往往用一種贊賞的語氣描述傳主平心以待新法。這反映了雙重現實。一方面，如果墓誌銘作者是反對新法之人，則説明他們接受了新法推行的現實，且看到了新法的合理性。另一方面，這種叙述反映了傳主、作者所在的熙豐時代之實景，即對多數人而言新法是一種日常事務，必須執行，不涉及信仰、意識形態的争論。”(60)方誠峰《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6頁。是説很有見地，但隨波逐流的大多數並不能證明，反新法者是面對異議的多數派的少數派，因爲這同樣説明，堅決維護新法的也只是少數。换言之，在政治鬥争中，這些人可以忽略不計。

而方書指出的第一方面，則值得商榷。我們且來分析書中提到的兩個墓誌銘作者爲反對派的例子。其一是范鎮，其所作《鮮于諫議侁墓誌銘》曰：“是時新法行，而公平心處之，蘇子瞻以謂‘上不害法，中不傷民，下不廢親，爲三難云’，人以爲知言。”(61)杜大珪《琬琰集删存》卷二《鮮于諫議侁墓誌銘》，哈佛燕京學社，1938年，20頁。不過，這恐怕既不能説明鮮于侁，也不能説明范鎮(當然也不能説明蘇軾)“接受了新法推行的現實，且看到了新法的合理性”。從蘇軾的讚揚推斷，筆者更傾向於認爲，情況可能與上文討論的蘇軾本人的例子非常相似。墓誌還追述：“及王荆公用事，又上疏言‘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二’，怫其意。某時爲翰林學士，薦公，詔除利州路轉運判官。荆公沮議。”其末又感慨云：“神宗皇帝在御，某嘗薦公，怫執政意。後十八年，遂銘公之墓乎！”范鎮何嘗有所改悔！

元豐八年十一月，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司馬光歡欣鼓舞，“語人曰：‘今復以子駿(即侁)爲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可以爲諸路轉運使模範矣。’又曰：‘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62)《長編》卷三六一，神宗元豐八年十一月丁酉，8636頁。我們能想象，司馬光會對一個接受新法的人(即便只是一定程度上)，有如許稱讚？元祐元年六月，富弼配享神宗，促成此事的主要人物即鮮于侁。史稱：“初議或欲以王安石，或欲以吴充，太常少卿鮮于侁曰：‘勳德第一，惟富弼耳。本朝舊制雖用二人，宜如唐朝止用郭子儀故事，只以弼一人配享。’議遂定。”(63)《長編》卷二八〇，哲宗元祐元年六月戊申，9236頁。

其二是吕陶《朝奉大夫知洋州楊府君墓誌銘》，傳主楊忠□知緜州巴西縣，“是時苗、役之令初下，遠方郡邑行之，或過與不及，獨君能體法意，推廣以序，民得不擾”(64)吕陶《浄德集》卷二二《朝奉大夫知洋州楊府君墓誌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98册，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186頁。。按楊氏確如方書所言，“是個恬退的人，無論是熙豐還是元祐時期，都不依附”(65)方誠峰《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6頁。。但吕陶並非如此。元祐初他出任言官，堅決要求新黨下臺，鬥士形象十足(詳下)。

要之，筆者以爲，舊黨在真正的關鍵問題上，並没有退讓的跡象。就事論事，容有激進、穩健之别，但根本立場是一致的。而在人事上，更是針對新黨，步步緊逼，表現得尤爲激烈。這就牽涉到下面要談的臺諫問題。

三、 臺諫

(一) 討伐新黨

神哲之際政局的最大變數，恐怕還不是舊黨回歸，而是臺諫的强勢崛起。神宗辭世於元豐八年三月，其時宰執有首相王珪、次相蔡確、知樞密院事韓縝、門下侍郎章惇、中書侍郎張璪、尚書右丞李清臣、同知樞密院事安燾。然五月王卒，蔡升首相，韓縝爲次相，章惇則知樞密院事。但章惇留下的門下侍郎，並未由張璪遞補，而是任命了頭號反對派司馬光。七月，吕公著又得到了原本空缺的尚書左丞一職。

