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 洋

“絲綢之路”是1877年由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提出，用以指稱從中國古代長安出發經由中亞、西亞並通向歐洲的陸上交通貿易的道路。隨着百餘年學術研究的探索，以及“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實施，近年來“絲綢之路”的内涵及研究範圍被不斷擴展，相關的學術會議與論著更是層出不窮。2018年10月13日至15日，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與馮其庸學術館共同舉辦的“北京大學絲綢之路文明高峰論壇”在江蘇省無錫市馮其庸學術館召開。2019年11月，該會議論文集由榮新江、朱玉麒二位先生擔任主編，以《絲綢之路新探索： 考古、文獻與學術史》爲題在鳳凰出版社結集出版，學界也得以更方便地瞭解絲路相關研究的新材料、新動向和新成果。該論文集除序言外，共收入29篇論文及一篇會議綜述。20餘篇論文被劃歸爲三組，分别對應副標題的“考古”“文獻”和“學術史”三大主題。

北大與絲綢之路的關係相當之密切。二位主編在序言中簡明扼要地介紹了2018年學術研討會的主旨：“希望繼承北京大學的學術傳統，在東西方文明交流的領域、在絲綢之路的多個方面做出新的探索。”“繼承與探索”正是本論文集的核心旨趣所在，只有結合近百年來北大史學群體在絲路研究學術史上的地位，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本論文集的學術價值所在。

第一，北大學人重視實地考古調查，以及出土文物與傳世文獻的互證。對於絲綢之路的研究，僅停留於傳世文獻的討論必定是不充分的。科學的實地考古調查與利用出土文書來印證史籍，對於絲綢之路的研究尤爲重要。從東亞經中亞、西亞直至歐洲，古人在這條絲路上留下的足跡與遺址，都是十分珍貴的研究材料。重走古人昔日開拓的絲路，我們才能切身見到、感受到和觸碰到絲路文明的歷史底藴，並熟練地獲取和利用相關材料來印證絲綢之路的歷史發展。兩位主編在論文集序言中提到，早在1927年參加“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的北大學人就多達8位。在中國西北考古和絲綢之路研究的學術史中，這次西北考察團佔據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爲該考察團作爲中國學者首次參與的絲綢之路考察活動，不僅開創了中國近代以來西北考古調查的先河，也開啓了絲綢之路科學考古調查的新篇章，對後世絲綢之路研究更是影響深遠。如黄文弼先生當年以北大國學門教師的身份，跟隨考察團對絲路上吐魯番盆地以及塔里木盆地等沿綫，進行了細緻的考古調查與發掘。隨後爲之撰寫的考古報告與論著，不僅爲後人重走絲綢之路留下了寶貴的記録，也特别注重考古遺址與古籍記録的互證，解決了不少絲路研究中的重大問題，如高昌歷史紀年和樓蘭古國的歷史等等(黄文弼《西域史地考古論集》，商務印書館，2015年)。其後，多次西北考察活動也都有北大學者的參與，如向達先生就曾積極參與1943年的西北科學考察團，赴河西和敦煌等地進行考古調查活動，其在絲路文明研究方面的大作《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也十分强調出土文物與傳世史籍的相互印證。這是北大學人學風一脈相承的體現。

以黄文弼先生與向達先生爲代表的西北考古調查與絲綢之路研究的先驅者們，爲後人進行絲綢之路的探索樹立了良好的榜樣。相比前輩學者而言，如今我們已能十分便利地前往絲路古道進行考察與研究，甚至也不再局限於中國境内，中亞、西亞都有我們考察隊伍的蹤跡。就筆者目光所及，近年來北大絲路研究團隊也時常會前往絲路沿綫開展實地調查。如2012年和2016年，在“馬 克· 波羅研究計劃”的支持下，榮新江、王一丹等人就曾在伊朗實地調查過馬 克· 波羅當年經行的路綫(榮新江《沿着馬可波羅的足跡走訪伊朗》，《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5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295—312頁；王一丹《沿着馬可波羅的足跡走訪伊朗(之二)——2016年10月考察紀要》，《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15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321—342頁)。北大這些學者們的實地考察記録、所見遺跡和各類出土文物，都通過他們的研究論著與考察報告呈現在我們面前，不斷更新着我們對於絲綢之路的認識。

