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承熙

随着银雀山汉简《尉缭子》的出土，国内史学界对《尉缭子》一书愈发重视，对于该书的成书年代、主体思想以及版本流传的分析讨论不可谓不多。但作为唯一一部至今流传的 “兵形势”之书，《尉缭子》为何被归于“兵形势”，而“兵形势”又具体指什么样的兵书，罕有人进行讨论。

目前为止，只有吴如嵩在《〈尉缭子〉的兵形势特色》一文中作了一点简单的论述，吴如嵩对“兵形势”的认识便是说明如何用兵迅疾无常的兵书。①吴如嵩：《〈尉缭子〉的兵形势特色》，《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2 期。张申沿袭吴如嵩的观点进行了些许扩充，但对“兵形势”的认识与吴如嵩相差不远。②张申：《〈尉缭子〉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5月。《尉缭子》及“兵形势”家所看重的真的是如何用兵迅疾吗？在本文中，笔者将对此进行一定的考察。

一、《汉志》所见兵家分类

《汉书·艺文志》③由于《艺文志》引用了大量《辑略》的材料，无法确定它的作者究竟是班固还是刘歆。因此，本文中凡引用《艺文志》的观点都不会提及它的作者。对兵家之书进行了系统的归类，除了《司马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军礼的内容，被归为礼类之外，兵家之书共被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其中，兵阴阳与兵技巧之书均已失传，但结合《汉志》对此二类的评价以及所列书目，对它们的特点仍可以作出大致的判断。

《艺文志》云：“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根据《艺文志》的描述，阴阳类大体可以看作阴阳五行学说在军事上的应用。“顺时而发”指的便是调兵遣将应当顺应天时，而对于天时的推定则需要借助对刑德二气、北斗所指方位以及五行生克的推演，阴阳家通过这些推演取得鬼神的帮助，从而获得战争的胜利。

而《艺文志》所列篇目的名称也可佐证这一认识，如《太一兵法》《天一兵法》提到的“太一”与“天一”，便是阴阳、黄老之流常用的概念，郭店楚简即有《太一生水》一篇，而郑玄《易经》注亦提到“天一生水”的说法。而《别成子望军气》仅从篇名来看，便是一门通过望气赢得军事胜利的学说，亦是试图在用兵时上应天时，得到鬼神的帮助。饶宗颐认为，马王堆出土的《刑德》便可归入兵阴阳类，此说颇有见地。①饶宗颐：《马王堆〈刑德〉乙本九宫图诸神释——兼论出土文献中的颛顼与摄提》，《江汉考古》1993年第1 期。该篇帛书便构建了一种通过刑德二气的不同运行状况预测战争成败的学说，即与《艺文志》所述完全吻合。

关于兵技巧之书，《艺文志》云：“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则兵技巧主要关注的是从技艺方面寻找战争取胜的条件，武术、机关术均可列入此类。《艺文志》对射箭的技术尤其关注，《逢门射法》《阴通成射法》《李将军射法》《魏氏射法》《强弩将军王围射法》《护军射师王贺射书》《蒲苴子弋法》所述可能都是射箭的技巧，而《剑道》《手搏》讲述的可能是剑术以及徒手格斗的技巧，此外，《望远连弩射法具》记述了一种连弩的制造方法。

兵权谋之书的情况要复杂一些，《艺文志》载：“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这样的叙述给人一种较综合的兵书就是兵权谋类兵书的感觉。其实，观兵权谋之书，虽然其中也有少部分关于阴阳、技巧的记述，如《孙膑兵法》关于五地之胜、五草之胜、五壤之胜、五地之败、五地之杀的叙述便很有兵阴阳的神秘主义色彩，而《吴子兵法》也有“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的说法，勉强也可归入兵技巧一类，但这些都不是兵权谋之书的重点，此类书籍最为重视的还是“以正守国，以奇用兵”的权变阴谋之术。

然而，当我们澄清了其他几类兵书的性质，回到兵形势类时，遇到了困难。《艺文志》评论兵形势道：“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这大体是在说兵形势之书教导的是如何用兵迅速，通过高明的用兵技巧取得胜利。但是，这与兵权谋的“以奇用兵”似乎发生了重叠。显然，《艺文志》既提到“以奇用兵”，又提到“兼形势”，用兵之法与形势便不应当是同一内容。幸运的是，兵形势类中，《尉缭子》一书得以流传至今，成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材料。

二、强军之术：《尉缭子》的主体思想

可能是受了《艺文志》的影响，以往研究者往往十分重视尉缭子的用兵手段，如徐勇《尉缭子军事思想研究》便费较多笔墨分析了尉缭子的战争决策及用兵之道①徐勇：《尉缭子军事思想研究》，《孙子研究》2017年第3 期。，吴如嵩《〈尉缭子〉的兵形势特色》也认为尉缭子十分关注战前布局及战时决策的作用②吴如嵩：《〈尉缭子〉的兵形势特色》，《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2 期。。但《尉缭子》的重点真的在于用兵之道吗？

事实上，如果我们通览《尉缭子》一书，就能够很清晰地发现，具体如何用兵从来不是《尉缭子》的重点，《尉缭子》主要关注的其实在于如何通过各种制度手段锻炼出一支不畏艰难、不惧诡计的百胜之师。对此，笔者对《尉缭子》进行了初步的分层，由此梳理《尉缭子》的主体思想。

首先，《天官》《兵谈》《制谈》三篇确立了《尉缭子》谈论兵事时所需先立下的大原则：立人事，明制度。《天官》主要确立了不谈阴阳、但言人事的用兵原则；《兵谈》确立了建立军队的基本条件，即国家富饶、将军有其明见；《制谈》强调了建立军队的制度前提，好的制度决定了军队的战斗力。

