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正清

礼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社会文化、思想观念发展中一项重要的、全面的规范性内容。《周礼》将礼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类，军礼作为礼的一种，其范畴包括一切与军队、战争相关的法令制度和仪式活动。清代学者秦蕙田所撰之《五礼通考》即以五礼为纲，《五礼通考·军礼卷》的内容包括军制、出师、校阅、军战、田猎、马政这六个部分，所以军礼所蕴含的内容非常丰富。作为与祭祀、军队和战争均有着密切关系的军礼，其在先秦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作用。军礼的起源可上溯至商代中晚期，及至西周，受思想观念的发展和礼乐制度设立的影响，军礼的结构、内容较前代更为系统；到春秋前中期，受“时人”礼观念影响下的军礼内容蔚为大观，对春秋霸主政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意义；春秋中晚期后，随着社会的发展、战争形式的变化，贵族间所遵循的战争中的军礼原则走向衰落，但军礼中的部分内容仍然传于后世。先秦军礼主要记载于《左传》、《周礼》和《礼记》等文献中，以往因受材料的限制，军礼的研究相比于其他四礼是较少的，顾颉刚先生、陈梦家先生、杨宽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对军礼的研究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参见顾颉刚 ：《<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文史》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陈梦家 ：《西周铜器断代》上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4页；杨宽 ：《“大蒐礼”新探》，《学术月刊》，1963年第3期)。随着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不断发展，殷墟卜辞、西周金文及《清华简》等出土文献中军礼材料的应用，使学者们更进一步地深入了先秦军礼的研究，收获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本文将对近二十年来前辈学者关于狭义的先秦军礼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评述。

一、先秦军礼的整体研究

上世纪九十年代，陈戍国先生在《先秦礼制研究》一书中即对夏代军礼的萌芽、殷商和西周时期的田狩礼、春秋时期的大蒐礼及战国残存的军礼进行了整体分析，首次对先秦时期军礼的研究作了总结(陈戍国 ：《先秦礼制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陈恩林先生的《先秦军事制度研究》虽为制度史专著，但对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军事制度内容完整的分析于军礼研究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陈恩林 ：《先秦军事制度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近年来，先秦军礼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系统研究有田旭东先生的《先秦军礼考》、任慧峰先生的《先秦军礼研究》及朱晓红先生的《论先秦军礼与儒法思想的形成》。田旭东先生从《司马法》及相关材料入手，对《周礼》中所载的大师礼、大田礼、大均礼、大封礼进行了探讨；其中对于大师礼中“宗庙谋议”等问题的研究结合了《孙子兵法》的内容，应属创见；文中又指出春秋中期以前军礼中包含的大量军法内容在经过春秋历史的发展到春秋中期以后尤其是春秋战国之际渐渐独立出来，礼法互补，表里合一(田旭东 ：《先秦军礼考》，《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秦俑学第七届年会会议论文》，西安，2009年，第162-174页)。但田旭东先生之文对《司马法》中关于“逐奔不过百步”等军礼原则问题未予以探讨，军祭和献俘问题亦未继续延伸，且通篇引用出土材料较少，对于考证先秦军礼的内容未免有失偏颇。任慧峰先生在前辈学者对于先秦军礼的研究成果上，以甲骨金文和礼书等史料的综合汇集为基础，运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和经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商代到战国之间战争前、中、后所举行的一系列军礼仪节进行了系统研究，包括战争前的告祖、宜社、类上帝、授斧钺、授兵与治兵、祃祭，战争中的观兵、吹律听声、致师、军容、守城之礼、军礼原则，战争后的振旅、饮至、策勋、数军实、战败之礼，对以往军礼仪节的探讨作了一次系统的总结，对告祖 、宜社、治兵、致师、振旅等军礼内容均有所创见；关于军礼中的重要礼器——军旗，文中也进行了细致的探讨，指出旌旆问题对于经学中“九旗”研究的重要性；对军礼相关的射礼、傩礼等仪节也作了考辨；此外，任慧峰先生此研究成果在对具体仪节讨论的基础上又对军礼仪式的演变作了一番研究，同时也关注到了战争中战斗行为本身的具体内涵和相关的意识形态问题；但任慧峰先生对于先秦时期尤其是春秋时期的“乞师”问题未予以探讨(任慧峰 ：《先秦军礼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朱晓红先生从军礼的角度对儒法思想产生的渊源进行了探讨，指出儒法思想是在对时弊认识的差异和对周礼不同态度的情况下，继承改造或反对摒弃了先秦军礼的内容(朱晓红 ：《论先秦军礼与儒法思想的形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9期)。