第二，北大學人重視對新材料的整理與研究，以及新研究領域的開拓。“絲綢之路”雖以絲綢爲名，但隨着敦煌吐魯番文書、考古出土材料的不斷發現與整理研究，其内涵也在不斷豐富。雖然彼得·弗蘭科潘《絲綢之路—— 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將絲綢之路擴展爲25種，但依然無法完全概括絲路的全部内涵，新的研究領域也在不斷被學者們摸索與開拓。如前所言，早期絲路研究以黄文弼先生爲代表的考古調查爲開端，通過新發現的敦煌吐魯番以及和田等地區的文書及遺址，不斷開拓着絲路文明研究的新領域。如馮承鈞先生爲代表的“民族文化交流史”、張星烺先生爲代表的“中西交通史”、向達先生爲代表的“敦煌學”以及季羨林先生爲代表的“印度學”，都對絲路文明的研究具有重要開創意義(李明偉《絲綢之路研究百年歷史回顧》，《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90—106頁)。諸位前輩學者的開拓性貢獻，不僅極大地夯實了絲綢之路研究的基礎，也對我們當今學界的研究方向與風氣有着深遠影響。

如今，在這些前人研究基礎上，北大學人一方面不斷搜集與整理新見的文書與材料，另一方面也積極利用新見材料來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如新見文書的整理與研究，有旅順博物館、北大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人大國學院合作項目“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書整理與研究”。旅順博物館收藏有一批當年大谷光瑞遺留下來的新疆出土文書，該項目組花費數年時間對這批文書進行了整理與研究，已在《文史》《文獻》等刊物發表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即將出版的圖録解題本將進一步豐富吐魯番學研究所能利用的材料，也會極大增進我們對於高昌國至唐時期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認識。此外，北大外國語學院段晴先生主持的“新疆絲路南道所遺存非漢語文書釋讀與研究”重大項目則聯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博物館對樓蘭、鄯善地區考古發現所得的佉盧文書進行釋讀，並對新出的于闐語及其他胡語文書作綜合研究。該項目將極大推動絲綢之路南道的相關研究，特别是對佉盧語、于闐語及其他胡語的釋讀，也會爲學界提供更便於使用的文獻材料。新研究領域的拓展，如張廣達先生對於西域史地的探索、榮新江先生對於粟特的研究、朱玉麒先生對於清代西北邊疆史的討論，以及外國語學院諸位先生對於波斯文、梵巴文等語言學的解讀，都不同程度地擴展了絲綢之路的研究領域，讓學界更細緻地感受到絲路文明豐富的歷史與文化。

