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正清

春秋时期的军礼是与军队和战争密不可分的内容，其内容以西周军礼为基础，且在春秋贵族间“礼”观念的影响下产生了具有争霸时代特色的军礼原则。作为第一部系统的兵学思想理论著作，《孙子》标志着先秦兵学思想的成熟。据前辈学者考证，《孙子》成书于春秋晚期，作者为孙武①黄朴民、魏鸿、熊剑平：《中国兵学思想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2、27、61 页；李桂生：《先秦兵家研究》，浙江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4 页。恰逢此时，春秋军礼中具有“礼”内涵的部分内容已经衰落。《孙子》是符合战争内在发展规律及春秋时代背景的产物，军礼的衰落则是春秋历史中“礼坏乐崩”的表现之一。作为同时期的两个问题，二者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据此，本文将从《孙子》十三篇的文本内容入手，探讨先秦兵学思想的代表——《孙子》对春秋军礼的继承与发展。

一、春秋以前兵学思想发展概况

商代是先秦兵学思想的萌芽时期，其具体情况主要见于甲骨卜辞中，虽然《尚书》等先秦古籍也有相关记载，但仅可作为参考。前辈学者研究后指出，商代兵学思想包括重视情报的战前准备、分析形势制定多种作战方案以备使用、运用地形等条件选择战术、重视军队纪律四方面的内容。通过对传世文献和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我们对西周时期周王朝对四方的征伐情况有了清晰的认识。西周王朝的军队经历了武王伐东夷、周公东征、成王伐录、康王伐鬼方、昭王南征、穆王征犬戎、厉王宣王伐西戎等几十场战斗的洗礼。①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83～610 页。兵学思想是在社会生产力基础上不断总结军事训练和战争等经验而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西周时期立足于礼仪制度、武器装备（车战的兴盛）而产生的兵学思想较之商代有了很大的进步。虽然西周时期的兵学思想还不很成熟，且多属带有条例和操典性质的“军法”，然而其已有了一定的发展，这点从先秦古籍《周易》及《左传》《孙子》等引用西周时期的《军志》《军政》内容即可看出：

《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左传·宣公十二年》）

《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昭公·二十一年》）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孙子·军争篇》）

“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不可敌”是在城濮之战中楚成王所引用来形容晋文公之语，以表明不战之心和不可战之缘由；“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就是《孙子》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立于不败之地”等兵学思想内容的滥觞；从《军政》和《军志》的引用内容看，《军志》属于兵学思想即作战指导理论和原则；而《军政》与军礼（军法②《左传·襄公三年》云“吾子之讨，军礼也”，杨伯峻先生释云：“军礼犹言军法。”）关系密切，《周礼·夏官·司马》所载军礼中振旅的内容和性质即与之相近。此外，《周易》中的兵学思想也有所反映，诸如《师卦·初六》的“师出以律，否臧凶”、《师卦·六四》的“师左次，无咎”等内容均对作战问题进行了讨论。可见，西周时期的作战指导思想已基本成型。

春秋时期是先秦兵学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兵学思想成熟的原因包含诸多方面：由于诸侯争霸，战争增多，故而战争经验的总结和积累也较前代更为丰富；列国间进行的军事制度改革，也对兵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春秋时期尔虞我诈的邦交政治环境更是以“诡道”著称的兵学思想产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战争地理条件的变化，即春秋早中期以中原地带为战争中心到春秋晚期以南方楚、吴、越等地为战争中心的变化，对兵学思想的发展也起到不可忽视的影响。此外，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因“泥守军礼”而被楚军打败，因此而对春秋战争中实行的军礼原则经验的反思，也应是兵学思想迈向成熟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孙子》中的春秋军礼

齐国是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提出的以遵行西周礼制为基础的“尊王攘夷”的口号，对春秋时期军礼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孙武是齐国人，所以中原地区遵循礼制的传统和争霸战争中诸侯国间的政治关系对《孙子》的成书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面对《孙子》中所体现的春秋军礼及原则情况进行分析。

观兵，是自西周时期便已产生的通过陈列军队于战场来炫耀武力、显示军威的军礼内容。《效卣》《史密簋》铭文中即有西周观兵的记载，效卣铭：“惟四月初吉甲午，王观于尝。”刘雨先生认为此铭确为观兵之礼，并指出观兵是周人一种很重要的战争手段，其做法是使用强大武力相威胁，而不直接使用武力，用军事压力使敌人屈服。①刘雨：《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123 页。观兵在春秋时期更为常见，《左传·宣公三年》云：“观兵于周疆。”《左传·襄公十一年》《国语·周语》《国语·吴语》亦有所载。黄朴民先生认为《孙子·谋攻篇》中所讲的“伐交”便是观兵的延伸。②黄朴民：《孙子“伐交”本义考》，《中华文史论丛》2002年第一辑，第238 页。除此之外，《孙子》中还有直接或间接表现观兵含义的内容：