十月己丑，侍御史劉摯(翌年二月遷御史中丞)上章彈劾首相蔡確，自此至元祐元年二月十五日，劉摯共上十疏，連篇累牘，要求罷免蔡確，大有不罷不休之態勢。同日，監察御史王岩叟彈劾知樞密院事章惇，左正言朱光庭彈劾蔡確、章惇及次相韓縝(66)《長編》卷三六〇，神宗元豐八年十月己丑，8628—8630頁。。此後兩人皆一再上疏。言官聯手，一場欲徹底清洗前朝宰執班底的轟轟烈烈的運動，就此拉開了序幕。

十一月丁巳，劉摯也加入了攻擊章惇的行列(67)《長編》卷三六一，神宗元豐八年十一月丁巳，8650頁。。十二月戊寅，劉摯上奏提到，“(蔡)確與章惇、張璪爲黨”(68)《長編》卷三六三，神宗元豐八年十二月戊寅，8679頁。，張璪亦岌岌可危。是時司馬光、吕公著已經在實際上掌握了制定政策的權力，但劉摯並不滿意。己丑，劉氏上奏云：“近者一兩月以來，政事號令之見於施行者，曠然稀闊，中外顒顒無所聞見。深求其故，皆以謂執政大臣情志不同，議論不一之所由致也。”希望太后“特詔大臣修飭政事，凡賦斂之害人者，法令之未安者，大解而更張之”(69)《長編》卷三六三，神宗元豐八年十二月己丑，8692、8694頁。。

元祐元年正月辛亥，朱光庭上言：“今夫内有青苗、免役、茶鹽等害未盡更張，外有邊防、疆場之事未經處置，以臣觀之，是皆枝葉之害，未足爲憂。惟其奸邪未去，實根本之大患。”(70)《長編》卷三六四，哲宗元祐元年正月辛亥，8726頁。是月，右諫議大夫孫覺亦加入討伐行列，彈劾蔡確、韓縝(71)《長編》卷三六四，哲宗元祐元年正月，8738頁。。二月，左司諫蘇轍亦彈劾蔡確、韓縝、章惇，並稱“張璪、李清臣、安燾皆鬥筲之人，持禄固位”(72)《長編》卷三六七，哲宗元祐元年二月丙戌，8819頁。。至此，除司馬光、吕公著外，其他六位宰執全都遭到了臺諫攻擊。在這樣的輿論壓力下，閏二月庚寅，蔡確首先去職(73)《長編》卷三六八，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庚寅，8854頁。。但確之罷，絲毫没有緩和言官的激烈情緒，相反，臺諫鬥志更加昂揚，右正言王覿也加入了攻擊隊伍(74)《長編》卷三六九，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庚戌，8918頁。。矛頭隨即轉向章惇、韓縝與張璪，尤其是章惇。於是，蔡確被罷二十一天後，章惇亦被逐出朝廷(75)《長編》卷三七〇，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辛亥，8934頁。。

但讓言官失望的是，取代章惇的是安燾，儘管范純仁進入執政行列，接過了安燾的同知樞密院事。王巖叟(時任左司諫)、蘇轍、孫覺、劉摯、孫升等立即行動起來，堅決反對(76)《長編》卷三七〇，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乙卯，8945—8951頁。。面對臺諫如此聲勢浩大的抵制浪潮，高后親自出面，曲意安撫入對的王巖叟與朱光庭：“卿駁安燾甚當。知卿公正，只爲君命已出，又只是次遷，今後更不遷也。非不知安燾不才，無公望，但以顧托，不欲盡去，卿等須會得。若據執政迎合、欺罔，盡合趕了，只爲受遺，不欲得。”如此低聲下氣，强調把神宗留下的宰執連窩端了，會讓已逝的先帝、當今太后及幼主的臉面都不好看。王、朱退而上章，提出了折中方案：“且令燾只居舊職，上則不傷陛下之恩，下則不起衆人之議，中則使燾居之亦安。”(77)《長編》卷三七〇，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丙辰，8953—8954頁。之後衆人累章攻燾，不依不饒，終於迫使朝廷收回前命，安燾依舊同知樞密院事(78)《長編》卷三七二，哲宗元祐元年三月壬申，9001頁。。

