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献章的“自得之学”析略

2020-12-01金瑛

岭南文史 2020年2期

金瑛

陈献章，字公甫，别号石斋，广东新会白沙人。明代著名学者，世称“白沙先生”。他生于明宣德三年（1428），卒于弘治十三年（1500）。明初，程朱理学被奉为正统之学，造成社会上“理学独尊”的现状。在这一大背景下，儒学思想陷入僵化的局面，学风死气沉沉，学者们人云亦云，无所创新。陈献章对此深表忧虑：“贤圣久寂寞，六籍无光辉。元气五百年，一合又一离。男儿生其间，独往安可辞？”[1]经过多年的亲身实践，他开创了独树一帜的学术思想，即“自得之学”。这一思想体系为当时僵化沉闷的学术环境注入了一剂新鲜的血液，革新儒学，向前发展，成为宋明理学史上一位承前启后、转变学风的重要人物。

一、自得之学之源

“自得”这一观念最早是由孟子提出的：“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2]孟子阐发了他的为学之道，认为为学关键在“自得”，使所学得的道理能完整在心中呈现出来，以此达到左右逢源的境界。孔子提出“仁”的思想，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为学之道，形成了儒家学派为学追求“深切自得”的求学态度。陈献章对其自得之学的思想来源也有所表述“孔子之道至矣，慎勿画蛇添足”。[3]“六经尽在虚无里，万理都归感应中。若向此边参得透，始知吾学是《中庸》”。[4]在《安土敦乎仁论》中开篇就说道：“易上系曰：安土敦乎仁。予曰：寓于此，乐于此，聚精会神於此，而不容惑忽，是为之曰：君子安土敦乎仁也。”[5]安土指安心。“安土敦乎仁”是说人心若可得安，自然就能净化人心、敦化社会了。他借助阐释《易经》来强调通过内在感悟来体会“仁”，以期成为理想目标的圣人。陈献章借助传统儒家思想并结合自身的人生感悟和经历，凸显了自得须体认的重要性，强调了其“自得之学”须自觉的重要性。

《四库全书》总目在阐述白沙先生思想时称：“史称献章之学，以静为主。其教学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迫近于禅，至今毁誉参半。”[6]黄宗羲在谈及白沙之学时也说：“先生之学，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7]也就是说，白沙的学说强调以虚为本。在他看来，世间所有万物都有其形，物必拘于形，而道贯穿于有形之物中，“物囿於形，道通於物，有目者不得见也。何以言之？”[8]道是没有形状的，不可言说的，人作为物的一部分，自然与道相通，且道就存在于人的心中，“心乎，其此一元之所舍乎？”[9]通过心方能体认万物之理，只需内求于心，心中之理便可明。在此陈献章先生认为“心”和“道”是可以合一的，主张“致虚”才能“得道”。他在《复张东白内翰》的书信中，对虚实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夫道至无而动，至近而神，故藏而后发，形而斯存……夫动，已形者也；形斯实矣。其末形者，虚而已。虚，其本也，致虚所以立本也。”[10]有形的事物总是拘泥于一定的形式，而“虚”是无形的，是虚静澄明的状态，可囊括世间万物，兼容天下，从而成为整体的主宰。其实这种“致虚”式的直觉体认工夫本是道家的境界修养方法。《老子》第十六章说：“致虚极，守静笃”。[11]认为这种只要使主体心虚无欲、保持无为清净的状态，就能达到道的境界。庄子提出“惟道集虚”[12]的看法，认为只要心达到无欲的状态，道便可在心中显现。显然是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另外，在林裕阳所作《重刻白沙先生集序》中说道：“白沙先生以道学以嶺南，为海内儒宗。……益知先生之学醇乎一本於濂洛，而远接洙泗之绪。”[13]由此可知，陈献章的“自得之学”思想的得力之处就在于主静，而其学问特色是在精微深奥的中国哲学的土壤中，以传统儒家思想为根基，吸收、融合儒道释思想，在自身现实生活艰苦磨练为背景下，通过自我的身心的体悟，以此形成独树一帜的心学方式，即“自得之学”。