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孙子·谋攻篇》）

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孙子·九变篇》）

《孙子·谋攻篇》肯定了真正善于用兵的人应当“屈人之兵”，在战争开始前便要使对方屈服。《孙子·九变篇》中“恃吾有所不可攻”的意思是敌人因畏惧我有所准备而不敢进攻，属于观兵内涵的反向延伸。

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孙子·虚实篇》）

致师，是战争前双方进行公平较量的军礼内容。《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了晋楚邲之战中楚国的许伯、乐伯和摄叔三人乘车向晋军致师的情况，对致师的过程进行了描写，包括驾车冲入敌营、左右二人各执射与戈盾、入垒搏杀后“折馘执俘”而还的内容。致师，杜预注为“单车挑战”③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34 页。，吕思勉先生对“致”字解释为“达之使往，引之使来”④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18 页。。《孙子·虚实篇》中提出善于作战的人能引诱敌人自动前来，这便是将致师礼这一战前行为中蕴含的有益于战胜敌人的方法提炼出来作为战争中的指导原则。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孙子·计篇》）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孙子·虚实篇》）

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孙子·九地篇》）

定兵谋，是一种战前在庙堂举行的军礼，也可理解为开会讨论如何打这场仗。《礼记·王制》记载“受成于学”，郑玄注为“定兵谋也。”①〔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33 页。此礼自商代便已存在，西周时期周王室在征伐前也要进行“定兵谋”，《禽簋》铭文中便有“周公谋禽”的记载，刘雨先生解释为周公与其子大祝伯禽有“兵谋”的仪注。郭旭东先生指出商人在庙堂举行军事会议来研究战争策略的方式即《孙子·计篇》中提到的“庙算”。②郭旭东：《殷墟甲骨文所见的商代军礼》，《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 期。除此之外，《孙子·虚实篇》中的“策之”也应是此意，李零先生解释为“用筹策计算”，即运筹决策。③李零：《孙子译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58 页。《孙子·九地篇》中所言，用意在于谨慎地谋划与他国之间的利益关系，体现了“定兵谋”的内容和范围的扩展。可见，《孙子》篇章中给予了充分重视的“战前谋划”的思想无疑是在总结先秦时期“定兵谋”这一传统军礼经验的基础上而形成的。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孙子·计篇》）

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孙子·军争篇》）

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孙子·行军篇》）

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孙子·地形篇》）

振旅，是自商代便已产生的整齐军队以振奋、训练士卒的军礼。《公羊传·庄公八年》解释其为“习战也”。《周礼·夏官·大司马》中记载“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辨鼓铎镯铙之用，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军将执晋鼓，师帅执提，旅帅执鼙，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④〔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743 页。可见振旅着重于集合军队进行队列训练，辨别王和军事指挥人员的鼓、提、鼙、铙、铎的号令。《孙子·计篇》中提到的“曲制”一词，曹操注为“部曲、幡帜、金鼓之制也”⑤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0、第95 页。。《孙子》将曲制归为“五事”之中，便是对振旅这一具有军事训练意义内容的重视与肯定。《孙子·军争篇》引用了《军政》中关于金鼓旌旗的记载后又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孙子·行军篇》中的“教”即意为训练；《孙子·地形篇》中也提出了对军吏、士兵进行纪律约束而使军阵整齐的重要性；以上内容均体现了《孙子》对以训练军队使其整齐划一、听从号令的振旅这一军礼直接和间接上的继承。

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孙子·形篇》）

衢地则合交。（《孙子·九地篇》）

乞师，是一种本国向他国请求军事援助的行为，清代学者姚彦渠将其归入军礼范畴。①〔清〕姚彦渠：《春秋会要》卷三，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19 页。乞师在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列国间的政治和军事外交关系。《孙子·形篇》此言中讲战争中取胜的道理，李筌注：“兵得地者昌，失地者亡。地者，要害之地。”《孙子·形篇》与《孙子·九地篇》都有关于战争中地理条件的探讨，提出了占据重要地点对于战争的胜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笔者以为，对战争中地理条件的重视与乞师经验的总结有着内在的联系，如《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晋国在伐郑前向卫、齐、鲁进行乞师，从地理位置来看，晋国位于郑国西北，卫、齐、鲁位于郑国东北向，此种方式联合便对郑国造成了东西夹击的形势，晋国在战争开始前便立于不败之地。《孙子·九地篇》中的“衢地”指诸侯国国土相接的战略要地，“合交”是与他国联合的意思，实际上便是包含了乞师这一军礼内容。所以，《孙子》中关于战争地形理论的提出，无疑受到了春秋时期乞师这一军事外交行为的影响。