另一方面，在蔡確、章惇這兩棵舊黨眼中最大的毒草被拔除後，言官乘勝追擊，韓縝就首當其衝了。四月己丑，韓縝也離開了朝廷(79)《長編》卷三七四，哲宗元祐元年四月己丑，9053頁。。臺諫可謂大獲全勝。韓縝去位後的三省，以司馬光爲首相，吕公著爲次相，張璪爲中書侍郎，李清臣爲尚書左丞，吕大防爲尚書右丞，另有平章軍國重事文彦博。五月朔，因韓縝離職而毋庸避嫌的韓維，出任門下侍郎。張璪、李清臣陪位而已，政權牢牢地掌握在舊黨手中。

儘管如此，臺諫鋒芒不改，風裁依舊，步步緊逼，必欲除掉張璪。五月庚申，朝廷任命文彦博子文及爲右司員外郎，神宗朝故相韓绛子、韓維侄韓宗師直秘閣。王巖叟上言：“此必執政大臣迎陛下貴老之心，而進説於前，以爲此舉上以取悦陛下，下以結媚老臣，非用意姦邪，何以及此？”所謂“執政大臣”指誰呢？最初，王氏似無確定目標：“此議若出於公著，則公著爲改節，若出於璪，則璪爲縱姦。清臣柔而無執，固不足望。然大防亦失於不争矣。”但很快，巖叟“體訪得初四日差除，專出張璪”。殿中侍御史吕陶亦云：“朝廷差除，雖云三省同奉聖旨，其根本次序擬議進呈，皆出中書，所以士論歸咎張璪。傳者又云，此二人是吕公著不入，而璪獨差除。”(80)《長編》卷三七七，哲宗元祐元年五月庚申，9151—9154頁。輿論聚焦到張璪。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六月戊子，因兵部尚書王存的帶職問題，王巖叟再度攻擊張璪：“張璪與存是親故，因緣依傍，以行私意。衆議不平，謂璪以奸邪附會，致位政府。……伏望睿慈早賜罷免，以清聖政。”(81)《長編》卷三七九，哲宗元祐元年六月戊子，9196—9197頁。值得注意的是，這時吕公著站出來爲張璪説話，强調王存一事，“實與三省共議”(82)《長編》卷三七九，哲宗元祐元年六月己丑，9197頁。。但巖叟根本不理會吕氏的辯解，依舊不依不饒，連連上奏(83)《長編》卷三七九，哲宗元祐元年六月甲午，9210—9211頁。，劉摯亦推波助瀾(84)《長編》卷三七九，哲宗元祐元年六月戊戌，9213—9214頁。。王巖叟在上書中提到，“蒙陛下再三宣諭，已盡知璪所爲，且留待除服後教去，令休著文字”，“陛下又以璪嘗預受遺，不欲責去”。但在王氏看來，除惡務盡，容不得一絲一毫的心軟，“璪奴事安石，死交惠卿，羽翼王珪之佞，唱和章惇”(85)《長編》卷三八〇，哲宗元祐元年六月乙巳，9230、9232頁。，這樣的大奸大惡之徒，越早處理越好。