第三，北大學人重視多學科研究團隊的培養、建設與合作，這也是北大史學群體對絲綢之路研究做出的最大貢獻。上文已提到絲綢之路沿綫遺址與出土文物衆多，文化内涵極爲豐富，短時間内單單只依靠單門學科是很難做出極富創見的研究成果。北大在蔡元培先生任校長時就十分注重現代教育和學科設置，不拘一格引進各方面人才。這也使得北大在多學科人才的培養、多學科團隊的建設與合作等方面，一直都對絲路研究貢獻巨大。如早期北大專門聘請俄國學者鋼和泰先生教授梵文及古印度史，胡適先生常常親自爲其擔任翻譯，陳寅恪先生也時常與其進行學習交流。其後北大歷史系有向達和周一良等諸位先生專攻中外交通史和敦煌學，東方學系則有季羨林和金克木先生教授梵文與巴利文。兩系的研究方向雖各有側重，但也會互相進行交流與合作，以培養綜合性的學術人才並編撰出推動絲路研究的學術成果。例如季羨林先生主持的“西域研究讀書班”就培養和彙集了不同學科的優秀學者，如今依舊在北大從事教學研究的就有中古史中心的榮新江、外國語學院的段晴和考古文博學院的林梅村等諸位學界知名學者(榮新江《季羨林先生主持的“西域研究讀書班”側記》，收入《人格的魅力——名人學者談季羨林》，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241— 245頁)。此外，玄奘的《大唐西域記》是研究唐代絲綢之路交通與文化交流的重要典籍，但中國學界在80年代以前一直没有整體性的研究成果。在中華書局的組織下，由季羨林先生擔任總編，帶領諸位學者花費數年努力於1985年出版了63萬字的《大唐西域記校注》(王邦維《北京大學的印度學研究： 八十年的回顧》，《北京大學學報》1992年第2期，98—104頁)。歷史系的張廣達先生和當時還在南亞研究所的蔣忠新、王邦維先生都參與其中。而如我們所知，這幾位先生的重要研究都從不同方面推進了絲綢之路的探索。所以，北大史學群體之所以在“絲綢之路”的學術研究中如此之活躍，與其多學科的培養、建設與合作密不可分。現在北大學科的發展越來越精細化，研究“絲綢之路”的學者也分散於考古文博學院、中國中古史中心和外國語學院等院系，但憑藉着絲綢之路的紐帶，北大内部多學科之間依然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同時，各學科培養出的優秀學者也廣泛分佈於學界各大高校與科研機構，這也使得北大與外校多學科之間的合作也日益緊密。以上是北大史學群體在“絲綢之路”研究中繼承的傳統以及新的探索，同時，這也是北大近百年來對於絲綢之路研究作出的傑出貢獻。本論文集所收録的29篇論文，也正是這些繼承與探索最新的注腳。以下將結合具體論文進行簡要評論。

論文集第一組8篇論文以“漢唐之間絲綢之路與相關問題”爲題，集中了諸位學者對於絲綢之路的實地考察以及相關出土文物的研究。張德芳《絲綢之路上的絲綢——以河西出土實物和漢簡爲中心》與霍巍《漢晉時代西藏西部的“酋豪”及其與絲綢之路的開拓》主要是利用考古材料對漢晉時期絲綢之路開闢與發展的情況作了討論。榮新江先生此前曾通過敦煌吐魯番文書來證明“絲綢之路”確實是一條“絲綢”的道路(《絲綢之路就是一條“絲綢”之路》，趙豐主編《絲綢之路： 起源、傳播與交流》，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2—8頁)，張文則從考古文物與簡帛史籍互證的視角，充分結合“絲綢之路”出土的絲綢實物以及漢簡帛書記載，明確指出兩漢時期的河西走廊曾往來大量絲綢，並且這些絲織品大多來源於齊魯與中原，由此再次確證兩漢時期的河西走廊有大量絲織品流通，爲“絲綢之路”的名實提供了有力的證據。霍巍先生一直致力於西藏地區的考古與歷史研究，在其論文中利用近年來西藏西部地區的考古工作成果，指出漢晉時期西藏西部已存在一條“高原絲綢之路”，連接了羊同地區與陸上絲路，而這條高原絲路的開闢與羊同“酋豪”有着密切關係。

孟憲實《論唐代敦煌與伊州的交通》與徐媛媛《唐通渤海之路——以唐鴻臚井刻石爲中心》兩文則分别利用敦煌吐魯番文書和唐鴻臚井刻石，一西一東，對相關絲路交通問題進行了新的討論。敦煌與伊州之間的交通在傳世史料中記載無多，嚴耕望先生的《唐代交通圖考》與陳國燦先生的《唐五代四出道路考》都曾對兩地之間交通做過討論，而孟文結合敦煌吐魯番文書對敦煌與伊州之間往來道路的形成與變遷進行梳理，還以《唐總章二年(669)八月九月傳馬坊牒案卷》爲例討論了敦煌與伊州之間的交通運輸，並指出這些長途運輸對於民衆的負擔相當沉重。徐文則介紹了原立於遼寧旅順的唐鴻臚井碑的相關情況，並結合史籍對當年崔忻出使渤海國以及渤海朝貢的路綫進行分析，再次强調了東北亞絲綢之路的重要性。