总体来说，近年来先秦军礼的整体研究不多，一是由于三代时间跨度较大；二是因为材料的限制，新近出土文献中有关军礼的材料相对较少；所以对先秦军礼作深入综合的研究仍然有一定的难度。

二、商代军礼的研究

先秦军礼的断代研究分为商代军礼、西周军礼和春秋军礼三个方面。商代是军礼的萌芽时期，研究商代军礼的材料主要来源于甲骨卜辞中的王卜辞，《尚书》中的部分篇章包括《甘誓》、《汤誓》等传世文献可作为参考。近年关于商代军礼的综合研究主要有张永山先生的《商代军礼初探》和郭旭东先生的《殷墟甲骨文所见的商代军礼》等。张永山先生在其文中探讨了商代军礼中谋伐、迁庙主、振旅及献俘的内容，细致分析相关卜辞内容后指出宗教性是商代军礼的一大特色，在进行军事活动时需要得到天神或祖先的批准允许后方可行动，即希望得到祖先和社神的保佑(张永山 ：《商代军礼初探》，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庆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华诞学术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468-478页)。郭旭东先生在此基础上对商代甲骨卜辞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拓展了甲骨文中所记载的选将册命、立中、乞师和蒐狩等商代军礼的研究内容，指出“乞师”这种盛行于春秋时期的本国向他国请求军事援助的活动自商代便已存在，并将商代军礼总体归纳为告庙谋伐、选将册命、迁庙主与立军社、立中与乞师、振旅和蒐狩、献捷与献俘这六个方面(郭旭东 ：《殷墟甲骨文所见的商代军礼》，《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张永山、郭旭东两位先生立足于传世文献对甲骨卜辞进行的细致研究使我们对商代军礼的情况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且对军礼所反映的商人思想观念上的问题有所创见。但可能囿于目前商代军礼研究的基础尚属薄弱且材料限制，并未探讨军礼与商代的礼制、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此外，关于商代某一具体军礼内容的专题研究包括：张怀通先生的《小臣墙刻辞与商末献俘礼——兼论商代典册问题》、郭旭东先生的《甲骨卜辞所见的商代献捷献俘礼》、李发先生和喻遂生先生的《商代校阅礼》。张怀通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除了对小臣墙刻辞所记载的献俘礼内容进行详细分析以外，并以此角度对商代典册问题进行了探讨(张怀通 ：《小臣墙刻辞与商末献俘礼——兼论商代典册问题》，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郭旭东先生依据卜辞对商代献捷献俘礼过程中的逆俘、奏恺及最后的献捷献俘内容进行了梳理，指出商周两代将敌酋头颅砍下祭祀祖先是一脉相承的军礼，其意义为记功和告祖(郭旭东 ：《甲骨卜辞所见的商代献捷献俘礼》，《史学集刊》2009年第3期)；李、喻两位先生在系统整理甲骨军事刻辞的基础上总结了商代校阅礼包含建旗聚众、训练检验和犒劳军士等仪节，并对与校阅礼前后相关的告庙、迁庙等仪节内容进行了探讨(李发、喻遂生 ：《商代校阅礼初探》，《历史文献研究》2012年第00期)。总体来看，因甲骨刻辞资料的限制，商代军礼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并未形成系统完善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商代献俘礼研究成果颇丰，其他内容则较少，且从军礼的角度探讨商代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军事的关系等方面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三、西周军礼的研究