在推動全面攻擊宰執隊伍的同時，言官也不放過尚未擠入宰執行列的新黨。就在閏二月蔡確去職的同日，蘇轍彈劾權知開封府蔡京(86)《長編》卷三六八，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庚寅，8862—8863頁。另參《長編》卷三六九，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丙午，8908—8909頁。，監察御史孫升踵之(87)《長編》卷三六九，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庚戌，8911—8912頁。。半個月後，劉摯彈劾户部尚書曾布(88)《長編》卷三六九，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甲辰，8900—8901頁。。當月，兩人俱罷。但對蔡京的新職知成德軍，孫升、蘇轍及吕陶都不滿意，要求朝廷收回成命，嚴厲責罰，然抗争無效(89)《長編》卷三六九，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庚戌，8913—8915頁。。此外，劉摯與殿中侍御史林旦彈劾内臣王中正、李憲、宋用臣、石得一及其黨羽，這些人亦相繼被懲處(90)《長編》卷三七五，哲宗元祐元年四月乙巳，9105—9108頁；卷三七七，哲宗元祐元年五月壬戌， 9156頁。。五月壬午，因“李憲陳乞於西京或鄭州居住”，劉摯再度上章彈劾，“伏望聖斷，暴憲之惡，别行竄放”(91)《長編》卷三七八，哲宗元祐元年五月壬午，9188頁。。

尤其對早已失勢，離開中樞已十年的吕惠卿，臺諫群起，瘋狂攻擊(92)《長編》卷三七八，哲宗元祐元年五月乙亥，9180—9183頁；卷三七九，哲宗元祐元年六月甲午，9200—9206頁；卷三八〇，哲宗元祐元年六月癸卯，9225—9226頁。。六月甲辰，吕惠卿落職，“蘇州居住”(93)《長編》卷三八〇，哲宗元祐元年六月甲辰，9226頁。。但言官仍不滿意，王岩叟、朱光庭、蘇轍、王覿等繼續集體彈劾，直言：“若不深爲圈檻，投畀無人之境，臣等恐其防閑稍緩，竊出害人。不然，臣等豈不知降四官，落一職，爲分司官，在於常人不爲輕典乎？蓋以堯之四凶、魯之少正卯既非常人，不當復用常法治也。”(94)《長編》卷三八〇，哲宗元祐元年六月丙午，9234頁。劉摯亦帶領林旦、韓川(時任監察御史)加以聲援：“欲除惡獸，不亟殺之，而徒置於圈檻，是使其養爪牙而積怨毒，一旦分裂而出，則噬人必矣。……伏望稽考虞舜誅四凶之用心，據惠卿罪狀，去邪勿疑，别賜誅竄，以安天下。”(95)《長編》卷三八〇，哲宗元祐元年六月戊申，9239頁。最後，“内批付三省云：‘惠卿罪惡貫盈，雖已施行，而臺諫彈糾不已，難居善地。可竄逐一遠小處，以允公議。’”“吕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96)《長編》卷三八〇，哲宗元祐元年六月辛亥，9240頁。

不僅惠卿本人，他的幾個兄弟也厄運連連。五月甲申，王覿彈劾吏部員外郎吕升卿，“詔吕升卿通判海州”(97)《長編》卷三七八，哲宗元祐元年五月甲申，9191頁。。六月戊戌，蘇轍彈劾金部員外郎吕和卿：“與惠卿共建手實簿法……近日蹇周輔以賣鹽得罪，吴居厚以榷鐵蒙責，吕嘉問以市易被逐，宋用臣以導洛遠徙。至於蹇序辰、郟亶之流，一罣其間，皆不逃譴。而和卿首爲簿法，害民之多，過於鹽鐵等事，獨安然不問，竊據郎曹，質之公議，實失邦憲。”又牽扯到吕温卿：“(和卿)頃任考功日，其兄温卿任秦鳳提刑，明知添支米麥，不許割移他處，和卿私利西邊軍食價高，割就温卿本任，作弟姓名字請領，虧損邊計，以益其私。蓋其兄弟貪冒無恥，從來如此。”於是“和卿權知台州”(98)《長編》卷三七九，哲宗元祐元年六月戊戌，9212頁。。