胡興軍《安西四鎮之于闐鎮防體制考》與劉子凡《絲綢之路上的弓月城與弓月道》都是兩位學者通過實地考察並結合相關文獻記載所作出的考證成果。胡興軍先生任職於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經常參與新疆地區各類遺址的調查與考察工作，對如今和田地區遺址情況相當瞭解，文章詳細介紹了該所對和田地區現存遺址的考古調查情況，還通過文獻記載對唐代于闐地區鎮防的分佈和路綫進行印證。劉子凡先生則借2012年隨新疆考古所赴伊犁考察的機會，實地踏上了進入伊犁的古代交通道路。由此，劉文通過實地探查與各種文獻的相互考證，明確唐代弓月城應位於今伊犁伊寧縣附近的吐魯番于孜古城，並對絲綢之路上弓月道的交通路綫進行了辨析，指出絲路變遷對於古代城市發展的重要影響。

姚崇新《略論宗教圖像母題之間的借鑒問題》與沈睿文《吐峪溝所見納骨器的宗教屬性》則是對“絲綢之路”上宗教信仰的傳播問題進行了重新辨析。“絲綢之路”也是各種宗教彙聚與往來交流的地方，不同宗教之間在交流碰撞時往往也會相互借鑒以促進自身教義的傳播。姚文通過對絲路上多種宗教圖像母題之間的借鑒情況進行詳盡梳理，將宗教圖像之間的借鑒做法歸納爲“加上”“置换”和“通盤模仿”三類，並指出圖像吸收者的宗教性質並不會被被吸收者所改變。姚文的歸納與發現無疑是十分有見地的，也很好地解釋了各類宗教在傳播過程雖然會互相借鑒，但自身宗教性質依然會保持不變的原因所在。沈文則是對吐峪溝出土兩件陶棺的宗教屬性提出了質疑，認爲這兩件陶棺並不能如影山悦子所論將其視爲祆教葬具。而通過對敦煌壁畫與《隋書·石國傳》的辨析，並結合伯希和在新疆、敦煌佛寺發現的陶棺來看，沈文將這些“納骨器”視爲佛教僧侣林葬用具，觀點見識獨到，令人信服。

該組8篇文章分别討論了“絲綢之路”早期開闢與發展、交通路綫的調查與考證以及宗教信仰的傳播，關涉的學科領域更是多樣，既有考古學、歷史地理，也有藝術史和敦煌吐魯番學等等。相關問題的提出、討論與解決也都是基於實地調查、考古文物、出土文書以及傳世文獻的相互印證。所以，在“絲綢之路”的研究當中，不同學科之間的相互借鑒、不同材料之間的相互利用，也如姚崇新先生所論宗教圖像母題那樣，並不會改變某學科或某研究的性質，反而會很好地推動該學科或該研究在“絲綢之路”的探索中解決更多的問題。

第二組以“陸海絲綢之路上的典籍與文書”爲名，共15篇解讀陸海絲路上流傳的各類典籍與文書的論文，其中尤以新發現的于闐文、波斯文以及古梵文、巴利文寫本的譯讀最爲矚目。如段晴、侯世新和李達《于闐伏阇雄時代的兩件契約》和王一丹《巴達赫尚的紅寶石》分别討論于闐語案牘和波斯語文獻，前者增進了我們對於于闐國社會體系運作情況的瞭解，後者則闡明了巴達赫尚紅寶石傳入中國的過程。段晴先生一直致力於古于闐語的研究，侯世新與李達先生分别供職於四川博物館與新疆博物館，論文中所刊布的兩件于闐語案牘則收藏於新疆博物館。此次三位學者的合作，既是不同學科，也是不同研究單位的合作成果，不僅對于闐語詞匯與語法的釋讀有重大推進，同時也爲學界研究于闐國社會面貌提供了可靠的新材料。王一丹先生精通波斯語，其論文雖然只是討論了馬可·波羅記載中的巴達赫尚紅寶石，卻是以小見大，通過大量波斯語和阿拉伯語文獻的解讀，爲我們展示了物質文化如何通過絲綢之路在中亞與中國之間進行傳播。