二、自得之学养成途径

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去把握和体验深奥的天道呢？陈献章以为：“学止于多斗靡，而不知其性为何物，变化气质为何事，人欲日肆，天理日消，其不陷于禽兽者几希矣”。[14]人们主体的纷乱杂扰欲求之心不具有直接去体悟道的能力，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方式保持心的宁静。因此，他提出三种修养方法。

（一）主静之说

他在《复赵提学佥宪》中介绍了自己早年求学以及转而静坐的过程：“仆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从吴聘君学。其於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既无师友指引，惟日靠书册寻之，忘寝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谓未得，谓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15]他辞别吴康斋先生回到家乡，闭门读书，废寝忘食，仍不能使“吾心与此理”互相吻合，即所谓“未得”。而后，他采用“静坐”方法，不久便获得新的启发。“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显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16]陈献章认为，这就是静坐所悟的“作圣之功”。自此之后，凡学者向他求学，他都亲身实效，教其静坐。“有学于朴者，辄教之静坐，盖以吾所经历粗有实效者告之，非务有高虚以误人也”。[17]因此，“静坐”成为他至学的宗旨，心只有深思才能求得，进入深思的状态必须要“静”，在静中求心，“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18]便可消解心之所累，达到一种与道合一的圣贤之心，这也是“自得之学”实现的第一步。

陈献章这般强调“静坐”，也和他早年求学的经历相关。认为要达到对圣贤之道的追求，当学取一定的学识并无大获时，便应静坐内求于己。他说道：“学劳扰则无由见道，故观书博识，不如静坐”。[19]强调要依靠自我体验和感觉，排除其他观念的影响，即“受朴于天，弗凿以人；禀和于生，弗淫以习”。[20]在这里，他自述这一修养行为源于周敦颐，经二程、罗从彦、李侗、朱熹和陆九渊思想的递相承传。“伊川先生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此一静字，自濂溪先生主静发源，后来程门诸公递相传授，至于豫章、延平二先生，尤专提此教人，学者亦以此得力。晦庵恐人差入禅去，故少说静，只说敬，如伊川晚年之训。此是防微虑远之道，然在学者须自量度何如，若不至为禅所诱，仍多静方有入处。若平生忙者，此尤为对症药也。”[21]

这一静字，由周敦颐主静而发源，程门诸公相继传授，罗从彦、李侗更是用此教人，学者也以此得力。陈献章认为，学者须把握儒禅根本区别，且静坐与佛家坐禅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禅家语，初看亦甚可喜，然实是拢侗，与吾儒似同而异，毫厘间便分霄壤。”[22]静坐不为禅所诱导，“静坐”才可作为为学的方法。此外，他还认为，陆九渊也重视静坐。如：“周子《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问者曰：圣可学欤？’曰：‘可。’‘孰为要？’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遗书》云：‘不专一，则不能直遂；不翕聚，则不能发散。’见静坐便叹其善学曰：‘性静者，可以为学。’二程之得于周子也，朱子不言有象山也。”[23]

通过陈献章这两则自述，可看出他把主静之说与周敦颐相汇，并与程朱学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陈献章在早期的求师问学基础上，闭门静坐、内求诸己，形成了自身独有的心学方法。“为学当求诸心必得。所谓虚明静一者为之主，徐取古人紧要文字读之，庶能有所契合，不为影响依附，以陷於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学法门也。”[24]心学法门即是心学方法。他认为，“静坐”是求心之所得的基本方法，为学的关键在其本心。心如明镜般澄静，无欲而静思，求取自己须学知识，不依附旁人而思考后自悟其中道理，才能达到体认阴阳、万化流行的道理，达到心与道合一的理想状态。

