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霁云

“当我第一次翻看照片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已找到一种新的与事物发生联系的方式。那是如此奇妙，能夠把一个瞬间凝固下来，然后拿在我的手中。从那一刻起，摄影就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只是希望人们更近地感受到我们的地球。我们都无法触摸它，我们不再觉得自己是这个星球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必须把时光逆转去亲近自然。我们必须找回我们的本能，去更多地了解自然。”

——SEBASTIAONAIGADO

从经济学家的视角关注镜头中的民生，让劳动者的华丽画面竖起卑微者的尊严，这就是巴西摄影家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

萨尔加多，1944年2月8日出生在巴西艾莫雷斯的一个农场主家庭，15岁进城求学，大学时期遇巴西动荡，作为激进分子，为躲避政治迫害，跟妻子逃到欧洲;后在法国攻读经济学博士，又移居英国为国际咖啡贸易组织工作。1970年，他开始接触摄影，跟这门瞬间艺术一见钟情。

其实，萨尔加多的第一台相机，是他的建筑师妻子莉莉娅买来拍素材用的，但却让萨尔加多一下中了新闻摄影的“毒”。从此，他无法再从本来的精英生活里获得成就感。于是，他和莉莉娅抛弃了安逸生活，组成了以高材生为基底的人文摄影小组——起研究项目的社会性，再由他艰苦地去按快门，回来由莉莉娅整理出版和策划展出。

1975年起，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先后成为法国伽玛图片社和马格南图片社的记者。他摄影采访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论面对什么样的题材，他都坚持从人道主义的精神出发来拍摄照片。

1986年，当他在巴西帕拉达高原露天金矿采访时，他看到了非常艰苦、危险的劳动场面：五万名淘金者挤在一个巨大的土坑之中，他们背负着沉甸甸的矿土，靠摇摇晃晃的木梯爬上爬下，随时都有摔死的危险。萨尔加多说：“被摄者虽然衣衫褴褛，甚至赤身裸体，但他们仍然具有人的尊严。我感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太多的不公平。良心驱使我把他们拍摄下来，借以引起人们的关注。”

1993年至1999年，萨尔加多在40多个国家拍摄的作品，汇集成了史诗般的《迁徙》，包含了国际迁徙、难民、非洲悲剧、离乡背井的人口城市化、当今世界的儿童5个部分，他由此体验到人的迁徙成为这个世界日益增强的移动性的直接表现。

其实，人类的生活史就是迁徙史，从《圣经》中记载的“出埃及记”，到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农村人口流动性，无一例外地显示了人们追求更安全、更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良好的经济学素养，丰富的经历，使得萨尔加多能够挖掘影像背后的一些内容，诸如资源和战乱、环境退化和人口压力、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等，考察这些内容有助于解释“全球化”的面貌。

作为一个长期远离家乡生活的摄影师，萨尔加多有着深刻的感同身受：“我希望人们看过这些照片以后，能够用一种带有尊重的、全新的眼光看待身边的移民。希望坐在美国某个餐厅里的年轻人看到墨西哥裔侍者时，能够想到他或他的祖先长途跋涉来到这里，他们在这里充满勇气，推进着生活，为了工作和尊严打拼。这样的精神，存在于我的每张照片之中。”

为了拍《创世纪》，萨尔加多从2004年起，像丁丁历险记一样，上天下地，坐遍各种独木舟、热气球，把自己扔进隐藏在地球版图46%的原生态地区。为给原住民“拜码头”，他和他们一起四十天不洗澡;他跟北极熊斗耐心，耗一整天只为拍水边的海豹;他还差点被非洲象踩成了肉饼……于是，他的镜头里有体型接近霸王龙的南露脊鲸、自带威严的150岁的象龟、被海水打磨成凯旋门的南极冰山、浓雾里神秘的丁卡族人等等，一个个画面唯美，跟杉本博司在自然博物馆里翻拍的史前标本和模型，如出一辙。

就如所有凶杀现场都有福尔摩斯一样，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萨尔加多。也正因此，他的摄影作品一直震撼着这个世界。

在萨尔加多的镜头里有：伊拉克战争中，武装分子一把火点燃的百口油井，浓烟覆盖科威特上空整整8个月;卢旺达政变时，每天都有上千无辜人民死于种族屠杀;埃塞俄比亚经历的世纪大饥荒中，只剩骨架的父亲为饿死的孩子净身;一个平常的中午，开会后的里根突然遇刺……萨尔加多几乎是“零距离”地经历了一切，他拍下的苦难震惊了世界，也摧毁了自己。

精神出现问题后，为了恢复健康，萨尔加多只好停下来，回到童年的农场生活，却发现原来的雨林已成为沙漠。莉莉娅说我们不如重建家园吧，于是他们马上创立了地球研究所，撸起袖子，花了两年时间，种下250万颗树苗。现在，那里已重新形成了生态系统，听说后来还出现了美洲豹。萨尔加多希望在他去世的时候，这个地方恢复他出生时的模样。

萨尔加多是一位有思想、有自己信念的摄影家。他说：“用信念去摄影，是我生活的准则。每一张照片都是一种选择，哪怕在困难的境况中，也必须要抵达那里并为在那里而承担责任。”

摄影是一种最有力量的语言，因为它无须翻译，世界任何地方的人都能读懂它。我想这一点在萨尔加多的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