(二) 與宰執的矛盾

面對臺諫一浪高過一浪的討伐聲勢，宰執表現出了清醒頭腦。六月甲寅，下詔曰：“罪顯者已正，惡钜者已斥，則宜蕩滌隱疵，闊略細故，不復究治，以累太和。夫疾之已甚，孔子不爲，御衆以寬，有虞所尚，爲國之道，務全大體。應今日前有涉此事狀者，一切不問，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各俾自新，同歸美俗。”按李燾的説法，此詔與范純仁救鄧綰、吕公著救賈種民二事有關。“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患他日。’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才實難，宜使自新，豈盡使自棄耶！’”(99)《長編》卷三八一，哲宗元祐元年六月甲寅，9248—9249頁。

鄧綰曾任御史中丞，神宗朝既已貶黜，是時自鄧州徙揚州，遭林旦抨擊，遂改滁州。林氏當然仍不滿意，上言：“公議之所在者，天下也。道天下之公議者，諫官、御史也。……今因彈奏，但移小郡，小郡之民奚罪焉？乞盡削官職，置之散地，終身不齒，以謝天下。”最後朝廷只得廢棄前命，詔綰依舊知鄧州(100)《長編》卷三七五，哲宗元祐元年四月乙巳，9101—9102頁。。其間范純仁上奏，明確反對臺諫如此作爲，不惜爲曾經加害自己的鄧綰辯護：“臣謂鄧綰貶出，後來累經赦宥，牽復至此。今自鄧州移揚州，蓋爲曾孝寬所衝，且非進用，自是言者不須更有論奏，朝廷亦不須再行貶責。況陛下臨御以來，先朝舊臣雖有往咎，皆蒙天恩含貸，豈獨綰可深罪？徒使人心反側，不能安職，無益清浄之化。”又言：“鄧綰罷罪既行之後，中外久已無言，而臣僚忽然再有論奏，亦望陛下謹於聽納，卻恐事無定止，致朝廷録人之過太深，有虧德政。臣在先朝，曾除知襄州，因鄧綰奏罷，其後降知小郡。今臣所陳，不爲鄧綰，實惜朝廷事體，伏望聖慈詳察。”太后密賜手詔曰：“覽卿所奏鄧綰事，誠爲允當。……欲降一詔書，一切示以寬恩，更不行遣，當各安職業，改過自新。欲作此意，度行下如何？”范純仁當然大力讚同(101)《長編》卷三七五，哲宗元祐元年四月乙巳，9102—9103頁。。賈種民事與此相類，始作俑者亦是林旦(102)《長編》卷三八〇，哲宗元祐元年六月壬子，9243—9244頁。。

關於“言者勿復彈劾”詔的出臺，雖然李燾僅提到了范、吕的作用，但很難想象，這樣重大的決策，事先没有征求司馬光與文彦博的意見。從常理推斷，如此重大的政策轉向(其意義遠遠超過作爲具體事務的免役法、西夏問題等)，如果是在不顧個性極强的司馬光反對的情況下起草的，必然會在宰執内部引發極其激烈的争吵。而現存史料根本看不到這一點，這或許暗示，此詔代表了決策團體的主流意見。

但是，詔之未下，言官已交章論其不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王覿的言論：“夫君子、小人，勢不兩立。”(103)《長編》卷三八一，哲宗元祐元年六月甲寅，9265頁。在强勢的臺諫的壓力下，此詔十二日後纔正式公佈，且不得不删去了關鍵的“言者勿復彈劾”六字(104)《長編》卷三八二，哲宗元祐元年七月丙寅，9316頁。。即便如此，王覿仍不滿意。七月庚辰，他再度上書，表達異議：“詔曰：‘罪顯者已正，惡钜者已斥。’陛下亦常深察乎？罪顯者果已皆正耶？惡钜者果已皆斥耶？”並將矛頭對準了張璪：“坐廟堂之上、執政之間，陛下日與之謀議、可否天下之幾政者，猶有其人焉，張璪是也。……不速去璪，無以解天下之惑，無以破群邪之黨，無以隆朝廷之勢也。”(105)《長編》卷三八三，哲宗元祐元年七月庚辰，9334—9335頁。