在礼乐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发展的影响下，西周时期的军礼较商代更为丰富且已初步形成系统。研究西周军礼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尚书》、《诗经》、“三礼”、《左传》和《逸周书》等传世文献和部分甲骨文和金文，随着简帛出土文献研究的不断发展，更加完善了我们对于西周军礼的认识。到目前为止，关于西周时期军礼的综合研究成果主要有：刘雨先生的《西周金文中的周礼》和《西周金文中的军事》、张秀华先生的《西周金文六种礼制研究》、黄毅飞先生的《西周金文礼制研究》、李春艳先生的《西周金文中的天子礼仪研究》。刘雨先生在对西周金文整理研究后分析了其中所体现的西周时期军礼中的定兵谋、造祭、宜祭、燎祭、誓师、观兵等内容，并在陈梦家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对西周献俘礼进行了又一次系统的总结，以十项内容概括了西周时期献俘礼的整个过程，又对西周相关军事铭文上所体现的军祭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刘雨 ：《西周金文中的周礼》、《西周金文中的军事》，载《金文论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84-162页)。张秀华先生在其文中对西周金文中体现的大田礼和大师礼(即战争礼)进行了研究，将大师礼按西周早期、中期和晚期分别进行探讨，并对西周军礼中的定兵谋、征师、命将、祭祀、大阅、振旅和献俘获做了注释；此外，从军礼的分析延伸至西周军法中的罪名、刑罚问题以及西周战争中的出兵原因问题，对西周时期的法律史和军事史研究亦有重要帮助(张秀华 ：《西周金文六种礼制研究》，吉林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第59-100页)。黄益飞先生在细致分析西周金文后对军礼中的命将、献俘、饮至等内容进行了研究，并对霸仲诸器与迁庙主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此外，对西周金文中记载的军礼所反映出的西周冬夏不兴师、老幼不忘弃、仁本及刑德思想观念亦有所总结(黄益飞 ：《西周金文礼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20-254页)。李春艳先生的博士论文是对西周金文中所体现的天子在战争、祭祀、大饗、朝聘、册命等礼仪内容开展的综合性研究，其中战争礼的叙述章节对战争前的大射礼、大田礼、巡省礼、大阅礼和战争中的亲征、命将之礼以及战争后的告擒、献俘、饮至等都进行了分析，是从金文角度对西周时期军礼综合研究较新的重要成果，但关于西周金文中所反映的军礼与西周时期思想观念关系的探讨则较少(李春艳 ：《西周金文中的天子礼仪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6年博士论文)。商艳涛先生的《西周军事铭文研究》虽不是针对西周军礼的专门研究，但其文中除对军礼中的出征、誓师和祭祀等内容进行简要探讨外，对军事铭文中“狩”“射”等相关内容的分析有助于射礼和大蒐礼的发展；对铭文中所见的“征伐”“俘获”等军事词语的考辨亦对西周军礼的研究有着重要价值。此外，关于西周时期某一项具体军礼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包括张怀通先生的《<小盂鼎>与<世俘>新证》、翟胜利先生的《西周金文与献俘礼》等等。李娟先生在其《西周军礼与儒家思想的形成》一文中提出儒家“为政以德”等思想是对西周军礼内容的承继和创新(李娟 ：《西周军礼与儒家思想的形成》，《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总体来看，西周军礼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传世文献中所述军礼内容我们基本可以从出土材料中寻找到证据，略微不足之处在于对西周军礼与西周礼乐制度的关系、西周军礼在西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探讨较少。