随后，《战威》《攻权》《守权》《十二陵》《武议》五篇确立了用兵的原则。但是，这种原则不同于兵权谋家之书所重的诡计之术，其重点在于大的战略计划和战前准备上，它们看重的并不是如何在战争时以奇谋取胜，而是如何加强军队的整体战斗力。如《战威》就从制度、将帅等方面论述了如何提升士气。《攻权》《守权》的“权”字很容易使人将这两章误解为权谋之术，但《攻权》明确地提出“非全胜者无权名”，则此处之“权”显然是指权柄、权威，此二篇的主旨便在于如何在战斗中夺取主动权。《十二陵》也同样没有提及战争中所需要采取的具体战术，它主要讲述了将帅所需以及所忌的几种心态。《武议》则是过渡章，它的前半部分仍在论述战争时应当恪守何种原则，后半部分则转向军事对经济条件的依赖。

由此，《尉缭子》在确立了几大原则后，便顺势转向说明如何确立优秀军队所需要的经济与政治基础。《将理》《原官》《治本》三篇便从决狱、任官及治田三方面讲述治国之术。古代将领往往兼及决狱之事，《将理》便在强调决狱公正的重要性，《原官》则说明了好的官员所需的品质，《治本》则言治理农事的重要性。

而在确定了几大原则、几大基础之后，《尉缭子》便接着论述起了战争时所需要注意的事项，于是接着写下了《战权》一篇。《战权》同之前的《攻权》《守权》一样，讲述的不是权谋，而是论述取得作战主动权的重要性。因为，在塑造了一支战斗力强大的百战之师后，在《尉缭子》看来，所差的便仅是“故兵贵先”四字了。

最后，《尉缭子》列出了治军时所需采取的具体制度。《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兵教》《兵令》，其实所述都是治军的各类具体法令。在施行了这些制度后，《尉缭子》便认为能够塑造出一支百战百胜的强大军队了。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具体用兵从来不是《尉缭子》关注的重点。相反，制度、用人反而是它所一再具体强调的，而强调此二者的目的便在于塑造出一支常胜之师。因此，《尉缭子》贯穿全书的最大线索，显然并不似早期研究者所想那样在于如何用兵，而是在于如何治军。当我们将《尉缭子》与《孙子兵法》略作对比，这一点将会被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

三、权谋与形势：基于《尉缭子》与《孙子兵法》的对比

《尉缭子》很有可能受到《孙子兵法》的影响，如《将理》中所引《兵法》：“十万之师出，日费千金。”便应当出自《孙子兵法》中的“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一句。但是，不论是从具体词句分析，还是从大章大旨来看，《尉缭子》与《孙子》都有着迥异的气质：《孙子兵法》更重视奇诡之术，而《尉缭子》则最重强军之术。

仍以“日费千金”句为例，《尉缭子》与《孙子兵法》对此句的运用全然不同。《尉缭子》在《将理》篇引用此句，旨在说明连坐制度对经济的伤害极大，因而对耗资巨大的军事活动非常不利；《孙子兵法》应用此句，最终却是要说明“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道理，《孙子》是要借军队耗资巨大这一事实，论证用兵者应当善于用计获取敌国的粮食。《尉缭子》的论述皆围绕“凡兵，制必先定”一句，以强军的制度基础作为第一要义；而《孙子兵法》则坚持“兵者，诡道也”的认识，处处想着通过奇谋来在战争中获取最大利益。

当我们得出了这一结论后，再看“兵形势”的定义，我们便能得出与之前完全不同的认识。关于“形”“势”二字，《孙子兵法》的《形篇》与《势篇》给出了相关论述。《孙子》曰：“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则“形”所指的是军队力量的强弱，而“势”则是军队的有利情势。尉缭子则两存之，欲要建立一支士不畏死、将军不败的常胜之师。

需要注意的是，《孙子兵法》对“形势”更多是进行利用，而非培养。曹操对《形篇》的题解即曰：“两敌相察情也。”此篇着重讲的便是如何根据观察敌我两方军事力量的不同进行谋划；而《势篇》的题解则曰：“用兵任势也。”此篇说的是如何根据两方的势头、战争的情势确立计谋。相比之下，《尉缭子》对这些“形势”的运用没有丝毫的关注，它关注的是军队的力量、有利形势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尉缭子》似乎表明，只要拥有一支硬实力强大的军队，其他问题均不必多虑。

如此，我们便可看出《孙子兵法》与《尉缭子》对待战争的两种不同态度：《孙子兵法》更加重视军队的“软实力”，讲究将领如何在战争中随机应变；而《尉缭子》则看重军队的“硬实力”，它要求的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建立一支不畏诡计的常胜军队。

回过头来，《汉书·艺文志》对“兵形势”的解释难道错了吗？《艺文志》曰：“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这几句所说的看似是要在战争中随机应变，如果这样理解，显然便离《尉缭子》的主旨相去甚远了。但是，如果我们将这句话理解为：通过兵形势之法训练出的百战之师拥有极强的机动性与灵活性，而这支军队往往能够取得战争的主动权，从而克制敌人，百战百胜，那么《艺文志》的解释之于《尉缭子》便无大过了。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尉缭子》是讲述强军之术的著作，而《艺文志》所谓“兵形势”家也多半是讲述如何建立一支机动性强大的军队的兵家著作。从这一方面来说，《尉缭子》以及它所属的“兵形势”家与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权谋”家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不过，由于目前传世的“兵形势”家文献仅有《尉缭子》一书，这一论点固然可能存在证据不够充足的问题，但是，在新材料发现以前，这种对“兵形势”的理解至少最接近于现存的《尉缭子》一书的总体气质，因而是可以暂持的一种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