除于闐語和波斯語之外，古梵文與巴利文在“絲綢之路”的研究中也佔據重要地位，尤其與佛教典籍的傳入與翻譯息息相關。本組共有6篇文章關涉到這兩種語言的研究，基本都是佛典譯本的比較。如北大薩爾吉與西藏社會科學院歐珠次仁二位先生合作的《〈海龍王所問經〉諸本研究》比較了該經梵文貝葉經寫本、敦煌藏文寫本及傳世漢、藏譯本的異同，肯定了梵文本的價值。《寶鬘論頌》歷來爲藏傳佛教所重視，普倉《西藏發現的〈寶鬘論頌〉梵文寫本及其譯本》則介紹了新近在西藏發現的該經梵文寫本的史料價值，並結合藏文譯本與梵文注釋本對該經譯本譜系進行充分討論。佛教重要經典在流傳過程中往往會出現多種譯本，而重譯本與前譯本之間的關係，是近年來佛經翻譯領域内討論較爲熱烈的問題。王繼紅《〈金剛經〉重譯的同化與異化之别》從《金剛經》梵文原典出發，仔細比較了鳩摩羅什譯本與菩提流支重譯本之間的異同，指出鳩摩羅什本是明顯的歸化翻譯，採取了漢文語境的表達方式，而菩提流支重譯本則是明顯的異化翻譯，尊重原典語境的的特徵，而這也是兩者譯經時不同歷史背景所造成的結果。北大范晶晶與西安博物院李超合作的《西安博物院藏不動明王咒石釋讀》對西安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悉曇體梵語咒文石碑進行了初步釋讀，發現該石碑所刻梵語咒文可能是不動明王的曼荼羅壇場，用來除障與保護。這一重要梵語咒文石刻的發現與解讀將有助於我們拓展對唐代不動明王信仰的認識。此外，佛教傳法有南北之分，其中北傳佛教以漢文譯經爲主，南傳佛教則以巴利文經典爲主。憍陳如稱《緬甸收藏的巴利文寫本》介紹了法勝三藏項目(DTP)中緬甸巴利文佛經寫本的基本情況，爲學界研究南傳佛教提供了新的材料，可惜内容還是稍顯簡略，讓人意猶未盡。而蕭貞貞《佛教〈大緣經〉中人類誕生因緣的研究》則將《大緣經》的南傳巴利文《長部》寫本與北傳漢譯《長阿含經》本中人類誕生因緣部分作了詳盡對勘，指出相較於漢譯本，巴利文寫本記載更爲準確。該文雖然只是一部佛經的文獻學研究，但其重要的啓發在於提示我們應更加重視南北佛教經典之間的比較，通過不同翻譯版本的對比，我們也許能更接近原始的佛教。

敦煌吐魯番學已然成爲世界顯學，相關文書的發現與討論更是極大推動了絲綢之路的研究。墓田作爲古代先亡親人最後歸宿所在，相比宋代豐富的傳世文獻記載，唐代墓田的相關材料難得一見。游自勇《“沙州龍神力亡兄墓田争訟案卷”再探——兼論敦煌文獻中的“墓田”》對敦煌文書中“沙州龍神力亡兄墓田争訟案卷”進行了重新校録與研究，指出敦煌地區民衆對於墓田的保護以及官方的重視，由此我們也進一步瞭解死後世界對於敦煌地方社會的重要性。毛秋瑾《絲綢之路漢文書法研究綜述》從書法史的角度重新梳理了絲綢之路漢文書法的資料與研究成果，最後呼籲未來書法史研究可以置於其他學科的視野之下，積極探索更廣闊的研究路徑。武海龍《吐峪溝新出漢文佛典過眼録》則爲學界介紹了近年來吐魯番出土的漢文佛典，並討論了其中的“高夫人寫經題記”，推測高夫人可能是高昌義和政變到重光復辟時高寶的夫人。這一發現將進一步豐富高昌晚期政治史的研究，值得關注。此外，因福建霞浦文書的發現，摩尼教的相關研究也日益豐富。馬小鶴《從死海古卷到明教文書——摩尼教“十天王”與“四天王”綜考》與汪娟《從敦煌禮懺到霞浦科册〈摩尼光佛〉的儀節析論》都是利用霞浦文書對摩尼教的傳播問題進行了討論。馬文詳細討論了大力士故事如何隨着宗教文明自西向東傳播的路徑，尤其是對死海古卷到吐魯番伊朗語《大力士經》，再到霞浦文書、屏南文書過程的梳理，尤爲精彩，可視爲宗教傳播研究的典範。而汪文則利用敦煌禮懺對霞浦科册《摩尼光佛》儀節進行了分析，確立了《摩尼光佛》應屬摩尼教禮懺(贊願)文集，並將其内容化繁爲簡，還推測其雛形可能在唐代就已成立。這也就爲學界進一步瞭解霞浦文書的性質及文本成型年代上限提供了參考。