杖而立者，饥也。（《孙子·行军篇》）

军容是对军队整体面貌有一定要求的军礼内容，《礼记·玉藻》中便有“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厉肃，视容清明。立容辨，卑毋谄，头颈必中”的记载。《孙子·行军篇》通过观察到敌军士兵拄杖而立的状态判断其是饥饿所致，是根据军容的变化逆向延伸出的作战指导理论。

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孙子·谋攻篇》）

成列而鼓，指战争双方应列开阵势互相攻击的军礼原则。《司马法·仁本》中提出的“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是春秋前中期列国作战时遵守的军礼原则，其符合春秋时期贵族间的礼义精神，《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泓水之战中宋襄公所言之“不鼓不成列”就是基于此军礼原则而提出的。《孙子·谋攻篇》中的“战”字，李零先生解释其有别于“突然袭击”，往往指列阵而战、旗鼓相当的对战。《孙子》根据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从而提出军事实力势均力敌时可以进行列阵而战，这是在总结宋襄公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更加完善的、从“成列而鼓”这一军礼原则延伸而来的作战思想。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的失败并不能归咎于军礼，归根结底是宋襄公未认清敌我双方的军事实力差距，没有及时做出客观正确的选择，《孙子·虚实篇》中就提出了要“因敌变化而取胜”，所以遵循军礼不是固守军礼。

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孙子·军争篇》）

服而舍之，是春秋军礼中的又一重要原则，即讨伐不义后对已经战败的敌人不继续追杀，适可而止。《司马法·仁本》说“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晋楚邲之战中晋军兵车陷入坑中后，楚军教其抽横木以出坑并不再继续追杀晋军的情况，便是这一军礼原则的体现。《孙子·军争篇》中提出的对于“归师”“穷寇”的处理方法应是在继承了“服而舍人”这一军礼原则的基础上，对敌方军队状态、动向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后所提出的因敌制胜的理论。

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孙子·谋攻篇》）

不灭国，与“服而舍之”相关联，是春秋时期中原诸侯国间遵循的战胜后保留战败方祖庙宗祀的军礼原则，其缘由为春秋列国间宗族血脉相连，同姓或异姓宗亲比例较大；其目的在于安抚战败国，使战败国臣服即可。黄朴民先生指出春秋时期大中国家之间彻底消灭对方军队和政权的现象比较罕见。①黄朴民：《从“以礼为固”到“兵以诈立”——对春秋时期战争观念与作战方式的考察》，《学术月刊》2003年第12 期。《孙子·谋攻篇》便延伸了这一军礼原则，提出从整体上战胜一国为主要追求目标，攻破后取得胜利乃是退而求其次的做法。

综上所述，《孙子》中体现了春秋军礼中的观兵、致师、定兵谋、振旅、乞师、军容和不灭国等军礼内容，一种是军礼仪式的继承，另一种是军礼精神的继承，从这两方面融合出对练兵、作战相关的兵学思想内容。关于练兵，自商代开始便已有蒐礼、振旅这种狩猎或演习方式的军事训练。作为战争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军队的作战能力如何提高固然是《孙子》一书所关心的，指挥人员的重要作用，《孙子·计篇》中便已提出，且以“智、信、仁、勇、严”为要求，这也是延续了商代、西周以来的战争前在宗庙进行选将册命的礼仪内涵的发展但《孙子》中更多的兵学思想内容是对战略战术方法的讨论，如何利用天时、地利等外在条件和军队战术方法等内在条件取得战争的胜利才是最为关键的，这与春秋前中期的战争目的尚有所区别。尽管没有到《孟子·离娄上》所描述的战国时期战争中“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地步，但《孙子》中关于战争残酷性的认识已初露端倪，战争的目的已向取得胜利这一唯一方向发展。战争的过程中要通过各种方法、用尽一切手段来确保最后的胜利，《孙子·作战篇》中提到的“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和《孙子·用间篇》重视间谍战的思想便是如此。

三、结言

随着春秋历史的发展，列国军权的下移、武器装备的改进、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等，都使得符合战争发展规律的军礼内容得以在《孙子》为代表的军事思想中传承，而对取得战争胜利没有积极作用的军礼内容，或被淘汰，或被改进后以他种方式呈现给世人。《孙子》的成书与春秋军礼的衰落不只在时间上前后相连，更是直接或间接地吸收和改良了符合时代发展的春秋军礼内容。所以，《孙子》不仅是先秦时期兵学思想发展的里程碑，同样也是春秋军礼的一种延续，军礼在先秦兵学思想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应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