（二）反求自身

陈献章为实现自得之学，阐明其以静为主的修养宗旨，基于“静坐”，而又提出了“反求自身”的心学方法，这是实现自得之学的第二步。他认为，人们求取知识肯定要先求于前人的书册，积累平日所学，但不能迷信书本知识。要使心无碍于外物，保持一种清澈澄明的状态，就须排除各种经验知识，包括传统经典的束缚和干扰，基于此，他则明确主张：“读书不为章句缚，千卷万卷皆糟粕。”[25]学者经过学习和知识积累后，须摆脱书本的束缚，不要死读书，做学问要灵活，讲究方法和效率，注重自我消化、体会。“圣贤之言具在方册，生取而读之，师其可者，改其不可者，直截勇往，日进不已，古人不难到也。但恐游心太高，著迹太奇，将来成就结果处，既非庸常所及”。[26]

陈献章认为，为达到静心并与道合一、至圣的境界，在为学过程中就不要受前人经验的束缚，更不要为书所累，不然就不能入静。在他看来，诗歌、文章等典籍遮蔽了善端的涵养，只能增添人的私欲，是人涵养善端的障碍。故此，必须将其一一扫去，让它们在心中不着痕迹。“夫养善端于静坐，而求义理于书册，则书册有时而可废，善端不可不涵养也，其理一耳。斯理也，识时者信之，不识时者弗信也。为己者用之，非为己者弗用也。诗、文章、习末、著述等路头，一齐塞断，一齐扫去，毋令半点芥蒂于我胸中，夫然后善端可养，静可能也。”[27]他还在《道学传序》中批判了受传统思想的束缚，盲从经典，缺乏理性思考的后世学者，“夫子之学，非后世人所谓学。后之学者，记诵而已耳，词章而已耳。天之所以与我者，固懵然莫知也。夫何故？载籍多二功不专，耳目乱而不知明，宜君子之尤之也。是故秦火可罪也，君子不讳，非与秦也，盖有不得已焉。”[28]他认为，后学者尊奉儒家经典，但只在记诵上下功夫，对学问无深刻思考和见解，只做表面功夫，没有使吾心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不如焚书。他还说道：“《六经》，夫子之书也；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味，六经一糟粕耳，犹未免於玩物丧志。”[29]在这些言论中，他都明确提出盲从经典的不利方面，指出人如果想要不断长进，实现自得，就应以怀疑精神为基，大胆质疑，激励人的主体意识由此循序渐进，入得佳境。即“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极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凡学皆然，不止学诗即此，便是科级，学者须循次而进，渐到之处耳。’”[30]然后用“我心”去观书，有疑问去思考，积极地静坐，不断在内心反思、消化，然后自得其道。

所以要“质疑”，就是当有疑问在心中时，人们才会去求知，进而有所得；疑问一旦化解开了，就会变成自己的知识。陈献章曾告诫自己的学生陈秉常说：“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于子何有焉？人生寄一世，落叶风中旋。胡为不自返，浊水迷清渊”。[31]意思是说：我说否你也说否，我说是你也说是，这都是我的观点，和你又有什么关联呢？切勿人云亦云啊，要自己思考，形成观点，哪怕是我的想法，也不应盲目附和，要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并且大胆肯定自身的价值。

陈献章的这种“大胆质疑”的精神对当时的学者致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推动了儒家学术思想的发展。

（三）去欲体悟

在“静坐”和“学贵质疑”的基础上，为获得“自得之学”的境界，陈献章还提到需自我体悟，实现“迅扫夙习，或浩歌长林，或孤啸绝岛，或弄艇投竿于溪涯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志，久之然后有得焉，于是自信自乐”。[32]这一体悟境界除在身体上求其静来达到这一目的，再者就是“洗心去欲”。因为“百年不满一瞬，烦恼皆由心作”。[33]即内在的私欲是人们不能求静的主要因素。他认为，人们不要被世俗生活所羁绊，应从世俗社会中超脱出来，洗掉心中的私欲，达到一种忘却功名得失的心理状态，来追求心和道的统一。