日本自隋唐以後就與中國往來交流更加頻繁，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需要着重關注的國家，該國所保存的相關典籍也應得到充分重視。尊經閣所藏九卷殘鈔本《天地瑞祥志》爲僅見於日本的唐代佚籍，也爲我們研究唐代的瑞應圖籍提供了寶貴材料。余欣《符應圖書的知識譜系——敦煌文獻與日本寫本的綜合研究》利用該書與史志著録，兼及敦煌本《瑞應圖》和《白澤精怪圖》，試圖重繪中古符應圖書的成立過程與知識—信仰制度結構。該文其實可視爲多年前余欣先生關於《漢書》傳播與影響研究的姊妹篇(《寫本時代知識社會史研究——以出土文獻所見〈漢書〉之傳播與影響爲例》，《唐研究》第13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463—504頁)，也是其建構知識社會史體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大唐西域記》作爲唐代玄奘所撰遊歷行記，在日本也有廣泛流傳。史睿《〈西域記〉泛海東瀛考——以最澄〈顯戒論〉爲中心》結合日本古文書的相關記載，以入唐僧最澄《顯戒論》爲中心，梳理了《西域記》在日本傳承的過程，也爲我們揭示了最澄利用《西域記》的記載來改革日本僧團戒律的目的。這其實提示我們不應只將《大唐西域記》視爲佛教行紀，它作爲得自絲綢之路的知識也曾東傳至日本並發揮了重要作用。

陸海絲路貫穿歐亞大陸，歷史上與之産生文化聯繫的國家與宗教等更是多若繁星。于闐語和梵巴文的研究雖然略顯小衆，但在對於“絲綢之路”的研究而言，尤其是新見相關語言文書的釋讀，反而會幫助我們瞭解與解答以往忽視或難以解決的重大問題。尤其是對“絲綢之路”南道沿綫的交通與文明的研究，以及佛教等其他宗教傳入中國的歷史等問題，這些小衆但重要語言的釋讀都具有相當關鍵的工具書式的作用。此外，敦煌吐魯番文書的討論也將開啓新的研究方向。而日本在早期絲路研究當中一直處於被忽略的狀態，但日本作爲絲路上長安以東沿綫交通的重要節點，絲路文化依然在當地留下了許多重要的痕跡並産生了深遠影響。這些新研究對象、新研究工具和新研究方向都離不開出土文書與傳世典籍的參讀，也離不開語言學、歷史學等多學科的相互合作，而本組論文就是相關研究成果的綜合體現。

第三組“絲綢之路的考察與記録”共6篇論文，雖以考察與記録爲名，實則是對於“絲綢之路”早期探險史的梳理與研究。早期各國西域探險隊在中國西部與中亞等地的探險開啓了“絲綢之路”的研究，如今百餘年已過去，相關學術史的梳理與研究理應得到重視。特别是早期探險史的揭示，不僅能幫助我們正確認識與瞭解“絲綢之路”研究的發展過程，也有助於我們更好傳承與發揚前輩學者優良的探索精神。

“絲綢之路”的研究雖以李希霍芬爲開端，但是清代對於西北邊疆的經營仍可視爲絲路探索之前史。吴華鋒《清代西域題壁詩研究》通過梳理清朝平定西域後大量文人所做的題壁詩，再現了清代文人對於西北地區的探索足跡與心態變化。清朝對西域叛亂的平復，重新將“絲綢之路”收入囊中，其後文人在該地區遊歷的記録，對於我們瞭解近代“絲綢之路”的交通也將很啓發意義。祥麟作爲清末重要的西北邊疆之臣，在史傳中未留下詳細傳記。朱玉麒《散藏海内外的祥麟西北日記》細心搜集散藏在世界各地的祥麟所撰西北日記，不僅豐富了我們對於祥麟其人的瞭解，也爲清末西北邊疆管理與交通路綫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未來也更加期待朱玉麒先生對於相關日記的細緻研究。