四、春秋军礼及相关研究

司马迁云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虽然西周的礼乐制度在春秋时期走向衰落，但受时人思想观念和霸主政治的影响，春秋贵族对礼义精神较西周时期更为重视，《左传》中记载的“礼”与“非礼”即是如此。近年关于春秋军礼研究的主要成果有：黄朴民先生的《从“以礼为固”到“兵以诈立”——对春秋时期战争观念与作战方式的考察》、杨华先生的《楚国礼仪制度研究》、万宏亮先生的《春秋时期齐晋秦楚军礼研究》等，除对具体仪节的探讨外多集中在古军礼衰落的春秋战国时期战争观念和方式转变的探讨上，即班固所云 ：“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在春秋时期的历史背景下，时人的思想观念及礼仪文化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黄朴民先生从思想史和军事史的角度对春秋时期战争中所体现出的军礼精神系统地总结为“征讨不义”“不加丧，不因凶”“正大不诈”和“善后措施的宽容态度”等，指出军礼传统对春秋前中期的战争具有重要的影响(黄朴民 ：《从“以礼为固”到“兵以诈立”——对春秋时期战争观念与作战方式的考察》，《学术月刊》2003年第12期)。杨华先生在其文中对春秋时期楚国军礼治兵、观兵、致师、献捷、饮至等内容进行了探讨，从军礼的角度印证了楚国在春秋时期不断地吸收和延续着中原文化(杨华 ：《楚国礼仪制度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330页)。万宏亮先生在其文中对春秋时期齐晋秦楚间的战争前、中、后的军礼作了对比，探讨了春秋军礼富有时代性的新价值(万宏亮 ：《春秋齐晋秦楚军礼研究》，齐齐哈尔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

随着近年郭店楚简和清华简的深入研究，关于其中所体现的军礼内容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彭林先生的《论郭店楚简中的礼容》一文即对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中所反映的军容问题进行了探讨(彭林 ：《论郭店楚简中的礼容》，载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 ：《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王少林先生的《清华简<耆夜>所见饮至礼新探》对饮至礼进行了细致分析，指出其并非仅为军礼，而是广泛存在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王少林 ：《清华简<耆夜>所见饮至礼新探》，《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除此之外，姜军先生在《<司马法>研究》中对《司马法》所包含的大师礼、大均礼和大田礼进行了系统的考证，是近年研究《司马法》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也是研究“广义军礼”内容的重要成果(姜军 ：《<司马法>研究》，吉林大学2019年博士论文，第75页)。虽然《司马法》的成书年代是有争议的，但其内容对于研究先秦军礼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书中所述军仪内容相对不多，包含的军制和军事思想较为丰富，作为先后录入礼书和兵书的著作，《司马法》对于研究军礼及先秦兵家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亦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中社会变革最为重要的阶段，春秋尚“礼义”，而战国时期并非如此，且当时礼、法界限愈加明晰，所以近年关于战国军礼的研究很少。以往对于春秋军礼的研究较为单一，从军礼的角度关注春秋社会发展和列国政治的研究也不多，且中原诸侯国以及秦楚吴越等国对军礼的认识也有区别，所以对军礼中某一项内容的具体研究尤为重要。

五、总结

综上所述，到目前为止，先秦军礼的研究可以说初具系统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范式。对于具体的军礼仪节，我们已根据现有材料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然而，在先秦军礼的研究中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包括整体研究较少、受材料影响较大、综合研究不足三个方面。军礼作为贯穿先秦历史的重要内容，应继续从整体上把握其发展脉络，对军礼的起源、军礼的发展演变等进行整体研究；相对于吉礼、凶礼、宾礼、嘉礼，军礼可供研究的材料虽然不多，但仍可对史书中记载的相关内容和考古材料进行更深入的发掘，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探讨；应着眼于先秦历史的发展情况，将军礼放在时代背景下分析，探讨具体仪节内容所反映的时人的思想观念以及军礼对历史发展的意义。此外，礼乐文明是周代历史的重要特征，所以，先秦军礼与先秦军乐的相互关系及二者间的融合发展问题还有待于继续进行考察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