在《重修梧州学记》中，陈献章指出：“夫人之去圣人也，远矣。其可望以至圣人者，亦在乎修之而已。苟能修之，无远不至。修之云者，治而去之之谓也。”[34]“修”是一个不断学习发展，“以至圣人者”的过程；“治而去之”就是要消除内在私欲，自我澄明的过程。“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而动直，然后圣可学而至矣”。[35]但陈献章所说的无欲，不是去除人的一切物质欲求，而是“能克去有我之私”，使心无累于外物，无累于形骸。“是舟如我身，孰知身之阱？是柁如我心，孰祛心之病？不如弃其舟，免与风涛竞。”[36]他把舟比作身体，柁比作心。强调祛其“心之病”，就要弃其舟，摆脱外在的身体和诱惑，来修其心，使心处于不滞一处、不着一物的无累状态。而能够达到那种境界的方法，就只有“今日修之，明日修之；……不可一日而不修焉者也”，以及“一洗天地长，政教还先生。再洗日月光，长令照四方，洗之又日新，百世终堂堂。”[37]这都强调的是要今日明日，日日修；一洗再洗，反复洗。只有通过不断地克己修身、洗心去欲才足以安定，不动荡，达到“断除嗜欲想，永撤天机障。身居万物中，心在万物上。”[38]的境界，来获得真正的致学之乐。“真乐何从生，生于氤氲间。氤氲不在酒，乃在心之玄。行如云在天，止如水在渊。静者识其端，此生当乾乾。”[39]这是一种比较难达成的致学境界，在这种心境下，人心中的那种洒脱平静，此谓之真乐！

三、自得之学践履意义

其实，自得之学最终所达到的境界就是学者在致学过程中通过静坐、不只求书册、质疑、洗心去欲逐步体悟自身所养成的德性状态，追求圣人所能达到的境界。“人要学圣贤，毕竟要去学他。若道只是个希慕之心，却恐末梢未易凑泊，卒至废弛。若道不足希慕圣贤，我还有如此学否？思量到此，见得个不容已处。虽使古无圣贤为之依归，我亦住不得，如此方是自得之学。”[40]人要学圣贤，如若只是希慕圣贤来学一些微不足道的部分，没有圣贤就忘记学的状态，那就称不上学了。不以圣贤之道为依归，方才是自得之学。这表明做学问并不是只是圣贤可以做，而是人人都可达到，全在人们自己是否心有所得而已。

陈献章“自得之学”的提出，对人们获取知识、追求人生价值提供了不同的方法和途径，打破了当时理学独占的局面，使人们开始认识心学价值。他鼓励人们大胆质疑、独立思考、静坐善端、反求诸心、自我体悟、自得自乐。在他看来，自得之学不仅是新的认知方式，更是通过不断致学获得的修养境界，达到作圣之功。“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变一也，富贵贫贱、夷狄患难一也，而无以动其心”“不累于外，不累于耳目，不累于一切，鸢飞鱼跃在我”。[41]被后世称为“真儒”的他，是一个有超脱的精神境界的内圣之人。作为从祀孔庙的大儒，陈献章借助先人古文、作诗词、有教无类的传承哲思等，不断引导后人，一代代为往圣继绝学，为天地立心，无论自己所处环境如何，都始终坚信圣学、笃信先儒。因此，自得之学为人们提供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具有特定价值，值得认真研究。

注释：

[1][明]陈献章著、孙通海点校：《自策示诸生》，《陈献章集》。北京：中华书局，第281页，2012。

[2][南宋]朱熹：《四书集注》，《孟子·离娄下》。湖南：岳麓书社，第325页，2004。

[3][13][明]陈献章著、孙通海点校：《重刻白沙先生全集序》。《陈献章集》，第903、900页。

[4][明]陈献章著、孙通海点校：《与湛民泽》。《陈献章集》，第644页。

[5][明]陈献章著、孙通海点校：《安土敦乎仁论》。《陈献章集》，第56页。

[6][7]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白沙学案上》。北京：中华书局，第47、78页，1985。

[8][明]陈献章著、孙通海点校：《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三则》。《陈献章集》，第56页。

[9][明]陈献章著、孙通海点校：《仁术论》。《陈献章集》，第57页。

[10][明]陈献章著、孙通海点校：《复张东白内翰》。《陈献章集》，第131页。

[11]汤漳平、王朝华译注：《老子》。北京：中华书局，第62页，2014。

[12]章启群撰：《庄子新注》。北京：中华书局，第103页，2018。