清末明初，各國探險隊進入“絲綢之路”進行“探寶”，這開啓了近代絲路研究的熱潮，不少重要文物與文書被發現。榮新江《絲路考古探險與絲路研究》詳細梳理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域考古探險時代的情況，肯定了這一時期對於如今絲路研究的重大意義。王冀青《法國碑銘學院保寧中亞考察隊研究》則向學界介紹了法國碑銘學院所贊助的保寧中亞考察隊的相關情況。在此之前，保寧及其考察隊並未被學界所關注，其考察經過及所獲文物的相關信息也都並不被我們所瞭解。王文所論極大地填補了西域考古探險的歷史。高田時雄《〈新疆大發掘(第三回報告)〉與内藤湖南》介紹了日本關西大學圖書館内藤文庫所藏橘瑞超《新疆發掘記》及其與内藤湖南的關係。橘瑞超作爲日本大谷探險隊的重要成員，其參與第二次探險的記録一直未見發表。高田先生的這一重大發現對於大谷探險隊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柴劍虹《以真性情書寫絲路之魂——重讀馮其庸先生〈瀚海劫塵·自敘〉感言》回顧了馮其庸先生關於西域的相關作品，高度評價了馮先生對於絲路研究的重大貢獻。

以上是本論文集核心旨趣與全部内容的簡要評述。此外，由於本論文集並未收録當時全部參會論文，最後所附劉子凡《“北京大學絲綢之路文明高峰論壇”綜述》對當時參會論文都有詳細介紹，所以仍值得大家翻閲。而通覽完全本論文集，筆者受益良多，諸位學者的研究功底與學術眼光更是令人嘆服，也深感“絲綢之路”的研究仍有諸多發展的空間。同時，概觀整本論文集所收論文，仍有些許問題需簡單談談，可能會有吹毛求疵之嫌。一是整本論文集基本都只是關於陸上絲綢之路的研究，而海上絲綢之路作爲絲路研究中重要組成部分，論文集中只有徐媛媛、余欣與史睿三位先生的論文與其相關，這也殊難完全展現當前學界對於絲路研究的全面成果與整體面貌。二是佛教經典的相關研究在本論文集中佔據相當篇幅，這顯現出語言學與宗教學在絲路研究當中的重要作用，但地區政治文明、世俗商貿往來與物質文化交流也是絲路研究的重要内容，而這方面的研究在本論文集中未能充分體現。三是，本論文集有些論文屬於介紹性的研究，仍有許多重要性的細節問題未能完全展開，但也爲我們留下進一步討論的餘地。

總之，本論文集是當前北大多學科團體對絲路研究繼承與探索的最佳注腳。縱觀北大史學群體在絲綢之路學術史上的貢獻，優良傳統的繼承與創新研究的探索，都不斷推動絲路研究的發展。尤其在當今信息發達、資料日益豐富以及學術交流更加便捷的時代，出土文物與傳世史籍的相互印證已然成爲學者們的共識，多學科團隊的培養、構建與合作也爲學界源源不斷提供優秀的人才，新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斷繼承與探索的步伐中自然而然地被催發出來。同時，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背景之下，北大也緊跟步伐以推動絲路研究。如北大倡議提出的“‘海上絲綢之路與鄭和下西洋’及其沿綫地區的歷史和文化研究項目”和“絲路重大考古發掘與絲路文明傳承研究項目”分别從陸海兩方面發力絲路的相關研究。此外，北大成立以人文與社會科學基礎學科爲主、推動跨學科交叉研究並促進國際交流合作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文研院)，時常會組織不同國家、不同科研機構和不同學科的學者進行廣泛學術交流，“絲綢之路”的相關研究也爲文研院所重視並時常論及。未來筆者也期待北大的絲路研究團隊能爲學界貢獻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