此後，言官紛紛攻擊張璪。蘇轍提道：“德音宣諭，但以璪久經任使，欲因其求退，去之以禮。”對於這樣穩妥的處理，他極不以爲然，危言聳聽道：“(璪)見今且自斂戢，未敢爲非，度其中心，未嘗一日無窺伺之邪謀，忘王(安石)、吕(惠卿)之故黨也。譬如蛇蠍遇寒而蟄，盜賊逢晝而止，及春陽發動，暮夜陰闇，故態復作，誰敢保任？……今新舊之政更張未定，邪正之黨相持未決，正是姦臣用智，伺便竊發之時。天下有識，見璪任事，誰不危懼？如江河決溢，初復故道，惟日夜牢固堤防，乃免於患；若小有蛇鼠穿漏，或能復奪河身。”(106)《長編》卷三八五，哲宗元祐元年八月癸巳，9373—9374頁。

八月己亥，王巖叟、朱光庭入對延和殿，還是揪住張璪不放，哲宗曰：“已曾諭卿，自有時節，不須更著文字。”巖叟又反復陳説張璪奸邪，終於得哲宗承諾：“明堂了必有文字待教去。”(107)《長編》卷三八五，哲宗元祐元年八月己亥，9384頁。

九月，明堂禮成，劉摯上言：“風聞中書侍郎張璪、同知樞密院事安燾、尚書左丞李清臣皆欲上章辭位。夫此三人者，並受神宗顧托之命，一旦同時求退，臣疑陛下必有所難之也。”他的主張是，張璪必須去位，“燾及清臣則稍異於璪，皆不以節行自厲，齪齪在位，然而比於璪輩未有顯罪。陛下若特以其受遺之故，且爲留之，實有其名，亦無甚害”。又貼黄稱：“臣非謂燾與清臣宜在執政也，又非私於二人爲之游説也，但以其被先帝顧托，又今年未大祥，恐須且留之，假借二人，成就朝廷事體。更俟徐徐漸作次第，罷之未晚也。”(108)《長編》卷三八七，哲宗元祐元年九月癸亥，9420—9421頁。

是月己卯，在“臺諫彈章交上，凡十數”的情況下，張璪自請補外，罷知鄭州(109)《長編》卷三八八，哲宗元祐元年九月己卯，9439頁。。十月，一直以來如坐針氊的安燾亦乞去，劉摯等卻交章挽留。摯言：“臣昨於九月八日曾言神宗皇帝顧命大臣不可盡去，宜於張璪等三人内罷璪以安天下，留安燾、李清臣以全國體。……燾與清臣，固知其皆常才也，方蔡確、章惇、張璪朋姦結黨害政之時，燾等身爲丞輔，無所救正，以順隨人，以保禄位，誠非大臣之節，然比之確輩，則其罪有間矣。……雖燾自同知密院遷知院，臣但曾論其超越，而不言其可罷者，蓋欲且逐大罪，而不欲陛下臨政之始，盡去舊臣故也。”(110)《長編》卷三八九，哲宗元祐元年十月壬辰，9464—9465頁。這是臺諫第一次表現出穩重、克制的負責任心態。

不過，這種緩和是有限度的。十月庚寅，章惇由汝州改知揚州(111)《長編》卷三八九，哲宗元祐元年十月庚寅，9455頁。。起因是惇本福建人氏，其父年將九十，吕公著等想讓他更便於照顧老父親，“又欲以次甄敘(升官晉級)諸放逐者，使各不至失所”。没想到，臺諫大嘩，群起而攻，迫使朝廷在十二天後取消了任命(112)《長編》卷三九〇，哲宗元祐元年十月壬寅，9478頁。。因爲章惇當初在太后面前出言不遜，言官有意挑起高后的怒氣，使其責問宰執，到底是誰在替章惇出頭？吕公著回答，這是宰執的集體意見。太后諭旨，“譬如人家尊長所怒之人，卑幼豈可輕易寬解”，“此事三省有失思慮”，“今後不得如此”。此時章惇之子恰好“上書爲其父訟冤”，攻擊現任宰執，“詔並責之”。幸虧被吕公著攔了下來，稱“子之爲父，何所不至”，没有追究。史云：“自是當敘復者皆稍難矣。”(113)《長編》卷三九〇，哲宗元祐元年十月壬寅，9478—9480頁。這是六月以來，針對如何處理新黨，激進的臺諫在與宰執的較量中取得的第二場重大勝利。

對此，范純仁頗爲擔憂，甘批逆鱗，提醒太后：“(宰執)或有進人不敢太速，責人不敢太深者，不過謂或當循致，不可黑白太明，却恐扇成朋黨，害陛下和平之政耳。”(114)《長編》卷三九〇，哲宗元祐元年十月壬寅，9480頁。朋黨之禍，不幸被其言中。

四、 結語

衆所周知，元祐更化過於激進，爲北宋晚期政治帶來了無窮禍端。以往的檢討，在很大程度上將其歸結爲司馬光一人之影響。爲了證明這一點，論者往往强調，神哲之際原本存在新舊合作的可能性。本文認爲，司馬光全盤地、一刀切地廢罷新法的設想固然不是舊黨主流，但這不意味着，新舊兩黨存在聯合執政的可能。

由於以往研究過分關注司馬光，神哲之際異軍突起的一股新興力量——臺諫——對元祐政治的重要影響，没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筆者以爲，司馬光在新法問題上的激進，似有被誇大之嫌——除了極其固執地廢罷免役法，我們並没有看到多少超出主流意見的主張。而據上文之檢討，六月甲寅詔的最初起草，司馬光至少是持默認態度的。即此而言，他要比當時的言官理性、緩和。真正激進，真正對元祐政治造成致命傷害的，是臺諫。

不僅如此，司馬光之影響力似乎也被誇大了，言官絶非司馬氏能够如意掌控的工具。自仁宗以來，不論制度設計、輿論期許，還是臺諫的自我定位，其首要職責就是監督、制約宰執。經歷了王安石時代的低潮，重新崛起的言官又高舉起這面旗幟。元祐元年八月，蘇轍對詳定役法所在奏狀中稱司馬光爲“司馬相公”，作了嚴厲指摘：

司馬光雖爲宰相，而君前臣名，禮有定分。今詳定役法所乃於奏狀中謂光爲司馬相公，苟申私敬，不顧上下之禮，曲意推奉，一至於此。……臣恐此風一扇，臣主之分自此陵夷，不惟朝廷之害，亦非所以安光之道也。謹按詳定役法官皆侍從儒臣，不容不知朝廷儀式，伏乞取問，奏狀中不名宰相，出何典法？(115)《長編》卷三八六，哲宗元祐元年八月丙午，9396頁。

對衆望所歸的首相司馬光尚且如此，他人可想而知了。

神哲之際臺諫勢力急劇膨脹，没有人能掌控這匹脱繮野馬。六月甲寅詔的失敗，預示“元祐更化”正在走向失控。言官們的核心訴求，不是對事，而是對人，是將反對新法，變成了反對主持新法者。他們始終秉持除惡務盡的態度，痛打落水狗，實在有些欺人太甚。這給元祐政治帶來了巨大的破壞性，怨不得日後新黨重新上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全力報復。標榜政治正確，深文周納，黨同伐異，黑白太過分明，凡事愛走极端，不顧利害，惟勝之求，大抵可説是這批政治新貴的共同特點，也是日後頻繁内訌、鬥得死去活來的主要原因。不過，關於言官與元祐政治的進一步分析，容俟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